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150位“先生们”画像、悼念老报人金靖中、话剧《家的年事》引发笑与泪、戏剧“大先生” | 文艺周刊荐读

新华日报·文艺周刊（第1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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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有站相，坐有坐相”的先生们

——著名画家周矩敏历时4年为150位近现代知识分子画像

手捻“山羊胡”拄着拐杖的辜鸿铭、留着“一字胡”正襟危坐的鲁迅、背着手一派乐天知命模样的季羡林、一袭白色长衫与猫对望的钱钟书……新吴门画派代表人物周矩敏先生历时4年创作，用画笔刻画了150位“先生”形象，像颗颗珍珠串起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文化记忆。画中之人，只有两种姿态，或坐或站，在周矩敏看来，“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模样。

150位“先生”，他要画出中国文化的“脊梁”

记者：整整4年时间，您潜心为150位“先生”画像，您的创作初衷是什么？

周矩敏：早在2000年前，我就开始以民国时期文人入画，但那时画的多是布衣文人，没姓没名。我只想通过诙谐风趣、和个性化的笔墨语言，通过寻常的生活状态去表现富涵哲理的普世意义，展现人性真实自然的一面。而这一次，我想表现一批具有中国民族脊梁的先生们，他们大多出生于二十世纪初，生逢乱世，国家动荡，然而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中国文人的气节令人钦佩，尤其是西南联大的老教授们，在中国最困难的时期，抛弃西方优厚的待遇回到祖国，带领莘莘学子，行走在救国之路上，他们是值得刻画的知识分子。

这150人里除了“鲁郭茅巴老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现代文学大师外，还有敢于抗旨拒迁校的冯友兰，坚持原则不唯上的傅斯年，敢讲真话的梁漱溟，不图虚名的潘光旦……他们有信仰，有责任，有使命感，虽身怀绝技，但在生活中又显得平实可爱，纯真可鞠。当下，对“信仰”的迷失已经成为一种精神困惑的普遍现象。我们不缺专业导师，缺的是精神导师，他们应该是道德修养、民族风骨、学问精湛、爱国爱民的楷模，是被人们尊称为“先生”的优秀文人。为他们立传就是要立中华文化的自信。

记者：创作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周矩敏：从技术层面来看，有些先生没有图像资料，一些依稀可辨的老照片还必须通过对文字资料的了解去丰满形象。当时，拍照是件很庄重的事，这些先生拍照时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神情专注，坐立皆规距。静止单一的姿态无疑限制了美术创作的丰富性。一般来说，形态动起来，图像才能活起来，构图才能千变万化。生活中的正襟危坐和凝神肃立恰恰是图画中的忌姿，不太好表现。试想一下：150个人不是坐就是站，缺乏肢体语言的丰富性画面该有多枯燥？我觉得这是对我最大的挑战。

记者：那您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周矩敏：文艺创作是个再创造的过程，不管画什么人物，一定要深刻理解他，当你吃透了，读懂了，你的笔才可能调动你的主观思想去处理画面。所以，最后创作这150个人物，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尽量注入更多的艺术处理方式去淡化这些单一姿势所造成的刻板。比如：强调人物形象的刻画，人物衣褶的处理，手持道具的多样性等。每个人物置身的场景，也有室内室外之分；就算同样是在室内，身后的背景也不一样，有的是花窗格，有的是家具，有的是博古架等；就算同样有屏风，你仔细看，款式图案也不尽相同。不同的配景，不同的处理手法，会给画面带来不一样的视觉效果。

每个人物所呈现出不同的精神面貌气质派头都是跟他们的教育背景、个性、专长相关。比如，有留洋经历的和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先生，是不一样的；哲学家、文学家和社会学家以及从事不同职业的知识分子，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也不尽相同。我试着找出每位先生独有的“痕迹”，并表现出来。

记者：单幅来看，每张画都是个体的心灵图景，但集中起来表现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群像，你在创作时是如何把握的？

周矩敏：其实，我一开始只画了鲁迅、蔡元培、王国维等10个人，在我不断看书、找资料、熟悉他们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周围有一个群体形成了一股文化气场。这股气场上升为一种文化精神让你感动着。如果忽略群体力量的存在，那么个人英雄也会随之失去活力。这种时代文化的激流不断地冲击着我，最后促使我去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优秀人才太多，我定位在文哲史方面的杰出者。因为他们比自然科学家更具有社会影响力。尽管已画了150位，但仍有遗珠之憾。我不能再画下去，这四年，除了吃饭、睡觉，我所有时间都搭在这上面了。我是画完以后回头来看，才发现如果把这些人物罗列在一起，近乎于一部近现代文化史。

做人要诚实 画画也是一样

记者：从布衣到文化名人，一直以来，您的画都偏向文人题材，用线也非常书卷气，这样的审美感觉是如何培养的？

周矩敏：先给你讲个故事。当年我的一位同学，画的是古画，学的是吴昌硕。当他得意洋洋地把画拿给我们的老师刘海粟看的时候，却遭到了严厉批评：吴昌硕他是80多岁的老人，它的用笔自然而然就这么苍老，你年纪轻轻，才20多岁的小伙子，为什么画得这么老气横秋？

刘海粟的这句话可以说影响了我的一生，那就是：画如其人，自然本质为好。做人画画均如此。很多画家老了以后他的画就天真烂漫了，这不是装腔作势，是返老还童了。做人、作文、画画都要诚实、坦率，千万不要装。我出生在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家庭，传统的生活样式、和待人处事的分寸感深深影响着我，我的骨子里有这样的文化遗传基因。所以我能比一般人有更多的感受和恰当的表达。

记者：近年来，像老树画画这样一批文人题材画在互联网上受到欢迎，您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的？

周矩敏：老树画得挺不错的，他文画相配通俗易懂所以能够打动人，受众面广。他给每幅小画配一首打油诗，其言其说能够契合当代一大批小知群体的想法，诙谐幽默是紧张节奏生活中的减压剂，正好击中了中产阶级的一种闲情，有一种小情绪在里面，这种小情绪不能上纲上线，但看了会让人会心一笑。“遇上烦心事情，有点不大高兴。坐对一树桃花，心中忽然大静”，他描绘的正是人们向往的心态，刚开始看挺好玩的，但看多了，也有点腻。

临风赏月，品茶喝酒，可以作为一种减压方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心灵一块空地。但如果在行为上放大了这种心态，并不好。大家都不上班赖政，然后找一处高山空啸，身体懒散精神堕落，久之，会消极而误事。真正耐看的，还是要释放积极的正能量的东西。文艺作品既要有故事，更要讲道理。绘画除了审美需要外，还是要有教育意义的。

记者：您曾经说过，“艺术家要深植于生活的土壤中，这样才接地气”。信息时代，世界就是一块大屏幕，当代人的思维角度和观看方式也随之发生改变。作为艺术家，该如何应对这种局面？

周矩敏：现代人活得匆忙，来去匆匆时间宝贵，“快餐文化”传递成为现实，一个节目几秒钟之内不能吸引眼球，就被换频道。就像写文章，如果开头无味，则兴趣全无。一目数十行，大致内容让人知道了耐心也就消磨殆尽了。我觉得新时代的绘画也是如此，我们要试着，通过形式语言去讲故事，非常巧妙地、一个包袱一个包袱地往外丢，才能把你的精神内核真正地传递出去。

比如，这一次我在用色方面，刻意让它明亮、雅致，比较符合当代人的审美；比如，如果这150张画里所有的家具都罗列出来，能可以开一个家具城了，也就留给了人们更多的空间去细细揣摩品味；再比如，每张画上，我都精选了画中的先生曾经说过的一句名言，朱自清的“沉默是一种处世哲学，用得好时，又是一种艺术”，叶圣陶的“人们最高精神的连锁是文学，使无数弱小的心团结而为大心，是文学独具有力量”……每个故事都富有哲理，当观众感觉很有风趣很有意思的时候，我的表达已经蕴含在其中了。

我认为，人的价值观，性格直接影响绘画。人之开朗画亦阳光，人之内向画亦阴柔，我可能就是前者。

失去了精神力量，他就什么都不是了

记者：在这次创作中，您特别强调“先生”这个称谓，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先生”？

周矩敏：4年中，我一边画，一边也是在积累自己。坦白地说，在创作的时候，我没有想过感动别人，是这些先生先感动了我。刘文典为《庄子》而生，林庚倾心唐诗，金岳霖专注逻辑学，赵元任玩他的语言学。这批先生大多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追求，有传统名士的真性情，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演绎出许多逸闻趣事。据说黄侃在中大教书时和胡小石为甲骨文的真伪较劲，甚至忿而击碎了玻璃板，事后又“固如初常”。

我认为，精神信仰和学术坚守是构建先生们共同的人格特质，他们具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我心目当中，真正的“先生”一定要有爱国情怀，一定要有铮铮的风骨，一定要坚守道德底线。如果一个人相貌堂堂，却失去了精神的脊梁，那他就什么都不是了。

记者：在您看来，先生们的精神对于当下社会生活的关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周矩敏：始终洋溢着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是贯穿中国近代文学史的主流。一百年前，国学大师辜鸿铭曾形容中国文人“温和平静，稳重节制，从容练达”。温和是教养，平静是修为，从容是逍遥，练达是世故。魏晋名士的风范、诸子百家的修为毕竟遥远，而这150位近现代的“先生”，既是传统的又是当下的，他们身上的这种书卷气，这种精气神，是彬彬儒雅的中国文人的温度。家国情怀，始终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内在品质。

有一个故事说金岳霖教授在西南联大讲逻辑学，有学生觉得这门学问很枯燥，就问先生：“您为什么要搞逻辑？”金答：“好玩”。淡淡一句好玩，却有着无穷的深意。无论学术有多艰涩，抱着好奇好玩的态度钻下去，直至“状若木鸡”入“痴态”。在我看来，想大问题，做小事情，是一个很好的启迪。中华民族要崛起，问题要想得大得不得了，做又要从很小的事情做起。

交汇点记者 陈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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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备用”，不委屈！

——贺岁话剧《家的年事》引发笑与泪 

不久前，江苏艺术基金2019年度大型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贺岁话剧《家的年事》登上了全国优秀小剧目展演的舞台。剧作家毛贵民担任编剧，资深晚会导演刘慧萍“跨界操刀”，一帮专业或非专业演员自愿出演——这个靠着兴趣、热情和信念“攒”起来的剧组，一路披荆斩棘，意外收获了不少肯定，打动了许多心灵。

贺岁话剧，顾名思义，既适合观众携家带口“组团”观看，也是在新春佳节这个特殊节点上，促使人们思考那些关于家庭、亲情、人生价值的恒久命题，在笑声和泪水中有所感悟。《家的年事》里，退休航天工程师魏明德的三个女儿，就为了父亲该不该和保姆结婚的问题，几乎吵翻了天……

大年夜“上演”代际冲突

《家的年事》选择了最适合剧情展开的时空场域：老魏家的除夕夜。三个女儿如候鸟回归，带来了温暖和亲情，也为随后的代际冲突埋下了伏笔。特别是以二女儿为代表的崇尚金钱、习惯以物质利益衡量一切的价值观，和省话剧院老戏骨铁金良饰演的老魏发生了激烈的碰撞。老魏想和陪伴他多年的保姆六姨结婚，二女儿却嫌弃她是农村人。在她心目中，父亲若要再婚，也应该像别人家那样，“厅长娶一个处长，两处房产加起来四百多平，月工资合起来三万多！”

无疑，这些剧情是对现实生活的精准提炼，并正在千千万万个家庭中上演。也难怪三女儿转述姨妈叮嘱时，一句“你爸爸要把房子给六姨了，你们赶紧回家看着”能引起台下会意的哄笑声。和女儿不同，老魏始终认为，“婚姻要有爱情”，不能全是计算；婚姻还要有陪伴，他和六姨之间日复一日的相濡以沫，比多少金钱都来得珍贵。因此面对女儿的反应，这位在大西北奋斗了一辈子的老航天人，不禁痛心疾首：社会上钱迷人心的那一套，也不可避免地走入了家里……

当然，如果仅有这些，《家的年事》不过是一部具有鲜明现实指向意义却略乏新意的作品。真正让观众感觉“跳脱”的其实是人物和剧情设置中的一些亮点。比如一贯勤恳隐忍的保姆六姨对二女儿说，“这丫头，就差吃一口奶，我就是你的娘了”，慈爱之中又有对晚辈失礼的批评；老魏说“血缘近不代表情感近”，透着一份清醒；他对六姨的爱情宣言更让人动容：“你说这爱情，它不当吃，不当穿，可人为什么不能缺少它呢？——有个好人在爱着他，他活得值啊，他活得自信！”这些“推陈出新”之处令人眼前一亮。

终生“备用”的英雄引发共情

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家的年事》没有止步于家庭，而是巧妙地糅合了“家”与“国”两种叙事，既有家长里短、一地鸡毛，也展现了普通人的航天梦、报国志，且彼此间在主题上构成了协调统一。

在家国叙事的开掘上，编剧毛贵民和导演刘慧萍一拍即合。刘慧萍在提出“贺岁话剧”概念时，就不只想把它做成一个类似“爆米花电影”的东西，而是希望以小见大，以“温馨现实主义”的形式传递家国情怀。对毛贵民来说，新中国开拓者和建设者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直令他念念不忘，“今天我们有了火箭导弹，但前辈们吃草根啃树皮走长征、‘小米加步枪’的艰苦奋斗精神仍然需要我们传承。”

然而，当家国情怀落到纸上、立在舞台上，却是以老魏这样一个形象呈现出来。对这个形象，戏剧评论家康尔认为，“这是中国话剧史上从没有过的舞台形象，这个人物形象的设定很见功力也很有意味”。作为一名航天人，魏明德常年不着家，把最美好的青春岁月留在了大西北，但他的奋斗似乎并无价值，因为他干的工作是在既没有航天器也没有航天员的年代研究航天员的特殊饮食问题——他的一辈子，都处在一个“备用”的位置。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人生价值甚至比不过那些在平凡岗位上担任“螺丝钉”的普通人，因而在悲剧感中又透着一股荒诞。

面对这样的人生，何以自我化解？“备用”了一辈子，委屈不？老魏的回答是，“为国家而备用，不委屈。”更何况，“备用”不等于“无用”，老一辈人就像后辈的“人梯”，哪怕是他们走过的弯路，其实也汇成了推动民族进步的涓滴之力。在老魏身上，长久的坚持、奉献、隐忍，不求回报的付出，和自我宽慰的豁达，或许比所谓的“大英雄”们更能体现人生无怨无悔的真谛，对观众来说也更具启示和参照意义。

继续打造“贺岁话剧”品牌

遵循戏剧创作“三一律”，创新采用三幕剧的结构形式，整部剧看起来流畅紧凑，一气呵成；人物较好地立在了舞台上，除了老魏、六姨形象栩栩，三个女儿也生动各异；由吴小平作曲、阮云松作词的主题曲，极好地烘托出新春佳节的喜庆气氛，甚至给人一种串门拜年、见面作揖的既视感……从主创到舞美、音乐，剧组中的每个分子就像剧中比喻的大蒜一样，一瓣瓣紧紧靠在一起，“攒”出了一台好戏。

从晚会导演“转战”话剧导演，经历了一番淬炼的刘慧萍直言不易。本以为自己在舞台行业浸淫多年，多少积攒下了一些人脉，但在江苏艺术基金抛出“橄榄枝”之前，她为了寻求资助碰了不少壁：“大家一听说是话剧，都用各种理由回绝了我。在这样的万般无奈之下，我和毛老师还是非常坚定地认为，只要你写的是老百姓愿意看的剧，就一定会有出路，一定有把它搬上舞台的那一天。”演员同样给了她巨大的鼓舞。面对这位“业余”导演，演员们依然愿意纯粹为了戏而付出。去年8月份开始排练，11月6号就登陆紫金大戏院首演，仅仅两个多月大家就把戏排出来，这速度在专业剧团里也不多见。

因此康尔评价《家的年事》是“一拨热爱话剧艺术的文化人不声不响、心无旁骛地弄出来的一部好戏”。也有观众提出了一些建议：如何更好地阐述好老魏和保姆相爱的“内涵”？如果不是六姨为女儿们的辛勤付出最终得到了理解，这出代际冲突又该如何弥合？“挑剔”的观众希望《家的年事》能够被打磨得更加精美。

“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是挂在毛贵民口边的一句诗。何谓“好诗”？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是不二标准。“我们中的不少人虽然是‘业余选手’，但大家一直用最职业的精神做这台戏，这时候你才明白了什么叫‘戏比天大’。”刘慧萍慨叹，“让我意外的是许多年轻观众来看我们的剧，说演的好像就是他们家的故事；还提出了一些中肯的建议，用年轻人的视野和观察来‘反哺’我们。做这台戏，我们太难了——我们也太幸运了！”

交汇点记者  冯圆芳  吴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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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大先生”

文 | 陆德宇

我的家乡是闻名遐迩的淮剧之乡。我虽生于斯，长于斯，然缺这方面的天赋，一句也不会唱，对淮剧更无研究。如说与淮剧毫不沾边，倒也不尽然。每当听到那熟悉的淮剧腔调，我的心弦就会随之被轻轻拨动，很自然地想起一个人，一个将终生奉献给淮剧的人。

他就是知名淮剧编剧、剧作家冯国才先生。

我与国才先生相识于1972年。这年年初，我从插队的生产队调到公社办公室，他当时作为下放干部，在公社负责报道组工作，从此被公社里人分別称为“老冯”和“小陆”的我们两人开始朝夕相处，并很快成了“忘年交”。

他老家南洋南陵的人那时都称他为“大先生”，他在专业搞戏剧创作之前，曾干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工作，被称为“先生”本无不妥，在“先生”前面再加个“大”，更多显示出乡亲们对他人品学问的尊崇。

他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江苏省淮剧艺术研究会理事。早在1948年他21岁在南洋文工团时，他写的剧本就引起当时苏北文工团著名编剧李汉飞的关注，被推荐在《苏北文艺》上发表。此后，他在戏剧创作领域辛勤耕耘一生，创作颇丰，获奖多多。

他一生共创作和改编现代戏、古装戏80多种，仅从1983年至1996年他去世的10多年间，就获奖20多次。其中许多为他自己独立创作，也有一些是和他人合作的，如和作家李有干先生合作大型淮剧《杏花春雨》，和李有干、陈明合作大型淮剧《儿女债》。合作最多的是剧作家陈明先生，他们两人联袂创作的淮剧现代大戏《鸡毛蒜皮》曾荣获第六届文华奖。

作为一位戏剧创作前辈，“大先生”对创作新人关怀备至，呵护有加。记得有一次，徐新华创作的《小镇》刚获第十五届文华奖不久，此刻已在淮剧创作领域取得丰硕成果的她，言谈中对当初国才先生对她父辈般的扶持关心充满感激之情。她说，她刚开始戏剧创作不久，一次带了剧本参加新剧本通稿会，这是她初见国才先生，见他在会上寡言少语，还以为他对她的剧本没有多少兴趣。谁知会后不久，竟收到他寄来的剧本修改稿，重要的修改之处还附写修改原因。捧着那一万多字的修改稿，她感动得一时不知该怎么表达自己的心情。冯老去世后，她曾以《戏剧人生》为题发表过一篇专门的纪念文章。

“大先生”功底扎实，学养深厚。淮剧剧本是他的主打产品。那时，他、公社团委书记卞琪和我3人同住公社办公室东边一室，卞琪和我有时还有別的事，这里白天多数时间实际就成了他一人的创作室。一把小镊子，一包大前门香烟，一支圆珠笔，一本自己订的白纸本，是他办公桌上的“标配”。

他每逢要写什么，动笔前总喜欢先用小镊子镊胡子，边镊边想，镊镊，下意识地用手摩挲下巴，如还没镊干净，继续再镊。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他凝神思考作品的过程，似乎他镊出的不是胡子，而是创作的灵感。镊好，想写的东西也差不多快成形了。

这时，只见他沉思着，慢腾腾地从烟壳里抽出一根烟来，用鼻子闻闻，点燃，然后一边吞云吐雾，一边用圆珠笔在白纸本上快速写起来，写完再回过头来稍作修改润色，一篇东西就成了。

南洋公社地处城郊，当时下放干部很多，论级别“大先生”不算高的，盖因他这一技之长无人可比，公社领导对他工作、学习不作要求，待遇从优。每次分烟票，他是唯一一个多一份的。他抽烟只抽那种没过滤嘴的大前门，后来沒得卖了，听他家人说，他总将新款大前门上的过滤嘴拿掉了抽。新款大前门慢慢在市面上也难买到了，他气不过，专门给上海生产厂家写了一封长信，厂里不仅回了信，还给他寄来两条大前门。

“大先生”具有一种“士为知己者用”的情怀，对报道工作从不蠏怠，整天不是下乡采访、回来写稿，就是去盐城送稿。后来地方报纸停刊了，又转向省报。“大先生”很有意思，正儿八经的场合他是从不愿意出头露面的，但凡县里宣传报道这条线开会或有什么活动，他都让我参加。县里表彰宣传报道工作先进个人，他也推我。仿佛除了写稿，这些事都与他无关似的。

每天下晚，他雷打不动，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其余样样都响的老旧自行车，回南陵侍奉老母，陪伴妻儿，和家人在一起共享苦乐。第二天一早，再踏回公社上班。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他随身携带的一只公文包里，除了笔和本子，正常放着一把小锤子、一只起子和几根铁钉，车子坏了，自己动手，随坏随修。

下放回乡，无疑是天赐他一个深入生活，接触群众，汲取创作素材与营养的良机。他厚积薄发，那两年先后写了淮剧《师徒俩》《当家》，八九十年代进入他创作的丰收期，差不多每年都有一两个剧本问世。

私下里，他曾不止一次和我说过，赵树理的作品真实地再现了我国农村几十年的巨大变革，具有清新浓郁的乡土气息，在当代作家中，他最喜欢赵树理的作品。正因如此，“大先生”的作品也带有赵树理式的“本色美”，语言通俗诙谐，构思独特精巧，又极具表现张力，非常接地气。

淮剧现代戏《鸡毛蒜皮》赴京参加全国调演，大获成功，没想到他回盐就病倒了。那天，我去医院病房看他，他斜躺在床上，身体已十分虚弱，眼睛却依然有神。还宽慰我：“手术过了，沒大问题。”儿子小西悄悄告诉我，父亲已将悼词拟好交团里。想到这么一个戏剧大师，快走到生命尽头，还表现得如此淡定，我心里涌起一阵阵酸楚。

冯老走了，和他推崇的赵树理一样，在生日的头一天走了。他走得那么匆忙，以至于不久“文华奖”颁发，他已无法分享这一喜悦了。他又走得那么从容，他将那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留在了人间，永远给人以启迪与美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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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有松颂高风 —— 悼念老报人金靖中先生

文 | 颜世贵

听闻老报人金靖中先生逝世，一时间震惊错愕。想起就在三个月前，他还托老伴许宛英老师（同为新华日报老记者）邮来了一部回忆录。我翻开即看，从老金的童年、求学、当学徒的经历，一气看到了他投身革命、从江南转战江北的峥嵘历程，其情其景，无不引我入胜！在这样的时刻，把我所了解的老金的生平故事尽可能地梳理出来，也许是对他最好的悼念。

当年，出身于富裕中农家庭的老金渴望光明的新天地，而解放区正是他梦想中的希望所在。老金本姓董，金靖中是他参加革命后改用的名字。那个年代出来闹革命的人，大都是假名假姓，怕连累家人。一到解放区，他就改了姓，和家里断绝了音讯。差不直到1949年渡江战役后，他才重新和家里取得了联系。

老金在皖南地委工作时，起先负责把每天收到的新华社时事电讯稿编好、抄好，送给地委和支队的领导同志阅读。没过多久，他便决定将此办成一张油印报纸，取名《皖南电讯》，自此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他釆写的第一篇新闻报道，就是刊登在这份报纸上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国共两党和谈，签订了“双十协定”。局势一时有变，皖南解放区接到北撤命令，挺进江北，最后到了淮阴。老金还是干他的老本行，去了华中总分社，当时的社长是范长江。1949年4月23日，他渡江南下，到无锡参与创办《苏南日报》。1952年10月，《苏南日报》并入《新华日报》，江苏省委机关报由此诞生。这样，老金就到了新华日报社。1954年，他又担任省委书记江渭清的秘书。文革中，他全家被下放到苏北农村。1975年11月，他被调回南京任新华日报副总编辑，最后走上了新华日报社长的岗位，一直在此工作到离休。

曾在省委书记江渭清身旁工作了近14年，这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在老金的回忆中有较多的记录。作为秘书，他给江渭清起草了不少讲话稿、文件、报告，跟随江渭清参加了党中央多次重要会议，一起上了风云突变的庐山、到过七千人大会的会场。

土改中，老金所撰写的一批报道宣传了“左”的思想。后来他回忆说，“自己那时是个毛头小伙子，为贫雇农苦大仇深所激怒，只顾往前冲，不考虑后果……现在翻翻那时的报道，存在的‘左’倾错误真是触目惊心……是很痛心的。”因此他把那些“错误报道剪贴起来，在后面附了自己的检查，并一直保存下来，直到2007年，新华日报举办报史展览，拿出来供他们参考”。这种直面历史、坦承错误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我第一次与老金相识是在1975年。那一年，我到淮阴采访，接待我的就是老金，那时他是淮阴地委办公室主任。再次见到老金已是1981年，报社派我到南京筹建人民日报驻江苏记者站。建站之初，两手空空，困难重重，幸亏得到了新华日报总编辑樊发源和副总编辑金靖中两位老领导的大力帮助。1983年11月，老樊离休了，老金全面主持报社工作，对我们人民日报驻江苏记者站，也一如既往地关心与支持。

此时农村正如火如荼地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苏北农村的情况如何？老金组织了“洪泽湖之秋”采访活动，并邀我同行。从淮阴到宿迁，一路下来，他“身先士卒”，是位领导更是位记者，对这里的农情和地理了如指掌。原来在战争年代，老金就曾在这一带战斗过，这使他对苏北地区充满了难以割舍的情结。

几年后，我从江苏记者站调到了北京记者站，与老金的联系就少了。又过了许多年，我也成了退休老人。但我一直不能忘记他们——老樊和老金，还有新华日报社的其他老领导、老同志、老朋友，当年对人民日报驻江苏记者站的建设与发展所给予的帮助！我总想找个机会去见见他们。

这一天来了。2008年6月，我路过南京，第一件事就是将我惦记着的这些老同志，请到丁山宾馆相聚。那天不巧下小雨，老人们还是高兴地来了。我兴奋不已，从一个个步履蹒跚的老人身上，看到了他们昔日的“高光时刻”，脑海里忽然跳出了一句打油诗：韶光凝业绩，落花扮金陵。

转眼又过了十多年。2019年6月，我回老家建湖，专门到南京把上次晤面的老人请到金陵饭店一聚。老金听说我来了，坐着轮椅让夫人许宛英把他推到了金陵饭店。这次相见的还有钱协寅、陆华、周正荣、施锦昌、余华明、王建国诸位老友，我们江苏记者站的龚永泉、赵京安、何聪和杨静，建湖文史作家王学言以及慷慨买单的老板苗德清、苗国梁父子。令我伤感的是得知老樊、高羽、李承邰先生已不在人世，刘向东、李昕昕、张成林、纪广盛先生因病未能出席。而汪祖其老先生，也未能联系上。我不免心里一沉。

席间，陆华先生站起来吟了一首诗：古有商山访四皓，今见金陵会诸翁；冒暑南下君真健，六朝有松颂高风。在座者无不感喟。

如今，老金也与我们挥手作别了。我以为我们应该真实地记录下前辈们的故事，让我们的后人知道我们的前辈和我们这代人，是怎么生活过来的！虽说每个人的回忆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微不足道，却也从各个角度折射出历史的真实面貌。斯人已逝，我要把老金的回忆录好好珍藏，把一代报人的故事说与后辈们听。

编辑: 王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