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日报·文艺周刊（第200期）

【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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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一工程”奖江苏主创谈

电视剧《人世间》：要有意思更要有意义

“这个奖项含金量很高，它既是全国精神文明建设领域的最高奖项，也代表了近年来我国文艺创作生产的最高成就和水平。”得知电视剧《人世间》获得“五个一工程”奖时，导演李路正在谋划自己的下一部作品。如何打造出爆款？他认为保持创作的童心和初心很重要。

若论今年最热、最有影响力的电视剧，非《人世间》莫属。作为我省重大题材文艺创作一个新的里程碑，该剧多年代、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地描写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和百姓生活的跌宕起伏，成为现象级作品——

该剧创下CCTV-1黄金档电视剧近8年收视新高，累计观剧总人数高达4.6亿，《新闻联播》三次对该剧报道推介，评价其“书写了一部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平民史诗”；该剧也赢得了青年观众的共鸣，有关数据显示，电视剧《人世间》观众中年龄30岁以下的占46.8%；电视剧挖掘出人世间善良、情义、担当的精神力量，如“发光体”一般引领观众向上、向善、向美。

回顾这部剧的创作过程，李路坦言，厚重深沉的原著力量 ，是电视剧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但也正因为题材容量大、时空跨度大、刻画人物多，原著小说此前也让很多创作者望而却步，甚至在开机之初，一些合作方和播出平台也并不是十分看好它的前景。

然而《人世间》却获得了空前成功。

“这对于我们今后的创作也是一种启发。社会和时代需要什么，而你的创作恰好表达了什么，勾起了社会共振，创作便产生了影响力。”李路说，《人世间》给我们的启发是，在选择项目的时候，文艺创作者要有开阔的思想和艺术视野，去发现和开掘题材背后的精神内核。

事实上，李路早就想拍摄一部以工人阶级为主角的电视剧，“50年来，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天翻地覆的变化，一砖一瓦都离不开工人，离不开他们背后一个个家庭的隐忍、担当、善良和付出。说电视剧《人世间》成了所谓的爆款，恰恰是因为它‘戳’中了人心。”

除了眼光和魄力，电视剧《人世间》的成功同样离不开整个制作团队的用心和精益求精：金牌编剧王海鸰历时三年改编，让115万字的原著有了更多明亮、温暖的色彩；为了真实还原剧中的“光字片”社区，剧组历时数月搭建了4万平方米实景。而呕心沥血地创作，也让导演李路暴瘦40斤。

“《人世间》没有强情节，它写的就是平常人家、百姓生活。要拍出平淡中的波澜，平凡中见史诗，是要下一番苦功夫的。我经常跟我的团队说，不要把每一部电视剧仅仅当作一个活儿来做，要润物细无声地传递思想、输出价值观，让作品直抵人心，这最终决定了作品能不能突围。”

一路走来，李路的作品都紧扣时代脉搏，充满了对生活的温情，展现深切的人文关怀。《老大的幸福》呼唤“慢生活”，《山楂树之恋》赞美“真情”，《人民的名义》书写“正义”。如何用现实主义所蕴含的情感力量、人文温度和思想深度打动人心？李路认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部好的文艺作品，要真实地反映时代，真实地描绘生活，真实地传递群众心声，讲好他们生活、情感、希望和奋斗的故事。要在‘有意思’的基础上再多一些对时代、人民和国家‘有意义’的作品。”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陈洁

昆剧《瞿秋白》：昆曲现代戏创作的一次成功探索

昆剧《瞿秋白》作为江苏省唯一一部戏剧类作品，入选中宣部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作品奖。从最初的一个创意设想，到革命题材现代昆剧《瞿秋白》以细腻、雅致、极具南昆风度的面貌展现在舞台，令人惊喜、赞叹。江苏省昆剧院是如何完成这次探索实践的？

谈到昆剧《瞿秋白》的创作历程，江苏省昆剧院院长、瞿秋白饰演者、优秀昆剧小生施夏明表示，第一次接触革命题材现代剧目，起初也有不少顾虑和担忧。但随着编剧对剧本的巧妙构架，导演对全剧的深入解读，施夏明逐渐找到了昆曲和瞿秋白这个人物之间的契合点。在做了充分的案头准备工作，查阅史料、阅读相关作品，对瞿秋白有了较为具象的理解后，施夏明在创作中选择以小官生应工塑造瞿秋白先生——这位具有儒雅书生气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而考虑到秋白先生长期被病痛困扰，身体孱弱，在实际表演中，他又略微借鉴了一点穷生的身段。声腔方面，有别于传统戏中小生真假声结合的发声方法，施夏明更多地使用真声，假声的运用仅占百分之二十左右，特别是在面对国民党的劝降时，念白几乎全部使用真声，以凸显瞿秋白先生的坚毅、沉着。

《瞿秋白》全剧采取了昼夜交织、双线并行的叙事方法，昼与夜、实与虚之间，展现了瞿秋白先生饱满丰富、真实可感的高贵人格——他对党忠诚，对己坦荡，面对国民党的劝降坚毅凛然，一身风骨；他浪漫、深情，有着炽热的情感与大爱，他眷恋生命，却坦然赴死，令人敬佩、使人动容。

在表演中，施夏明抓住瞿秋白先生身上这一令人敬佩、动容的高贵品格加以重点刻画。在母亲面前，他是孝顺懂事的儿子；在爱人面前，他是温柔浪漫的丈夫；在挚友面前，他是坦然交付彼此的同志；在敌人面前，他是坚若磐石的革命者……另一方面，在昼（现实）的部分，情感表达是“收”，表现瞿秋白的冷静、沉着、克制，将死生置之度外；在夜（虚幻）的部分，情感表达则是“放”，面对母亲和妻子时，瞿秋白的情感甚至是喷涌的——母亲的离世让他痛彻心扉，与爱人的诀别则是撕心裂肺。“夜”的情感喷涌与“昼”的沉静、坚定，巨大反差使人物愈加饱满生动。

“《瞿秋白》是一部用心之作！无论是首度创排还是二度提升，我们都秉持着‘走心、用心、尽心’的理念。”施夏明尤为感恩这一次弥足珍贵的学习经历，“张曼君导演在整个创排过程中贡献了令人赞叹的导演智慧，她对舞台整体的把控以及对人物刻画细致入微的把握都让人受益匪浅；石小梅、赵坚两位老师作为艺术指导，时刻为大家把握着昆曲的方向，使新戏不偏离昆曲的本质特色。”

2007年，以施夏明为首的这一代昆曲人凭借《1699·桃花扇》“闯”进昆曲世界，一举入选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作品奖。2022年，由施夏明主演、几位梅花奖演员同台的《瞿秋白》再度入选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作品奖。它们一个是传统经典，一个是当代的高峰之作，这十五年的跨越并非一蹴而就。根植传统，推陈出新，古老的昆曲艺术正是在这样创新性发展的实践中焕发出全新的生机和活力。只有夯实根基，才能枝繁叶茂。也正是依靠传统艺术的有序传承和累积，省昆人才有勇气在昆曲现当代题材方向上去拓展、去尝试。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高利平

电影《守岛人》：把平凡守成不平凡

近日，由江苏省委宣传部选送的电影《守岛人》斩获“五个一工程”奖，现任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守岛人》制片人孟庆丰感到很欣慰，唯一的遗憾是“王继才大哥没能看到”。

回想起电影《守岛人》的创作，孟庆丰坦言，这不是个好操作的题材，大家都觉得压力很大。王继才夫妇的事迹广为人知，但要在两小时内囊括几十年的时间跨度和人生故事，从戏剧角度看，没有强情节，没有强烈的人物冲突，要想抓住观众，绝非易事。

为了最大化还原王继才和王仕花32年的守岛生活，7年间，孟庆丰带着制片团队上了14次开山岛。起初，采访并不顺利，“王‘岛主’有点木讷，问他问题，他总是笑笑不说话，采访很难深入下去。”怎么办呢？主创团队决定驻扎在岛上，和夫妻两人同吃同住，于日常细微处走近他们的内心。

熟悉了之后，王继才慢慢打开了话匣子，登岛初期的犹豫彷徨，暴风雨中接生的担心，和走私商贩斗智斗勇的过程……夫妻俩守岛生涯里这些闪光瞬间一点点明晰起来。

每天清晨升旗，是开山岛一天当中最富仪式感的活动。孤旷的开山岛上，飘扬的国旗分外耀眼。王继才告诉他们，国旗是天安门国旗班三任班长集体捐赠的。“天安门国旗班赠予他好多面国旗，他原来用的旗帜质量不太好，基本上在岛上飘几周就褪色沤烂了，但每一面国旗他都认真地保存着。王继才去世后清点遗物，他生前挥舞过的一共368面国旗，叠得整整齐齐码放在箱子里。”

朝夕相处中，电影《开山岛》渐渐在孟庆丰脑海中丰满起来。“中国还没有一部通过人与岛、岛与岸，讲述人与自然，与社会关系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孟庆丰说，王继才的事迹，在别人眼里是“退”，但是这种看似“退”的坚守，一件事一辈子的坚持，恰恰是这个人人都向“前”看的时代，最需要重拾的道德观。

于是，孟庆丰决定，与其在叙事技巧上下功夫，不如做最真实的还原，讲一个最真实的故事。

“王继才为什么要守岛，而且一守那么多年？”这是孟庆丰最大的困惑，也是观众心中最大的疑团，“之前问他，他要么沉默，要么笑笑。”直到一次酒酣耳热之际，王继才谈起自己家世，孟庆丰才知道，王继才年轻时一直想当兵，之前有过一次机会，但因为舅舅和当地人武部部长是战友，为了避嫌，没当成，这也成了他内心深处的遗憾。“上岛驻守多多少少遂了他的心愿，他觉得自己守岛的时候，更像个军人。”

“一个人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就不亏心。”电影提炼出最朴素的价值观，令观众动容。

孟庆丰说，王继才的事迹有当代性，“今天的社会上不缺巧心思，缺乏笨功夫。”《守岛人》以平民视角重构英雄的来路，以生活化的人物塑造方式还原真实英雄，以平凡的生活细节叠加出不平凡的英雄业绩，书写了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平民英雄史诗。

“我们想传达的正是平凡中的坚守，把平凡守成不平凡，就是真正的英雄。”孟庆丰说。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周娴

广播剧《张太雷》：用铁血柔情回答青春命题

“静华，你一直在问我，我到底在做什么，我可以告诉你，我正在做的是震碎这个旧世界，而我就是那一声划过天际的惊雷——”

95年前，“常州三杰”之一张太雷献身革命，用热血和青春实践了年少时立下的誓言——“愿化作震碎旧世界的惊雷”。牺牲是他生命的终点，也是如今的人们走进这位革命先烈内心的起点。近日，由共青团中央、江苏省委宣传部报送的广播剧《谋将来永远幸福——张太雷》（以下简称《张太雷》），获得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历史上，张太雷牺牲时年仅29岁。而在此之前，他已经完成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早期创建工作，并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领导共青团的工作。通过深入挖掘张太雷9年的革命生涯，广播剧《张太雷》着眼于他在建团历史中的经历、斗争和奉献，以声音重塑张太雷从五四运动到广州起义的激荡岁月，再现共青团磅礴澎湃的创建历程。这部作品集结了国内广播剧方面的顶尖制作团队：屡获国内外广播剧大奖的权胜担纲导演，常州籍实力派演员赵岭领衔献声，知名艺术家杨立新以及资深演员孙立石、饶敏莉、陈光、惠龙等担纲重要角色。

导演权胜告诉记者，“谋将来永远幸福”的剧名，取自历史上张太雷写给妻子的一封长信，他写道：“我不能去做一个有钱有势的人，我应该做一个探寻真理和道德高尚的人。”正是怀着这种为人民“谋将来永远幸福”的革命初心，他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和敢为天下先的气概，完成了一段段激动人心的奋斗。五四运动、建立共产党、建立共青团、武装斗争……广播剧《张太雷》用高度浓缩的23个历史场景，凝练生动地把一位真实的年轻革命者形象展现在听众面前。

一封长家书，一句“谋将来永远幸福”，既是张太雷解释他所从事之事业、奋斗之目标的动人表达，也是对自己挚爱伴侣的深情诉说。张太雷牺牲11年后，他的女儿张西蕾离开常州去寻找党组织时，怀揣着的正是这封父亲生前留下的唯一家书。如何以声音呈现这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广播剧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用“小切口”反映大时代，通过影视化的表现手段、情景化的再现方式，融入了一段张太雷领导广州起义牺牲后与妻子陆静华及子女的“时空对话”。这段对话，既交代了张太雷子女陆续参加革命，甚至为革命而牺牲的命运，更写出了一个革命者内心深沉热烈的情感世界和革命信仰的跨时空力量。

权胜表示，这段浓墨重彩的心灵对话，直到录制开始前一天晚上才修改完毕，堪称整部广播剧的“泪点”，自己无论是修改剧本时还是录制过程中都几度落泪。土生土长的常州籍演员、主演赵岭演到此处，更是泣不成声，几乎无法继续录制。“张太雷如此爱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但是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他能够做出牺牲，这更加凸显出他的崇高和伟大。”赵岭说，催人泪下的“铁血”和“柔情”，艺术化地将整部广播剧的情感升华至高潮，让演播产生了震撼人心的效果。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吴雨阳

歌曲《面朝东方》：既是表白，也是致敬

“我将面朝东方，心中想你安稳如常，飞花一季赢得百年留香；我将面朝东方，无数锋芒无限风光，你的希望就是我的信仰……”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委婉优美，在青年歌唱家汤非深情款款的演绎下，歌曲《面朝东方》唱出了中华儿女对革命先辈的敬仰和崇敬，带给人们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

歌曲《面朝东方》是以新四军在生死存亡时刻，执行东进战略决策，开辟苏北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重大革命历史事件为背景，打造的一首主旋律音乐作品。

2020年是郭村保卫战胜利80周年，80年前，被称为“东进序曲”的郭村保卫战，拉开了东进抗日的序幕，孕育了伟大的“东进精神”。如何呈现好这一革命历史题材，打造一部唱得响、立得住的文艺精品？2019年，扬州江都区政府提前谋划，邀请著名词作家陈涛、著名作曲家王备操刀，并请来佳作频出、作品多次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的江都籍著名歌唱家汤非演唱。

作为一位扬州走出去的歌唱家，汤非满怀着对家乡的感恩之情，用自信坚定的嗓音，赋予了歌曲更多饱满的情感。他告诉记者，自己儿时曾在郭村革命老区读过初中，对这片土地怀有深厚的感情。演唱之前，汤非循着历史的河流而上，充分了解歌曲的历史背景，并和词曲作者进行了多次深入沟通交流。“每一部优秀音乐作品的诞生，都会经历难产的阵痛，《面朝东方》亦是如此。通过我和两位词曲家的多轮讨论，终于对这首歌的演绎达成了共识。这首歌凝聚了浓厚的爱国之情，我要将这种情感淋漓尽致地演唱出来。”

汤非透露，创作团队曾先后两次赴江都采风，对江都的红色文化、民俗文化、人文底蕴进行了深入调研和采访，心灵深受震撼。创作时，词作家陈涛和作曲家王备对时代主题和人民情感进行了多重视角的观照，将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与致敬都融进了词曲中。谈起创作感受，王备表示：“《面朝东方》将一腔热血唱给天下人听，把那种无惧风雨、无惧生死的英雄气概完全释放出来，彰显出不可阻挡的信仰力量。”

优秀的文艺作品是时代的回响，歌曲《面朝东方》发布后，很快在各平台引发听众共鸣。“这部作品能在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评比中脱颖而出，其成功点首先在于选题重大，但相较于一些宏大叙事的作品，这部作品还特别以情动人，在一首歌里将革命精神和时代精神完美地融合了起来。”汤非说，每次唱完这首歌曲，自己也仿佛经历了一场精神洗礼。歌曲里的歌词，也是他发自肺腑的心声和承诺。“未来，我将继续坚守主旋律创作，真情演绎好江苏故事、中国故事，用歌声为家乡祝福、为祖国祝福！”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王慧

图书《我心归处是敦煌》：追问“樊锦诗何以成为樊锦诗”

樊锦诗，1938年生，半个多世纪前告别未名湖，走进了西北大漠的茫茫风沙。

“我特别想知道，樊锦诗为何选择考古专业？她从哪里汲取力量，以羸弱之躯坚守在条件艰苦的大西北？她如何接续常书鸿、段文杰等前辈的努力，为莫高窟的修复保护和敦煌学发展作出时代贡献？”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顾春芳告诉记者，走近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之前，她心头曾满是困惑。

怀揣100多个采访问题——关于“樊锦诗何以成为樊锦诗”——飞抵敦煌，顾春芳与心中偶像展开了十天的长谈。像漫游在另一条浩瀚深邃的生命长河，她从稍纵即逝的话锋中捕捉富有意味的路标或节点，一点一点，解锁樊锦诗的心灵秘密。

1963年樊锦诗毕业离校前，北大考古学泰斗苏秉琦把她喊到家中，先泡了一杯咖啡，又郑重勉励她撰写莫高窟考古报告，因为“考古报告就像二十四史一样重要”。这份沉甸甸的嘱托成了樊锦诗日夜挂怀的“心债”——40年后，《敦煌石窟全集》首卷终于完成。另一位对樊锦诗产生深刻影响的是业师宿白。“你怎么现在想起写考古报告了，你是为了树碑立传吧？”宿先生的一声棒喝，使樊锦诗不敢稍忘使命，也更明白了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守一不移”。

顾春芳发现，樊锦诗心灵的秘密也藏在一座座石窟、一幅幅壁画中。

她在书中介绍，樊锦诗最喜欢第259窟禅定佛：从那安恬的面容里，她悟出过去的已经不能追回，未来根本不确定，一个人能拥有的只有现在，故此时此刻，莫高窟就是“家”。

时间见证着大漠深处的奇迹。从“壁画在退化！”的魔咒日夜笼罩，到提出“永久保存、永续利用”的大胆构想，制作出4k超高清宽银幕电影《千年莫高》、8k高分辨率球幕电影《梦幻佛宫》，上线“数字敦煌”平台、实现在线720度全景漫游浏览，让千年石窟走出来、活起来——翻开《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代表一代莫高窟人交出的完美答卷，徐徐展开。

这本书的成功背后，是江苏出版人的默默努力。当时，时任江苏译林出版社社长顾爱彬到北大拜访顾春芳，了解到她手中的选题后，当即表示“这本书交给译林来出”。译林社人文社科中心主任陈叶回忆，为了使这部书稿能赶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出版，社里组建了一支编校骨干团队，制定了一张精确到日期的出版计划表，终于如期捧出了这部诚意之作。

喜讯传来之际，顾春芳又念起了敬爱的樊先生。她对几个细节印象极深：她喝完酸奶要把空瓶子带回去，洗刷好当作药盒；常年穿一件破旧磨损的外套，家人看不下去，又用真丝给她补了里子。和“抠”形成对比的，是她捐出高达2000万元的“吕志和奖”奖金：一半给敦煌，一半给北大。

“她是个纯粹的知识分子，有家国情怀，有对使命的忠诚和热情，毫不计较功名利禄、个人得失和环境艰苦，反而从中获得了一种高尚的乐趣，无限的快乐和幸福。”顾春芳觉得，樊锦诗之为樊锦诗的终极秘密其实就藏在她的心中，“她一生的成就都源自她的心，她一生最高的成就就是她的心！”

《我心归处是敦煌》也记录下樊锦诗的思索：“真正的幸福，就是在自己的心灵的召唤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那个自我。”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冯圆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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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扬子江诗会关注诗歌与青年：伟大时代需要清新的啼咏

12月19日，第五届扬子江诗会·江苏青年诗人作品研讨会暨大家讲坛在线上举行。作为江苏倾力打造的“扬子江”系列文学活动品牌之一，扬子江诗会每年聚焦不同的诗歌话题，今年则将目光投向了“诗歌与青年”。此次研讨的20名青年诗人，是江苏诗坛时隔20年后又一次对青春力量进行的整体遴选，新人们的迅速成长成为一大亮点。

“诗歌与青年”的话题为何值得关注？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批评家何平坦言自己青年时期也写诗，他发现人在青年时期对诗歌的爱好，将对其一生产生深远影响：或使他成为诗人，或提升其审美修养、激活他在其他文学领域的创作，或引导他通向哲学、思想的广阔领域；诗歌所培育的大批“审美国民”，又构成了良性、繁荣的文学生态的组成部分。“此外，青年是新诗的一个很重要的读写群体，通过勘探青年诗人的创作，能发现诸多值得深究的话题，从而为新诗创作凝聚共识。”南京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诗人、评论家傅元峰说。

伟大时代需要清新的啼咏。大家讲坛上，傅元峰首先谈起的，是他对当下青年诗歌创作的批评——功利写作大量存在，有的诗歌沦为私人呓语，不同的诗人炮制出长着相似“面孔”的同质化作品。而这背后，傅元峰认为，最大的问题其实是：青年诗人，你活在哪儿，你自己的语言是什么？

在“诗歌应搏击时代激流”的共识基础上，本届诗会重新拾起文学的“个性”话题，呼吁丰富诗歌的审美面貌，审视文学的内在规律，促进当代诗坛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我们需要你开疆拓土。”点评环节，诗人庞余亮对一位青年诗人恳切地说。“你为什么不把你自己的生活，你对世界的理解，用你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可你用的是优秀诗人用过的字句，你的写作充满惯性、比如使用‘大词’的惯性。你要用自己的话说话，一直写到你绝望的时候——你就有了进步。”

语言创新的花朵，其根脉深植于对生活的真诚体察。庞余亮回想起自己1995年至2000年写下的一组反映底层生活的诗歌《理想生活》，没想到登顶《花城》当代文学榜榜首，在诗坛引发不小的反响。“那是我作为诗人的高峰期，我把自己的痛苦、迷茫、不甘全都写进了诗中，在‘不理想的生活’中追求‘理想生活’，唤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同样，当代江苏青年诗人的青春诗篇，也照亮了时代生活的天际。譬如大树的诗，诗人谷禾评价，他的字里行间散发着浓郁的烟火气息，能时时见到自然、大地和奔波的人的影子，他通过对个体生命感知的书写，去共情时代和读者。而青年诗人袁伟，从瘸腿的幺叔公嫁接梨枣的举动中，读出了亲人对完满、美好生活的企盼，诗中流露的温柔悲悯胜过了一切诗歌技术。谷禾认为，这便是陆游所说的“功夫在诗外”。

然而，诚如诗人黑陶所言，深入传统、深入生活、阅读积累是重要的，但它们作为手段，最终是为了获得自我、介绍好自我，形成独特的诗歌面目，打造属于自己的鲜明辨识度。

“诗歌要从经验和阅读中走出，回到牙牙学语的时刻。”傅元峰的观点鲜明大胆。“走出”并非摒弃经验和阅读，而是要警惕套路化的抒情，或为个性而个性，青年应如婴孩般回归与世界的陌生关系，用未被污染的语言唱出新鲜的歌谣。

一如诗圣杜甫——杜甫之为杜甫不仅仅因为作为时代的书记员，他写下“三吏”“三别”等“见证的文字”，也在于他沉郁顿挫的美学风格，他独特的炼字炼句，他清晰的自我意识和宽厚悲悯的人格——强大的抒情主体“我”，使杜甫诗篇光照千古、永垂不朽。

而由杜甫，又引出另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青年诗人敢不敢变老？如何避免因年龄的增长、感知的钝化和生活的安稳，造成的创作活力下降？傅元峰提醒，写诗的动力不能仅仅源于青春期的“冲动”，诗应跟随每个个体存在意义上的生命“律动”，这两者间有肤浅与厚重的本质区别。时时感受、把握这种律动，才能“庾信文章老更成”，才可能“使青春在老年依然等你”。

今年35岁的茱萸是江苏知名青年诗人。从这位日益成熟的诗人身上，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副主任、诗人梁平看到了一代青年诗人对自己身份与天职的清晰认知。在《汨罗江畔诗圣遗阡》中，他重绘了屈原饱受漂泊折磨的人生轨迹，擦亮了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的“求索”精神；在《李贺〈春怀引〉新释》中，他用自由诗阐释《春怀引》，企图在与古人诗思诗情的共振中让一首千年前的唐诗重生……茱萸正勇敢走出自我，自觉接引民族的精神传统。一如梁平所言，他把历史上的星辰编入了永生的小世界，“这个小世界将我们轻轻托起，比地平线高一点点，使今人受到了光之眷顾。”

新时代青年的朝气与梦想如何葳蕤着诗歌的面貌，诗歌如何跳出技术圈套、回到“人”、找到“人”，如何更好地平衡公共表达与个人抒写，最终让诗歌与普罗大众连接，为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赋能——这些紧迫的话题有待于青年诗人的努力。黑陶引用伟大的西班牙诗人洛尔迦的话语勉励诗坛后浪：“继续写吧，读吧，学习吧，战斗吧！”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冯圆芳

编辑: 姚依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