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历史进程中，乡村规划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早在2020年9月，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就发出“规划师下乡”的倡议，目前有近千名规划师活跃在江苏乡村，尽情描绘着新农村的发展蓝图。走近他们，也就打开了江苏乡村的“现在进行时”。

年轻人与生长的乡村“双向奔赴”

“2008年，我在广州华南理工大学读本科时，当时的专业还叫城市规划，等到我读硕士的时候，专业就改名叫城乡规划了。”2017年，90后郭芒正式入职江苏省城镇与乡村规划设计院。

这年10月，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郭芒也参与到江苏省第一批特色田园乡村的试点工作中。先在办公室里收集材料，看卫星图了解情况，再去乡村现场工作，包括和村民聊天，与当地的镇政府、县政府沟通，回来后再编制方案。草案通过以后，再去跟镇村的各级部门逐一沟通。“流程走得快的话可能去三四次，复杂的话甚至要十多次、几十次。”不断磨合之后，他们会根据乡村实际情况拿出一个初步规划，然后再请外面的专家指导、评审。

溧阳上兴镇牛马塘村是郭芒去的第一个村子，踏足其中的第一感觉是房子破旧，居住条件不行，也没啥产业，大部分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留下来的村民也就是种种水稻、红薯、秋葵，没太多的收入。

他们很快进入了“乡村规划师”的工作节奏。尽快了解村庄的方方面面以及村民的诉求，跑到村民家里，一聊就是大半天。别人调研都做完了，郭芒才进行到一半，因为他问的问题又多又细。

过去在学校是“社恐”，当规划师调研是第一步，甚至还可能要问到很多涉及到别人隐私的问题。但做得多了，郭芒的性格也有了转变。“我们问得越细，实际上是对他们越好。村民了解我们的意图后，也很配合。千村千面，你不去了解村民的真实诉求，做出来的规划根本就无法落地。”

就拿改造房子这件事来说，农村很多都是自建房，每一个都长得不一样，需要的功能也不同。“我们首先找了六七户做试点，每一栋每一户具体怎么改，量身定制。”

除了让路面更宽、河道更清、环境更美，郭芒觉得同样重要的是，如何找到牛马塘村产业的亮点，让村民走上致富之路。乡村规划师们讨论了很久，最后从村里种植的水稻、红薯、秋葵中“三选一”，确定了红薯的“C位”。“水稻过于普通，种的人太多，很难做出差异化的产品。而秋葵当时种的人少，普及面和接受度没有红薯广。”

下一步就是如何把红薯和牛马塘村勾连起来。郭芒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请农科院的专业人士来做种植方面的培训，提高红薯的质量和产量；引进社会资本，做一些红薯的衍生产品，“有一位回乡创业的村民，就将红薯和白酒结合起来，做了地瓜酿”。再比如，打造一个薯文化博物馆，文化墙等公共空间都统一运用跟红薯相关的元素，甚至将垃圾箱也做成红薯的造型。

诸如这样的众多努力，让牛马塘村从偏僻的“空心村”蜕变成传承红薯文化的“网红村”，村民人均收入也从前几年不到1万元增加到近3万元。这让忙活了很久的郭芒收获了巨大的成就感。“自己经手的村庄能够焕然一新，让大家生活得更好一点，是所有乡村规划师的共同心愿。”

如果说乡村是一个“宝藏”，乡村规划师就是“寻宝”的人。2021年3月，作为第一批下乡的驻村规划师，郭芒又向着上兴镇的另一个村庄——牛头山村出发。和过去他在乡村和城市两头跑不同，这次他提供的是7×24小时的“陪伴式规划”。“我拿着图纸走在路上，碰到一个当地村民，可能一开始我没想找他调研，但他会主动过来找我，谈他的想法，这种情况现在挺多的。除了盖房子，其中80%以上的是希望有个公共空间，可以供他们跳广场舞或者锻炼身体。”

今年，牛头山村获评第九批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焕然一新的龙峰线也纳入了溧阳1号公路，牛头山村一跃成为溧阳旅游环线规划上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节点。而那边厢，牛马塘村村民们的新诉求又摆到了郭芒的面前——村里人口袋富了，他们也想没事的时候去镇上逛逛，“牛马塘村什么时候能够开通村镇公交车啊？”

乡村的发展，就在这样一个个小诉求的叠加上，不断向前推进。而年轻人不仅在乡野挥洒青春和智慧，也同时被乡村反哺和滋养着。

2021年，一场全国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让浙江农林大学园林专业大四的刘同学与江苏的乡村结缘。在苏州平望镇前港村调研、讨论、设计、施工，整整五个月之后，一个名叫“阿婆家的菜园”的新空间展现在村民面前。

“菜园和鸡笼实际构成了外流人口和留守老人之间的情感联结。在调研过程中，我们看到有位阿婆在菜园摘菜，看着满院的菜地，我们问她，您这么多菜能吃完吗？她笑着摇摇头，说这是送给城里的儿子、女儿、孙女吃的。”一个点的触发，让他们修改了原来的设计方案，将原有杂乱、零碎、边界不清晰的菜地重新规划整理，打造“阿婆家的菜园”。考虑到种菜老人年纪比较大，拔菜的时候会很辛苦，他们还很有心地设计了供老人坐下来休憩的地方，并在菜地西北角放置了一些秋千架，形成一个小型公共空间，让菜园周围充满了欢声笑语。

一个方案落地的过程，让年轻人明白乡村振兴背后的真谛：任何设计与想法都应从本地的文化沃土上滋养而生，呈现舒展自如的家园，而不是一味高大上的模仿借鉴。

是“下沉”，也是打开新格局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三大乡村产业。这也成为乡村规划师的重要课题。

今年上半年，常州市武进规划勘测设计院副院长臧磊，带着团队来到武进区雪堰镇雅浦村。雅浦自然村2020年被评为江苏省省级传统村落，但此前并没有进行过整体的规划、开发、提升。今年结合中央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新思路与新要求，雅浦村委会有意引进社会资本，推动开发民宿等旅游业。

“这个村庄在风景秀丽的太湖之滨，东依无锡马山，南临太湖，西接宜兴，水陆交通发达。之所以能评上省级传统村落，就是因为它秀美的山水格局和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臧磊如数家珍。既然是做民宿，肯定是想把最好的资源都充分利用起来，雅浦村东边一个类似湿地公园的地块就被看上了。方案到了臧磊这边，却被他否决了，“国土空间规划对于耕地、林地、湿地等自然资源的保护有具体要求，我们不能以开发的名义去做破坏的事。”

在跟多方沟通之后，臧磊团队对方案进行了调整，减少开发量，并对设施布局的一些点位进行空间优化，合理推进雅浦村打造乡村休闲旅游工作。“一方面我们要通过自己的讲解，让村民看得懂规划，另外在后面建设过程中，土地的报批、征收等等政策和手续的办理，我们也都要跟进，同时给镇村级管理工作者普及到位。”

臧磊团队是来自常州本地的一支规划师队伍，这是他们的优势：“我们对武进当地的人文、地理、发展脉络都很清楚，减少了很多沟通的成本。”当然，1984年出生的他也经常带着90后的年轻规划师们出去调研学习，步履遍布沪宁线以及浙江的各类村庄，今年还通过苏陕协作的机会，远赴陕西为安康市汉滨区编制了两个村的实用性村庄规划，提供技术支撑服务，“只有广泛地吸收各地的先进经验，再融入本地特色之中，规划才能更好地落地。”

在臧磊看来，乡村与乡村其实大不一样。比如，苏北的乡村，很多是沿着道路建设，呈现出带状的格局；而江南水乡地区水网密布，村庄大多呈 “组团式”发展。“自然资源的格局，决定了村庄本身的一些特色。”以雅浦村为例，依托其依山傍湖的区位条件、良好的自然资源、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太湖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发展辐射的带动，他们将雅浦村定义为生态有机、产业融合、休闲宜居的太湖湾“千年人文古驿”，对内全面提升村容村貌，改善雅浦村民生活品质；对外打造文旅网红名片，吸引周边游客打卡消费。通过实施文化客厅、文化民宿和诗酒美肆文化街区等文旅项目，盘活雅浦文化资源，打响雅浦酿酒等特色品牌。

“雅浦港原来是有码头的，河道两侧也有很多密林，古代很多文人都曾到此游玩，在它的镇志、村志里面都有记载。虽然现在很多地方都消失了，但我们希望通过深度挖掘本土文化资源，重塑浦芳林、蒲溪夜月等雅浦新十景。”臧磊说，他们正积极探索创新路径，与多家设计单位合作，同步推进多项规划，旨在将雅浦板块打造成山清水秀、天蓝地绿、村美人和、宜居宜游的美丽乡村示范片和特色田园乡村，共同打造太湖湾片区美丽乡村示范区。 

朱恒和臧磊一样，在成为乡村规划师之前，也做过很长时间的城市规划师。对他们来说，去乡村，不光是“下沉”，也是打开新格局。

朱恒是江苏省城镇与乡村规划设计院规划一所副所长，也是去年11月揭牌的“共绘苏乡·规划师下乡”徐州睢宁县沙集镇工作站的负责人。“正因为有很多人已经下到乡村去了，才设立了站，以此为载体，更好地为乡村服务。”她说。

朱恒所在的团队参与沙集地区规划服务已经十年，对这里的发展脉络十分清晰。“2012年我们就为沙集镇做过城镇规划，那时候还是‘沙集模式’刚刚起步的时期，东风村的木制家具在国内外都有非常好的销量，当时做规划主要就是帮助当地搭平台、建基地，打造小镇客厅和交通物流等硬件设施。”

2021年，再次来到东风村，摆在朱恒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帮助东风村进行二次创业、提升谋划布局？

这得从东方村的历史说起。作为苏北一隅的小村庄，贫穷的东风村曾经靠着回收加工废弃塑料“垃圾”生存。30年后，也就是2006年，三个年轻人孙寒、陈雷、夏凯，依托互联网的发展，做起了简易家具生产网销。随后，这股电商之风吹进了东风村每个角落，开启了这个苏北乡村从贫穷到产业兴旺的飞速发展之路。

从“垃圾村”到“淘宝第一村”，东风村的发展踏准了时代的节拍。“但过去村民加工木制家具，再拿到网上去销售，这种电商1.0的模式很容易被复制，再往前走，要么品牌化，要么陷入低效竞争之中。”朱恒介绍，为了推动规模规范生产以及品牌化转型升级，2014年，东风村建设了第一期标准厂房，如今，他们还想通过盘整大量分散低效的家庭作坊式厂房，促进生产配套空间的集约布局，引导更多“三合一”式的电商进入，形成新产业集聚力。而朱恒团队眼下正在做的，就是给村民规划一个创业的新环境和新空间。

“东风村现在还有90多家家庭式作坊，他们的生产和生活连在一起，有的是‘前店后厂’，有的是‘上居下销’，这种混居的模式在早期有利于发展，但是规模大了以后，彼此会有很大的干扰。我们首先要对他们的生产、生活空间进行优化。” 

此外，大量村民还在从事电商行业，但朱恒发现，他们仍然通过一对一、口对口的传授方式，来学习如何经营。“我们在村里规划了分布式的创业孵化点，以后可以把孙寒他们请过来当讲师，带动更多的村民更快地学习互联网创业。我们觉得东风村有条件对标浙江的数字乡村，通过数字基础设施的提升，成为代表未来电商发展方向的标杆。”

眼下，朱恒刚从泰兴黄桥镇翁庄村调研回来，这个“中国小提琴之乡”带给她深深的震撼：“他们每年能生产70多万把提琴，被销往90多个欧美国家，占了全球市场的30%。我们去的时候发现，很多老师傅就坐在家里细细打磨每一把小提琴。”让朱恒觉得有意思的是，类似东风村、翁庄村这样的本土产业特色鲜明的乡村，通过搭载互联网经济、数字化基础设施升级的时代机遇，往往能够迸发出新的发展活力。

扎根乡村，真正地站在乡村的视角，朱恒觉得自己看到的世界不一样了。以前，她做的多是城市总规级的规划，在那些地级市、县级市的总规中，乡村不过是一个“点”，但是真正来到乡村，她才感受到了它的迷人魅力：“乡村不是一个点，它有广阔的天地。”

无论睢宁县东风村，还是泰兴市翁庄村，在朱恒看来都是极为宝贵的资源。“这些已经有了一些产业基础或特色的村庄先行一步，一个村的探索成功了，可能对整个片区产生示范效应。这是一份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不能用城市的手段、语言改变乡村

上世纪30年代，社会学家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让“江村”成了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开弦弓村的代名词，也为世界观察中国乡村打开了一扇窗。今天的“江村”又有怎样的故事呢？苏州科技大学科技产业处处长、国家注册城乡规划师范凌云教授的讲述，为我们打开了“新江村的故事”。

早在同济大学读博期间，范凌云就经常听费孝通的弟子提及江村，对这个传说中的乡村充满向往。2017年，苏州长漾特色田园乡村统筹规划招标，范凌云报名参加了。“当时有四家单位竞标，给的规划范围是南长漾，因为那里的环境的确要好一些，大家都盯着这块找江南特色。”只有范凌云敏锐地发现，被大家忽略的北长漾藏着宝藏。

“我惊喜地发现，开弦弓村其实就在长漾北岸。虽然物质条件比南长漾差一些，但它文化内涵极其厚实，无疑是一张具有世界知名度的闪亮名片，人无我有谓之特色，这不就是‘特色田园乡村’最大的亮点吗？”在范凌云看来，乡村虽小，也要把发展规划放在一个宏观的视野中去考量。只有将长漾规划的视野扩大，才能跳出“鱼米之乡”的“单一故事”，找到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入口”。

过去，“江村”是经济薄弱村，村集体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厂房租金，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纺羊毛衫、养螃蟹。范凌云的规划明确了江村“研学”产业定位，助推产业转型，实现强村富民。

范凌云经常强调一点，乡村建设，千万不要大拆大建，过度包装，把乡村做成一个城市化的东西。“江村尤其如此，它是个活态博物馆，是世界观察中国乡村的窗口，从它能观察到百年中国乡村的演变与传承。江村应该是个有机生命体，在规划建设中我们不要用城市的手段、尺度、语言来改变它，不要破坏乡村自然演化的逻辑。”

如今，村口竖着的牌坊上鲜明地写着“中国江村”四个字。走进去，这里有教授工作室、江村书斋、培训空间，有齐全的费孝通和乡村建设相关书籍，还有从国内各大院校找来的和江村、费孝通、乡村振兴有关的论文副本，供人翻阅。而在餐厅里，“费老家宴”也极具特色，按照七都风情、江南风味、不时不食、老少咸宜等特点制定，全年24道冷菜、32道热菜、12道点心各具特色。范凌云说，当初村委会曾提出想做“小吃一条街”，为了做强村集体，她在规划中为此留出空间，但在她的建议下，“小吃一条街”变成了更有标识性和文化意蕴的“江村家宴”“费老家宴”。

“在连片乡村规划中运用协同发展理念，跨域统筹资源，可以解决原有单点式乡村建设发展同质竞争的弊端。”范凌云以打造“中国·江村”品牌为目标定位，提出“整合资源、跨域联动”的总体战略，并从产业、空间、设施、生态、文化五个层面提出涵盖江村周边4镇9村的长漾滩特色田园协同规划策略。这是全省第一个跨镇连片乡村规划，它既挖掘了江村的独特价值，使之成为吴江、苏州乃至江苏乡村振兴的一张新名片，又探索了连片规划的路径经验，具有普适性与推广性。在这个规划的推动下，2020年苏州市在全省率先出台了《苏州市特色田园乡村（特色精品示范区）培育实施方案》。范凌云受邀在全市该项工作启动会上汇报规划方案，推广连片乡村规划的理念与经验。2022年，该片区实用性村庄规划入选自然资源部“首批国土空间规划优秀实践案例”。

究竟什么是乡村规划师？乡村振兴大背景下，这一职业从无到有，从地方实践上升到国家顶层设计中的乡村规划人才培育制度，站到了“风口”。而乡村规划师的培养难点还是在于认知乡村与城市的差异。中国地大物博，乡村风貌多样，很难用一个方法论或者统一标准去框定所有的乡村。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如何做好乡村规划教育，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乡村规划师？

早在2011年，范凌云就开始做浙江海宁县域的美丽乡村规划了。作为我国最早的乡村规划师之一，这么多年来，范凌云一直在通过各种场合宣传乡村，播撒热爱乡村的种子。除了大力推广“政产学研”深度融合的规划师下乡服务模式，用自己的乡村实践反哺教学，将江村作为教学基地，把学生带到一线、开展社会调查外，她还组织了很多乡村规划的竞赛与联合设计，层级也越来越高，从海峡两岸高校、长三角高校，直到全国规模的乡村规划竞赛。

“过去外地学生到了我们的乡村都是观摩，不会真正参与进去，竞赛就是一个平台，可以让老师带着学生同台竞技，在实践中明白乡村规划的底线是什么，应包括哪些部分；分析评优的作品有什么好，明白好的乡村规划是什么样的。把在校的大学生组织起来做乡村规划教育，培养了乡村规划人才，也促进了全国乡村规划水平的提升。”范凌云对此有着深刻的思考。 

乡村规划师，是乡村发展的规划者，也是实践者、教育者。他们对接的不光是乡村的现在，还有过去和未来。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陈洁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编辑: 周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