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731”恶行揭秘、国家公祭鼎诞生前后、技术巨变时代找回意义|人文周刊荐读

新华日报·人文周刊（第70期）

【记录】

【悦读】

【文脉】

       【百家】

【记录】

侵华日军曾在南京闹市区设细菌战部队做人体实验

“南京731”，这座魔窟里没有幸存者

12月13日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上午十点零一分，南京的天空警报长鸣，整座城市都在哀悼那些惨死于侵华日军屠刀下的殉难者。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今天的南京市中山东路30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在抗战期间曾被侵华日军变成恶魔巢穴和人间地狱。设立在这里的荣字第1644部队用活人进行细菌和毒物实验，长达6年，从未间断。

南京曾是侵华日军细菌战的试验基地

12月10日下午，记者在东部战区总医院随机采访了10多位医生、护士和保安，他们均不知道那里曾发生过惨绝人寰的虐杀。

南京工业大学梅菁菁老师写博士论文时，研究过抗战时期相关建筑和历史遗迹。她告诉记者，东部战区总医院前身是民国陆军中央医院，综合文献、日军老兵的回忆以及民国时期的照片和地图，她大致还原了荣字第1644部队的建筑布局，其中两幢现存建筑最重要：6层凹字形大楼，即今天的肾病研究所大楼，当年被作为本部大楼；北面一幢4层小楼，即今天的院部办公楼，就是当年关押中国人并进行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的地方。

只有专门研究抗战期间南京历史的专家，才对这段历史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南京沦陷八年史》的作者、南京师范大学经盛鸿教授告诉记者，荣字第1644部队总部不仅占据了今东部战区总医院的全部，还向西延伸到原南京无线电厂的一部分。那里四周环绕着3米高的砖墙，墙上架着铁丝网，院内驻扎的精锐警卫部队配有警犬进行24小时巡逻，大院南门入口挂着“中支那防疫给水部”的木牌以遮人耳目，院内除游泳池、兵器库外，还有专门用于处理动物和人类遗体的焚尸炉。

查看当年的地图会发现，此地马路以南是明故宫飞机场，东面是伪政权设立的绥靖军官学校，西南是日军航空队宿舍，军警环绕警卫森严，西面则是大行宫、新街口，当年这里也属于闹市区。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告诉记者，荣字第1644部队就是731部队长官、细菌战狂人石井四郎带着731部队的精锐人员和设备成立的，所以又被称为“石井部队”，后改称“多摩部队”，直到1943年才定名“荣字第1644部队”。第一任队长由石井四郎本人兼任，第二任队长则是他在731部队的高级助手增田知贞。二战后，苏联曾对关东军的细菌战罪行进行过“伯力审判”，供词显示，在日本战败投降前，荣字第1644部队在苏、浙、沪、鄂、赣、皖等地共设立了12个分支机构，拥有各类工作人员约1500人。

荣字第1644部队是日本发动细菌战的重要基地。经盛鸿教授说：“石井四郎曾向日本当局献策，认为日本缺乏钢铁，必须寻找新式武器，而细菌武器杀伤力强、传播范围广、所需经费少，非常适合日本。因此，发展细菌战武器被定为日本的国策之一。”以哈尔滨的731部队、北京的甲字第1855部队、南京的荣字第1644部队、广州的波字第8604部队为基地，日军在中国数十座城市建立分支机构，一张巨大的细菌战网络笼罩在中国大地。

荣字第1644部队研究的众多致病与致命细菌中，鼠疫、霍乱与斑疹伤寒等相关的种类是重点，毒物则主要是蛇毒、河豚毒、氰化物和砷等。侵华日军在华中地区进行的细菌战主要是所谓三大“远征作战”，即1940年10月对浙东的鼠疫战，1941年11月对湖南常德的鼠疫战，1942年5月至9月对浙赣铁路线的多种细菌战。这三大细菌战都是以哈尔滨731部队为主，南京荣字第1644部队积极配合进行。

其中规模最大的浙赣铁路线细菌战运用的伤寒、副伤寒、霍乱、赤痢、鼠疫和炭疽菌等多种菌种，主要是在南京生产的。1942年初夏，日军用飞机向中国军队阵地及后方空投带有病菌的粮食、衣物等，由于中国军队迅速后撤，日军进入疫区后被感染，造成1700多人伤亡。尤为残忍和恶劣的是，日军撤退时大量投放带有鼠疫菌的跳蚤、老鼠和大米，或把霍乱菌投入井中、注射于水果中，甚至做成带有疫菌的月饼，在中秋节向中国居民散发。在这期间，“731”和“1644”部队还在浙江义乌崇山村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细菌人体实验，在短短的两个月间，崇山村村民因感染鼠疫或被活体解剖而死亡的达382人，邻近村庄因感染鼠疫而死亡近千人。

“这几次细菌战中，荣字第1644部队是细菌武器实验、培养和制作的重要基地”，张连红说，“这些武器主要对中国平民使用，这是违反国际法的反人类罪行，也是最让人难以原谅的原因。”

在这里，活人像动物一样被冷血虐杀

在荣字第1644部队盘踞期间，那座四层楼里发生的事，让人毛骨悚然又愤恨不已。

有人被跳蚤叮咬，饱受鼠疫折磨，直至死去；

有人被注入氰痉酸或蛇毒，在日军试验人员的观察下出现痉挛、颤抖、抽搐，仅仅数十秒钟就气息奄奄；

有人被关进毒气室，经历了痛苦和挣扎最终死去……

经盛鸿教授告诉记者，那幢四层楼的一楼分布着各类实验室，分别从事霍乱、伤寒、鼠疫的研究；二楼饲养实验动物，虱子、跳蚤、各种鼠类在这里繁殖；三楼是用活人进行细菌、毒素等人体实验的地方；四楼则是关押受试者的地方，通常关押二三十人，人多时超过100人。受试者多是中国人——被抓获的中国战俘与抗日分子，也有许多无辜的妇女、儿童，还有少数其他国籍的人。他们被虐待和虐杀，完全不被当作人，日军称他们为“马路大”，即“材木”的意思。

石田甚太郎于1942年至1945年在荣字第1644部队当过3年美术兵，他称自己的主要工作“便是将供试验的人体身上、摘出的器官上所出现的毒物和感染反应当场描绘下来”，他常常深夜独自一人在二楼无菌解剖室里，到处是泡在酒精里的人体内脏标本、人体骸骨标本和头盖骨，室内充满着无法形容的臭味。蒙着罩子的灯光只能照亮纸张和笔尖，有时他甚至“感到自己身后暗处白色骸骨倏地站了起来”。抗战结束后他被遣返回日本，以贩鱼为生，终生未再拿过画笔。1993年，83岁的他身患重病，在去世前讲出了自己了解的事实，成为第一个主动揭露那段历史的日本老兵。

另外一个负责看守的士兵松元博则在回忆录里写道：“‘马路大’以根计算，1个笼子关押1根‘马路大’。我负责的房间关押7根‘马路大’，他们都是南京宪兵队抓来的，进入笼子后一律裸体，我想是为了防止他们自杀，因笼子很小，只能抱膝靠在笼子里，既不能伸腿，也不能站立。笼子里有个罐子当便器，每天倒1次……用纸和布粘成的器皿，里面放食物，筷子也不给，让他们用手抓着吃……”

这些可怜的人一旦进入荣字第1644部队，就不可能活着出去。《南京沦陷八年史》中引用了松元博的证词：“这些人关入笼子的两三天后，就开始注射生菌，可能有霍乱、鼠疫、破伤风、瓦斯坏疽什么的，有时拿来装在试管里的鼠疫跳蚤，放在‘马路大’的肚子上，让它们吸血。”

“给‘马路大’注射生菌后，每天要测体温，观察饮食，分别记录和报告……根据菌种的不同，进行三四个月的观察，军官或军医判断生菌已经在‘马路大’体内发生作用后，就实行采血。”关于采血，松元博说：“由我负责给‘马路大’戴上黑头罩送往处置室……把‘马路大’绑在床上……军医……”“尸体就丢进处置室旁边的电气焚烧炉烧掉，烟从烟囱冒出，外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臭味是闻得到的，油也滴在外面的马路下。剩下的骨灰在军官学校对面挖坑埋掉。”日军手段之残忍，令记者不忍摘录。

像动物一样被虐待、试验、杀害，死后尸体被焚烧毁灭……类似的文字，令人不忍卒读。设立6年来，到底有多少人在这里悲惨地死去？因为原始档案已被销毁，这已经成为一个永远的谜。美国的细菌战史学家谢尔顿·H·哈里斯教授在其关于荣字第1644部队的著作《死亡工厂》中估算：“如按最低估计一星期20名来推算，南京细菌部队存在6年间，每年因实验共杀害人数至少达1200名。”

累累白骨力证九华山下有座“死亡工厂”

今天，南京九华山下的北京东路上车辆川流不息，一派繁荣忙碌景象。然而，日据期间，附近潜藏着荣字第1644部队的生产工厂，杀人于无形的细菌武器，就在这里秘密生产。

1998年8月18日，这里的某家属大院北大门施工时，从地下挖出41个人的头骨，以及大量的肢骨，这些骨头有的被装在盒子里，有的散落在盒子外，有的被装在蒲包里，显然是被凌乱掩埋的，现场还散发出浓烈的刺鼻药味。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原馆长朱成山回忆了当年的亲历：“因为怀疑与生化武器相关，现场立刻被封锁，南京市公安局、第二军医大学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专家先后进入现场并提取物证进行分析。”对尸骨和金牙等物的检测表明埋藏时间约为60年，部分颅骨上的皮革状帽沿、帽箍多为军人遗物，微生物和化学检测表明“样本”中存有霍乱弧菌肠毒素基因。

档案材料表明，南京自1931年以来未出现过霍乱大流行，而挖掘现场在解放前曾是一条小河沟，因此这些骨头都呈被浸泡过的黑色。综合这些信息，专家认为只有侵华日军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并解剖之后，才会把被肢解的骨头集中掩埋。

这些骨骼，属于那些惨死于日军细菌战部队毒手的同胞。

早在这之前，就有更多的铁证表明，在中山东路总部约1公里外的九华山下，有一座细菌战部队的“死亡工厂”。这里原本是兵营和靶场，日军攻占南京后看中这片开阔地，建立了一个“血清疫苗制造厂”，还养了几十匹马掩人耳目，但其主要功能是生产致命的浓缩活细菌浆，以及繁殖大量带鼠疫菌的跳蚤等。

1945年日本战败时曾对这里进行了破坏，参与国民政府接收此处的南京大学生物系助教朱洪文曾撰文回忆：“在试验动物方面有2000多只小白鼠和几百只天竺鼠。在培养细菌用的仪器方面有试管、平板各数十万只。温箱（孵卵箱）、冰箱各数十个，铝质培养箱（按：即所谓石井式细菌培养箱）数百个。在培养基方面有洋菜（琼脂）30余吨，鱼肉精膏百余箱。据大略推算，每2～3克琼脂可制造细菌悬液20～30毫升，仅就日寇所余的这一批培养基，就足以制造灭绝人性的细菌武器3万万毫升。”

关于荣字第1644部队的生产能力，该部队第四任队长佐藤俊二在苏联伯力法庭上受审时供认：“每生产周期内计达10公斤（浓缩活细菌浆）。”

既承担研究任务，也承担生产任务，这是南京荣字第1644部队的一大特点，在这里犯下的细菌战累累罪行，只有哈尔滨的第731部队可以与它相提并论。

还有多少罪恶隐没在历史中

二战结束已有70多年，731部队的罪行已经大白于天下，但是荣字第1644部队的历史，在国内除学术界之外知道的人并不多，这支邪恶部队的大量罪行仍然隐没在渐行渐远的历史中。

“因为要研制与满洲国气候条件不同的秘密病原武器，所以这支部队从建立之初就刻意隐藏自己”，经盛鸿教授说，“那里戒备森严，严禁非本部人员出入，即使是本部人员，没有特别通行证也不得进入进行人体实验的副楼。”

哈里斯在书中说，每个到基地工作的人都要签下誓约书，发誓不透露他们看到听到的一切。士兵们在营区内不能拍照片，即便有只言片语涉及他们属于一支防疫部队，也要受到军官们的严厉阻止。所有邮件都要接受上级军官的检查。士兵们的行为被尽可能地限制在营区内，目的是将有关荣字第1644部队的情报封锁起来。

保密工作显然很有效。经盛鸿教授说：“荣字第1644部队在6年间一直不停地从事细菌战研究与残忍的活体实验，杀害了无数的中国人，而南京当地的居民，包括各届伪政权，竟对此几乎一无所知。”

石田甚太郎在回忆中透露，日本投降后立刻开始销毁档案，破坏设施，关押“受试者”的囚室与进行人体活体实验的实验室被改造成娱乐室的样子，原先埋在部队营房空地里的大量未及处理的被害者的尸骨被挖出来焚烧，骨灰被抛进长江……尽可能销毁罪证后，除佐藤俊二被苏军俘获，最后一任队长山崎新被中国抓获、审判外，其他细菌战研究人员均在中国军队进入南京之前逃回日本。

而那些被当作“材木”的囚犯，全部遭到屠杀。这座魔窟里，一个幸存者也没有。

更让人愤慨的是，这些毫无人性的战争罪犯逃过了正义的审判。张连红告诉记者，美国当时也在进行细菌战研究，很多项目与日军进行的实验项目相似，日军的人体实验资料对美国来说很珍贵，因此驻日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要求免于追究日军细菌战的罪行。这是一场见不得人的交易，石井等细菌战罪犯逃过审判甚至重操旧业，而美国则得到了那些秘密的信息，这是美日两国的耻辱，也是中国人心头上难以弥合的伤疤。

“和南京大屠杀、‘慰安妇’制度一样，用活人做细菌战实验同样是南京这座城市在抗战期间最悲惨的事件之一。”朱成山说，“731部队的罪行已经昭示于天下，而荣字第1644部队的罪行公众仍了解不多，我建议能在相关地点建立纪念馆或树立纪念碑，这是一段不能忘记的历史，记住那些惨死的冤魂，才能更好地警示未来，开创和平。”

本报记者 王宏伟

【悦读】

国家公祭鼎是如何诞生的

首次国家公祭日要不要留下点什么纪念物？这是江苏省、南京市筹备国家公祭日活动的一行人员于7月7日在卢沟桥参加“纪念‘七七’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时，看到北京有关方面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铸造了一个“独立自由勋章”雕塑后提出来的一个共同思考题、一桩共同的心愿。

做什么器物能够与国家公祭日相适合、相配套呢？

我提出做一口国家公祭鼎的设想。北京大学教授朱风瀚提出，国家公祭鼎的形制最好不采用目前国内“庆祝”常用的“大克鼎”“毛公鼎”等样式，建议采用造型简洁的“楚大鼎”形制。

朱教授的建议很有建设性，在从北京返宁的高铁上，我拨通了安徽省博物院院长的电话，向他了解有关“楚大鼎”的情况。朱院长告诉我，那是他们博物院的镇馆之宝。1935年在安徽寿县楚幽王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大鼎，重达400公斤，圆口平唇、圆底、修耳、蹄足、耳饰斜方格云纹，腹饰蟠虺纹，犀首纹膝。楚大鼎以其气势雄伟、铸造精湛、花纹富丽、铭文书体典雅，为海内外人士所瞩目。1958年9月17日，毛泽东主席视察安徽省博物馆，当他来到楚大鼎跟前，围绕鼎转了一圈，不禁感叹道：好大一口鼎，能煮一头牛呵！

在多次论证会上，专家们认为“楚大鼎”与其他古鼎相比，其优点在于两耳向外伸展、三足形态优美、鼎身纹饰细腻三个方面，其缺点是鼎身下部过于坍塌冗赘，因而设计国家公祭鼎时对其下部进行了改造，并对鼎的纹饰云纹进行了重新设计，变成了以南京市树为基本素材的设计图案；将底座上的铜纹饰设计成古城墙图案，体现出南京市的地域文化性。考虑到国家公祭现场的环境，还将鼎的尺度增大，由原来的外径0.93米增加至1.226米，高度1.13米增加至1.65米，鼎耳高0.498米，鼎足高0.915米，底座高0.45米。此外，其名称最终定为“国家公祭鼎”，邀请东南大学建筑设计院张宏教授设计底座，选用黑金砂花岗岩，在福建惠安雕刻成1.9米见方、厚度达30公分的稳重基座，用篆字标出，贴上金箔。铜质的鼎身和铜质的底座重2014公斤，石质的底座重1213公斤，象征2014年12月13日举行首次国家公祭。

国家公祭鼎铭文的书写一波三折。开始时，我只是用直白的方式描述了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一段文字，结果上报中央有关部门后，被打回，要求用“骈文”表达。南京市委宣传部找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韵文学会会长钟振振教授，写了初稿上报后，经过反反复复地修改，最终形成了如下共20句的四字铭文：

泱泱华夏，赫赫文明。仁风远播，大化周行。

洎及近代，积弱积贫。九原板荡，百载陆沉。

侵华日寇，毁吾南京。劫掠黎庶，屠戮苍生。

卅万亡灵，饮恨江城。日月惨淡，寰宇震惊。

兽行暴虐，旷世未闻。同胞何辜，国难正殷。

哀兵奋起，金戈鼉鼓。兄弟同心，共御外侮。

捐躯洒血，浩气干云。尽扫狼烟，重振乾坤。

乙酉既捷，家国维新。昭昭前事，惕惕后人。

国行公祭，法立典章。铸兹宝鼎，祀我国殇。

永矢弗谖，祈愿和平。中华圆梦，民族复兴。

这段国家公祭鼎铭文没有标题，也没有落款，使用简体字、魏碑体，被刻在鼎的正面。我觉得最有意义的是最后四句32个字，实际上对为何设立国家公祭日和铸鼎作出明示。在鼎的背面，用楷体字刻录了一段“纪事”，对国家公祭鼎作了说明：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侵华日军在中国南京开始对我同胞实施长达四十多天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三十多万人惨遭杀戮。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灭绝人性的法西斯暴行。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在南京市首次举行公祭仪式。

这则“纪事”虽然形式上没有落款，实际上铭刻了中国最高级别的组织单位在南京参与了首次国家公祭。有了这几个“名字”，这个鼎必将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镇馆之宝，必将留传千秋。

11月26日，天气晴好，是原定浇铸国家公祭鼎的日子。我与南京日报和南京电视台的几位记者赶到了浇铸现场，准备12时浇铸。谁知到了11时30分，熬铜材料的中频炉突然出现渗漏现象，铜水顺着炉壁流了出来，无奈只得中止作业，首次浇铸宣布失败。

这可急坏了我们，因为时间太紧了，距离12月13日国家公祭日还有十几天，不允许出差错。我一边及时向领导如实汇报，一边督促工人连夜修炉子。辛劳的师傅们几乎一夜没有合眼。

次日上午，国家公祭鼎的浇铸再次开始。面对通红的铜水，我把从遇难同胞纪念馆里带来的30张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遗像，以及三本印有10000多个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名录的书籍，一起放了进去。我认为，这是为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而铸的大鼎，应该有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相应史料，这样铸出来的鼎，才会有灵魂，才会有历史价值。

以防万一，南钢同时启动了两只电炉生产。10时零5分，盛满铜水的钢斗被门式吊车吊装到大鼎模子上空，通红的铜水像倾泻而下的瀑布一样流进了模具内，车间里弥漫着一股热浪，很快在模具的上方和四周开始冒出蓝色的烟气。王所长对此解释说，这是模具内的氢气被排出来了，属于正常现象。正说话间，听到“嘭”地一声响，我们吓了一跳。王所长却高兴地笑了起来说，这个声音非常重要，它标志着浇铸完成了，铜水与模具融合到位。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场的人们兴奋地鼓掌祝贺。

12月8日，天气晴好，是国家公祭鼎起运的日子。9时，大鼎离开南京钢铁集团的车间，被工人们戴上大红花，精心地包装后吊上卡车，从江北沿江北大道，穿越长江隧道，运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时，已经是中午了。经过我们现场一番忙碌，借助红外线测绘仪等仪器的帮助，专家们精确地计算安装位置，最后用吊车将国家公祭鼎吊装在已经安装到位的基座上。

（摘自《从城祭到国祭》）

更多内容戳这里

【文脉】

大运河，贯穿江南文脉的一道活水

吴国“运河控”打造先秦漕运通道

公元前495年，吴王夫差开凿江南古运河（即江南运河），由苏州望亭、无锡至常州奔牛，经孟渎入长江。吴王从此可以率水军北上，进窥中原，图谋霸业。千百年来，这条黄金水道滋养了沿岸城市，为江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江南文脉的传承和延续，提供了重要的自然和人文条件。

用现在的话说，吴国的国君和大臣们都是“运河控”，不仅仅是江南运河，精力充沛的吴王阖闾、夫差，大臣伍子胥等还开凿或疏浚了子胥渎、胥溪、胥浦、邗沟、百尺渎等运河。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张强将吴国开辟的运河体系统称为“吴运河”。江南文脉论坛上，他分析了“吴运河”的发展脉络及其发挥的作用。

张强说，毫无疑问，春秋群雄中最为重视运河建设的正是来自江南的吴国。为了以有限的国力扫平东南，实现北上争霸的野心，吴国充分利用境内和境外的河流湖泊，兴修河渠，建立了一条南跨钱塘江、中经长江、北跨淮河与黄河流域相接的漕运通道。这一通道与天然河流湖泊串联在一起，横跨四大水系，形成了从长江以南抵达黄河流域的水上交通网络。

以早期的吴古故水道为例，这条漕运通道就是以阖闾城为起点，至渔浦（今江阴利港）入长江。通过这条水道，强大的吴国水军或溯长江而上入楚，或顺江而下沿海路入淮，也可渡江经邗沟北入中原，实在是一条至关重要的“快速运兵通道”，大大提高了运兵的机动能力。

“吴运河”体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张强认为，“吴运河”建立了吴国的交通运输体系，加强了吴越两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增强了四大水系（钱塘江、长江、淮河和长江）之间的联系，同时也为古代中国社会经济中心向东南即江淮地区转移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带动了沿线城市的发展和经济中心的整体东移。

地处江南的南京，运河多达38条

“试问南京至北京，水程经过几州城？皇华四十有六处，途远三千三百零。”江南文脉论坛上，南京出版社社长卢海鸣博士旁征博引，用各种鲜活的史料论述古都南京与大运河的密切关系。翻看地图，你会发现，南京虽然地处江南，但并不坐落于京杭大运河岸边，但南京自身却有发轫自先秦的、密集的运河系统，通过长江、太湖等水系与大运河连接。“从历史进程来看，南京与大运河既共生共荣，又患难与共；既若即若离，又水乳交融。”

梳理南京与大运河休戚与共的关系，卢海鸣将2000多年的漫长岁月划分为孕育期、磨合期、融合期、患难与共期四个历史阶段。就孕育期来说，早在春秋时期，南京地区就有了运河：吴国大夫伍子胥主持开凿胥河，通过太湖与江南运河连通。此后，南京地区开挖运河的“大动作”不断，破岗渎、上容渎、运渎、进香河、胭脂河、九乡河……细细数数，南京历代运河竟多达38条。

明代是南京运河发展的高峰期。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以京师南京为天下漕运中心。明成祖朱棣更是在南京就大运河的疏浚、漕运等方面做出一系列重要决策，“如果说大运河是中国经济主动脉的话，那么南京一条条运河就像一根根血管，一方面通过大运河沟通南北方，通过长江连接东西部，为南京这座城市获取滋养；另一方面南京作为中下游重要物资集散地和转运地，将南方的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北方，为封建王朝的稳定统一和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卢海鸣总结说，南京的繁荣兴盛离不开大运河的长年滋养，大运河的辉煌荣光更有南京的无私奉献。

便捷交通之外，更具开放的当代价值

大运河的开凿与修整，并非只是为粮食，茶叶、丝织品等物品提供了便捷的流通渠道，它更是一条富于特殊精神内涵和文化形式的文化之河，江南文化不仅是古典的，也是现代的。江南文脉论坛上，专家学者多次强调大运河所蕴含的、堪与万里长城相媲美的当代价值。

在江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庄若江看来，大运河加速了江南与外界的经济往来与文化交流，带动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譬如，大运河在无锡穿城而过，两岸市镇受到带动，成长为著名的江南米市、布码头、丝码头和钱码头。运河和长江不仅贯通东南西北，也让江南在大一统的中国扮演新的历史角色，“夜半江声听不住，南船才过北船来”，是古人对当时水路繁忙景象的形象书写。

大运河还把独特的精神内涵融入了江南这片温山软水的土地，“江南文化就是以智慧灵动、机智敏捷见长的水文化。”庄若江认为，江南文化的特质使得江南人总能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审时度势、敏察善纳，作出精确判断与抉择，从而赢得先机，获得最快最好的发展。

庄若江说，在当下，江南文化尚德向善、灵动机智、探索进取、务实笃行、义利并举、刚柔相济等鲜明特质，已经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中得到充分彰显和印证，成为引领社会前行的先进元素，在未来的建设发展中也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本报记者 吴雨阳 于 锋

编辑: 陈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