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障碍题材纪录片《我不是笨小孩》导演：照亮“他们”，理解另一种生命

“在适龄儿童中，大约5%~8%的孩子有阅读障碍，他们常常被误认为笨或者懒。”伴随着这行滚动的字幕响起的，是男孩校校近乎机械地背诵单词的声音。season，season，season，如此简单的单词，他就是记不住。在他眼里，这些词儿都密密麻麻，或者飘忽不定，晃得眼疼。

“特别想下笔，但就是写不出来”“上个厕所的工夫，这个字怎么写又忘了”……这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出品、李瑞华、樊启鹏导演历时三年多拍摄的纪录片《我不是笨小孩》中的片段，1月25日起在央视播出。片中出现得最多的，是孩子们被“困”在书桌上的场景，纠缠于这个原点的，是长期体验着挫败感的孩子和焦虑的家长。片中的每一个人，仿佛在穿越漫长的黑暗隧道，奋力朝前奔走。就像校校妈说的，“我不担心他的未来，我知道长大了之后，他用他的长处，依然能在社会上好好生存。我过不去的是现在，我熬不过这一次次的作业和考试……”

《我不是笨小孩》播出之际，本报辗转联系上李瑞华、樊启鹏两位导演，对他们进行了专访。

“照亮”庞大的阅读障碍症群体

记者：为什么要关注阅读障碍这个话题？

李瑞华：因为非常偶然的机会，我们认识了北师大心理学部的李虹老师和舒华老师，通过她们才第一次知道阅读障碍。阅读障碍发病率较高，而由于它不被大众所知，甚至连很多精神科医生都不知道，导致罹患这种疾病的孩子经常因为成绩差而被误解、被歧视，被贴上“笨”和“懒”的标签。拿片中的女孩若汐来说，因为她成绩差，老师把她叫上讲台，说“你不肯好好学，就把你开除了得了”。结果若汐回到家就开始发烧，再也不敢去学校了。得知了这些令人震惊的故事后，我们决定拿起手中的摄影机。

樊启鹏：悲剧的根源主要在于国人对阅读障碍的研究和认知实在太少了。目前国内并无针对阅读障碍的全国统一的诊断标准和权威的诊断机构，特殊教育系统也不覆盖他们，导致这些孩子缺乏来自教育系统和医学系统的支持。和自闭症相比，大众媒介对阅读障碍的关注很少，稍微知名的只有印度电影《地球上的星星》、歌手萧敬腾（同为阅读障碍症患者）的新书《不一样》，以及故事片《五彩缤纷》等，但这些微弱的光芒远不足以照亮疾病背后隐藏的巨大黑洞。

记者：《我不是笨小孩》讲述了校校、群晓、若汐三个孩子以及他们家庭的故事。你们是如何找到并说服他们接受拍摄的？

樊启鹏：当时李虹老师和舒华老师推荐了大约10个孩子给我们，有的孩子父母很干脆地拒绝了，爽快地接受拍摄的家庭则有一些共同特点：一是不回避问题，孩子们也乐于借这样的渠道和外界沟通；二是有公益心，他们身上承载着太多的不被理解，因此更希望人们了解这种疾病，为同病相怜的人们带去一点动力，提醒他们尽早干预、少走弯路。片子播出后，很多正常孩子的父母也很受触动，纷纷感慨“接纳不完美，反而更完整”。

与被拍摄者呼吸与共

记者：纪录片的第一要义是真实。在《我不是笨小孩》中，你们如何力求真实地再现阅读障碍症儿童的生活？

李瑞华：第一年里我们基本没有进行拍摄，主要是和几个家庭交流，一起聚餐、聊天、出游，在这个过程中对他们的那种犹如“困兽”的生活状态、对孩子的心理状态都有了深入的理解，以这种理解为基础去导演和剪裁故事。比如校校，他真是外人眼中的开心果吗？接触久了发现，他其实是把开心的一面都留给了别人，很多次他要哭的时候，他会使劲把眼泪憋回去，然后对我挤出一个笑容。那么我要把他默默承受的一面拍出来，也把这一家人苦中作乐、永远自带脱口秀段子手体质的一面呈现出来。还有女孩若汐，她是三个孩子里最小的，一开始怎么拍我们都不满意，感觉这个孩子没“出来”。为了真正了解她的内心，我们必须等她长大，等她升入了六年级，认知表达能力一下子上来了，她终于可以把压在心里的那块大石头清晰地描述出来，所以才有了她的那句“世界本来就是不完美的，可能有的时候，人也会不完美”。

记者：介入特殊家庭，对纪录片拍摄者自身提出了怎样的要求？

李瑞华：拍摄者既不是偷窥者或旁观者，也不是纯粹的媒介工作者，他／她应当与被拍摄者紧密联结、呼吸与共。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信任你，才愿意在你面前把最真实自然的状态展现出来，而不是在“表演生活”。随着我们把这些孩子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后，我也逐渐接纳了自己的拍摄行为，克服了道德上的焦虑感，更关注事情本身积极向上的一面。同时还要和被拍摄者做好沟通。每拍一段情节，比如做作业、写字、读课文，我们都会征求孩子们的意见。有时候孩子会拒绝，怕读错了（阅读障碍儿童读课文时常自行联想和“脑补”）出丑，但时间长了，他被你的职业精神打动了，比如校校会突然跟我说，“今天我要给敬爱的李（瑞华）老师读一段课文”，或者“李老师拍了我这么多年了，我今天一定要写几个字给李老师看看”，于是才有了片中为数不多的这样几个镜头。孩子们确实很能理解人。

纪录片职能是使人心相通

记者：作为业界资深纪录片导演，你们如何看待纪录片的价值？

李瑞华：我是有一点“私心”的。我和樊老师自2014年起开始做公益阅读项目，在这个过程中拍摄了留守儿童题材纪录片《一棵知道很多故事的树》，播出后，片子的主人公获得了来自公益团体的资助，也在外界的爱心滋养下成长得特别阳光。拍《我不是笨小孩》也同样如此，除了希望拓展大众的认知，我也希望片子能给拍摄对象本身带去一些改变和帮助，使他们在外界的理解和鼓励下，真正成长为该片英文片名里的“The Chosen One”（天之骄子）。

樊启鹏：纪录片的价值当然很多元，商业的、艺术的、文化的，但我个人最看重的是它的社会价值，它对社会的阐释、对社会进步的推动、对公众的唤起等等。理想诚可贵，但我们也知道，仅靠一部片子能够改变的东西太有限了。就《我不是笨小孩》来讲，片子最宝贵的灵魂其实是同理心，是人们要立足自身生命去感受理解另一个生命，人真的不是一座孤岛，哪怕我们确实存在太多差异，但人既不应“凡尔赛”，也不要自卑。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是在借阅读障碍来揭示人面临的困境：当你面对困难时，片中人对待生活百折不挠的态度是否为你注入了勇气？纪录片的职能是使人心相通、使人与人相持。

记者：《我不是笨小孩》也指向了教育的话题。通过这部纪录片，你们希望传递怎样的教育观？

李瑞华；相信种子，相信岁月。我们种下的种子，每一颗都不一样，需要时间来慢慢看到它们的改变。要相信孩子，而不是在小学阶段、在他们人生的初始阶段，就因为他们的不完美彻底否定他们。就像阅读障碍儿童，如果能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成长，度过最困难的小学阶段后，孩子其他方面的才华就能够显露出来，从而找到自己的发展方向。不能要求所有孩子遵从同一套评判体系，非要他们考985，考211，要让孩子逐步发现自我，成就自我。

樊启鹏：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学会接纳自己的局限性，拥抱更加平和快乐的人生，是每一个人的必修课。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冯圆芳

编辑: 傅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