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离人生正轨：日本年轻人自杀率走高背后

　　20岁的木村和雄是一名自杀未遂者，今年6月的一个闷热午后，他独自在家服下60片镇静类药物羟嗪。“30片之后就有强烈的眩晕感袭来，继续吞下剩余30片时，呼吸越来越困难。”

　　木村说，他永远也忘不掉那个生死彷徨的时刻，“服药后几近窒息的感觉真的非常痛苦，我自己拨打了救护车电话，看到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就失去了意识。“

　　经过抢救，他幸运地活了下来。而演员三浦春马、竹内结子，以及数千感到绝望的日本人在近几个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今年7月起，日本自杀率连续4个月超出去年同期，年轻自杀者明显增加。

　　令和2年版《自杀对策白皮书》显示，2019年日本自杀者超2万人，呈现下降趋势，但10岁至19岁人群中，自杀人数为659人，自杀率达到3.1（注：自杀率＝每10万人中自杀的人数），逆势增长。15岁至39岁人群去年的自杀者总计5229人。日本官房长官加藤胜信在10月27日的记者会上表示，年轻人自杀问题严重，政府将重点关注推进自杀预防对策。

　　自杀，已成为日本年轻世代的第一大死因，这在发达国家中绝无仅有。

　　“日本年轻世代生活在一个遇到困难后不得不用自杀来解决的社会。”日本中央大学人文科学所研究员高桥聪美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说，自杀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受疫情影响，学校从明天起停课，后续安排将另行通知。”4月7日晚，木村和雄在便利店兼职结束后疲惫不堪地往家走，手机突然收到停课通知，内心一阵窃喜。他打开Facebook扫了一眼，才知道几个小时前政府发布了紧急事态宣言，东京等7个都道府县进入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范围也包括他所在的大阪。

　　木村告诉澎湃新闻，他在大阪一所专门学校（类似于国内技校）就读设计专业，从小自认为审美出众，对个人形象也十分在意。但是从高一开始，脸上的青春痘层出不穷，起初冒一个挤一个，但到高二时已蔓延到整张脸，不得不戴上口罩。

　　“班上有同学给我起了‘火山脸’的外号，嘲笑我，说我受了诅咒，书本上经常被别人乱涂乱画。”木村回忆，被霸凌最严重的时候，每晚不是失眠就是做噩梦，睡不着的时候就想第二天找什么理由请假。有时看到镜子、玻璃等反光物里的自己，很想哭。

　　木村越来越频繁地旷课，即使去学校也几乎不和同学说话，勉强读完高中后进入专门学校。不出他所料，同学依然不友好，2年里曾多次发生肢体冲突。

　　校园霸凌是日剧和动漫的常见主题，其中不少情节令人不寒而栗，但现实中的情况似乎并没有好一些。

　　日本慈善机构“日本基金会”（Nippon Foundation）2018年对全国18岁至22岁人群进行调查，30%的受访者称“曾考虑过自杀”，其中近五成表明是“学校问题”，三成称家庭问题。回答“学校问题”的学生中大多数谈到了“校园霸凌”。

　　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调查数据，2019年全国中小学发生的霸凌事件超过61万件，5年时间数量增长了3倍。

　　“当你在学校不合群，或是和别人与众不同时，往往就会受到排挤，严重一些就是霸凌。”日本青年心理学会理事长大野久告诉澎湃新闻，在日本教育中，集体很重要，某些方面“表现特别”的孩子即使很优秀，也可能被孤立。出于不给别人添麻烦的考虑，被霸凌的孩子很少愿意第一时间告诉老师或家长，宁愿选择默默忍受。

　　学生屡受霸凌，学校成了“残酷现场”。据共同社报道，3年前，日本长崎市海星私立高中一名16岁男生死亡，校方告知家长“学生猝死”。在家长的一再追问下，当地教育部门调查此事，历时2年最终发现关键证据，上月出具的报告证实，学生主要因为被霸凌而自杀身亡。这件事让许多人再次关注隐秘的校园霸凌。

　　致命的一根“稻草”

　　在木村看来，被霸凌只是他不幸生活的一部分，根源在于“被毁”的容貌。今年2月，木村在家人建议下去医院的皮肤科就诊，医生说，每周治疗一次，完成3个月的疗程预计会好转。他燃起了一线希望，每治疗一次后都会仔细观察是否有所改善，但情况并不如他所愿。随着大阪的新冠疫情扩大，4月7日进入紧急状态后，他就诊的医院控制非急诊和重症患者的人数，皮肤疗程被迫中止。

　　木村的生活像是被按下暂停键，学校停课、便利店的兼职工作中止，他在家中无所事事，不自觉地长时间观察自己的脸。“3个月的疗程只完成了一半，因疫情停止治疗后，脸上的情况一天比一天糟糕，不再抱任何期待。”

　　由于自卑，木村很少主动和同龄人接触，更别提女孩，看到比自己年长3岁的哥哥在家经常和女友视频通话，他非常羡慕，而他连可以倾诉烦恼的好朋友都没有。在家宅了两周之后，木村愈发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于是上网搜索自杀的方法，查询“60公斤的人要服用多少剂量的药物可以致死”，“烧炭、上吊等方式有多痛苦”等等，还网购了相关书籍。

　　在研究自杀方式的过程中，木村一度产生幻觉。“身体里时常出现另外一个自己，让我不要犹豫，果断结束生命。”

　　木村在一个互助论坛上找到多个卖家，分多次购买了大量镇静类药物羟嗪，当累积到60片之后，毫不犹豫地决定自我了结。

　　然而，当距离死亡只步之遥时，木村害怕了，“我自己打电话呼叫了救护车，看到医护人员赶到，之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木村在重症监护室（ICU）度过了危险12小时，他的母亲收到医生通知后非常震惊，一直在医院陪护。

　　“看到母亲捂着脸流泪的时候，我想活下去。”木村哽咽道。

　　日本国立成育医疗研究中心今年6－7月进行的一项全国心理调查显示，疫情期间孩子性情突变或抑郁的情况增多。迫于疫情影响，心力交瘁的父母可能忽视了子女的负面情绪征兆，对他们的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关心，甚至可能将自己的压力转移到了孩子身上。

　　而高桥聪美认为，年轻人自杀率上升的真正原因在于，日本社会在应对年轻人自杀问题方面准备不足、机能失调。虐待、贫困、霸凌、学业困难、亲子关系紧张等，都可能对青少年造成极大心理负担。“孩子的‘自尊感情’（对自我价值的认同感）较低，一根稻草就会将他们推下悬崖。如果政府、学校、家长不重视起来，自杀率还将可能继续上扬。 ”

　　木村出院后，对母亲说出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并定期接受心理辅导。最近，他经常会登录一个名为“无名邮件”的漂流瓶网站，匿名写下自己的心事，同时也给其他人留言回复。他发现了许多人和他一样，在漫长疫情期中渐渐脱离了人生的正轨。

      自杀率飙高之谜

　　生活封闭、孤独、收入减少、失业、对健康感到担忧……受新冠疫情影响的不安背景下，人们容易对生活感到不满或绝望。土屋皐是北海道自杀预防团体SPbyMD的负责人，她告诉澎湃新闻，疫情期间来进行咨询的人数明显多于往常，仅10月份，个人经手的自杀咨询大约有10件。对于一个规模不大的志愿团体来说，这已经是个不小的数字。

　　日本厚生劳动省11月24日发布的自杀情况报告显示，今年10月的自杀人数较去年同期增加四成，其中女性自杀者达到852人，较去年10月上升82.8%，20至50岁女性占比将近一半。报告分析，新冠疫情导致家庭暴力增多，女性的育儿和家务负担加重。从经济上看，在零售或服务行业从事非正规工作的女性相对更多，失业风险激增。

　　但令人意外的是，正值壮年的男性群体中，自杀率也呈现上升趋势。一些社会援助团体发现，日本街头出现年轻流浪汉，这些失业者一旦露宿街头，就容易成为自杀“后备军”。日本预防自杀组织Life Link负责人清水康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采访时表示，“目前，随新冠而来的经济衰退中，失业者多为派遣员工和自由业者，精力旺盛的男性突然丢了饭碗，不知何去何从。”

　　“连续4个月自杀率上升并不意外。”日本和光大学心理教育学科教授末木新对澎湃新闻说，出现自然灾害或社会危机时，自杀率会短暂下降，之后上升，这一现象已得到反复验证。在危机高峰期，群体凝聚力提高，个人面对困难的孤独感和无助感会相应减少。危机过后，人与人的关系疏离，这时候切实感受到危机带来的痛苦。新冠疫情属于公共卫生灾害，4月日本宣布紧急事态宣言，该月自杀率相比去年同月下降了20%，随后四个月连续上升，实际是符合一般规律的。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日本的自杀率从7月开始不断上扬？目前还难下定论，但不少心理学家都谈到了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演艺明星接连自杀。

　　17岁出演《恋空》而一举成名的日本男演员三浦春马，7月18日毫无先兆地在家中自杀身亡，俊朗的形象永远停留在了30岁的夏天。这一死讯似乎推倒了演艺圈的多米诺骨牌，短短4个月内，知名演员竹内结子（40岁）、芦名星（36岁）、洼寺昭（43岁）相继自杀离世。

　　明星接连自杀，不可避免地对普通人心理造成冲击。高桥聪美指出，“名人自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部分归咎于媒体的大肆报道，世卫组织曾就自杀报道发布过相关指导原则，但日本媒体没有很好地遵守，从而引发维特效应（Wether effect），也就是人们参照一个知名的自杀方式或特定人物进行‘自杀模仿’。我认为，这是诱发很多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自杀的原因之一。”

　　谈及名人自杀带来的连锁效应，土屋表示认同，但不认为这是决定性因素。她多年从事自杀预防工作，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发现多数人的困扰主要围绕三个方面——生活方式、恋爱、金钱。

　　“有时候也很难理解一些人自杀的理由。最近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先生，极致的完美主义者，要求自己每天在同样的时间和地点完成指定的事情，如果做不到就会非常自责，这种强迫症把他逼到无路可走，想以死寻求解脱。”土屋举了一个例子。

　　从事预防自杀的志愿工作，需要极强的共情能力。土屋在这方面有着特殊的“优势”，因为她既是自杀未遂者，也是自杀者遗族。

　　倾听心声直到最后一刻

　　问及从事预防自杀援助工作的契机，土屋有很多话想说，但她否认自己是一名援助者，“我不是抱着乐于助人的初衷在做这件事，而是在拯救自己。”

　　“经历了自杀未遂之后，整个世界都变了，身边人对我变得温柔而小心翼翼。”土屋回忆，多年前因朋友背叛，她想置其于死地同时自杀，甚至将这个朋友的照片放入黑相框，设祭坛。

　　尝试自杀而未遂的土屋，在朋友建议下去看了一部电影——由东野圭吾小说改编的《信》，片中的弟弟一生都活在杀人犯哥哥的阴影下。她醒悟，不论是杀害别人还是自杀，都将给所爱的人留下无尽痛苦，于是慢慢说服自己摆脱自杀念头。

　　正当生活逐渐向阳，土屋突然得知最好的朋友在家附近的车站跳轨自杀，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明明想自杀的是我，她和她的家人对我都很关心。‘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个词一刻不停地在脑中旋转。”

　　她至今没能找到问题的答案，还是会时常想起那场葬礼，离世友人的父母在哭。“这是世界上最悲伤的事情”。

　　很长一段日子里，土屋都在思考，能为朋友做些什么、自己活下去的理由是什么。“她再也无法看到、听到和遇到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而我要帮她去完成。“在这样的心情下，土屋加入了预防自杀的志愿者团体，和同行的伙伴一起倾听咨询者的倾诉、办心理讲座等，全部都是利用休息时间无偿付出，经费也完全依赖于捐赠。

　　在面对各种负面情绪时，土屋表示从未有过“无力感”，“对于那些想要自杀的人，我会倾听他们的心声直到最后一刻。”她和同事们不仅接受咨询请求，还会对有严重心理疾病的咨询者进行长期观察，以防发生不测。

　　从事预防自杀活动的志愿者和自杀问题研究者中，不乏像土屋一样有“特殊”经历的人。末木教授对澎湃新闻说，“上高中时，祖父自杀身亡，对我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这可能是让我对自杀问题有探究欲望的契机。”他走上了临床心理学的研究道路，在出版多部自杀问题相关的书籍后，有许多人向他求助。

　　末木称，他的电子邮箱收到了大量心理咨询者的邮件，很多邮件的标题是“我想死”，内容往往是讲述一些烦恼，发件人的身份无从知晓。这种情况下，他通常会建议这些人向专业的心理医生咨询。

　　和末木新相似，医学博士高桥聪美也专注于自杀问题研究，她坦言自己有一段非常痛苦的童年经历，父亲有酒精依赖，她从小目睹父亲对母亲施暴，“我和母亲都遭受了很长时间的身体和精神虐待，家里非常贫困，上大学时的学费都很难负担得起。可以说我是一个有很高自杀风险的孩子，但多亏身边亲朋好友的帮助，才有了今天的我。”

　　高桥希望日本的孩子们能生活在一个让他们身心愉悦的社会，摆脱自杀之苦，但前路艰难。在她看来，目前日本制定的自杀对策不充分，需要社会模式与医学模式两轮并行。“应对自杀没有立竿见影的特效药，除了踏实做好预防措施，别无他法。”

　　土壤与措施

　　“自杀”早已不限于心理学研究，是社会学、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共同关注的话题，甚至被视为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文化现象。

　　“再也没有比死更高的艺术了，死就是生。”这是日本文学家川端康成非常欣赏的一句话，出自日本超现实主义画家古贺春江，被记录在川端的散文《临终的眼》之中。这两人都将死亡赋予了重要美学意义，最终都因自杀离世。

　　日本历史上有太多文人墨客自杀弃世，三岛由纪夫颇具仪式感地剖腹自尽，震惊世界文坛。有人说他被灌输贵族武士思想而迷恋死亡，也有人称其推崇死亡美学，还有天皇崇拜的说法，众说纷纭。

　　不难看出，对待死亡，日本有一片特殊的文化土壤，日本人有其独特的生死观。樱花凋零与武士殉道无不透露着大和民族的 “物哀”情结， 而“以死谢罪”的思想也仍然深植于心。《菊与刀》一书对日本人的自杀行为有这样一段描述：“自杀如果以适当的方式进行，便可洗刷一个人的污名，保全死后别人对他的好评。”

　　“如果从所谓的宗教角度来看，日本人持有宽容的‘自杀观’，不像基督教徒那样批判自杀。”末木新称，在日本这个国家，自我牺牲和履行职责的死亡通常是会被美化的，对死亡的宽容态度可能受到了“儒教”的一定影响。

　　文化对日本人生死观的作用不可低估，但高桥聪美及多位自杀问题研究者认为，不能将日本的高自杀率归咎于历史文化渊源，这是不负责任的处理方式，当今社会最强有力的工具是政策和措施。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自杀率急剧上升，成为全国性社会问题，日本官方试图干预。2006年，政府专门制定实施了《自杀对策基本法》，规定了中央政府制定自杀对策的义务。这一基本法施行10年后又经修订，规定了地方和学校的自杀预防义务。其中明确写有“争取实现没有人被迫自杀的社会”。

　　日本厚生劳动省从2007年开始，每年发布《自杀对策白皮书》，统计上一年度的自杀数据，分析现状和原因。同时，政府通过财政拨款加大对自杀未遂者的援助力度。

　　然而在日本，当人们真正陷入抑郁或是患上精神疾病时，可无后顾之忧寻求帮助的地方并不多。土屋解释，像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双向情感障碍症等精神疾病都与自杀密切相关，如果去专门的医疗机构治疗，有助于避免许多自杀事件，但人们对精神疾病持有较强的偏见，会避讳寻求帮助。

　　日本精神病院协会201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日本精神病医疗远远落后于世界进度，近八成精神病医院为民营，而专科医生配备又严重短缺。尽管近两年有所改善，但相比西方国家仍有差距。

　　新冠疫情之下，受困于精神和心理问题无处排解、不安情绪加剧的日本自杀者大幅增加。日本官房长官加藤胜信在11月11日的记者会上称，“有必要认真对待现实情况”。让各地官方自杀咨询窗口延长运营时间的同时，加藤胜信希望民间团体通过社交媒体提供咨询支持，呼吁民众不要独自承受痛苦。

　　“当你想要轻生的时候，找个值得信赖的人倾诉一番，自我守护，向着生命中的光亮。”土屋呼吁道。

编辑: 华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