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的祖国》作曲刘炽：希望百年后仍有人唱我的歌

文 |赵征溶

《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的祖国》《祖国颂》《英雄赞歌》……这些脍炙人口的旋律，出自著名作曲家刘炽之手。刘炽先生是我的恩师，师生情长四十年，和他在一起的幸福时光，便成了我恒久的记忆。今年是刘炽老师百年诞辰，那一页页记忆自然地打开了，我仿佛又回到了昨天。

1958年1月，刘炽随文化部下放干部来到我们苏北宝应劳动锻炼。春节前，他们中央实验歌剧院的下放干部在宝应县工人俱乐部排练歌剧《白毛女》片段，悠扬的笛音勾住了我的神魂，担任笛子伴奏的正是刘炽老师。我自幼便爱弄笛，经工人俱乐部的老许同志引荐，我吹了一曲《黄水谣》，他便收我为徒；我鞠了三个躬，便拜他为师：做梦也没想到这么简单。

当时刘炽老师住医院开痔疮，第一堂课就在病房里，他坐在病床上给我讲笛子的修理，如何校正音准。另外有两个同学在跟他学作曲，他也让我学作曲。除了学习音乐基础理论，我们每周还要写一首歌，他就坐在病床上给我们讲课和批改作业。犹记我的第一首歌曲习作《栽红苕》，免不了稚嫩，他却说我有想象力，给我以鼓励。病体稍愈，他就坐在医院的草坪上给我们讲欧洲的音乐史。约近一个月，我们就生活在这音乐的氛围里，音乐细胞在接受着刘炽老师的滋养。

后来他出院了，我们每周六课后跑五六里地，去他下放的老鸦庄上课。下放干部和社员实行“三同”（同住、同吃、同劳动），一天三顿稀饭，生活很艰苦。刘炽老师手术后需营养，就托老许买些蛋糕，由我们放在书包里捎去。囿于当时的政治气氛，这也是悄悄的。

田头河边就是我们的课堂，他给我们讲课，批改作业，有时我们还和他一起劳动。刘老师有支短笛，我们就用芦苇仿制了一管。他试吹了一下，说是很有印度芦笛的韵味，夸奖了我们。以后每去老鸦庄，渐近村子了，我们便吹起芦笛，刘老师便仿佛听到了我们的足音。我们的教与学便多了别一番情趣。

其时我就住在工人俱乐部，刘炽老师上城开会常和我住一起，我也便多了接受刘炽老师教诲的机会。那会儿我们都在做第三套广播体操，那明朗热烈的乐曲就是刘炽老师创作的。一天晚上，他亲手写下了曲谱，给我讲了回旋曲式。那载着他手迹的笔记本，2016年我赠给了延安鲁迅文化园珍藏。一次恰巧电影院放映《上甘岭》，他和我们一边看电影，一边就着电影的播映， 轻声地给我们分析其中的音乐，如此无比亲切的现场口授，让我们感受到了他创作的《上甘岭》音乐的博大深情，深化了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刘炽老师十分热爱和重视民间音乐。淮剧是我们宝应的地方戏，曲调婉转缠绵，一次他跟我们去城南剧场看了一折姑嫂对唱，一直赞赏不已，受他的感染，我们也有了对戏曲音乐的亲和。一次与他同行，县广播站正在播放开始曲，他停住了脚步让我听。乐曲是铜管乐《骑兵进行曲》，他问我，这首乐曲有什么不足处？我真的说不出来。他讲，乐曲有了很好的主题，而没有很好地加以发展，只用了转调的方式进行，显得单调重复，否则可以是一首很好的乐曲。又一回，我们去浴室洗澡，他发问：“《我的祖国》的动机（即主题）是怎样发展的？”想了好一会儿，我也说不出米和豆来，刘炽老师告诉我，“是音势的倒转！”他还用手指比划着，如此跟刘炽老师在一起，就好像生活在流动的音乐教室里。

为了筹备某次演出，王金陵、王春元创作了反映积肥的小歌舞剧《大揪什锦汤》，刘炽老师又拿起了笔流淌旋律，谱写了十来首歌，由歌剧院的演员排演。正巧暑假里，他们乐队人少，刘炽老师就引荐我们参加他们的乐队，我吹笛子，陆展拉二胡。一个星期的排练，我们浸淫在刘炽老师的旋律里，受着艺术的熏陶，也领略到了刘炽老师一旦进入创作情境而抛开个人忧愁的宽广胸怀。

过后一两个月，听说下放干部回京了，我真的有些失神，刘炽老师就要离开我们了，更觉得与他在一起分分秒秒的可贵。就在离别前，他给扬州专区几个文化干部讲歌剧《白毛女》的音乐创作，我们也去听了课。我的父兄设家宴为刘炽老师饯行，乘隙他给我讲了变奏的知识，上了最后的一课。

离情依依，拿什么来给刘老师送别呢？我们选了光洁如玉的芦管，精制了两支芦笛，刘老师接受了我们的一腔纯真，并在东风饭店宴请了老许、陆展和我，又在县干部招待所跟我们一起合影留念，至今我珍藏着这幅照片。他还给我们留下了告别宝应的一曲优美深情的水乡颂歌——《千里运河水流长》，至今我们这一辈宝应人还常常唱起它。

秋深薄暮，刘炽老师他们就要乘汽车走了。我和陆展去汽车站送行，愣愣地坐在堤边的木材上发傻，心里像堵着一团乱麻，竟没有傍近刘炽老师身边再说几句话。

人离开了，书信往还把我们的心连在一起。他出版了新书，云南出版的《祖国颂》《刘炽抒情歌曲选》，音乐出版社出版的《大揪什锦汤》，都给我们寄来；我们寄去的习作，他依旧批改。一首习作《节日进行曲》，他在批语上写了“很好”，给了我很大鼓舞。如此，一直延续着珍贵的师生情。

文革期间，我跟刘炽老师断了联系。文革后，终于又联系上了，他给我的回信中，最使我欣喜的是“我还在为祖国和人民流淌旋律”。

1989年10月刘炽创作50周年音乐会在北京举行，我和梁兆麒同学应邀去了，从此有了我们师生分别三十年后的一见。他深知我们来趟京城不容易，就在他住的那幢楼里跟人家借了一间房，安排我们住宿。10月10日音乐会首演的那一天，东北也来了两个客人，中午我们就在大羊坊小小地聚宴，我执厨，几色江南菜肴，席间喝了我带去的家乡“松龄老窖”，推杯换盏间，跟着刘炽老师一起高兴。

刘炽老师为什么热爱给基层写歌？在陪他去理发的路上，我问他。他说：“人民需要音乐，人民不是抽象的，是由各种不同职业、不同文化、不同爱好的人组成的。为所需要的一部分人作曲，也就是为全体人民服务。音乐是人民创造的，把音乐还给人民，是世界上任何真正的音乐家所遵循和追求的。作曲家的创作不是为了几个给自己捧场的内行，而是为了更多的外行。他们需要娱乐，需要美的享受，应该给他们写，满足他们的需要，而使音乐真正发挥美育和鼓舞人心的作用。内行往往评头论足于某些技术，外行才是真正的评论家。他们的评论不是技术的，而是心灵的直感。”我第一次听到了他的心音，方懂得作曲的真正的目的和意义。

在京一起回忆往事，他不止一次地提到了老鸦庄的乡亲，提到了我的母亲，便知他对宝应一往情深。我与县政府有关部门领导联系，1990年5月，邀请刘炽老师重返第二故乡宝应终于成行。

到宝应后，当地文化界为他举办了欢迎音乐会，演出了许多刘炽老师的音乐作品。他给宝应的音乐爱好者作了题为《祖国万岁》的音乐讲座，讲述了自己的艺术人生和音乐创作。他语言幽默，间以逸闻轶事，妙趣横生。当时的华县长拜望他，他又提到了歌曲《千里运河水流长》，“那时的宝应，没有歌里写得这么好，那是一种理想，现在实现了。艺术家就应该有理想，应该是个理想主义者！”

那次，宝应电视台和宝应广播电台请刘炽老师写开始曲，他爽然地答应了。他熟悉地方的民歌，要用宝应的《锣鼓车》和扬州的《拔根芦柴花》改编，我抄写了曲谱给他寄去。已是冬天了，他给电台、电视台创作的管弦乐《开始曲》完成了，并联系中央乐团演奏，我和电视台的同志一起去了北京。录音的那天晚上，我们和在北京的几个老乡都去了，随着旋律从管弦中流出，乐思又把我们带回了家乡。最是那《锣鼓车》，经过了刘炽老师的改编美化，那么优美抒情，一派水乡风韵。在座的人赞叹不已，乐团的指挥更竖起了大拇指，“不愧是大师的作品！”

刘炽老师知道我勤于读书和写作，便让我参与他的传记写作。1991年5月，我去北京开始了正式采访。犹记讲述之始童年的那一段，父亲被西北军的卡车撞折了腿，失了业，断了生计，家里揭不开锅。小德荫（他的原名）提着口袋从董家磨坊背回接济的面粉，去当铺当掉父亲从四川买回来的最心爱的铜铙，又迫不得已辍学去三仙庙打扫佛堂糊口谋生。

在一个星期内，他的叙述从童年到了延安时期。在延安，他考上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了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高足，踏上了聂耳、冼星海所开创的中国新音乐的道路。在大秧歌运动中，他成了鲁艺秧歌队的“伞头”（领头），编创出《胜利鼓舞》这样别具一格的大型集体腰鼓舞，古乐新声《翻身道情》很快从延安传向了边区和抗日根据地，当时周恩来副主席招待来延安的外宾，都指定刘炽唱这首歌。

1993年和1995年，我又两次登门采访，听他讲述挺进东北的足迹，长春城外战壕里教战士唱他创作的《钢铁部队进行曲》（后为38军军歌），反映土改的歌剧《火》的燃烧，《工人大合唱》寄托的“建设祖国”的愿望。新中国成立后，刘炽老师又进入了创作爆发期，我记下了《荷花舞曲》《新疆好》《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的祖国》《祖国颂》的创作往事。他把《我的祖国》的创作体会概括为“爱国情、民族音”，说他是“喝民间音乐的奶水长大的”。

1997年冬，我完成了刘炽老师传记的初稿，并在病榻上三校书稿。1998年3月，周恩来诞辰100周年，刘炽老师应邀来淮安，我与家兄文澜去拜望他。他稍稍地翻了几页，便露出了欣喜的神色，说待他的新居装修好，让我和他一起修改书稿。过后我便一直等待着。犹记那年9月16日，我和他通了电话，他说身体不好，要住院治疗。谁知这竟是我们最后的通话！恰如晴天霹雳，10月23日先生病逝于医院中，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悲痛也是力量，一种使命感在催迫着我。几经努力，《让我们荡起双桨——追寻刘炽和他的旋律》终于在2001年10月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了。那年10月23日，刘炽老师逝世三周年的忌日，我请学生将书送到八宝山公墓，放在红军墙前，先生就葬于此，我把这本书作为对先生的祭奠和感恩。

时间过得真飞快，刘炽老师离开我们，一晃都20来年了。他曾说过，“不修今生修来世。百年之后还有人唱我的歌，就叫修来世。”如今人们还在唱着他的歌，让他一直活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有着不朽的艺术生命。

编辑: 冯圆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