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社交焦虑、用生命吟唱的英烈诗篇、江苏地方文化史的红色篇章、人文红利如何融入生活丨人文周刊荐读

新华日报·人文周刊（第17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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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电话恐惧、怕和陌生人交往、自嘲“社交低等儿”——

当代年轻人如何走出社交焦虑

怎么就焦虑了呢？九零后女孩罗绮复盘自己从大学至今的生活，略带自嘲地一声长叹。她称自己是社交焦虑的典型样本：毕业论文开题时，不敢开口请老师指导论文；工作后，遇到有些流程和操作搞不懂，宁可像无头苍蝇般乱窜也不好意思请教同事；总在休年假前一周才鼓起勇气交申请表；难得周末休息玩游戏，想登陆一位不太熟的大学同学的“岛”，又苦于说出口，只好搬来熟人“出马”……“只要是有求于人的，不管要求多么简单，我都难以启口。”

罗绮的遭遇引起身边不少朋友的共鸣。个体心理往往构成时代的投影，普遍性的焦虑背后，折射着时代演进、社会变迁、通讯方式迭代乃至教育缺失等诸多话题——我们怎么就焦虑了呢？又该如何走出自设的茧房，回归温暖的人群，感受心灵间相知相交的乐趣呢？

现代人的社交焦虑图谱

通讯发达让人们更恐惧交流了。

“我特别恐惧接电话，严重时只要听到手机振动就会脊背发凉。又是领导布置任务吗？是不是又要进入待命状态？无论如何，我必须在接通电话的那一刻，强打起精神，用自己最好的状态面对一切指令。”外企职员贺芯妍忍不住吐起苦水，不过，比起接电话，她更恐惧打电话，拨出号码前要花漫长的时间做心理建设，“人家会不会不方便接电话？我打扰到人家了吗？如果对方拒绝我们的方案，我该怎么措辞，会不会很尴尬？”

在芯妍看来，通讯技术的狂飙突进并未过多考虑用户的心理尺度，电话、微信、QQ，在便利沟通的同时，也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的过度捆绑。“必须立刻做出回应；担心接不下去话的尴尬；怕自己仓促间说错话无法补救……网络上对电话恐惧（telephone-phobia）的分析很贴合我的想法。”她曾刷到一篇文章，看到标题后恨不得把作者引为知己：明明能用微信说的事儿，为啥非要打电话呢？

年轻的平面设计师林羽庭则对微信感到焦虑。按理说，社交媒体的出现让她有了推敲语言的时间，却让她愈发纠结自己的措辞。每逢同事希望她帮忙、时间上又不得不拒绝的时候，她也习惯了字字推敲，发消息前还会“深吸一口气”；不小心弄坏了同事桌子上的手办，微信道歉前想了很久，还向闺蜜询问“这样说可以么？”……“当我向他人求助或者说抱歉时，我即使字斟句酌，且得到对方理解后，焦虑的余韵仍然久久不散。”他人有求于自己或者赞美自己的时候，林羽庭也会焦虑：人家发现我名不副实怎么办？

现代城市里，社交关系千丝万缕却稀薄易碎。豆瓣上，5万余名自嘲为“社交低能儿”的豆友们加入了“社交能力复健小组”，日常分享自己的焦虑故事和复健技巧。他们po出的故事五花八门千奇百怪：不会接话怎么练习？为什么我不敢主动找人聊天？有像我一样不敢去理发店的吗？其中一些细节听起来令人发笑：去茶水间听到里面有人，就悄悄退回来；远远看到有不熟的同事也要坐电梯，就过一会儿再出来；食堂吃饭时总要坐到最隐秘的角落里，生怕和人拼桌……

生活阅历更丰富的人则往往不再对社交的形式，而是对社交的内容感到焦虑。七零后戴旭是周围人眼中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典范，总能游刃有余地和各色人等相谈甚欢，谁知说起社交焦虑的话题，他也是一声苦笑：“有的人靠社交补充能量，这种人是天生的社交动物，我却是另一种，觉得社交特别是饭局很消耗能量，筵席过后总有一种巨大的空虚感，反倒是独处读书、思考让我更踏实。但我现在的工作，需要和各种相关部门协作，有的是人有求于我，情面难却；有的是我求于人，不得不热情示好。”在“需要社交”和“不想社交”之间，戴旭的焦虑无处安放。

对戴旭这样的七零后男士来说，社交往往承载着更多的功利目的。有人沉溺其中，在推杯换盏之间把事儿谈成，交到了兄弟又做成了生意，但也有人对这套规则保持本能的拒斥。银行职员李大伟回忆，在他刚步入职场的年代里，社交几乎是融入圈子的唯一方式，“你自身再优秀，没用，必须要积极社交，靠喝酒融入圈子，把自己完全变成另一个人。现在互联网兴起后，人们可以用微信来保持沟通、维持关系，我反而觉得轻松了不少。”

而从更普遍的角度来看，人们心灵的收缩似乎成为时代的镜像：我们乐于在脱口秀节目上看选手battle（辩论），私底下，当面对意见分歧时，我们更愿意用“你长得美你说什么都对”的表情包来结束分歧；过去，八零后九零后们精心装扮QQ空间、打造个人对外展示的窗口，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把朋友圈权限设为三天可见，乃至把别人的朋友圈扒到底的行为被斥为“视奸”……我们为什么以这样的方式走向成长？

焦虑背后的时代镜像

任何一种习以为常的个人生活经历背后，都可能隐藏着不易被察觉的宏大架构，这是戴维·纽曼在《欢迎光临社会学》中提出的基本观点。普遍性的社交焦虑背后，究竟照见了怎样的时代镜像？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杰认为，这和“陌生人社会”的到来、人们交流方式的改变、社交媒体的发达等多重因素有关：“现代社会是流动的陌生人社会，刚从校园里走出来的年轻人往往因为不能够娴熟运用传统的熟人交往技巧，而表现出焦虑：我该和别人说什么？我怎么接话？怎么打开话题？网络社交特别是微博这种‘弱连接’社交的盛行，使人们面对面交流的压力进一步增加，线上打得火热、线下沉默无言的情形非常普遍。因此社交媒体的发达，会相应地反噬现实中的人际交往，这一点需要引起注意。”

张杰的话唤起了九零后公务员周寻的共鸣。“因为工作原因我经常接触一些年龄比我大的人，他们喜欢聊政治、社会方面的话题，但作为女生我对这些并不感兴趣，私下里更喜欢看一些娱乐新闻，所以每当大家一起出差或者吃饭时，我无时不刻都在纠结：我要不要说一下这个话题？哎，我什么时候插句话比较好？”周寻苦笑，“想想我们父母那一辈就很少有这种困扰，他们接触的大多是同事兼邻居，上班时一起共事，下班了一起散步逛街，彼此的关系亲密自然，完全不像我们今天这样。”

发达的即时通讯工具事实上要求你随时随地在线，这种压迫感同样滋生焦虑。今年过年期间，一则新闻引发热议：北京某房企分管营销的集团副总裁，发现自己在除夕夜发的红包有5个人没领，便对这几位员工发出了“连红包都不领，你们最基本的职业素养何在？还能不能胜任目前的工作”的灵魂叩问。这则新闻看起来略显夸张，同在营销领域工作的七零后陈刚却丝毫不觉得意外，去年疫情期间，在家办公的他因为迟接领导电话几分钟而被扣钱。类似的“技术对人的捆绑”引发追问：“我”究竟作为人而存在，还是作为工具而存在？

由以上的“社交失范”又可以延展出新的问题：他人的社交礼仪失当，是否也是构成我们焦虑的重要因素？社交能力和社交礼仪应否纳入合格的“社会人”所必备的技能？

“聊了那么多相亲对象之后，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我们的教育太缺乏对‘素养养成’的关注了。很多上学时专注分数的人直到踏上社会、谈婚论嫁时才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怎么和‘人’打交道。”女孩沐菲吐槽。在她的相亲血泪史里，有的男生刚加了好友就很不礼貌地问东问西，缺乏应有的“边界感”；有的则打完招呼之后陷入了无话可说的沉默。令她最哭笑不得的是一个各方面条件还不错的程序员，该男生对她颇有好感，但和她聊了一个多月所说的不外乎“你吃了吗”“今天忙不忙”。每次和他见面或聊天，沐菲总会觉得浑身不自在。

在张杰看来，这是由于我们的教育一直缺乏对人的倾听、理解、共情能力的关注和培养。其实，“成长”的概念应该是全链条的，人格养成、社交技能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们父辈那里， 这种成长是他们在大风大浪中习得的，他们经历过下海潮、下岗潮、从农村到城市的打拼，可以说一路摸爬滚打，阅尽了人间冷暖，也锻炼出与人沟通合作的技巧、不怕被人拒绝的‘厚脸皮’，和一颗强大的内心。”九零后媒体人高哲反思，“但到了我们这一代，独生子女们处在家长羽翼的呵护下，我们只需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缺少了和他人进行社会化交往的历练，这就导致我们踏入职场后，很多人要么不愿意去社交，要么稍微受了点儿挫折、吃了个闭门羹，就觉得自尊心大受打击。我们比父辈们欠缺的，其实就是那么一点韧性。”

另一些社交焦虑则主要由心理原因造成。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主任心理师林万贵注意到，大多数因社交焦虑障碍前来寻求帮助的患者，都表现出明显的“客体依赖性”——他们特别在意别人对自己的印象，总担心自己的一举一动会引起别人的负面评价，或者麻烦到别人。而沿着社交焦虑这一症状继续向深处探寻，他发现，他们焦虑的根源常常在于，自我评价偏低、自我认同感不足，用专业术语来说，他们的“自我概念”在建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这又往往可以追溯到其青少年时期。“有的家长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不注重赏识教育，导致孩子从家长这面镜子里看到的全是自己不好的一面。还有的家长动辄当众批评孩子，给孩子的自尊心造成很大伤害，这些都有可能造成孩子以后患上社交焦虑。”林万贵说。

在现实交往中治愈心灵

不论书籍、大自然或独处能够给予人们多少乐趣，“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快乐永远无法被替代。治愈心灵，走出焦虑，重拾交往，是现代人不应拒斥的自我修行。

“今年康复目标如下：1.本学期开始每周坚持主动联系2-3个好友。2.好朋友W在同一个城市，要保持一月一次的聚会，过生日要给她送礼物。3.朋友分为好朋友、朋友、熟人，亲密程度依次递减，但要做到对所有朋友都友好关心。4.不时评论下别人的朋友圈动态，如果别人评论了自己的也要尽量回复。5.要在社交中展示真实的自己，不要变成讨好型人格，不要过度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总之享受友谊，适应社会，变得更有温度，也更自由、自如。”豆友水川在自己的《社交复健日记》里立下了flag。“加油呀，看好你！”“要持续更新啊！”文章下面，组员们纷纷打气。

一直关注心理话题的著名广播主持人文岚也认为，社交焦虑者不妨从一些小型锻炼入手，逐步走出恐惧焦虑情绪，“可以先尝试做一些浅层社交，比如和经常碰到的菜场小贩、保洁阿姨、保安师傅打个招呼，收获了社交的乐趣之后，慢慢地就不再那么恐惧社交了。另一方面，实在不善社交的人也可以先‘向内转’，去开掘自己的心灵世界，专注于自己的兴趣爱好，最后也许会发现，‘向内转’和‘向外走’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反求诸己，会让你遇到合意的朋友和社交方式。就像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说的，当一个人不停地向自己的根系挖掘，他就一定可以跟其他的根系相通。”

张杰则强调，面对面交流所带来的人际支持和精神愉悦是其他的交流方式无法替代的，“不管微博多么好玩，朋友圈多么热闹，建议人们还是尽量回归现实交往，特别是趣缘群体（因兴趣爱好相同而结成的社会群体）的交往，它能最大程度上给予人满足感和愉悦感。”

“线上聊天完毕，茫然四顾，咫尺天涯。孤独反而更深，而且周而复始。沉迷于线上世界和不得不面对现实，造成了人的撕裂。”儿童文学作家祁智如是说。连续多年担任江苏紫金奖·建筑及环境设计大赛评委，祁智注意到，设计师们越来越关注以社区营造来增进人际交往，例如去年的一件参赛作品，就是利用住宅楼的连廊打造邻里交往空间，“空间是有了，但如何相聚、为何相聚？这些是设计师们无法解答的。我们要做的，是放下一些，拾起一些——从网络上的信息洪流中拔出，和眼前的人、身边的人多一些真诚的交流。”

要真正关注“人”，把人当作目的而非手段——则是罗绮从自己的“社交复健”之路中收获的思考：“有段时间，我通过把自己当作完成指令的工具人来摆脱社交时的不适感，一开始很有效，但‘面具’戴久了，似乎心也变得坚硬冰冷起来。后来想明白了，无论是工具人式的社交，还是功利化的社交，实际上是把自己或他人物化了，这肯定是不对的。”

“我吃了／放在／冰箱里的／梅子／它们／大概是你／留着／早餐吃的／请原谅／它们太可口了／那么甜／又那么凉。”这首曾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的著名小诗《便条》，表面写的是梅子，实则表达了“我”主动向他人开放自身边界的尝试——这也是增进人际交往的有效方式。来到南京定居的湖南小伙木叶说，有次他们小区群里有人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谁知道咱们小区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呀？结果很多人争相回复，大家这才发现原来群里潜伏着不少‘吃货’，“现在美食已经成了联结我们业主的纽带，有谁新打卡了附近哪家餐厅，总是习惯性地在群里分享，这一幕虽然不像我小时候邻居之间敲门送吃的那么亲密，但还是让人心里暖洋洋的，这样的邻里关系其实也挺不错。”

一如文岚所言，社交焦虑的背后其实是人们对美好人际关系的渴望、对他人的关注和想要靠近的愿望——既然正视了这一点，就不妨努力走出焦虑，拥抱他人，也拥抱那个真实又善意的自己。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冯圆芳 姚依依 实习生 陈姝楠

【悦读】

那些用生命吟唱出的英烈诗篇

 “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上，无数革命先烈为了理想和信念，在战场上浴血战斗，在黑牢里“把牢底坐穿”，在刑场上对着死亡放声大笑。他们用热血和生命书写的诗篇，穿过历史的隧洞，依然闪耀着理想的光芒，为后人照亮着前路。

邓中夏（1894—1933），湖南宜章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五四”运动时，邓中夏即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积极从事工人运动，曾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中共湘鄂西特委书记、红二军团政委。1933年5月，邓中夏在上海因叛徒出卖被捕，10月在南京雨花台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邓中夏被捕期间，狱中秘密党支部派人在放风时问他：“大家想知道你的政治态度怎样？”邓中夏说：“问得好！请告诉同志们，我邓中夏就是烧成灰，也是共产党人！”

《胜利》铿锵有力地彰显了邓中夏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他用奋斗、无畏、光荣的一生向我们诠释了胜利从何而来、如何而来。不论工作是否危险重重，邓中夏都“持续着，永远的持续着”，燃烧自己。

于邓中夏而言，胜利是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奋斗。在牺牲就义的最后时刻，他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深情地说：“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后胜利终究是我们的！”长河悠远，岁月无痕，邓中夏用血染的风采，书写了一首火红的革命诗篇。

恽代英（1895—1931），江苏常州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著名政治活动家、理论家、青年运动领袖。曾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总教官、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1930年5月，恽代英在上海被捕。1931年2月解来南京，4月在雨花台壮烈牺牲。

恽代英14岁就自学读完了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立志救国救民。新文化运动兴起之际，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20年创办利群书社，后又创办共存社，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1921年，恽代英加入中国共产党，两年后创办和主编《中国青年》。他曾说：“我们常说青年是革命的力量，因为青年的感情丰富，气性刚烈。他们不知道隐忍羞辱，他们不知道躲避危险，所以他们见到应当革命便会勇猛的为革命而奋斗。”

恽代英被捕后，在狱中化名为作林，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而坚贞不屈。后来，由于被叛徒顾顺章指认，敌人知道了他的身份。敌人将恽代英从牢房押往刑场时，他神色坦然，高唱《国际歌》。临刑前，恽代英发表慷慨演说：“蒋介石走袁世凯的老路，屠杀爱国青年，献媚帝国主义，较袁世凯有过之而无不及，必将自食其果。”恽代英高呼口号，英勇就义，化不屈脊梁为不朽丰碑。

这首《狱中诗》是恽代英被关押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时创作的，反映了生死关头，他摈弃了个人得失，为了人民解放事业慷慨赴死的豪情与壮志。

江上青（1911—1939），江苏扬州人，出生于一个中医兼职员的家庭，1927年考入南通中学高中部，当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28年夏，江上青转入扬州高中，同年冬被国民党当局以“学运骨干分子”为名逮捕入狱。1929年6月出狱后，江上青就读于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担任上海“艺大”地下党支部书记，从事地下学运工作。1929年冬，江上青在上海参加党组织秘密会议时再次被捕，1930年冬，他带着一身疾病出狱。抗战全面爆发后，江上青在中共安徽省工委领导下，在大别山区开展抗日宣传工作，曾任皖东北特别支部书记。他积极协助中共豫皖苏省委书记张爱萍等，进一步推动皖东北团结抗战局面的形成，共同建立皖东北抗日根据地。

1929年，江上青出狱后考入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在上海，他结识了“左联”作家郁达夫、蒋光慈等人，创作了新诗《十月底旗帜》等。《十月的旗帜》这篇热血沸腾的诗作表达了他对党的忠诚，对敌人、对剥削阶级的憎恶，以及对胜利的坚定信念。他曾在三年时间里两次入狱，监牢里的磨炼坚定了他的立场。1939年7月29日，江上青在安徽泗县遇到地主反动武装袭击，身中数弹，壮烈牺牲，年仅28岁。“拼将瘦骨埋锋镝，常使英雄祭血衣”，江上青用实际行动实现了自己生前的铮铮誓言，用鲜血染红了“十月的旗帜”。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许晓轩（1916—1949），江苏江都人，无产阶级革命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许晓轩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中。1938年5月，许晓轩加入中国共产党，负责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刊物《青年生活》的编辑和发行工作。1939年春，任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宣传部长。1940年，任重庆新市区区委书记。1940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许晓轩不幸被捕，被押往贵州息烽集中营。1946年7月被押到白公馆监狱，他用秘密方法和党员相互联系，成立了狱中临时党支部，并任党支部书记，组织和领导狱中地下斗争。

许晓轩是小说《红岩》主人公许云峰的原型。在关押于白公馆集中营期间，许晓轩常用秘密方法和难友们相互联系，成立狱中临时党支部，并任党支部书记，同狱友们一道与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每当危险时，他鼓励大家：“越是关键时刻，我们越要叫敌人知道，共产党人是不可动摇的。”他常与李子伯同志等筹划集体越狱。后来李子伯等同志被移走，许晓轩作《赠别》送给李子伯等。

在黑牢里，许晓轩度过了整整9年监禁生活。尽管脚戴重镣，在终日不见阳光的地牢受尽严刑拷打，他始终大义凛然，坚强不屈，不为所动。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对狱中的共产党员进行大屠杀。临刑前，许晓轩高举双手，向每间牢房的战友道别，他平静地对大家说：“请转告党，我做到了党教导我的一切，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仍这样……”随后，他从容赴死，英勇就义，年仅33岁。

宋绮云（1904—1949），江苏邳县（今江苏徐州邳州市）人，中共党员。1929年，党组织派他到杨虎城军部工作，先后任中共西北特支委员、《西北文化日报》社长兼总编辑。“西安事变”前后，宋绮云对杨虎城部作了大量的统战工作，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出了积极贡献。1941年9月，宋绮云在回陕西探亲被国民党逮捕，被关押于贵州息烽集中营。1949年9月6日，特务周养浩以释放为名，将他与爱人徐林侠、儿子宋振中（小萝卜头）及杨虎城一家三口骗至重庆松林坡戴笠警卫室杀害。

这首《留得清白上九霄》写于1941年，当时， 宋绮云刚刚被国民党反动派羁押。诗句传达出作者的坚强意志以及对革命的坚定信念，最后一句“留得清白上九霄”更彰显出他的铮铮风骨、浩然正气。宋绮云、徐林侠及他们的幼子宋振中，先后被囚禁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渣滓洞和贵州息烽集中营。狱中八年，他们遭受了非人的严刑拷打和种种折磨，但从未屈服。

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1922年春，瞿秋白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主编中共中央另一机关刊物《前锋》。1925年，瞿秋白先后在中共第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领袖之一。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省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逮捕，6月18日从容就义，时年36岁。

1923年1月，瞿秋白从莫斯科回到北京。他是两年前作为特派记者前往苏联的。在苏联的两年中，他亲身感受到无产阶级翻天覆地的伟力和革命气象。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归国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满怀着无产阶级革命激情和崇高理想的共产主义者了。《赤潮曲》就写在那个时候。

这首《赤潮曲》是哲理的诗化。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使作者以广阔的胸襟和高瞻远瞩的目光，概括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描绘出历史的走向，内容深刻而博大。“晓霞”喻示着革命事业生机勃勃，热情地歌颂了革命事业充满活力，前途无限。而那句“福音遍天下”则意为等到革命成功，将给全世界人民带来幸福。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于锋 实习生 张珺洁 整理

      【文脉】

       打开江苏地方文化史的“红色篇章”

“江苏地方文化史”是2016年启动的“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出版成果“江苏文库·研究编”的重要组成部分，13个设区市各设一卷。从2019年起，“江苏地方文化史”已陆续出版淮安、常州、镇江、苏州等卷。 

翻开这一本本厚重的江苏地方文化史，在回溯江苏璀璨悠长文脉的同时，读者也能感受江苏大地上澎湃激荡的革命风云，触摸红色基因这一江苏地方文化的亮丽底色。 

“‘勇往直前、报国为民’是镇江地方文化的重要文化特色之一。”在《江苏地方文化史·镇江卷》（潘法强主编）中，镇江的学者们用大量笔墨，展现近代以来，镇江人民为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存亡，为了免遭外敌蹂躏，保家卫国、不惜牺牲的伟大精神。

“镇江卷”以镇江的抗战遗址、革命遗迹为线索，记录了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镇江解放，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一个个重大历史事件。 

矗立在镇江西部的韦岗战斗胜利纪念碑讲述着新四军打响“江南第一仗”的英勇无畏；1938年6月17日，新四军先遣支队司令员粟裕率部在镇江西部的韦岗设伏，伏击日军，取得韦岗阻击战的辉煌胜利。位于句容茅山的新四军纪念馆以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和史料文献，再现了陈毅、粟裕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茅山抗日根据地的丰功伟绩。扬中的雷公岛，是“紫石英事件”的发生地。1949年渡江战役前夕，英国海军“紫石英”号护卫舰不顾解放军要求其撤离长江的警告，闯入我军防区，炮击我军阵地。解放军不畏强敌，奋起还击，我军炮兵将“紫石英”号打成重伤，使其搁浅于长江三江营水域的扬中雷公岛。“炮打紫石英”事件标志着英国等西方列强在中国实行了百年的“炮舰政策”彻底破产。面对帝国主义侵略，即将成立的新中国表现出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强决心和坚定意志。 

在《江苏地方文化史·镇江卷》中，编者设专门章节介绍烽火硝烟中诞生的镇江“抗战文学”。堪称镇江版“拉贝日记”的张怿伯《镇江沦陷记》，用一手资料揭露和控诉日军在镇江犯下的56桩暴行，号召同胞起来投身抗战，“没有了国，就没有了一切……卫国就是保家，救国就是救自己，切弗作壁上观”。陈毅和粟裕在镇江抗战文学史上也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韦岗战斗胜利后，陈毅司令员闻讯后口占七绝《韦岗初战》:“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粟裕将军也赋诗《韦岗初胜》：“新编第四军，先遣出江南。韦岗斩土井，处女奏凯还。”充满着革命豪情的诗句，至今激荡着人们的心。 

《江苏地方文化史·淮安卷》（顾建国主编）一书则以大量篇幅介绍了新民主主义思想在淮安的传播以及新民主主义文化在淮安的发展。 

抗战烽火中，淮安新安学校校长汪达之先后组织了“新安旅行团”奔赴全国，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在十余年的时间里，足迹遍及22个省市和地区，行程达到五万里。1943年1月，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移驻盱眙黄花塘。1945年10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华中军区在淮安成立。同年11月，苏皖边区政府在淮安成立……抗战后期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淮安地区的革命活动，大大加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群众基础，根植了“革命文化”基因，淮安文化焕然一新，在教育、文学、电影、舞台演出、新闻出版等各个方面展现出新气象。 

以文学创作为例，抗战时期，淮安地区的诗歌、小说创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尤其是诗歌，创作异常活跃、形式多样，有墙头诗、传单诗、新民歌等形式。墙头诗大多出自工农兵之手，短小精悍，通俗易懂。以抗战为题材的战争叙事诗、抒情诗，著名的有寒松的《骑驴大娘》、路丁的《抗日游击队》、谢铁骊的《新四军真能干》、白夜的《乔迁》等。解放战争时期，淮安地区出现了一批反映自卫战争、歌颂劳动人民的叙事诗，如白夜的《咱们还有帐》、陈登科的《老虎不要再凶》等。抗战时期，淮安的小说创作也蓬勃兴起，一批反映抗战题材的小说在《生活》《淮海报》《淮海文艺》等报刊上发表，如涟水人陈登科创作的《杜大嫂》等。解放战争时期，袁鹰创作了《年轻的时候》等小说。 

近代以来，江南名城常州文化名人辈出，为常州文化史书写了一页页闪亮的篇章。《江苏地方文化史·常州卷》（葛金华主编）聚焦了“常州三杰”（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李公朴、史良等杰出的常州籍人士，在“常州文化大事记”中列举了他们的革命实践：1920年，瞿秋白参加了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其间翻译了多篇俄国文学作品及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章；1922年2月，瞿秋白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9日，常州各界联合会数千人汇集常州第一公园，举行“五·九”国耻纪念大会；1923年6月，瞿秋白开始主编《新青年》季刊，在第一期发表他配合曲谱新译的《国际歌》歌词…… 

《江苏地方文化史·常州卷》认为，以“常州三杰”为代表的革命先驱，用自己的智慧、行动与生命致力于红色革命事业，为新中国的缔造提供了直接的助力，为红色革命的发展点亮和传递了火炬，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和铁肩担道义的精神，也永载常州文化史册。 

红色文化，是江苏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基因，是江苏地方文化的亮丽底色。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贺云翱教授认为，近代以来，江苏涌现了周恩来、瞿秋白、张闻天、恽代英、张太雷、秦邦宪等优秀儿女，数以万计的革命烈士为了反抗侵略、人民解放和国家新生而在江苏大地上奋斗和牺牲，以鲜血铸造了“周恩来精神”“铁军精神”“雨花英烈精神”“淮海战役精神”等革命精神，已成为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的宝贵文化财富，成为当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力量源泉。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于锋

【百家】

让“人文红利”融入到日常生活

杨斌/文

中文中的“领导力”一词，来自于leadership的中译。因为其中有“领导”二字，而普遍地被误解为这是少数人的专属。虽然，我们尽量用“领导者”而非领导来对应英文中的leader，但是当国内一些院校、机构把培养领导力作为目标之一提出来后，还是不免遭遇讥嘲，“净想着培养当官的了”。误读之深，可见一斑。

我后来意识到，这不是人们对待领导力这一个概念才有的问题，还包括其他的一些。比如说，体育这个词，其中有个“体”字，是“身体”的“体”，所以，说起体育，就容易与体质、体力、体能联系在一起。这是这个词野蛮其体魄这一面，而文明其精神的一面，则容易被忽略掉。更快、更高、更强，只是奥林匹克口号的一种，打破纪录，挑战极限，突出的是体育精神中拼搏超越的这个取向。而运动家风度，所谓sportsmanship，则代表着体育给予人类精神的另一种丰富。著名体育教育家马约翰先生在清华任教时常说，“我觉得体育的功效，最重要的在培养人格……所以新同学一进来，我一直就跟他们讲sportsmanship。体育是培养人格的最好的工具。”不论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还是尊重规则、服从裁判，以及集体荣誉、团队意识，包括来自苏轼的“胜固欣然，败亦可喜”，都是运动家风度的彰显，让体育运动养育君子之道。

运动家风度也好，体育精神也罢，都是从体育运动中概括出来的美好品格、精神特质，但当其所指离开体育界、不再与身体相关时，同样有很强大的力量，是很适合的指引。马约翰先生1926年的硕士论文就指出，“体育运动的教育价值，不只限于运动场上，而且能够影响整个社会”，这就是体育的迁移价值。这里的“迁移”，具有相当的启发性，说的是一种通过体育运动获得的优秀品质，可以也应该转化到体育之外的日常生活和人生、社会的更广的领域。

搞清楚“迁移”的价值，能避免许多刻舟求剑的情况。拿企业家精神来说，虽然概念的起源是来自于“企业家”，意味着创新和对风险的担当，对资源、要素进行创造性调动、配置。但是当国家、社会提出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时，却并非只是针对只涵盖社会中少部分人的企业家群体所展开的呼吁，同时也是面向社会中的非企业家群体、更广阔范围的民众的倡导和策动。几年前，国家推动创新创业进入到高校教育，企业家精神再次成了教育界的关注焦点，“创业精神”的概念，出现在了人才培养的各种文件与方案中。每每听到有人说“高校双创”时，我都要有些条件反射地纠正说，是双创（创新创业）教育，而不是双创。这个澄清，不是较真，而是认真地想明确，我们绝对不是要鼓励在校的学生去创企业、办公司，成为最早最窄含义上的企业家精神，而是要在教育过程中灌注播撒勇于首创、拥抱不确定性、挑战现状的种子，且不管今天的这些学生未来会扮演何种社会角色，都有长期的、复合的积极意义。

类似地，还有“工匠精神”，近来颇受到政府和企业的高度重视。时下的新闻评论聚焦在作为制造大国却面临能工巧匠的后继乏人，也建言献策如何解决“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潮流下职业教育不兴的难题，怀念中国几十年前或者钦羡日本、德国的高级技术工人队伍的荣光。这都是正经事。但同样要清楚，工匠精神并非“一生只做一样事儿”的旧时手艺人的专属美德，也不必动辄就拿德国造的产品或是日本的百年小店来作为例证。工匠精神体现着坚定与踏实、执着与精益，它与每个人都有关，不同的产业，各式的岗位，都亟需工匠精神。非要解读到制造业、技术能手不可，那就把工匠精神看窄了，说小了，局限了。

又比如，主人翁精神，是希望有更多的当自己是组织的“真”主人，而非财务或者法律意义上的拥有者。他们会更有主动性，更有创造力，更能以组织使命作为每个成员的信条，将组织目标化为个体奋斗的动力。财务是所有者的，只能是有限的少数人，主人翁精神却有可能被共享着心理契约的最大多数人所有。或者说，正因为不可能人人都是“所有人”，才更希望人人都有主人翁精神，上这同一条“船”，乘风破浪，同舟共济。

我在2017年提出超越人口红利、人才红利需重视和实践“人文红利”这一概念时，特别提示在信仰、愿景和对人的尊重之外，能够带来人文红利中的这一组概念——领导力、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体育精神、主人翁精神等。这些概念，起初确实源自于某种职业、岗位、领域的特定角色中的卓越者所具有的特质、所展现的特征，而逐渐被抽象概括成为人类对于更美好的人、更完整的人、更卓越的人应有、应是、应追求的美德；超越了具体的社会角色，成为一般人都向往都可为的美德。如果说这是一种升华，那么是升华为更普及，更民众，更迁移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

所以，领导力、企业家精神、运动家风度、工匠精神、主人翁精神等，绝非专属于领导、企业家、体育运动员、工匠、所有者，我们不能把这些概念神秘化、专属化、天赋化，它们都不是少数人和特定角色的专属，也不是天赋特权，而应落实到每个人的培养和发展中，使之成为带来“人文红利”的力量。

（作者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

编辑: 陈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