南京隐蔽战线上的“谍战”故事、如何寻找共生价值、清代窑湾为何成为“保税区” | 人文周刊荐读

新华日报·人文周刊（第18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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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无声处建奇功——揭秘隐蔽战线上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在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中，除了在烽火硝烟的战场与敌人“明争”，还在一条隐蔽战线上展开“暗斗”。在这条隐蔽战线上，无数无名英雄深入龙潭虎穴，历经生死劫难，屡建奇功，他们通过传递一个个情报，影响革命局势，甚至改写一段历史。

近日，“永不湮没的荣光”——隐蔽战线红色特工系列寻访纪念活动在南京启动。该活动由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南京市委党史办主办，南京市新文艺群体联合会和江苏中天龙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具体策划并承办。本期文艺周刊聚焦了寻访活动中三位或战斗或牺牲在江苏的“红色特工”，并连线了他们的后人，聆听他们讲述先辈们惊心动魄的“谍战”故事。

钱壮飞：龙潭示警建奇勋

90年前的1931年4月底，在古城南京，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秘密较量。潜伏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国民党两大特务机构之一的“中统”前身）的地下党员钱壮飞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将重要情报从南京送往上海，使得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各机关与人员，特别是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周恩来等，安然度过了一场极其险恶的狂风巨浪！钱壮飞之孙，今年已经76岁的钱泓先生，向记者讲述了百年党史上著名的“钱壮飞龙潭示警建奇勋”的故事。

钱壮飞，1895年生于浙江湖州，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9月，钱壮飞考入了国民党建设委员会举办的无线电培训班，结业后被安排在无线电管理处上海营业处工作。

不久，钱壮飞的聪明才智引起了无线电管理处上海营业处主任徐恩曾的注意，就让他主管业务。1929年12月，徐恩曾调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聘钱壮飞为机要秘书。钱壮飞把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实为情报机关报告给党组织。周恩来得知后指示“拿过来，打进去。”又成立以李克农为组长钱壮飞、胡底为组员的特别党小组“打进去”。特别党小组的上线是陈赓，受周恩来直接领导。

“爷爷钱壮飞获得了徐恩曾的信任，他智取了徐的密码本，为党、为红军截获大量有价值的情报。”钱泓多次来南京寻找钱壮飞的足迹。当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就设在中山东路中央饭店旁一座独立的小洋楼内，对外挂“正元实业社”的招牌，以掩人耳目。后来，钱壮飞又协助徐恩曾在中央饭店四楼建立一个半公开的情报机构“长江通讯社”，在丹凤街设下属机构“民智通讯社”。他还安排胡底负责“民智通讯社”工作，让李克农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处做广播新闻编辑。钱壮飞、胡底、李克农并称为“龙潭三杰”，接受周恩来的直接领导。

1931年4月25日，那是一个星期六，那天，徐恩曾早早离开南京，到上海花天酒地去了，只留钱壮飞一个人在“正元实业社”值班。夜里，钱壮飞突然收到三份从武汉发来的密电。尽管上面都写着“徐恩曾亲译”，但钱壮飞凭着特有的警觉，感到这三份密电非同寻常。“爷爷冒险翻译出电报，里面的内容让他大吃一惊。”钱泓说，第一封密电写着：“黎明被捕，并已自首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内可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第二封写着：“将用轮船将黎明解送南京”；第三封写着：“黎明称军舰太慢了，将改用飞机将他解送南京。”

这个被捕后又叛变的“黎明”是谁？钱壮飞非常清楚，此人就是长期负责中共中央机关保卫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他对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中央军委机关、中央特科、江苏省委等上百个共产党机构的地址、人员名单和联络方式了如指掌。他如果到达南京，供出这些情报，上海就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无数的同志会落入敌人手中。

钱泓说，这是钱壮飞一生中最为紧张的时刻，他当即决定，一定要抢在顾顺章抵达南京之前，将情报送到上海去，让同志们及时转移。钱壮飞叫来了自己的女婿，中共党员刘杞夫，让他坐沪宁线最后一班夜车赶往上海。为防万一，4月27日早上，钱壮飞镇定自若地离开调查科，直接前往下关火车站，亲自乘车前往上海，以起到“双保险”作用。

4月26日早晨，刘杞夫在上海找到了李克农，李克农又找到了陈云同志和陈赓同志，将钱壮飞的示警转告给周恩来和党中央。周恩来沉着冷静地布置转移工作，首脑机关和地下党员们陆续从容撤离。4月27日，顾顺章抵达南京，将自己知道的所有情报和盘托出。4月28日，国民党特务会同上海英法租界的巡捕房警探们展开全城大搜捕。尽管将所有的党机关驻地和领导人住处翻了个底朝天，却一无所获，“敌人就这样白忙活了一场！”钱泓告诉记者，由于钱壮飞送出的情报而脱离危险的领导人，有瞿秋白、周恩来、王明、博古、邓颖超、邓小平、陈云、陈赓、聂荣臻、叶剑英、李维汉等。 钱壮飞顺利从南京撤离，他本可以带着家人一同离开，但他却把家人仍留在南京，给党中央快速撤离争取更多的时间。“我的姑姑钱椒椒、姑父刘杞夫，在天津的舅姥、姥爷张家昽也被捕了。父亲钱江只有十二岁，带着姐夫六岁的儿子浪迹在南京街头。”

钱壮飞从南京撤退后，到了中央苏区。1935年4月，他在长征途中英勇牺牲。“爷爷牺牲后，10年之后才有了我。”尽管钱泓没有见过爷爷，但从小就听父亲讲述爷爷伟大的一生。退休之后，钱泓特地去了爷爷曾战斗过的南京、瑞金、遵义等地，追寻爷爷的革命足迹。他还经常前往学校、机关，向人们介绍爷爷“力挽狂澜”的传奇故事，使后人永远铭记以钱壮飞、李克农、胡底等为代表的隐蔽战线上的英雄们。

徐楚光：血泪染洒雨花红

每隔几年，家住在湖北省黄冈市的徐建老人都会带着家人，来到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缅怀长眠在这里的父亲徐楚光和他的战友们，“父亲在党的隐蔽战线整整战斗了20年，牺牲在雨花台时年仅39岁。”站在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的展厅里，徐建久久凝望着父亲的遗像，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

徐楚光，1909年出生于湖北蕲水，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五期步科班。在黄埔，他深受恽代英等共产党人的影响，建立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并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在军校期间的一篇日记中这样写道：“大事者，于国于民大利也。吾当为国民而生，亦当为国民而死。”

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徐楚光先后在鄂豫皖、武汉、广州、香港、南宁、豫西、晋东南、冀南、华东等地打入汪伪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内部，秘密从事情报搜集和策反工作。

1942年3月，徐楚光受八路军总部情报处派遣，打入汪伪军政机构长期潜伏。“智勇双全的父亲以‘生意人’身份来到南京，利用黄埔校友、湖北同乡和青红帮等各方面关系，广交朋友，打通关节，渗透进汪伪内部，拥有了伪中央军校上校教官、伪军委会情报局上校秘书等多个身份。”徐建说，父亲相继策反了汪伪军委会中将参赞洪侠、汪伪警卫第三师中将师长钟健魂等一批高级军官，在南京秘密建立了一张地下情报网，搜集了大量重要情报。

1943年12月底至1944年1月初，汪伪对苏北伪军的建制和布防进行重大调整。潜伏在南京的徐楚光指示自己发展的多名情报员，弄到了汪伪这一军事布防图。“父亲将布防图藏在棉衣夹层中，拿着情报眼线提供的‘特别通行证’，顺利地将图送出南京城。”徐建说，徐楚光提供的这一情报，为华中根据地和新四军打破敌人封锁、粉碎敌人“清剿”发挥了重要作用。

战斗在敌人心脏，徐楚光功勋卓著。徐建介绍，父亲以承包“苏北猪只税”为名，开辟扬州通往苏北根据地的秘密水陆通道，为我军进出物资和人员安全提供了掩护；他策反了南京的洪门帮主朱亚雄，利用帮会势力，组建“华中铁道南京护卫总队”，暗度陈仓地将其变为秘密铁道交通线，打破了日伪对华中根据地的交通和经济封锁。

在徐建看来，父亲徐楚光在南京潜伏期间最具影响力的一件事，是成功促成了汪伪警卫第3师的起义。1945年8月12日，徐楚光与汪伪警卫第3师少将师长钟健魂及第9团团长赵鸿学，带3000余名官兵，携火炮34门、轻重机枪151挺、步枪1100余支，夜渡长江到达江北新四军根据地。整个策反过程一波三折，险象环生。延安《解放日报》在头版位置报道了这次起义壮举，震撼了全国。

解放战争期间，徐楚光继续潜伏在南京、上海、杭州地区，从事情报工作，成功策反了军统南京站少将站长周镐。1947年，徐楚光奉命率部分地下工作人员赴湘鄂地区，准备组建秘密武装。令人痛惜的是，这年9月底，由于叛徒出卖，徐楚光在武昌不幸被捕，被押到南京宁海路19号“保密局”看守所。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徐楚光始终不为所动，坚贞不屈。1948年10月9日，徐楚光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敌军战鼓响叮咚，信陵盗符建奇功。伤心千载秦淮水，血泪染洒雨花红”，年近九旬的徐建动情地吟诵起徐楚光潜伏南京期间所写的诗词《贺洪侠猎取汪伪密码》。徐楚光被捕时，徐建年仅15岁。为了党的事业，徐楚光转战全国各地，和儿子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两年。“但我依然清楚记得，父亲曾教我怎样应对便衣特务的盘问，教我如何向战友传递通知，教我在地下党开会或谈话时望风放哨。”徐建说，父亲坚定的革命信仰和高尚的人格力量影响了自己一生。他也常用父亲的事迹告诫家人，要永远记住自己是烈士的后代，要像父亲徐楚光那样永远跟党走，把个人的一切奉献给党。本报记者 于锋

冷少农：一纸情报抵百万兵

“我要使他们个个都有饭吃，都有衣穿，都有房子住，都有事情做。这样的事情是一件最大而又复杂的事情，我要这样干，非得把全身的力量贯注着，非得把生命贡献……”这些朴实无华的文字，是潜入龙潭虎穴南京的革命烈士冷少农于1930年给母亲回信中的一段委婉表达。如今，时光跨越90多年，当念着祖父家书中的这段话时，冷少农之孙冷启中还是忍不住地哽咽了。

今年75岁的冷启中，退休已有十多年，2016年他被中共南京市委组织部、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聘为“烈士亲属宣讲团成员”。这些年，他一直奔波在全国各地，向人们讲述爷爷冷少农的革命故事。

“爷爷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却是辉煌和灿烂的。”1900年1月，冷少农出生在瓮安县冷家堡的一户贫寒农家，原名冷肇隆。冷启中告诉记者，爷爷年少读书时接触了大量共产主义著作，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少农”，立志要为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事业贡献一生。

25岁那年，冷少农进入黄埔军校工作，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了革命生涯。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中共被迫转入“地下工作”。同年，冷少农奉周恩来指示潜入南京。“爷爷受党组织派遣，利用与何应钦是贵州同乡和师生关系，打入国民政府军政部担任秘书，获取了不少重要的政治军事情报。”冷启中说，爷爷冷少农当时的一纸情报足以抵挡百万雄兵，甚至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1930年10月至1931年秋，蒋介石调集重兵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进行了三次军事“围剿”。紧要关头，冷少农把从国民党高层获得的三次军事“围剿”等机密情报秘密送了出去，为红军反“围剿”的胜利作出重大贡献。

因为“特工”工作的特殊性，冷少农从25岁离家，一直到33岁牺牲，之间从未回过家。“他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太奶奶，曾经几次写信催促他回家，他都没有回，也无法向家人说明自己究竟在南京干什么。太奶奶误以为儿子在南京已经另外娶妻成家，于是给冷少农写信，指责他‘不忠不孝，忘恩负义’。”冷启中说。

母亲的误解和训斥，刺痛了冷少农的心，他只能用一纸家书安抚母亲。在一封长达14页5000多字的家书中，他这样禀告自己的抱负：“我是把我的孝移去孝顺大多数受苦的人类，忠实的去为他们努力……”“我们这样的做法，自然有一般人不满意，有些是不了解，有些是对于他们有利害关系，随时都在阻碍我们，反对我们，甚至要杀害我们……”

1932年春，因叛徒出卖，冷少农被捕入狱。6月9号，在刑场上，高唱着国际歌的冷少农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3岁。

“当时周恩来为了顾全大局要求守口如瓶，家里人并不知道爷爷牺牲的消息。1934年12月底，中央红军长征途经贵州瓮安时，周恩来曾派两名红军战士乔装成商人，以朋友的身份看望爷爷的家人，并赠送了10枚银元和两份点心表示慰问。我的太奶奶听说是爷爷的朋友来看望，顿时老泪盈眶。但此时，太奶奶依然不知道他已经就义。”

1951年，南京雨花台筹建烈士陵园，冷启中回忆说：“当时有两位干部来家里收集爷爷的资料和遗物，当地干部敲锣打鼓给家里送来‘光荣之家’牌时，我们才知道爷爷牺牲了。当太奶奶知道了爷爷冷少农的真实身份后，含着眼泪说：之前是我错怪老二了！”

“这些穿越战火的家书，是爷爷给我们留下的珍贵遗产。”已经年逾古稀的冷启中虽然从未与自己的祖父谋面，但全家一直把祖父的家书当作“传家宝”传承。他说，透过这份沉甸甸的家书，我们深深感受到的是祖父这样的先辈们的家国情怀。

     “为党做出贡献的红色特工们是那个时代普通的90后、00 后，一样有着对于自己家庭、个人生活和工作的美好期待与需求，他们之所以甘于在隐蔽战线默默奉献，是为了心中崇高的信仰和高远的追求。”本次活动的承办方江苏中天龙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裁隆晓辉表示，中天龙多年来一直深耕“谍战”题材影视剧，掌握了大量隐蔽战线的故事，而这一次，选择在建党百年的时间节点推出“永不湮没的荣光 ”系列寻访纪念活动，是想用更生动的方式，让当下年轻人接受党史学习教育，激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隆晓辉透露，接下来的寻访活动将计划走出南京，在红色特工曾经战斗的上海、北京、重庆、武汉等地继续宣讲，向更多年轻人讲述这些不为人知的的历史故事，传递信仰的力量和光芒。

      交汇点记者 于锋 王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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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寻找共生价值

文 | 陈春花

放眼当下，“连接”首先改变了世界的存在方式。连接大于拥有，数字化本质的特征是连接。过去的工业时代强调拥有，而今天更强调连接，强调随身而动和随时在线。

“共生”则改变了发展方式。数字化最大的特点是：通过融合现实世界和物理世界，多了一个数字世界。疫情期间，物理世界停顿了，但生活、学习和工作并没有止步，原因就是数字世界在持续。

“当下”改变了价值。数字化与工业时代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它不是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而是从当下开始，然后变化，加速度变化，从现在直奔未来。

以“当下”这个概念表现的数字化，它绝对不是一个我们习惯的发展模式，而是一个全新的发展模式。工业时代的游戏规则是有限游戏，大家只想自己赢，赢完之后，游戏关闭。而数字时代的游戏规则是无限游戏，我们开始希望更多人参加进来，这个游戏可以一直进行下去，这是无限游戏的目的。

所以，今天最重要的方向是产业数字化，因为，数据可以与产业的任何一个环节做组合。按照美籍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观点，创新可以简单被定义为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而企业家的职责就是实现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而当数字化可以深入到任何一个产业环节时，就可以产生新的组合，重新定义行业，即每个行业都可以通过数字化重做一遍。

组织管理原本有4个核心命题。第一，整个组织的管理，就是回答个人与目标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第二，个人跟组织的关系，在组织的系统当中，个人应该如何发挥作用，组织如何对待个人。第三，组织跟环境的关系，探讨组织与环境的边界。第四，组织跟变化的关系，讨论组织如何得以持续。

核心命题如今已经悄然改变。传统的工业时代，是个人要服从于组织，个人必须对组织目标做贡献，组织是超越环境的。当数字化发生后，组织目标必须要涵盖个人目标，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不再是服从，而是共生。因为这些优秀的个体可以自己去流动，不会受限在组织内。如果环境处在不确定当中，我们很难得到一个稳态，组织与变化的关系就成为不可预测态。核心命题的改变，必然带来组织根本性的变化。

数字化生存也意味着价值重构，意味着企业与顾客、合作伙伴之间共生出新的价值，围绕新价值重生。这时，企业必须要找到组织管理的答案，使企业组织能够支持企业实现价值共生。

组织价值重塑也包括五个根本性改变。

第一，是从管控转向赋能。在整个组织系统中，最关注的是如何让拥有责任的人能够拥有权力。数字技术来了，这个问题反而相对容易解决。原因在于我们可以提供更多的角色机会，让优秀人才在各个领域都可以有“首席”的影响力。当员工有了很高的身份认同时，个体会自我激励且非常敬业于所做的职务。

其次，是从科层制到平台化。科层制最重要的就是对规模效应、成本竞争力和稳定的品质有明显的作用。工业时代的要求是大规模、低成本、高品质的产出。因此，科层制绝对是核心结构。到了数字化时代，因为供大于求，组织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应对变化，价值创新以及产生新意。所以就出现了平台化组织模式，实现了整合统一性与多样性，稳定性与灵活性的设计，简化了职能与组织内部的复杂性，帮助组织成员在组织内部有很大的自由发展空间。平台化管理方式的本质是赋能与利他。

第三点，是从分工到协同共生。著名学者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在《创新者的窘境》中提到，企业已有的能力决定了它的局限性。企业的能力由三点决定：拥有的资源；管理的流程；价值观的判断。如果拥有的资源、管理流程加上价值观的判断，是一个已定的部分，局限性就已被确定。如果想要打破局限性，企业必须要开放、协同共生。

第四点，是从实现组织目标到兼顾人的意义。过去，所有的组织都是绩效导向和目标评价，但是在今天必须要兼顾人在组织中的意义，以及为这个美好的社会到底做了什么。同样地，企业与员工并非服从关系，而是共享价值。员工的价值定位不仅仅是做一份工作，而是必须能感受到价值的创造。

第五点，是知识革命与组织学习力。在组织学习力中，知识已经成为核心生产力要素。企业只有能够不断创新知识，才可以在今天的变化环境当中拥有一席之地。

“管理学之父”德鲁克认为，过去100年，管理学走过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知识运用于生产工具、生产流程和产品的创新，从而产生了“工业革命”。第二阶段，知识被赋予新的含义应用于工作，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出现，引发了“生产力革命”。第三阶段，知识运用于知识本身，称之为“管理革命”，从而孵化出职业经理人。现在来到第四个阶段，知识正在迅速成为首要的生产要素，使资本、劳动力居于次要位置。通过知识，资本、劳动力变得更有价值。前三个阶段中，知识淘汰的是工具和流程，优化的是工作过程。而第四个阶段中，知识淘汰的不再是工具，而是没有知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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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问千寻大运河 | 古镇窑湾为何会出现“夜猫子集”

文 | 胡其伟

在大运河2500年历史中，大部分时间与徐州窑湾并无关系。隋唐大运河从洛阳经开封达淮安，不经过徐州地区；金明昌五年（1194）黄河夺淮南下，至清咸丰五年(1855)黄河北徙从山东利津入渤海，漕运淮安至徐州段多数时候走黄河，不走窑湾。

借黄行运面临两大难题，一是两大激流徐州洪、吕梁洪成为黄河上难以逾越的险关，水少则阻滞，水大则翻覆；二是黄河携带的大量泥沙沉积，河床逐年抬高，沿线水系壅于低洼地带，形成骆马湖。天启年间，骆马湖夏秋一片汪洋，冬春干涸有大片湖田可耕（免税），年产粮数百万担。此时，窑湾不过是骆马湖畔沂河边的一个小聚落。

明代万历年间，为避开徐、吕二洪，开通了自夏镇（今微山县）经台儿庄于邳州入黄河的泇河，此时的窑湾和运河仍有二十里的距离。

康熙十九年(1680)，总河靳辅开皂河四十里，经窑湾接泇河，康熙二十五年（1686）又在今江苏淮阴开中河接皂河，至此处在中运河与沂河、骆马湖交汇点的窑湾“东临大海，西顾彭城，南瞰淮泗，北瞻泰岱”，堪称京杭运河的黄金分割点，东面板浦的盐，北面山东的山货，南面骆马湖的湖产，统统汇聚于此，再向四方辐射，加之康熙七年郯城大地震，致使周边城镇大批人口迁入，尤其是因窑湾以北进入泇河后的运河河道浅窄且闸坝多，南来之重装船需在窑湾转驳小船，往往盘桓数日，窑湾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号称“小上海”。咸丰《邳州志》卷三“窑湾集，毗连宿迁，漕艘停泊重地”。民国《邳志补·建置》评价窑湾：绾毂津要一巨镇也，昔者漕艘停泊，帆樯林立，通阛带阓，百货殷赈，奉使过客之往来，或舟或车，胥宿顿焉，繁富甲两邑。大腹贾辇金而腰玉，倚市之女弹筝跕屣，有扬镇余风。

窑湾民俗史话馆院里有座六角亭，里面有块全国独一无二的“禁税碑”，全名为窑湾口河镇商门尊示公立碑，立于乾隆二十六年。碑文详细记载了当时窑湾经济的繁荣昌盛，但是名目繁多的税收让商民不堪重负，窑湾商民把雍正十三年间下诏乡镇一律免征“落地税”这一圣谕镌刻在石碑上，警示当时的官吏禁止乱收“落地税”。这块税务告示碑是珍贵的清初税史文物，也是反映当时朝廷不断规范税收秩序的重要历史见证。 也就是说，早在雍正年间，窑湾就是“保税区”了。

窑湾全盛时期是在抗战以前，据统计，有商号、会馆370余家。窑湾商帮众多却没有主帮，各帮都建有会馆。其中山西商人经营钱庄当铺，搞金融，拜财神关公；福建做烟丝，拜天后妈祖；江西商人经营有7家药铺，拜药王爷，称万寿宫；河南人则从事贩运、开作坊，供奉岳飞；山东和安徽商人经营码头货船生意，并设有镖局。安徽祀朱熹，设有文公祠；山东拜孔圣人，建有三圣庙。河北商人经营骡马大牲口；苏镇扬会馆以商贸为主，设有粮行、盐行及五洋百货公司，经营亚细亚、美孚石油公司煤油，供奉孔子。

各地商帮也带来了不同的建筑风格，使得窑湾仿佛一座古代建筑博物馆。苏镇扬会馆是江南水乡风格，青石街道两侧楼檐岀厦。前店后坊，住宅和商业楼连接在一起，四进院落，用工用料考究。

福建客商宅院以吴家大院为典型，南北长80米，东西宽20米，共四进院落，窗户高且小，院落紧密，这样的结构具有闽南防台风、防暴雨的功能。

山西人的建筑布局严谨，呈现出门窗小、庭院小的天井院特色，且门窗上沿皆为半圆结构，窑洞的痕迹依稀可见。山西会馆正门背后即倒座戏楼，正对着关帝庙正殿。之所以如此设计，除了合理利用空间外，主要是出于敬神的考虑，为了首先让庙宇内的神灵看戏。

由于特殊的免税政策，窑湾商贸繁荣，出现了别具一格的夜猫子集。中运河开通后，南来北往的船只途径窑湾。运河在窑湾以北水位较浅，只能行小船，而窑湾以南则水位较深，可行大船。因此，不论是南方的泊来品，还是北方的地产物品，均需在窑湾装卸、转驳，而当时的船只能在白天航行。夜间商船停靠窑湾后，脚夫们装卸货物、补充食物，船民们备足日常生活用品。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繁华热闹，一直流传到今天。因为是半夜开集，天亮结束，人们便形象地称它为“夜猫子集”。自中运河开通至今， “夜猫子集”已存在了数百年。当地传唱许久的民谣“梆打三更满街灯，恭候宾客脚步声。四更五更买卖盛，十里能闻市潮声”，真实地道出了“夜猫子集”曾经的盛况。

窑湾特产不少，最有名的莫过甜油，据说有500多年的历史。省级文保单位赵信隆酱园店有66间青砖瓦房，酿造用缸百余口。酿造甜油每年春天取小麦熟面块遮光高温发酵，待面块生出乳黄色菌性线绒，将其从室内搬出在通风处晾干，放入露天大缸内加水浸泡。白天阳光暴晒、夜晚月照清露。立秋之后，从缸中的滤筒内取出的杏黄色液体叫甜油。甜油酱香浓郁，色泽清澈，鲜美爽口，集鲜、甜、浓、香于一体。加入了甜油的凉菜、生鱼虾不仅味道异常鲜美，而且营养丰富，大大改善了人们的饮食健康。

大闸鱼泡饭是窑湾一道船菜，因所用鱼儿产于骆马湖尾闾嶂山大闸而得名。骆马湖水质优良，为国家二类水，鱼类资源十分丰富。鱼儿喜欢逆水而上，而大闸边上的水流十分湍急，故此处的鱼活动量较大，鱼肉也更加鲜嫩细腻，以此鱼为主料，配以窑湾甜油，做出的菜肴味道独特。

（作者为中国矿业大学文博中心研究室主任，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研究员）

编辑: 王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