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面对深度老龄化社会、“江南运河第一闸”的前世今生、对国家历史怀有温情和敬意|人文周刊荐读

新华日报·人文周刊（第17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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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老龄化，我们该怎样成为父母的温暖之手？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江苏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6.2%，不仅高于全国13.5%的水平，而且超过14%这道分界线，进入了“深度老龄化社会”。

我们如何对待老人，就是怎么样对待自己，对待未来。当职业陪伴师、陪游师、烹饪师等陌生人陪伴经济应运而生的时候，传统的亲人陪伴也在人口结构的变化中产生了新的涟漪。

幸福又孤独，别让“老漂族”伤了心

早上5点起床，给孙女准备早餐，送到学校之后，回家路上顺便买好菜。差不多9点回到家，又马不停蹄地开始洗衣、打扫、整理。到了饭点，把头天晚上的剩菜热热吃掉。短暂的休息之后，又要择菜、备菜、收衣服，然后坐公交车去学校接孩子放学，再做一家人的晚饭……周末因为要做两顿饭，更是忙得连轴转。

这是55岁退休后的李芹作为然然奶奶一天的作息时间：紧张而忙碌，日复一日。

3年前离开老家，对于李芹来说，不仅是背井离乡，还意味着夫妻分离。双胞胎儿子结婚、生子竟然都神同步，她和老伴只能分头帮忙，一个跑到苏州，一个飞往北京。孩子很小抱在手上时，吃喝拉撒全都不离人；会走路了，磕着碰着更不省心；好不容易上了幼儿园，除了接送上下学，还要往培训班送，每天的时间被切割得零零散散、断断续续。眼睛一睁，忙到熄灯，已经成为生活常态。

像李芹夫妇这样的“老漂族”，广泛存在于中国城市家庭中。城市化加剧了人口流动，为了照顾和陪伴第三代，老人们只能像“候鸟”一样离开家乡，“漂”在子女生活的陌生大城市。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统计，早在5年前的2016年，我国“老漂族”数量就已高达1800万。

含饴弄孙虽然带给老人天伦之乐，但家务繁重、不适应大城市生活，也让漂泊异乡伴生挥之不去的烦恼。

60多岁从湖北老家赶来的丁奶奶因为不会说普通话，陷入了困境。“不仅外面的人听不懂我说话，就连儿媳妇也很少和我说话。”脱离了原有的社交圈，来到陌生的城市，丁奶奶无处表达、无人倾诉的孤独感与日俱增。

从泰州来的小虎外婆最受不了的则是女儿女婿对于她“带娃”能力的质疑：“上次我给小孩喂饭，就跟我大吵一架，后来小孩生病，又说是我给小孩衣服穿得太多了……”

代际冲突、城乡差异无形中激化家庭矛盾。80后护士董欣然最近特别郁闷，从农村来的公公不仅经常捧着个饭碗在客厅边看电视边吃饭，还会在小区随地吐痰。她说：“邻居找我投诉了好几次了，我感觉头都抬不起来。”

“漂”在异乡，过去同事、同学、邻居构成的“熟人社会”不在了，老人心理的困惑没有出口。想专心把孙子带好，也常常有如履薄冰的感觉：做好了，没人表扬，好像是理所应当的；做得不好，就有很大的责任。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的价值感来源于社会评价和自我评价两方面。退休之后，老年人的社会价值感本来就在降低，在‘漂’的过程中，他们又要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自我救济手段又没有了。”心理专家、南京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主任张纯在进社区时发现，不少从安徽、贵州“漂”到南京的老人都有不适应感，甚至连方向感这件事都让他们困惑：为什么南京的道路不是正南正北的？为什么走到鼓楼大转盘就迷路，月亮一会儿在这边，一会儿在那边？“不想干了，想回去”， 不止一个老人这么对张纯说，但他们又不想让子女请保姆，“费钱又不放心”。

同一个屋檐下，陪伴咫尺之间。但忙忙碌碌的“老漂族”却觉得，自己不过“生产线”上的一环，一旦没有价值了，也就“失业”了。

终于要回东北了，在南京待了十几年的严叔却有些失落。几年前，他心血来潮和街道的一帮老头、老太太组队打门球，没想到这项小小的运动竟成了他之后最大的快乐源泉。肯钻研，球技好，当了队长的严叔还专门做了一本“门球笔记”，密密麻麻记满了打门球的角度、方法和心得体会。“嘟嘟爷爷真厉害，怪不得嘟嘟学习也好。”每次听到球友们这样的夸赞，严叔虽面不改色心里却受用得很。

只是没想到，孙子考上理想中学的幸福感还在弥漫，他自己却要立刻面对分离：孩子大了，再也不需要接送，学校也有晚饭提供……

陪伴戛然而止让严叔有点缓不过来。他在家里至少提过两次，今年他要做一件大事，带着球队“冲冠”，但显然没人听到心里去。

亲情反哺，对阿尔兹海默症的父母说“听你的”

“我认识的那个妈妈不见了，我该上哪找她？”说到去年得了脑梗的妈妈，齐晓霏红了眼眶，70多岁的妈妈生病后“冷漠”得仿佛变了一个人，“这也让我意识到，我们可能真的进入到了亲情反哺的阶段了”。

在来南京上大学前，齐晓霏一直和妈妈生活在一起，她眼中的妈妈是个充满热情的人——“她甚至会提前几天给我打电话，问我想吃什么，回家之后每顿饭都兴高采烈地给姐姐和我做上一大桌好菜。”而如今，特意请了一周年假回家探访的齐晓霏，却彻底受到了冷遇。“我早上起床之后，发现家里冷锅冷灶。她自己吃了早饭，却没有给我做。”

陪伴父母安度晚年，也是子女心理的一场角力和成长。“妈妈过去是个很好看的人，70多岁还能穿旗袍，”母亲的衰老和疾病对于刘雁涛来说既缓慢又突然，在母亲回到老家半年后，刘雁涛发现一向注重身材的母亲突然“像气吹得一样胖起来”，家中的母亲逐渐变得陌生：5点钟起来一定要听天气预报，广播电视一档都不能差，谁要是抢遥控器就会急。直到某一年的冬日，中午全家出门吃饭前，母亲说什么也一定要取牛奶，“我当时想就是上楼下楼的距离，就让她去了，结果母亲走丢了，我们急得不得了，又报警又找电台，最后母亲晚上9点多才回家，穿的棉袄都能滴出水来。问她去哪了，她也不知道”。这时候她才后知后觉，母亲生病了。

刘雁涛带着母亲看脑科医生，诊断为帕金森综合征，认知水平只有小孩的3-4岁，经历了长期的潜伏期。医生让家人多多陪伴，多多陪母亲说话来刺激她。母亲退休前是会计，天天和数字打交道，疾病之下却成了让家人“毫无办法”的妈妈，在弟弟家的日子里，“情况愈演愈烈，妈妈每天去超市买牛奶，阳台上全是纸巾，疯狂购物。年轻时从不吃肥肉的她，后来变得什么都吃，总感觉吃不饱”。刘雁涛总是去看望母亲，母亲往往只在进家门的时候认识她，“后来就看着我叫我侄女的名字，再聊天她就感觉和她没有关系，在一旁嗑瓜子，问她什么就嘿嘿一笑，和她说话也没有反应”。刘雁涛很是难过，眼看着4年多的时间里，母亲和自己“渐行渐远”，她却几乎什么也做不了，很是无力。

“看着妈妈像是一块拼图，一块块往下掉，最后变成一个平板、一个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填补，我们倾尽全力也拉不住，有一种空洞感。”在大脑严重萎缩的情况下，母亲摔了一跤后几乎躺在床上起不来。母亲弥留之际，医生表示耗钱已经意义不大，“管子一拔母亲解脱了，你也解脱了”，要她做决定。出于理性，她知道救治的意义不大，可是她做不到放手。“妈妈小时候养我花了那么多钱，现在我给她花多少钱都是应该的。更主要的是，管子拔了，我就再也没有妈妈了。”

那个抚养自己长大、视自己如明珠的父母开始不认识自己了，对于这种难过无力，韩予玲感同身受，在无锡老家80多岁的母亲如今身体较为健康，却成了自己“最熟悉的陌生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母亲开始变得多疑。“我吃到一个好吃的橘子，第一时间想到给妈妈买点，结果她全都送人了，她说怕里面有毒，我们要害她。一次去看望妈妈，给她剥了橘子吃，去散步一圈回来她说肚子痛，一口咬定就是我给的橘子有问题，去医院诊断安然无恙后，还是半信半疑。”

比起没有意识，更可怕的是疾病打破了亲人间最基本的信任。母亲诊断出妄想症后，韩予玲一方面觉得要多陪陪妈妈，另一方面妈妈对自己的态度让她一度很是委屈。“有时候靠近她，她就一下子把我甩到一边。和她聊天，她再也不和我推心置腹了，说话特别官腔，讲自己的大道理。”一次她冒着上班迟到的风险，和母亲聊天委婉诉说自己的委屈，并劝解母亲不要怀疑家人。“说了一个多小时，我以为母亲会有点反馈，可最后她还一口咬定我们就是‘坏人’，匆忙骑车去单位的路上，我哭得不成样子。”

通常儿女父母相互陪伴交流时，都有情感的反馈，当情感反馈突然不存在了，难免会让儿女无法接受。韩予玲也在医生的指导下逐渐自我调整，“这是一个反哺的过程，只要父母开心了，我们也没有必要陷入自我焦虑中”。如今她和兄弟姐妹和母亲有了新的相处方式：当母亲说不吃他们买的东西时，带她买几件衣服等转移注意力；母亲说有人跟踪她时，他们和母亲说“不要害怕他”。孝顺既是尽孝道，亦是在情感出现不可抗因素时的一种顺从。对于这种无力解决的委屈，韩予玲认为，儿女也需要自我建设，感到委屈、压力或焦虑时，也要及时进行心理辅导。

多元化陪伴，让我们成为父母的“镜子”

“下次一定要来，你们不能忘掉我。”93岁的林妈妈脑梗后记忆力慢慢衰退。每次目送子女离开养老院，她都会变成黏人的“老小孩”。

“我们怎么会忘了她呢？”林郦一下子打开了记忆的闸门。父亲早逝，从出生到结婚生子，再到女儿长大，母亲一直陪伴着她。直到六年前，母亲摔伤骨折，出院后需要专业康复，一边上班、一边还要带孙女的林郦不得不将母亲送到了南京江宁区的一家养老机构。她和爱人、女儿，姐姐和侄女等一大家子每星期都要去看望母亲两三次，抱抱她，给她送点汤菜、水果和她爱吃的糕点，摸摸她的头、给她捶捶背。

“以前教过她打手机，现在也不打了，我们家人前一天刚刚来养老院看望她，她就说‘怎么还不来看我’，护理员只好拿了一个日历，我们每来一天，就在日历上画个圈给她看。现在有时候就把她当小孩，每次去和她聊还会表扬她，也让她把我们带来的食物分给养老院里的朋友们。”林郦还和她开玩笑：你现在多好，等我老了，我的女儿是独生子女，没有人这样看望我啦。

经济学家任泽平说：“过去40多年，中国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就是因为抓住了人口红利、改革红利和全球化红利这三个红利。”而当“人口大潮”进入老年之后，碰上的正是实行计划生育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在高速运转的社会，过去式的陪伴已经无法适应新形势。

“我们将会是一代不被子女陪伴养老的老年人。”在这方面，林郦自认想得很透彻，养了宠物猫后，她的心里又装得满满的。

50后的曹艾每天准时出现在公交站台，手里拎着给母亲准备的饭盒。从事业单位管理层的岗位上退下来，曹艾回到了父母生活的城市，陪伴他们养老。已经送走了三个老人的曹艾，和老朋友们聚会的时候，也会不断地触及一个话题：我们这一代人又会怎样老去？

亲身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巨变，曹艾发现，代际的差异在这两代人最大。“社会发展得太快了，两代人的认知和想法大相径庭。年轻人孤独，老年人也孤独，但即使这样，两个群体在同一个空间下生活，也没法做到真正双向奔赴的陪伴。”曹艾认为，和农耕时代不同，现在的老人都有退休工资，陪伴的形式也迭代了，有人说：“年轻人独立，是为了乘风破浪；老年人独立，是为了驾驭生活。陪伴的方式越来越多元化”。

在这方面，60岁的老沈自认是走在前面的人。早几年，他和几个好兄弟一起在云南买了一套别墅，每个家庭一个房间，开始朋友式的陪伴。“我们想好了，等到我们80岁，腿脚不利索了，我们还是要回来养老的。”老沈已经提前在南京买好了一套养老公寓，助老式的设计很人性化，连墙上都有扶手，更重要的是，只要身体不适，一个按键就能直通附近的医院。

同时还是南京居家养老协会副会长的张纯则认为，比起物质陪伴，老年人更需要的是精神陪伴。“我们的养老行业，不要一味地强调硬件和设施，而是要建立真正更为人性化的养老制度，比如尝试建立‘助老银行’，再比如，能不能把三点就放学、家里没人的孩子集中到社区服务中心，请退休的教授、知识分子等提供学习的帮助。总之，要给老人更多的人文关怀，帮助他们建立更多的价值感，让他们快乐起来。”

“当代年轻人的三大考验：你小孩的教育、你父母的医疗、你的住房。子女天天陪着很温暖，但天长日久就是坐吃山空，父母想吃个肉都费劲，这种陪伴的意义就不大。”对于网上的这个观点。90后公务员媛可不完全赞同。在她看来，如今的陪伴已经挣脱了空间的限制，即使很难陪伴在父母左右，她也会“网购式尽孝”，为父母买买买，但更重要的则是给父母和子女之间要提供彼此“情绪价值”的陪伴。

心理学家施嘉琪在《疗愈你的内在小孩》一书中写到，很多心智还没成熟的婴幼儿照镜子会被吓住。要让孩子看见自己又不会被吓到，这就需要母亲在场。因为当有母亲的陪伴时，孩子在跟母亲互动的过程中会逐渐将母亲作为一面镜子，从中看见自己。“小时候，父母是我们的镜子，而父母老了以后，我们是他们的镜子，帮助他们在高速运转的社会中不慌张。”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陈洁 姚依依

【文脉】

千问千寻大运河丨“江南运河第一闸”如何重现人间

一道长江天堑，将大运河分割为江南江北。船行运河之上，闸口是必经之处。江南运河的第一道闸在哪？它又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记者来到长江和运河的交汇点城市镇江，走近这道闸的前世今生。

走在镇江中华路上，古色古香的陆小波故居边，路边一处石制栏杆围住的遗址映入眼帘。这就是近年来大运河沿线考古的一处重要发现：京口闸遗址。顺着台阶往下，走在木质栈道上，一片已被发掘清理完毕的遗址，更加清晰地出现在我们眼前。置身其间，残缺斑驳的石块、沧桑的石板路、古老石质龟趺座，一个个细节都在无言地诉说着历史的故事。考古表明，这里就是当年古代运河上的“江南第一闸”。

时间回溯到清代，诗人查慎行的名句“舳舻转粟三千里，灯火临流一万家”，描绘的就是镇江因运河而繁盛的景象。

数百年来，作为漕运咽喉，京口闸见证过数不尽的繁华。历史上，运河上南来北往的商船必须经过此地。西津渡就在京口闸的不远处，自从唐宋以来，通过运河转运物资，大都要通过京口闸，从西津渡过江北上。“当时，南方的丝绸、棉麻、桐油、纸张，北方的芝麻、红枣等物资都在这里聚集，镇江成为了长江中下游地区重要的物资中转港口，带动了这里的繁荣发展。”镇江博物馆副研究员霍强告诉记者。

一度埋于地下，京口闸遗址是怎样重见天日的呢？霍强回忆，2012年这里进行旧城改造项目，按照有关规定要先进行考古勘探，考古工作者在普探中探到了一路石头，后来又经过试掘，发现了疑似河岸的构造。此后经过数月考古发掘，在约2000平方米的地下先后发掘出明清京口闸的东闸体、码头、石岸、道路、碑亭等遗迹。

“这就是京口闸的第一道闸门，竖在地面以上的是绞关石，可以通过辘轳，用绞索将闸门提开。”霍强指着现场残存的绞关石告诉记者。这根绞关石呈方形，从底端斜向插入闸身，两侧设方形穿孔。“此刻我们站的位置正是闸口处。当年在我们的脚下一闸之隔，一边是长江水，另一边是就是运河河道。”

京口闸是大运河上重要的标志性水工设施。它在水利技艺上有何特殊之处？霍强介绍，“京口澳闸系统”是最大特色。北宋元符年间由曾孝蕴主持修筑京口澳闸。这个澳闸系统由五道闸和两个水澳形成，京口闸是其中第一道闸。在枯水期，长江的水位远低于运河，假如船要上行，每道闸之间通过注水、放水，船被慢慢提高，就能爬完“台阶”，安然进入运河了。这种澳闸系统同时兼有通航、蓄水、引水、引潮、避风等多种功能，充分展现了中国古代伟大的发明创造精神。

记者发现建造闸体的石块上有一些燕尾槽，这是做什么用的呢？专家解释，为了让这些石块更好地黏合，这些燕尾槽中是放置了铁锔扣用来固定，石块之间采用糯米汁作黏结剂，任凭风浪冲击，异常牢固，体现了古代的工程技术水平和古人的杰出智慧。

更让人惊喜的是，京口闸遗址还出土了一大批跨越千年的遗物。福建建阳窑黑釉瓷、江西景德镇青白瓷、河北磁州窑白底褐彩瓷……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丰富物品种类，更加证明这里作为交通集散地的功能。

存世的元青花非常珍稀，京口闸遗址上就出土了一尊元青花海水龙纹香炉，造型硕大、工艺精湛，十分珍贵。这尊香炉高达70厘米，三足和两耳都可以拆分，是目前国内出土的体量较大的元代青花瓷器。霍强告诉记者，通过对香炉的出土地点、工艺特征等进行分析，专家推断，这尊香炉是元代在景德镇生产的。在这件香炉出土的地层中，夹杂着大量的砖瓦建筑构件和陶瓷香炉、石制佛头等相关残件，所以推测这批遗物应该是当时的供奉用品。“很可能当时这里有座天妃庙，寄托着码头边的人们对于平安出行的希冀。”

在清代，京口闸因河道淤塞而废弃，此处渐渐衰落。随着时间的推移，京口闸一度被深埋在地下两米处。如今，这座在当时十分辉煌的水闸重现于世，并且已经成为镇江老城区的一景。2019年，京口闸遗址被认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新一轮清淤、绿化以及展示工作完成后，这里焕然一新。记者发现，不时有市民前来，在遗址附近的广场上徜徉观赏。激活京口闸遗址的丰富历史文化内涵，对于镇江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利用有着重要意义。

时光荏苒，被称为当代“江南运河第一闸”的是镇江谏壁船闸，这里是重要的水上交通枢纽，堪称一条现代化的水上高速公路，一艘艘运输物资的船舶穿梭不息，一派繁忙景象。岁月流变中，新旧“江南运河第一闸”的更替变迁，更让人体悟到大运河的久远历史和厚重内涵，感知到大运河的独特魅力。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顾星欣

【百家】

对国家历史要怀有温情和敬意

文/彭林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写到：“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正如钱穆所言，对本国文化仅仅有了解不够，必须要附带着一种温情和敬意。他还说：“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意思是对本国历史怀抱温情和敬意的人如果总是寥若晨星，这个民族是发展不起来的。他们在全民族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这个民族才会有希望。

当代科技、军事、经济的竞争，看似是物质力量的竞争，其实是物质背后的人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竞争者的意志力、胸怀、格局、境界的竞争。就像老清华的前辈们，有非常好的国文素养，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愿，所以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在相对落后的科研条件下做出一流成就。

现在一些年轻人认为，只要掌握一门职业技能，好好工作，做一个好人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去学那些古老的东西？因为历史的发展，一定是在充分继承、吸收前代成就的基础上才取得的。割断历史、鄙薄历史的人，一定走不远。西方科学那么发达，但西方人仍常谦卑地说自己洞察力不足，要回到古希腊向先贤寻找智慧。中国学者的责任，就是在向中国古代先贤寻求智慧的过程中，找出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与西方学者进行平等的对话。

当年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逃跑到日本，开巴黎和会时他跑到巴黎去，亲眼看到列强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给日本，根本不把中国当一回事。梁启超在欧洲考察后醒悟了，说我们不要再学这些国家，别把自己学成了帝国主义然后再去侵略别人，日本就是走了这样的道路。梁启超回国后到处宣传，世界上存在东西方两大文明体系，两者并行不悖、各有优长，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他从大脉络入手比较中西文化，认为无论是上世史时代还是中世史时代，都是“我中华第一也”，唯独近代时中国不如西方，“相形之下，吾汗颜矣”。他始终保持着中国人的自尊，说要三薰三沐感谢上苍，让他成为“此伟大国民的一分子”。他坚信，世界的前途正在大变动之中，“安见此伟大国民，不能恢复乃祖乃宗所处最高尚最荣誉之地位，而更执牛耳于全世界之学术思想界者”。他还认为，中华文化非常优秀，完全没有必要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中华传统文化依然有很强的生命力，当今的发展依然离不开本位文化。

1914年，他在与清华学生座谈时曾说：“清华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盖国学为立国之本，建功立业，尤非国学不为功。”当时的清华师生也普遍意识到，科学技术可以从西方引进，但民族精神不能从外国引进，“全盘西化”只能使中国依附于西方列强，而不可能有真正的民族独立与自强。

在梁启超的倡议下，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是一种对全盘西化的反驳。在当年秋天的开学典礼上清华校长曹云祥批评当时流行的所谓“新教育”，其实大都是抄袭欧美各国之教育，“欲谋自动，必须本中国之文化精神”。他希冀新成立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能“寻出中国之国魂”。

余英时先生说：“越来越多的学者承认，中国文明不但起源于本土，而且是循着自己的独立途径成长起来的。作为一个源远流长的文明，中国完全可以和其他古文明如印度、波斯、以色列、希腊等相提并论……现在大致有一个共识：中国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化传统，主要在自身的内在动力驱使之下，前后经历了多次演进的阶段。但为了对于中国文明及其动态获得整体的认识，我们必须致力于揭示中国历史变动的独特过程和独特方式。”

中华文化也曾得到全世界的赞誉。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认为，中国的孔子与老子同属于人类“轴心时代”的巨擘。中国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以及哲人思想，对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三大思想解放运动都产生过重大影响。中国的科举制度直接为英美近代的文官制度所仿效，是我们对于人类文明的杰出贡献，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了解的常识。我们应该克服长期以来的文化自卑心理，看到自己文化的优越性。

中国文化的基因是“徳”和“礼”，按照这个传统走，我们中国发展会走和平的道路。21世纪人类最伟大的事件，将是中华民族的崛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文明为人类作出的贡献，莫过于为人类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自信。

（作者为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人文学院教授、博导，中国经学研究院院长）

编辑: 傅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