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中华门，边营一号，南京城墙博物馆。

每当夕阳西下，站在博物馆西侧的夹丝玻璃幕墙前，中华门瓮城带着晚霞的金红光倒映在眼前。雄伟沧桑的城墙，高大挺拔的行道树，汽车尾灯划出的道道灯带，如同一幅五彩斑斓的油画，为城墙博物馆罩上一层光影绰绰的外衣。

玻璃幕墙之内，就是中国最大，也是世界最大的城墙主题博物馆——南京城墙博物馆，这座收藏了南京城墙650年时光的博物馆同时也是中国明清城墙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展示基地。

博物馆建筑，本身就是一件展品

站在馆外，玻璃幕墙呈淡灰色，不透明，由外向内看不到博物馆内部，只能看到反射的倒影；站在馆内，玻璃幕墙好像消失了，中华门瓮城和高大的城墙清晰地映入眼帘。这种单向透明的效果，源自使用了一种夹胶夹丝中空玻璃，南京城墙博物馆是国内首例运用这种玻璃的建筑，玻璃幕墙的面积为世界最大。

博物馆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董事长何镜堂，中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倪阳设计。谈到设计理念，该团队表示，在设计之初，这座建筑就被视作城墙景观的一部分，在视觉上与古老的城墙融为一体。它的存在是为了更好展示城墙、突出城墙、向城墙致敬，与城墙周边环境融为一体，而不是脱离城墙孤立存在，人们无论身在馆内还是馆外，都能“处处看到城墙”。由于紧邻城墙，博物馆的高度被严格限制，靠近城墙的一侧只有7米，远离城墙的一侧不过12米，为此博物馆采取了地上两层、地下两层的结构，才获得了4500平方米的展览面积。

仔细观察，博物馆如同中华门瓮城的“镜像”，简洁的线条方方正正，硬挺刚劲，充满了现代设计的极简与力度，它的时尚感与城墙的年代感形成了鲜明对比。与中华门瓮城的马道相呼应，博物馆西侧同样设置了三道折返式向上攀登的坡道，人们沿着步道可以走到博物馆的屋顶——一个特意留出来的观景平台，站在这里向西看就是中华门瓮城。向南越过中华门段城墙，可以看到大报恩寺塔，向东则是粉墙黛瓦的老门东片区，向北看则是主城区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城墙与城区、古代与现代、沧桑与时尚、醒目与低调、庄严与亲和，在游客的眼中对撞却又融合。

可以说，博物馆建筑本身就是一件城墙主题展品，是公众在走进城墙博物馆前看到的第一件展品。

最大展品，从屋顶垂吊进展厅

南京城墙博物馆的展厅内共有2000余件展品，其中最大的一件是一座明代烧制城砖的窑。它的形状像一个馒头，得名“馒头窑”，它的直径超过3米，高度超过2米，窑门开窑时被打破，后上方还有三支短烟囱。据了解，这座馒头窑来自江西省黎川县，因为体型巨大，博物馆施工时特地在修建房顶之前，把它从空中垂吊进展厅中。

这座窑的发现过程颇为传奇。它原本位于江西黎川县黎滩河畔，上世纪50年代，当地修建水库，窑址区被淹没在水下。2017年，景德镇有名的烧窑师傅黄幼根回老家黎川过年时，恰好水库放水水位骤降，河滩上露出大量窑炉遗迹。他发现这些窑炉与烧造陶瓷器的窑炉差别较大，多方调查得知当地曾为南京城墙烧过城砖，于是给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发来照片。中心立刻派人到现场调查，发现河滩上共有三排窑炉，数量多达200座，场面极为壮观，遗址上还发现了“建昌府新城县”的铭文城砖。为加强对砖窑遗址的保护、展示和研究，这座砖窑成为馆内最大的展品。

公元1366年，也就是明朝建立之前2年，朱元璋下达“筑城令”，大量城砖、石材、木材从各地源源不断汇集到南京，最终筑成包括皇城、宫城、京城、外郭四重城垣的明城墙。而我们常说的明城墙，往往指的就是现存25公里的京城城墙，集中国古代筑城技艺之大成，被誉为“高坚甲于海内”。时至今日，南京明城墙仍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古代城垣。

筑城中用量最大的就是城砖，据保守估计使用量达到上亿块。明政府对城砖的质量要求极高，查验时要符合“敲之有声，断之无孔”的要求，这样的城砖是如何烧成的？史料表明，光是泥料就极其讲究，首先泥料要选择黏而不散、粉而不沙的黏土，堆放后经日晒雨淋使其中的颗粒分解，再通过“过筛”使土更纯、更细，然后用经过曝晒的水浸泡去除酸、碱成分，再经人或牛的反复踩踏，去除气泡，使之细腻光滑，接下来将砖泥填入城砖模具中制坯，并在砖坯上模压或刻划出砖文。

阴干砖坯入窑烧制，是制砖最关键的阶段。待砖坯火候烧足后，窑工就堵住烟道，缺氧环境下，砖坯中的红色高价铁被还原成淡绿色低价铁，再加上柴薪的黑炭粒子渗入，城砖就变成青灰色，硬度也比红砖更高。这时还有重要一步叫做“窨水”——在窑顶大量浇水，水渗入窑内既可以降温又可以隔绝空气，避免城砖氧化变红，确保其保持稳定的青灰色。

正是制坯和烧窑时都需要大量用水，因此砖窑多依河而建，既方便制砖取水，又便于城砖运输。研究表明，当年为修建南京城墙烧砖的区域涵盖今天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和江苏5个省，长江水系如同主动脉和毛细血管一样渗透到广袤的地区，窑址就分布在这些网状的河流边。据统计，参与烧砖的地区多达37府近160多个县。当时实行“砖票”制，在长江往返的船只必须顺带城砖运往南京，一块砖的重量大约为20公斤，一艘漕船要带40块，民船带20块，没有砖票的船只被抓获，船主将被治罪。南京城墙修建时间长达20余年，其中烧砖运砖是最为艰苦繁重的任务。

城砖铭文，古代最严密的责任制

南京城墙砖的一大特色就是侧面有铭文，一块砖出自某府某县，提调官、司吏、总甲、甲首、小甲、窑匠、人夫的名字都清清楚楚地记录在上面。中国古代有“物勒工名”的传统，就是说工匠要在自己的产品上留名，这样做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纪念，而是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就可以追究责任。

据统计，南京明代城砖上的人名一般有九级，最多的达十一级，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严密的责任追究制度：一块城砖有质量问题，产自哪里，谁组织，谁烧造全都清清楚楚。

馆内的一个展厅内，城砖铭文朝外，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四面墙壁，场景极为震撼，这些铭文也成为了解城砖烧造情况的第一手资料，从中可以释读出大量的信息。例如印有“南京工部关防”铭文的城砖，表明除沿江五省外，明朝中央政府的工部也直接参与了制砖；印有“水军右卫中所”“广洋右所”铭文的城砖，意味着军队也参与了烧砖；而铭文中出现了“天界寺”“报恩寺”“龙吟观”等名称表明寺观也要承担烧砖任务；“癸巳里前徒砖”铭文表明囚徒也参与烧砖，现有资料表明，他们不仅要戴镣铐，工作强度也比民夫工匠更大，南京城中百姓犯法，也会被罚临时性筑城工役，以示惩戒。一块来自江西吉安府的城砖上模印有“窑匠郭氏”的文字，让我们知道当年可能还有女性也参与了城砖烧制。

当年烧砖的人名，基本上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然而一个叫石继先的湖南人却在史料中留下了记载。《岳阳市君山区志》记载，明洪武元年（1368），石继先被任命为总甲，在许市金鸡垅两侧的横垱湖和白浪湖岸边建青水窑 99 座，烧制大青砖，就地装船运往南京。为表彰他的功劳，官府还将他的出生地赐名为石继先，以示永久纪念，这个地名直到今天仍然在使用。

城砖矩阵展出了近800块城砖，虽然看起来蔚为大观，但只是南京城城墙砖中的沧海一粟。2018年起，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的“南京城墙本体砖文信息采集”项目借助GPS定位系统、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等技术手段，完成了现存25公里南京城墙本体砖文信息采集，获取17万余块清晰铭文城砖照片与坐标定位，实现对现存南京城墙本体上砖文信息的抢救性保护与永久性保存。

那些原本默默无闻的名字、原本用来追究责任的铭文，终于在600多年后，进入数据库，成为受保护的珍贵文化遗产。

抗战遗物，见证中国人抵抗侵略的英勇和牺牲

与之前的夯土城墙或砖包土墙不同，南京城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完全用条石和青砖砌筑城墙，原因就在于元末开始火器大规模登上战争舞台，用于防守的城墙必须升级防御力。

在展出的火铳和佛朗机中，一件永乐九年制作的铜火铳不仅是现存已知最大的火铳，还见证了永乐年间的一次军制改革。永乐八年朝廷专门设立了神机营，3600名步兵全部配备火器，这支世界上最早的火器部队就是在南京成立的。

另一件重要的征集文物是万历六年造的铜质佛朗机，长约1.5米，可架在城墙垛口调整射击角度；后部有一个长形的凹槽，用来装填子铳和弹药，发射后即可更换，大大提高发射速度。史料表明，嘉靖元年（1522），明军在珠江口击败葡萄牙舰船，缴获20多门佛朗机炮。这种先进火炮的威力让明军印象深刻，朝廷当即下令工部在南京宝船厂进行仿制，首批试制成功的32门佛朗机成为守卫南京城墙的利器。

最让人心潮澎湃的文物则是一批出自武定门机枪暗堡的文物，包括水烟壶、雪花膏瓶、印章、刺刀和子弹等，它们是1937年12月南京守军反抗日军侵略的见证。

2017年，武定门南侧约300米处城墙维修时，发现因战争摧毁而埋没的机枪暗堡，对照1948年勘察绘制的“南京城防工事现状示意图”，可知此暗堡应为南京城防工事的“第46号暗堡”。暗堡中出土的刺刀保存基本完好，经鉴定是欧洲原厂生产的德式毛瑟系列步枪刺刀；子弹与弹壳底部的字母和数字保留了很多历史信息，如英文字母“H”表示产地是济南兵工厂，进口子弹标“33”表示产于1933年，国产子弹标“25”表示民国二十五年造，即1936年生产。

综合判断，这批文物是1937年12月南京保卫战时，武定门段守军所遗留，那些被击发的子弹就是中国守军激烈抵抗的证据。战斗中，46号暗堡被严重损坏，1948年南京城墙工事调查图将其标注为“暂不维修”，使得其中文物得以保存。

武定门机枪暗堡是目前南京城墙中发现的惟一一座有当时遗物的暗堡。就在武定门失守的12月13日，中山门、光华门、中华门、水西门等城垣先后被日军突破，南京陷落，在长达6周的时间里，侵华日军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2015年，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和南京保卫战战迹寻研团共同开展了《南京城墙抗战遗存调查》研究课题，通过实地调查发现了弹孔遗迹数处、弹片遗物多件及暗堡射击孔19处，主要集中在中山门、光华门、雨花门、中华门、汉中门、清凉门、和平门和挹江门八个地方。它们见证了面对处于优势的日寇，中国军人英勇抵抗，用血肉之躯保家卫国的顽强不屈。

秀丽雄伟，外国人眼中的南京城墙

展厅中还展出了一些原版外文书籍，展出了一些外文书籍，它们记录了外国人眼中的南京城墙。

其中时代最早的是明崇祯十二年（1639）拉丁文版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曾三次来到南京，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回忆。在书中，他说：“论秀丽和雄伟……确实或许很少有其他城市可以与它匹敌或胜过它。它真正到处都是殿、庙、塔、桥，欧洲简直没有超过它们的类似建筑。”城中居民给他的印象“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他对层层环绕的南京城墙印象尤深，据他记述，两个人从城的相反方向骑马相对而行，花了一整天时间才遇到一起。

明崇祯十六年（1643）意大利文版《大中国志》的作者是葡萄牙人曾德昭，书中记述中国各地的风土人情，他笔下的南京仍是一片盛世景象，如皇宫、大报恩寺塔、城墙、观象台等都使他大开眼界，叹为观止。

出版于清康熙七年（1668）的拉丁文版《尼霍夫中国游记》，作者约翰·尼霍夫是荷兰探险家、画家、诗人，1656年随荷兰东印度公司使节团到中国访问，将自己一路所见所感用文字和素描记录下来。尼霍夫在南京创作了包括南京城墙在内的多幅图画，最著名的莫过于大报恩寺塔，他是第一个将大报恩寺塔与世界七大奇观相提并论的人。

这些书在欧洲被译成各国文字，引起轰动，也推动了十七至十八世纪欧洲的“中国热”，中国成了欧洲人心目中强盛、富庶、制度先进、生活幸福的乐土。

时光荏苒，南京城墙再次走上世界舞台，成为“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的主力。目前，包括南京、西安、兴城、荆州、襄阳、临海、寿县、凤阳等14座城市的城墙携手申遗，使中国明清城墙阵容涵盖了都城—府城—县城—卫所城的完整体系。2016年，《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文本》编制完成，正式递交国家文物局，而即将正式开放的南京城墙博物馆则成为展示中国城墙文化的文化客厅，迎接海内外的宾朋。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王宏伟

编辑: 姚依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