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良渚水坝、胡阿祥谈江苏文化分区、书中“饮食全球史” |人文周刊荐读

新华日报·人文周刊（第9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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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考古3年，河海大学团队解密良渚水利工程——

5000年前，“基建狂魔”在良渚修建水坝

“他们义务完成的工作，对良渚申遗是关键时刻的雪中送炭，是救了我们一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研究员、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考古领队王宁远7月15日在朋友圈发了一篇《写给河海大学良渚团队》，让良渚古城外围水利考古的幕后英雄、河海大学岩土力学与堤坝工程重点实验室在良渚古城成功申遗中的贡献被公众所了解。

他们的工作向世界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早在5000年前，中国良渚的水利工程技术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王宁远说：“网友调侃当今的中国是‘基建狂魔’，因为中国正在不断建设超级工程并刷新世界纪录。其实早在5000年前，比大禹治水还要早1000年左右，中华大地上就有一群‘基建狂魔’，他们不但修建了宏伟的良渚古城，还修建了庞大的古城外围水利系统。”

超级工程

改写中国和世界水利史

外围水利系统被列为良渚古城申遗的重要内容，包括谷口高坝、平原低坝、塘山长堤共11条水坝控制和影响的流域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它们不仅把中国水坝的历史往前推进了1000多年，也改写了世界水利史。

这完全超出了学术界的预期，即使这套水利在30多年间被逐步了解和考古发掘之后，在2016年3月的研讨会上，国内顶级水利专家仍然不敢相信5000年前良渚先民竟然在几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规划、建设了一个如此庞大的水坝群。它们可以为古城防洪吗？溢洪道在哪里？蓄水、排水和调控如何实现？会不会是城墙或地基？会不会是抵挡海潮的堤防……太多的疑问等待科学研究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

河海团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参与了良渚水利系统与工程技术研究。2016年11月，河海团队来到现场。“站在小山包上面对山谷张开双臂，右臂指向岗公岭水坝，左臂指向老虎岭水坝，两道坝在山两侧拉出一条笔直的线，想象着5000年前的水库，可以充分感受到我们祖先的聪明才智。”河海团队外援、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赵晓豹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从那一天起，河海团队在3年里走遍了与水坝相关的每一座山，调研了周边1000多平方公里的水文与地质情况，逐渐破解了良渚水利工程之谜。

展开示意图，河海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教授袁俊平告诉记者，良渚古城处于一个C形区域中，三面环山，只有东面朝向杭嘉湖平原，加之水网密布，是一个既安全又适宜稻作生产的区域。出于对水资源的管理，良渚先民们在三个区域修筑了11条水坝，整个水利系统在良渚古城北部和西北部形成面积约13平方公里的储水面，其中古城西北方的群山中有6条水坝分为东西两组，位于谷口控扼两条水道，因所处位置较高被称为“谷口高坝”。其中东高坝（岗公岭、老虎岭和周家畈）拦蓄出库容为1310万立方米的水库，西高坝（秋坞、石坞和蜜蜂垄）拦蓄出库容为34万立方米的水库；古城西侧三四公里外的平原弧丘间，有4条水坝（狮子山、鲤鱼山、官山和梧桐弄），因所处位置较低被称为“平原低坝”；古城北侧大遮山脚下有两条平行的东西向长坝，现存长度达5公里，是水利系统中体量最大的，被称为塘山长堤。平原低坝和塘山长堤形成的水库容量达3290万立方米。

经过精确测算，所有坝体的土方量总计为288万立方米，按每立方米土的开挖、运输、填筑需要3个人工计算，建筑全部11条坝体大约需要860万个人工；若由1万人来建造，大约需要连续不断工作2年半，如果以每年农闲时间有100天参与建设，1万人完成水利系统建造需要近9年，综合考虑古城和水利系统建设（良渚古城及水利系统工程量总计约1005万立方米），则需要几十年时间。在5000年前，只有一个强盛的国家，才能进行这么复杂的规划设计，才能调动这么多的人力、物力持续进行工程建设，并完成后勤保障。

河海团队的研究为良渚古城申遗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他们的学术成果被作为申遗文本附件提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距离遗产评估专家到现场考察不足一个月时，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忽然来函要求提供关于良渚水利系统和中国古代水利工程方面的专门资讯，河海团队临危受命，为ICOMOS专家做了两场水利系统研究专题汇报，并在河海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和考古所联合建立的实验室中进行了筑坝技术原理演示。听完汇报，考察专家丽玛·胡贾女士说：“我没有任何问题了。”

不可思议

规划之精密刷新专家认识

“说到大坝，人们往往想到防洪，但防洪并不是良渚人修建水坝的唯一原因，甚至可能不是主要原因，否则他们搬家就好了，那比筑坝更省事。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更可能是为了服务古城的生产生活而修建的系统工程。”赵晓豹说，“我们总觉得5000年前人类的技术还很原始，但这套水利设施的规划设计和建造工艺刷新了我们的认识。”

碳14测年显示，水利系统与古良渚城内重要建筑的建设时间是基本一致的，也就是说，二者是被通盘考虑、统一规划的。那里所在的天目山系是浙江省最大的暴雨中心，每到雨季常常山洪泛滥，溪满成灾，直到今天该地区的西险大塘还是杭州市抗洪排险的重点区域。研究发现若缺少外围水利系统，来自北方大遮山和西北山谷的洪水将对古城及附近遗址带来较大的冲击，尤其是大遮山下的塘山长堤中段，对古城防洪具有重要作用。

同时，蓄水也是水坝的基本功能。良渚人筑坝时，通常在坝体内填筑淤泥和草裹淤泥，坝体外侧用黄色粘土作为坝壳。这一结构类似于现代的粘土心墙坝，心墙起防渗作用，而坝壳则起到保护和支持坝体稳定的作用。取样试验表明，这种坝体的渗透系数大约为10-5~10-7cm/s，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因为它达到了现代工程中防渗材料的要求。

这些水坝也形成了完整的航运通道。水利系统建成后，形成了上下游两级水库，其中下游水库的水面正好抵达上游高坝的坡脚，配合原有河道和水域，就形成了从古城到下游库区再到高坝以北3公里远的运输通道。良渚人没有发明轮子，古城四周的水城门多达8个，而陆城门只有1个，可见当时的交通运输主要依赖竹筏和独木舟进行水运。当时运输的物资主要有木料、石料和玉料等，在莫角山宫殿区东侧的河道中发现了3根18米长的大木料，另外古城的河道采用了大量木料护坡，这些木材应该是从山里采伐后运来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想像在古城内外舟楫往来的繁忙景象。

“我们认为良渚水利系统还有灌溉功能，因为下游库的鲤鱼山、前村畈、横堂山等处坝下的土层中发现了高密度的水稻植硅体，这意味着上述地区在当时很可能存在稻田，而它们都处于低坝库区的下游，可以通过引水实现自流灌溉。”袁俊平说，“此外，良渚水利系统还应该具有调节水系的功能，古城位于低坝库区的东侧，城内的生活、手工业制作、城内外的农业灌溉和航运，都需要稳定的供水。”

了解水利的人都知道，修筑土坝时一定要留出溢洪道，当洪水过大时可从溢洪道泄流，以免水位上涨从坝顶溢流造成溃坝。在良渚水利工程中，先民们利用了天然山谷作为溢洪道泄洪。以东高坝为例，三条水坝的坝顶为海拔30米，在水库东侧发现一个海拔28.9米的山谷隘口。水力计算表明，当隘口水位为30米时，隘口的泄洪能力大于计算出的最大洪峰流量，完全可以保障水坝安全无虞。如果坝体低于隘口会造成坝顶溢流溃坝，坝体过高则会浪费人力、物力，而目前的坝高最为科学、恰当，这表明良渚先民有高超的水利规划能力。

未解之谜

良渚人从哪里获得“上帝视角”

早在良渚先民出现在这片土地上之前，崧泽文化（距今6000年至5300年之间）就在这里留下了遗迹，考古发现表明，崧泽先民无力改造自然，只能住在高地上。

然而良渚人则完全不同。碳14测年表明，良渚古城和水坝的始建时间均在5000多年前的良渚文化早期，其中水坝建设持续了四五百年之久，也就是说良渚先民刚在这里站稳脚跟，就开始雄心勃勃地要改天换地，单单兴建莫角山宫殿区，他们就把地面垫高了大约15米。

良渚水利系统总土方量约为288万立方米，蓄水总量则达到4600万立方米，工程量与蓄水量的比例约为1：16，即使以现代水利工程标准来衡量，良渚水利系统也是非常高效的。最远的坝体与古城间的直线距离约11km；高坝与低坝间距离达3.5km；塘山长堤距离古城最近，约在城北2km处，整个工程超出了肉眼所能看到的距离。今天我们有GPS，有遥感和测绘技术，还有卫星图片，而良渚人从哪里获得了“上帝视角”，使他们可以在数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规划设计如此庞大和高效的水利工程？

坝体的高度同样被控制得相当精确。东高坝三条坝顶均为海拔30米，西高坝三条坝顶均为海拔40米，平原低坝坝顶均为海拔10米，它们之间被山体隔断，那么良渚人又用什么办法来控制坝体的高程？

在修筑水坝的过程中，良渚先民大量使用一种被称为草裹泥的工艺。先民们在沼泽地上取土，然后用茅荻包裹土块，再用竹蔑进行绑扎固定，最终以纵横交错的方式进行堆筑。实验表明，通过草裹可以提高泥土的强度达6倍，而纵横交错堆砌的承载力是顺缝摆放的2倍，这种工艺相当于现代抗洪抢险时的沙包或土工袋，可见良渚人对于水利工程施工已经有了相当深刻的了解。

直到良渚文明衰落时，水利系统仍然在正常发挥功能。王宁远告诉记者，良渚文明为何在距今约4300年前突然衰落，学术界有不同观点，其中一种认为是因为当时发生了大洪水。研究表明，在嘉兴、德清、良渚地区的广大区域里，地层中都发现了一种黄粉土，它们来自长江入海口，被海潮带到杭州湾，再被冲到今天浙江杭嘉湖地区。混合着海水的洪水使良渚地区变成了一片盐碱滩涂，更可怕的是这样的大洪水反复发生，在良渚古城的低洼处形成了一两米厚的堆积，良渚人的家园就这样被彻底摧毁了。良渚人撤退了，这些水坝却留了下来，直到2000年后的商代，人们为了排水在蜜蜂垄上挖掘了沟槽，直到5000年后的今天，石坞拦出的湖边人们开起了农家乐，塘山长堤的北侧仍然有被水坝拦蓄成的长庆湖。

这11条水坝，是良渚人的伟大创造，也是5000年前世界上最发达的水利系统。那么，良渚先民们究竟用什么方法进行测绘和计算？他们这种成熟的规划、设计和施工能力又从何而来？中华文明的创造密码和原始基因也许就蕴藏在这些水坝中。

交汇点记者 王宏伟 实习生 王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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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面世83年大事记

1936年，原浙江省西湖博物馆职员施昕更等人在杭州良渚镇的一处水塘里发现一批以黑陶为特征的史前遗存。

195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家夏鼐，依照考古惯例按发现地点“良渚” 命名此处古老文化为良渚文化。

1986年，中国考古界迎来了良渚文化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发现，这就是反山墓地11座墓葬的发掘。在考古现场，发现大量珍贵的随葬品文物，尤其是12号墓，它所出土一件重达6.5公斤的玉琮王堪称国宝级文物，是第一批被限制出境的国家一级文物。

2007年，2007年，良渚古城的发现和确认，标志着良渚遗址进入都邑考古新阶段，被学术界称为“石破惊天”。良渚古城的发现，连同此前发现的反山、瑶山、莫角山、塘山、文家山、卞家山等100多处遗址点使得这座古城的面貌初露端倪。目前已知的良渚古城是一个具有宫殿区、内城、外城和外围水利系统四重结构的庞大都邑。从古城遗址可以隐约看到当年恢弘的王宫和在依水而居的生活方式。其中莫角山遗址是最高统治者居住和活动的宫殿区。

2012年确认良渚古城外郭城，证实古城外部存在一个由扁担山，和尚地，里山，高村，卞家山，杨家村，文家山等条形人工高地构成外郭城，面积6.3平方公里。证实良渚古城由内而外具有宫城，内城，外郭的完整结构，是中国古代都城三重结构的滥觞。

2015年，发现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结合遥感（RS）和地理信息系统（GIS）分析手段，联合水利学科，确认了良渚古城外围存在一个由11条坝体构成的庞大的水利系统，控制范围达100平方公里，距今已有5000余年，具有防洪，运输和灌溉等综合功能。是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系统，也是世界最早的拦洪大坝系统。

2017年，通过近10年的勘探和发掘，确认良渚古城内的河道水网体系，以及宫殿区，王陵区，仓储区和作坊区的功能布局。结合对古城周围的专项钻探调查，证实良渚古城的外郭城以内没有稻田，城内居民主要是贵族和各类玉器、石器、漆木器、骨器等各类手工业者，证实良渚古城具有明确的城市功能，良渚时代产生了明确的城乡分野。

通过勘探15平方公里土地，新发现160多处遗址，使良渚遗址群的遗址点数量增加到近300处。

目前良渚古城及水利系统历时性研究取得初步成果。通过系统的碳十四年代学测定，结合地层学、类型学等手段，对良渚古城系统的营建和使用年代有了基本了解，证实良渚古城各子系统中，最早营建水利设施和莫角山宫殿、反山王陵、瑶山祭坛等，其次营建内城墙，最后营建外郭城的基本顺序，为良渚古城及水利系统的规划、设计和建设的研究提供了资料。

【悦读】

历史脉动：书海中的“饮食全球史”大餐

文 |林颐

胡椒、香料、茶、咖啡、马铃薯、糖……它们与我们今天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东西并非都承袭于传统饮食，其中的大多数种类，对于15世纪以前生活在自己国度的人们而言，可能连听都没有听说过，或者只属于遥远的传说、昂贵而难以得到的奢侈品。

然而，我们知道，在1492年发生了一桩深刻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大事件——新大陆被发现了。在那以后，整个地球迅速编织了一张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所说的“人类之网”，欧洲、美洲、亚洲与非洲的大量农作物都参与了全球性的“哥伦布大交换”。

史学家们对这场大交换如此感兴趣，沿着时间与地理的线索，追溯这些产品如何展开全球之旅、如何搅动东、西方的脉动，造就了一部部引人入胜的饮食全球史。

1.《胡椒的全球史》

“很难想象香料架上会没有黑胡椒”，它被作者称为“烹饪界的变色龙”。各种食谱里少不了胡椒这道香料，世界各地的餐桌上也往往摆着胡椒罐。

追随葡萄牙人的脚步，他们最早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接着，荷兰人、英国人，然后是美国人，陆续来到亚洲。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是购买胡椒的主要目的地，胡椒的故事有很大一部分就在这两个岛上展开。

胡椒之路对于欧洲人而言，充满了苦难与死亡。海上航路的开拓，与迷途、风暴、食品短缺、肮脏的环境、肆虐的疾病交织在一起，以及掠夺者与土著居民的对抗。该书还讲述了英国人和荷兰人的彼此仇视对胡椒史和亚洲王国史产生的深远影响。英、荷两家东印度公司的对立长达两百年，无止境地开发国外的资源以满足本地市场的需求，形成了现代全球贸易的动力。马六甲海峡作为胡椒贸易的关键航道，至今仍是现代航运的重要枢纽。

2.《香料传奇》

胡椒是香料之王，但是，香料的传奇并不仅仅只有胡椒。

香料是探索发现的催化剂。葡萄牙、英国、荷兰在亚洲的领地，略为夸张一点说乃是由寻找桂皮、丁香、胡椒、肉豆蔻皮和肉豆蔻仁等香料而形成，而在美国领地的建立，也多少有如此原因。

在欧洲人看来，香料是与想象中神秘而华贵的东方形象密切相连的，这个词充满了诗意。对香料的渴求是激发人类探索的巨大动力。

该书并非通常的、记述意义上的香料贸易史。相比揭示香料如何“改变了世界”，作者更感兴趣的是世界如何围绕香料发生变化：所有那些伟大的、由香料引起的活动和戏剧性事件，所有那些战争、渡海、英勇、野蛮和徒劳都难以捉摸地起源于人们对于香料的情感、印象和态度。

所以，该书是把“香料”作为一个概念，探讨香料本身的奇妙效应，也探讨远方向往与引发大冒险的心理机制的产生。

3.《茶：嗜好、开拓与帝国》

欧洲人渴慕古老东方，茶，也占据着重要一席。

1662年5月，葡萄牙公主“布拉干扎的凯瑟琳”远嫁英国，随船携带的嫁妆里有一箱子中国红茶，随即掀起了一股饮茶时尚。有诗云：“维纳斯的香桃木和太阳神的月桂树，都无法与女王赞颂的茶叶媲美；我们由衷感谢那个勇敢的民族，因为它给了我们一位尊贵的王后，和一种美妙的仙草，并为我们指出了通向繁荣的道路。”

这条道路就是茶。它伴随着大不列颠与西、葡、法等国的殖民博弈、东印度公司的巨额财富的聚敛，这条道路也通向“波士顿倾茶事件”与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鸦片战争与中国门户的被迫开放，以及印度、锡兰种植园经济的发展模式及其民族独立的历程。

4.《全球上瘾》

在今天，与茶一起，同列世界饮品翘楚，让人痴迷，“全球上瘾”的，还有咖啡。

17世纪前，欧洲人的日常饮品不是啤酒就是葡萄酒，而咖啡的传入则给他们带来一种全新的生活体验。咖啡让人精神振奋，比起酒精的麻醉，它显得更加健康。歌谣唱道：“哦，饮料，我爱的饮料！统治吧！唯一的霸主！将酒徒争取过来吧！你比葡萄酒更让人快乐！”

更具时代意义的是，咖啡深得知识分子的青睐，咖啡馆成为重要的交际场合与政治宣言的发布场所，咖啡对文学、音乐、艺术的滋养，可以写就一部另类的欧洲文化史。

5.《诸神的礼物》

如果说咖啡、茶、香料等主要出于上流社会的享受需求，那么，马铃薯的传播就给全世界的普通百姓，尤其贫民阶层，带来了福音。

印加人虔诚祈祷，请求造物主让这种带有神性的生物繁衍丰收，这样人类就不会为饥荒与疾病所苦。作为“地母之根”，被印第安人习惯叫作“土苹果妈妈”的马铃薯，深植于美洲的土著文化。难怪这本书会命名为《诸神的礼物》。

欧洲人起初并不乐意接受这种礼物，认为它们完全躲在黑暗的地底，块茎在不知不觉中不断增长，简直太奇怪了。马铃薯易活、产量高，适合大众食用。在追求美味珍稀的欧洲贵族和富人看来，它的优点却也成了缺点。可是，还有什么比它更好种更便宜更能吃饱呢？

从诸侯的餐桌到平民的美食，曲曲绕绕，马铃薯终究成功突围。但凡遇到战乱和饥荒，马铃薯的栽种面积就会扩大，它强韧的生命力拯救了无数的生命。正如立陶宛谚语所言：“马铃薯是我们唯一的资源，马铃薯是我们的钻石。”

6.“哥伦布大交换”

“哥伦布大交换”是一个全球流动的过程。

在《全球蔬菜纪行》里，我们看到，美洲向外输出了西红柿、玉米、辣椒、扁豆、南瓜等农作物，欧洲也将卷心菜、莴苣、大蒜、洋葱等送往美洲。

《咖喱传奇》描绘“风味酱料与社会变迁”。咖喱的诞生与发展，伴随印度的被征服史：莫卧儿人将波斯烹饪术带到印度北部；葡萄牙香料商将醋泡汁和在新大陆刚刚发现的辣椒引入印度南方；英国人则把咖喱的制作方法加以泛化和简化，使之成为泛印度的烹调术。

各国各地区的农作物与饮食文化的传播，并不是说在1492年之前就不会发生，但只有在新航路开辟之后，才有了这么快的速度和这么大的覆盖面，成为世界的主流趋势。

《上帝之饮：六个瓶子的历史》讲述啤酒、葡萄酒、烈酒、咖啡、茶、可乐。最吸引我的就是最后一个瓶子——可乐。可口可乐向世界介绍了一种全球市场统一的商业模式。与此相类似的，还有《金拱向东》所讲述的麦当劳在东亚五大城市（台北、香港、北京、东京、首尔）融入当地文化的经验。《巧克力：一部真实的历史》则展示了消费文化的推动力量，巧克力被赋予象征意义，在商家的有意识推动下，成为现代人爱情表白的必需品。

7.《甜与权力》

最后，说一说西敏司的《甜与权力》。

作者在序言里就声明，“这本书并非关于糖本身——而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历史”。这部作品强调生产、消费与权力结构。热带产品去往何方？谁使用它们？为了什么？他们准备付出多高价钱？这些都意味着“市场”的问题。当人们试图将消费与市场联系起来，将殖民地与宗主国联系起来，那么，其实就是在考量“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作者分析英国如何让蔗糖生产工业化、廉价化，蔗糖如何以欧洲的经济活动的根本性结构重组为依托，获得了稳定传播与增长。

这类问题的意义，就是以“糖”为样本，或者说，在我之前所提到的包括胡椒、香料、茶、马铃薯等等所有在内的，它们所书写的资本流动与世界贸易的历史。蔗糖等商品在近代历史里留下的轨迹显示，它们被那些活跃地重塑着世界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力量，推向一个蕴含着巨大产能的混合体中去，而这条轨迹牵扯到了数量庞大的人口与资源。

【文脉】

胡阿祥谈江苏文化分区与魅力——

无限江南，说不清的模糊和说得清的意象

从楚风汉韵的徐淮大地，到吴侬软语的烟雨江南，江苏文化区到底该怎么划分，江南的魅力又怎样去感知？在地域文化丰富多样的江苏，这是很多学者一直在思索的问题。日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六朝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胡阿祥教授接受记者采访，以“文化分区与魅力江南”为主题，阐述他对江苏地域文化的独到见解。

有多少种文化因子，就有多少文化分歧

“当下，随着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文化的独特性正越来越受重视，越来越被强调。”胡阿祥认为，在这一背景下，地域观念、乡村传统、城市特色等都在觉醒、萌发甚至膨胀之中。地域文化的弘扬或打造、地域研究的经世致用也日益受到重视。各种各样的“地域学”概念纷纷出现。就江苏来说，有研究者提出过“苏文化”的概念，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个概念尚难成立。在胡阿祥看来，“‘苏文化’还在形成过程中，‘江苏’是行政区的名称，以江苏具体情况来看，还不能将其视为同一个文化区。”

江苏省内的文化区该如何划分、命名，是提升江苏区域文化研究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面对相对多变的文化区，长期以来，学者们因为所应用指标的不同，所依据标准的各异，先后提出了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五分法等多种分法。

“二分法最为简单，就是以长江为界，将江苏分为南北两个文化区。而‘五分法’更复杂，被采用得则相对较多。”胡阿祥说，“五分法”是将江苏划分为五个文化区，即龙盘虎踞、南北贯通的金陵文化区（宁镇），聪颖灵慧、细腻柔和的吴文化区（苏锡常），清新优雅而又豪迈俊秀的维扬文化区（扬泰），气势恢弘、尚武崇文的楚汉文化区（徐淮宿），充满开放意识的海洋文化区（通盐连）。胡阿祥将如此划分的文化区称为“感觉文化区”，他认为，“五分法”依然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这样的文化分区也并未得到普遍赞同”。

胡阿祥坦言，划分文化区是相当困难的工作，“有多少种文化因子，就有多少种文化分歧。如果按照一种文化因子来划分，那叫特质文化区。如果按照多种文化因子划分，然后进行叠合，那叫做综合文化区。”

以方言和饮食，将江苏划为四个文化区

2011年，怎样给江苏划分文化区，成为摆在胡阿祥面前的难题。当时，胡阿祥和他的学生姚乐做了一个调研课题，在撰写的论文《江苏省文化区的划分及其与自然区、经济区、行政区的关系》中，他们创造性地以方言、饮食两大指标来进行文化分区。

在胡阿祥看来，方言与饮食是最接地气的文化指标，对于人们的文化认同亦有重要影响。“方言是日常交流的工具，方言异同能最直接地造成人们心理的隔阂或亲近；饮食差异给予人感官的体验也是直接与强烈的。因此，以方言与饮食作为基础进行文化分区，其结果的精确度虽然有限，但合理性应无问题。说得简单点，人的文化感觉最直接体现在方言和饮食上。到了一个新地方，如果当地话听不懂，就感觉到了另外一个文化空间。如果再吃得不习惯，那就基本上就得打道回府了。”

以方言和饮食为标准，胡阿祥将江苏分为徐海、淮海、吴、金陵四大文化区。大部分文化区都包含文化亚区，又可细分为典型文化区和非典型文化区。具体说来，徐海文化区包含徐宿亚区（典型）和赣榆亚区（非典型）；淮海文化区包含淮扬亚区（典型）、通泰亚区（非典型）和连云港亚区（非典型）；吴文化区包含苏锡亚区（典型）和常州亚区（非典型）；金陵文化区则不包含亚文化区。

需要注意的是，按照这样的划分方法，江苏大部分设区市内，有若干县、县级市在文化区、文化亚区的归属方面，与所隶属的设区市的市区并不相同。举例说来，南京下属的溧水、高淳属吴文化区的常州亚区；镇江市区属淮海文化区的淮扬亚区，而其下属的丹阳属吴文化区的常州亚区，句容属金陵文化区；连云港市区属淮海文化区的连云港亚区，其下属的赣榆则是徐海文化区的赣榆亚区等等。

划分完毕后，另一个有趣的现象也浮现出来：以方言和饮食为标准划分的江苏文化区格局，竟与清代江苏所设的“八府三州一厅”区划存在较高吻合度。比如，属金陵文化区的市、县，清代全隶江宁府；属徐海文化区徐宿亚区的市、县，清代全隶徐州府。胡阿祥认为，之所以出现后来文化区与行政区的布局不完全重合的现象，应与清末以来行政区频繁调整有关。

人文色彩浓重的自然，自然风韵独具的人文

“江南”并非文化区，但却是无数中国人心中最浪漫的意象。作为历史地理学家的胡阿祥，对于“江南”当然也有独特的解读和感受，他用一个故事，诠释人们对江南的向往已穿越了千年——

公元506年，南朝萧梁出兵北伐，主帅临川王萧宏命手下的文学家丘迟给镇守寿阳的北魏将军、原梁朝降将陈伯之写了封信，信中写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恨…将军独无情哉？”，描写江南的文字竟引得“不识书”的陈伯之“拥众八千来归”，胡阿祥说：“这既是文学经典的力量，也是故国乡关的情思，更是说不清也说得清的江南的魅力。”

江南的魅力是多重的，胡阿祥的一个直观感受是江南定义的“模糊”，“江南是什么，可谓言人人殊。气象学者说江南是梅雨，地理学者说江南是丘陵，语言学者说江南是方言，历史学者说江南是沿革，经济学者说江南是财赋，人文学者说江南是文化。”以“五分法”的江苏文化分区来看，江苏省内的金陵文化区（宁镇）、吴文化区（苏锡常）以及维扬文化区（扬泰）中的扬州城区都属于“江南”

在胡阿祥的眼中，江南的魅力又在于说得清的意象，“江南是天造一半、人造一半，是人文色彩浓重的自然，是自然风韵独具的人文，江南是灵动，江南是创新，江南是转型。”

以江南的转型为例，通晓中国历史的胡阿祥说，先秦秦汉时代，政治与文化的主话语权在黄河流域，江南属于偏远蛮荒之地。东晋南朝时代，江南成为华夏正统所在；唐宋元明清时代，江南乃是财赋重地，朝廷依靠着抽取江南民脂民膏的运河才得以维持；明清以迄近代，江南又得风气之先。所以说，不变的江南空间就有着流变的内容与丰富的内涵。“如果这样去理解江南文化，那就有着说不尽的学术话题，做不尽的学术空间。”

这样的江南，值得眼读、脚读、心读

江南文化的内容或内涵都有哪些？胡阿祥又细分为五个方面。

物质的江南，是山水江南与风物江南，是温山软水，流水人家，古镇园林，是飘香的稻米，缓缓移动的油纸伞，是蓝印花布，茶叶，丝绸等等；制度的江南，以近代以来的历史为例，从洋务运动的萌芽到民族实业的发展，从乡镇企业的崛起到高新科技的发展，江南人展现的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的智慧，充满着探索与创新的特别禀赋；精神的江南，寄寓在丝竹流芳的音乐、婉约悠扬的民歌中，淡雅的布置，聪颖灵慧的性格，与杏花春雨的江南协调一致；行为的江南，以今日的江南人来说，他们身上总有一种值得品味的江南味道，精致、优雅、闲适；心态的江南，江南人的心态安逸、美好，总以“我是江南人”为自豪，江南是中国人心灵的栖息之地。  

“这样的江南，值得眼读、脚读、心读。”胡阿祥将江南文化比作一台多幕大戏，要看懂这台大戏，应该知道剧目、了解舞台、掌握剧情、熟悉演员、明了道具。江南在哪里？江南是什么？这是剧目解题；江南的土质、气候、水文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及其古今的变迁，这是舞台扫描；泰伯、仲雍、季札、言偃如何拉启江南文明的大幕？隋唐以降统一时期江南经济地位重要?这是剧情的关键；江南文化的创造者与承载者是谁，这是演员介绍；在江南文化中，存留下、积淀下哪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独特符号？则是看懂江南文化这幕大戏的具有道具意义的“符号”。

“总之，作为地域文化样本的江南文化，值得我们从时间过程、空间分异、文化类别等角度去探讨。”胡阿祥说。

交汇点记者 于锋

【百家】

科学VS艺术，是分歧还是相通？

文 |吴国盛

在现有的认知中，科学与艺术相去甚远。科学属于理工科，艺术属于人文学科；科学家往往被想象为一丝不苟、衣着整洁，艺术家则是不修边幅的形象；科学研究是集体协作、分工明确，艺术创作是内心独白；科研成果通常表现为公式、符号，高深莫测，艺术作品则非常亲和，大家都懂。概括来说，科学和艺术最大的不同是：科学求真，艺术求美。

但是，一些科学家并不认同科学和艺术的分歧。物理学家李政道认为：“科学和艺术的共同基础都是创造力，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所以科学、艺术之间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不同。”英国物理学家狄拉克表示： “让一个方程具有美感，比使它去符合实验更重要。”数学家外尔甚至说：“我一辈子就是想把真和美结合在一起，如果实在结合不了，我就选择美。科学理论的成就在于美学价值，缺陷的地方恰恰就是艺术上不足的地方。”

顶级科学家高调宣传“美高于真”，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其实，science（科学）这个词来自拉丁文scientia（科学），表达的是希腊文episteme（知识）的意思。而艺术、技术等词统统来自希腊文techne（艺术）一词。古希腊人认为，艺术、技术是比科学“低等”的存在。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看来，自然高于人工，越是没用的东西越高级，越是自由的事物越是无功利。科学研究自然的奥秘，崇尚科学就是遵循自然；而艺术、技术的产生，本质上都是造出了自然界本来没有的东西，是违背自然的。科学重要而艺术不重要，是因为艺术有实用价值，有功利目的，在“自然”的层面比较低级。

罗马人继承希腊思想，对希腊学问进行了简单的概括，称之为“自由七艺”，包括数学四艺、文科三艺。数学四艺是算术、几何、音乐、天文；文科三艺是文法、修辞、逻辑。罗马以降一千多年，欧洲贵族子弟所受的教育就是这些内容。中世纪时期，在自由七艺之外又出现“机械七艺”的说法，即毛纺、军事、航海、农艺、狩猎、艺术、戏剧。今天被归入科学和艺术的具体门类，就分散在“自由七艺”和“机械七艺”里面。

现代科学是改造自由七艺，结合机械七艺后形成的，可归纳为“现代科学=数学+实验”，前者属于自由七艺，后者属于机械七艺。这种科学和古希腊时期的“无用科学”相比有一个重要特点——它有用、有劲、可以改天换地。科学的这种力量是什么时候开始兑现的？答案是19世纪。而且在19世纪以前，从事科学的人到处都是，他们在园子里修剪枝，在药房里面配药，做家庭教师、大学教授、神父、牧师等等，直到1833年，英国人William发明出“科学家/scientist”这一词。这个词的发明标志着科学职业化的到来，意味着科学开始成为一门职业。

有趣的是，科学职业化后，文科理科的纷争随之而来，文不习理、理不习文，还产生了互相鄙视的现象。20世纪50年代，英国学者C.P.斯诺表示，为了避免人类文化的分裂，两种文化必须得到整合。他在剑桥演发表著名演讲《两种文化》，呼吁大家不要互相看不起。科学家们也敏锐地察觉到了两种文化的分歧点和共通点。爱因斯坦在给牛顿《光学》一书写序时，一开头就讲：“幸运呀牛顿、幸福呀科学的童年。”爱因斯坦为什么说牛顿很幸运？因为在爱因斯坦的时代，科学家由于过分职业化成为了专家，除了专业知识，不懂人情世故，不懂宇宙之大。而爱因斯坦一辈子都尊崇古希腊先哲对科学的理解，认为科学家的工作是充分运用人类的想象力、创造力对宇宙进行指点，是人类精神的自由创造和自由发明。

那么，艺术又指什么呢？在今天看来，艺术就是finearts，即“美优之艺”。潘诺夫斯基曾经举过一个例子：为了通知朋友来吃饭而写下一封信，如果这封信只是起到通知的作用，那看完之后就扔掉也无所谓。但如果特地买来纸张，请书法家写这封信，这封信就成为了艺术品。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讲过这样一段话：“在神殿里，石头作为石头出现，金属作为金属出现，声音作为声音出现，木材作为木材出现，这才是艺术，因为在神殿里，这些都不是有用的，所以才得以显现自身。”稍微回顾就会发现，在现代，无功利地显现自身的作品是艺术，越有用越不是艺术。和古希腊时期相比，艺术被剔除了“实用”的特点，变成了和“无用科学”类似的存在。

实际上，作为统一门类的艺术在18世纪才出现。现代艺术起源于改造机械七艺，结合自由七艺，可归纳为“现代艺术=技艺-实用”。近现代艺术家都想把自己描绘成数学家。比如，在现代人的认知中达芬奇是全才，画画、雕塑甚至建城墙、造大炮、坦克…什么都懂。中世纪时期，这类人被通称为军事装备家。那么，达芬奇为什么与众不同？ 因为他带领同伴自觉向数学靠拢，通过学习数学把工匠艺人的身份“洗白”，提升了艺术家的身份。

因此，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艺术和科学就是相互结合、相互提升的，科学史是艺术史，艺术史也是科学史。17、18世纪，法国人佩罗提出“美的艺术”，以美术八科替代自由之艺。美术八科包括光学、力学，可见那时艺术和科学还没有分开。18世纪，夏尔·巴托神父正式把艺术分为雕塑、绘画、音乐、诗歌、舞蹈五大门类，涵盖了今天通称的艺术。所以严格来说，“艺术”是18世纪诞生的，“艺术家/artists ”这个词也是18世纪出现的。19世纪，人们仿造这个造词法创造了“科学家/scientists”一词，艺术家比科学家还“老”一百岁。

总的来说，科学和艺术的分演并不是古来恒有之，启蒙运动的时候，科学、艺术才正式成为两个门类，至今不过二三百年。近代以来，科学处于下行的过程，从高高在上的地位慢慢跌落到工匠层面，由纯粹科学变成技术科、技艺科，由求真的科学变成求力的科学。与此同时艺术不断上升，从低级的实用之学慢慢演变为具有纯粹审美性质的自由之艺，这个时候它才获得高雅的境界，具有陶冶心灵的力量。但无论如何，“自由”是它们共同的源头。因此，一旦涉及自由，科学和艺术就认出了彼此，顶级的科学家和顶级的艺术家就产生了“美就是真”的认同感。现在时常有人说，“生活很枯燥，学一点艺术。”如果把艺术看作“放松、消遣”的手段，那是在贬低艺术，科学也是一样。只有进入自由境界中，科学才能呈现为艺术，人们才能真正领悟什么是科学精神。

（作者系清华大学教授、科学史系主任、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馆长。本文整理自吴国盛2019年6月13日在“科学大讲堂——GMIC 广州 2019 暨科学复兴节”系列活动的分享）

编辑: 冯圆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