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植树节，古代虽没有国家规定的植树节，但也一直坚持植树造林优良传统。古代人是怎么鼓励植树的呢？

《礼记》说，“孟春之月，盛德在木”，意思是春天植树造林，是最大的道德行为。《逸周书·大聚篇》说：“旦闻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三月遄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也就是说，大禹的时候就出现了保护山林的法令。

西周时期，国家设有“林衡”“山虞”等官，管理各地城廓沟池的植树造林事务，规定“不树者无椁”。古时棺木有两重，外曰椁，内曰棺。如果不种树的话，死了棺材不许有两层，也就是说如果不植树就不允许厚葬。

春秋战国时，齐国名相管仲提出，“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意思是对植树专家奖励黄金一斤、粮食八石。《孟子·梁惠王上》记载：“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孟子曾经向梁惠王献策，五亩大的宅地，如果周围种上桑树，五十岁的人何愁没有衣服穿？

汉初文帝、景帝时，九次颁布劝民植树之诏。据《汉书·景纪》记载，公元前161年，汉景帝颁布劝农桑诏：“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终始。间岁或不登，意为末者众，农民寡也。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

六朝时，统治者也重视植树造林。《舆地志》云：“钟山本少林木，宋时使诸州刺史罢职还者，栽松三千株，下至郡守，各有差焉。”在南朝，钟山上很少有树木。刘宋时，命令罢还的各州刺史每人栽松三千棵，另外，各级官员都有栽松的义务。

隋朝时，隋炀帝在下令开凿通济渠后，他接受大臣虞世基的建议，带头在运河两岸栽植柳树。同时，他还大行奖励之策——“柳一株，赏一缣”，诏令一出，臣民纷纷植树，后来出现了千里运河岸绿柳成荫的景观。唐人杜宝撰写的《大业杂记》说：“两岸为大道，种榆柳。自东都至江都二千余里，树荫相交。”

唐代朝廷重视“劝课农桑”，唐代王公以下皆有“永业田”，相当于现代的“自留地”，在永业田里必须种上一定数量的树木。《田令》规定：“户内永业田，每亩课植桑五十根以上，榆、枣十根以上。土地不宜者，任依乡法。”唐朝还规定，凡驿站与驿站之间，都要种上道树。

宋代法律规定，禁止民众砍伐桑树、枣树作为柴薪，“民伐桑枣为薪者罪之：剥桑三工以上，为首者死，从者流三千里；不满三工者减死配役，从者徒三年。”毁坏木林者最低面临三年刑罚，最严重者甚至要被处死。宋朝规定垦荒植树者可以不缴田租，对率领百姓植树有功的官吏，可晋升一级。这就足见朝廷对种树的重视。

苏轼谪居黄州时在城东山坡开荒种地，亲手种植了柳、桑、枣、栗等树，还把种树的实践体会写成了《种松法》，对于何时下种、何时采果、怎样育苗和管护等等娓娓道来。

元世祖忽必烈专门颁布了《农桑之制》，规定每丁每岁种桑、枣二十株，如土性不宜，可改种榆、柳，均以种活长成为数，并由各级官吏督促实施。当时河南府及所辖各县在道路旁植树造林，谁敢“非理砍伐”，一概按律治罪。

明太祖朱元璋以农桑为国之本业，下诏各地：“令天下广植。凡民户有田者，须种桑麻，栗枣各二百株。”在此诏令下，仅金陵钟山一带，就植树五十余万株。同时规定“凡农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对利用空地植树的实行免税，而对不完成植树任务者惩罚，对砍伐树木者治罪。在他推动下，大明朝种树成风。

清朝也要求地方官员劝谕百姓植树，据记载，乾隆帝曾规定永定河护河的兵士每人每年要种柳一百棵，并对树苗的规格、栽植标准有严格要求，要保证成活率。为鼓励永定河沿岸村庄的民众广泛植树，清政府还制定了若干奖励办法，每户植树五十株以上者，予以奖励；百株以上者，另外加奖；千株以上者，予以重奖。

晚清重臣左宗棠收复新疆时，所到之处都要动员军队在大道沿途遍栽柳树，称为道柳。后来，人们便将这些柳树称为“左公柳”。兵部尚书杨昌浚见到后，不禁赋诗称赞这一壮举：“大将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杨民仆

编辑: 吴雨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