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日报·人文周刊(第218期)
【记录】
【文脉】
陈白尘女儿忆父亲与赵丹:一个未能完成的愿望
文/陈虹
1
1980年初,父亲陈白尘应上海电影制片厂邀请,赴沪修改剧本《大风歌》。一天,赵丹叔突然来访——他不知从哪得到了父亲住在东湖饭店的消息,迫不及待地找上门来。
“明年是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白尘,咱们再继续拍1960年没有完成的那部《鲁迅传》吧!”他开门见山,两眼中流露出令人震颤的迫切与渴望。
父亲与赵丹叔叔是多年的老搭档了,他们的友情,要追溯到1937年的春天:因为话剧《金田村》的演出,他俩相识与相交——一个是剧本的作者,一个是主要角色之一的扮演者。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又是父亲亲赴汉口,经阳翰笙的同意,将赵丹叔叔所在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接到成都,与先期到达的上海影人剧团合并,在蓉城掀起了一场抗战戏剧的演出高潮。抗战胜利后,在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昆仑影业公司中,二人再度联手,拍摄出了名垂青史的故事片《幸福狂想曲》和《乌鸦与麻雀》。
但是电影《鲁迅传》的创作,却是父亲此生最大的心病——他忘不了,那是1960年初春,老朋友张骏祥代表上海电影局飞抵北京,向他传达了这一任务:“为了纪念即将到来的鲁迅先生八十诞辰,上海市委决定拍摄一部传记故事片。为了保证影片质量,已经成立了由沈雁冰、周建人、许广平、杨之华、巴金、周扬、夏衍、邵荃麟、阳翰笙、陈荒煤等人组成的顾问团;创作组,则由你和叶以群、唐弢、柯灵、杜宣、陈鲤庭六人组成;至于剧本的执笔,就由你来完成了!”
就这样,父亲仓促地接下了这一任务,仓促得竟让他忽略掉了当时的政治气候。在这期间,《鲁迅传》六易其稿,其中有一稿夏衍也参与了,但最终,因种种原因,《鲁迅传》的拍摄还是流产了。
那天,父亲看着赵丹叔叔那失望的眼神,嗫嚅再三,将已到嘴边的话吞了下去。是啊,当年的剧组还能重新恢复起来吗?——除了赵丹的鲁迅外,蓝马的李大钊、于蓝的许广平、于是之的范爱农、石羽的胡适、谢添的农民阿有……都是当时最高标准的人选;当年的导演——被四人帮斗得几乎丧命的陈鲤庭,对此又是如何设想?如何打算?
我翻看了父亲的日记,这次父亲与赵丹叔叔的见面,是在1980年1月20日。
2
1980年的春节,父亲没有回南京,上海的老友们设宴,与他一起欢度新春。席上,他听到了这样一个故事——
两年前的今天,上海市举办了一个电视广播联欢大会,没有想到,赵丹叔叔化装成鲁迅与广大观众见面了。大雪漫天飞舞,灯光渐渐黯淡,鲁迅身着长衫,手撑雨伞,慢慢地走上台来:“唔?都是电影明星嘛,大家好啊!”他操着一口绍兴方言。顿时,台下掌声雷动,观众沸腾了起来。
“怎么样?观众认可了!我能演鲁迅,我要找白尘重拍《鲁迅传》!”赵丹叔叔醉翁之意不在酒。
那天是1980年的3月2日,他第二次破门而入,带着他的期待和热望。
对于自己的这位老友,父亲是深深敬佩的。“明星只不过是一颗‘星’而已,转瞬即逝;真正了不起的,是将艺术化为神奇的艺术家!”从小父亲就这样告诫我们。
“赵丹叔叔呢?能称得上是中国第一流的表演艺术家么?”我曾问过父亲。他点了点头:“那个《乌鸦与麻雀》中的‘小广播’,真让他给演活了!”后来他甚至不止一次地同赵丹叔叔开玩笑:“那个‘小广播’可比你演的林则徐和聂耳来得真实,来得自如!”
还有一件事,是我亲眼看到的。20世纪60年代末,一天赵丹叔叔由上海来到南京,就在我家吃饭的那个小屋里,他悄悄地告诉父亲:敬爱的周总理在病重期间,为了减轻疼痛,让他的秘书给他调了一些旧片子来看。“你知道吗?这其中就有《乌鸦与麻雀》!……”当时这两位曾经的合作者抱头大哭了起来,站在门外偷窥的我,也忍不住泪水滂沱。
那天,面对着这位二次登门的“不速之客”,父亲心头止不住阵阵发热——他自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作家到了不能执笔的地步,比死还要痛苦!”而赵丹叔叔也同样说过这样的话:“一个演员不能演戏,跟死掉又有什么两样!”
十年浩劫终于结束,父亲站在鼓楼广场上,面对着蓝天白云高声呼喊:“春天来了,又何惧春风会遗忘于我!”赵丹叔叔何尝不是如此呢?他要演周总理,要演鲁迅,要演闻一多,还要演李白……他到处写信,到处呼喊:“各位领导同志,赶紧让我拍电影吧!我快要饥不择食了,可怜可怜我这饿煞鬼吧!”
3月2日的这次见面,二人沉默了许久。
“白尘呀,我盼望着演鲁迅,盼了整整二十年了!”
可不是么,为了能塑造好银幕上的鲁迅形象,赵丹叔叔将胡子蓄了起来,将头发留了起来,将长衫穿了起来,将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化入到当年鲁迅的神采之中。记得创作组刚成立时,作为编剧的父亲曾为鲁迅的扮演者提出过自己的意见:“金山最合适。”——他认为金山演戏沉稳内在,符合鲁迅的性格;而赵丹叔叔比较外向花哨,有一定的距离。这个意见不知怎么传到了赵丹叔叔的耳朵里,他一声不响,终于倔强地以自己揣摩出来的不仅形似而且神更似的形象,堵住了父亲的嘴:“阿丹不光是会演‘小广播’吧?”他向父亲反攻了。
当年少不更事的我,也能清楚地记得,《鲁迅传》摄制组下榻于北京西郊的西颐宾馆。赵丹叔叔活泼得像个孩子一样,到处都有他的声音,到处都有他的身影。每次见到我,脚跟一碰,手臂一挥,高喊一声“三道头”。——那时我是少先队大队长,臂上带着三道杠的标志。众人在一旁大笑,不明就里的我也跟着傻笑。后来才知道,“三道头”是指旧时上海租界里的外国警察头目,他们的制服臂章上有着三条横线。
“阿丹叔叔真坏!”我扭过头去不理他。
“来,来,来,让我看看,你的这件衬衫真漂亮……”他又开始“讨好”我了,“可惜的是,这种花格子布做裙子更好看!”
有一天,他悄悄地问我:“在家里,爸爸最喜欢谁?”
“当然是弟弟啦!他是典型的封建家长——重男轻女!”我向他“告状”。
“好,咱们一起来斗争他!你看我——阿丹叔叔,可是出了名的‘重女轻男’,在家里最喜欢的是女孩,而不是那几个调皮捣蛋的臭小子!”
那时的他是多么开心啊,现在回忆起来,是因为有戏要演,有片子要拍,他的生命也因此充满了活力。
但是1980年3月2日的他,却再也没有了当年的生气,他痛苦地喃喃自语道:“文化大革命结束已经三年了,可我还没拍过一部片子,又怎么能够证明我还活着呢?”他双手紧紧扳住父亲的肩膀:“白尘啊,我多么希望能在摄影机前拍完最后一个镜头,然后欣慰地与世长辞……”
父亲的心猛地一跳,这难道不是同自己“将来一定要死在写字台前”的愿望相一致么?“一代名优!一代名优啊!想演一部得意之作留给后人,这可是一个真诚的艺术家对人民的最大心愿啊!”父亲忍住泪水,在心里喊道。
“想想,再想想……”就在东湖饭店的那间并不宽敞的客房内,两位同样将艺术视为生命的朋友努力地设想着一个又一个的方案。
“你来演我《大风歌》中的陈平……”
他摇了摇头。
“你来演……”
他还是摇摇头。
这可是一个“咬定青山不放松”的人啊!父亲想起了赵丹叔叔曾经书赠于他的那首郑板桥的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要纪念鲁迅先生,是拍摄他的传记片好呢,还是拍摄他的代表作《阿Q正传》更有意义?”父亲突然间萌生出了一个新的想法:“新中国成立31年了,作为世人骄傲的这部名著却始终没有搬上银幕,这难道不是中国电影界的耻辱么?”
“说,快说!接着说下去……”赵丹叔叔来了精神。
“当年你演《武训传》时,难道没有汲取点灵感?……怎么样,来演阿Q吧,你应该是当今最合适的人选!”
赵丹叔叔一跃而起:“好,我演!——那么,你改编么?”生怕希望再一次落空,他将父亲的两只手紧紧抓住不放。
“只要你愿意演,我一定亲自为你改编!”父亲这时也热血沸腾了。他伸出一只手去:“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二人击掌为盟,兴奋地拥抱在了一起。
3
那天,赵丹叔叔走后,父亲同样兴奋得彻夜未眠。他当即给上影厂的领导徐桑楚和石方禹打电话,约他们3月4日见面。
于是,就在与赵丹叔叔“击掌为盟”后的第三天,上影厂接受了父亲的想法,准备将《阿Q正传》列入他们的拍摄计划!
后来,我读了赵青大姐写的《我和爹爹赵丹》一书,才得知赵丹叔叔在与父亲签订了这一“君子协议”之后,同样地兴奋不已。他迫不及待地邀来好友钱千里,告诉了他这个好消息,而且当即与他一起设想起场景的安排、镜头的切换,以及角色的内心情感和形体的动作来了。再往后,二人干脆站起身来,自编自演了几段:“先来过把瘾吧!”
读到这里,我忍不住心头阵阵发酸——赵青大姐,千万别怪我父亲啊!不是他不抓紧时间,回宁后他要先将《大风歌》最后定稿,以交上海电影制片厂通过;然后再打报告,辞去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的职务,以一心从事写作;这时偏偏又碰上了江苏省第四次文代会召开,作为省文联与省作协的名誉主席,他得准备发言;而此时的他又被选为民盟江苏省委常委、江苏省政协常委和全国政协委员,有着忙不完的事务;更难推辞的是,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位编辑坐等家中,频频催促他赶紧确定下《陈白尘剧作选》的篇目……
就这样,直到暑假开始的7月20日,父亲才得暇进入创作。为求得安静,他住进了南京中山陵招待所,夜以继日地苦战了起来——阅读原著,查找资料,设计场景,刻画人物……短短20天时间,即于8月10日完成了初稿,9月初上海电影制片厂为之打印完毕。其速度之快,在父亲的创作史上堪为奇迹。
一次周日,我去位于东郊的中山陵招待所看望他。他无暇抬头与我说话,更无暇陪我好好地吃一顿饭。他将所有的认真都倾注在了稿纸上,而稿纸上的字迹清晰工整,很少有涂抹与改动。不知怎的,我忽然想起了当年父亲写《鲁迅传》时的一件往事——
那是最后一稿了,即交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面对着涂涂改改难以辨认的原稿,父亲有些赧然。当年只有14岁的我,胸脯一拍:“爸,我来帮你誊抄!”没想到他同意了,可能是见我这个初中生的字还算可以吧。
哪知一向仔细的我,不知怎的,把“氢气”的“氢”抄成了“氧气”的“氧”。那一章正是描写鲁迅从日本归来,于家乡绍兴府中学堂担任化学教员。可能是那时我还没有学过化学吧,这一错误竟让鲁迅在课堂上所做的那个“氢气试验”大大地闹出了一个笑话。而出版社的责任编辑,不知怎的,也没有认真校对。结果这一错误,一直带到了读者面前!当年的读者真是可爱啊,一时间来信堆成了山,内容均为一个——认真而又详尽地将氢气与氧气的不同讲给作者听。
那天,在招待所的食堂吃饭时,父亲不约而同地也想到这桩往事。“放心吧,丫头!这次我写得非常顺手,不需要再去誊抄了……”——父亲说了,改编《阿Q正传》,是为了兑现对自己老友的一个承诺,也是为了给鲁迅先生一百年诞辰献上一份薄礼。他的快乐,从每个字迹上,每页稿纸上,都清晰地透露了出来。
然而,又哪里能想到呢?春节期间还是活蹦乱跳的赵丹叔叔,这时却因胰腺癌晚期已濒于弥留之际了!收到电报后,父亲仰天长啸:“阿丹啊,阿丹,你就不能再等一等吗?”他哭了,哭得很伤心,他说他不能去北京同阿丹作最后的诀别——“我实在找不出一句恰当的话来使他安然瞑目!”
10月10日那天,赵丹叔叔带着说不尽的遗憾走了。父亲找来一个大信封,将打印好的《阿Q正传》剧本寄到北京他的灵前。“阿丹啊,阿丹,你若有知,或许会报以苦笑的吧?我这后死者可真想同声一哭啊!”他流着泪写下了他的悼文。
赵丹叔叔去世以后,父亲对谁来演阿Q再也不关心了,就连那个剧本也好像是跟他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一样。
一次谢添叔叔深夜来访,坐了许久仍无告辞之意。我们在一旁都已猜测出了他的目的——他想演阿Q啊!但父亲就是不把话题往那上面引。是谢添不能胜任么?完全不是。父亲后来在他的文章里曾经提到过,于是之、谢添,以及故去的石挥、蓝马,都是扮演阿Q的最佳人选。还有一位名叫刘子枫的电影新秀,也来过一封自荐信,父亲仍然没有表态。我知道,在父亲心中,阿Q就是赵丹,赵丹就是阿Q,他不可能再接受别的选择了。赵丹叔叔的故去成了他心中滴血的伤口,他不愿再去触动它。
后来,由严顺开主演的《阿Q正传》搬上银幕后,好评如潮,之后又在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盛誉。但不管怎么评价,我却总也忘不了父亲对赵丹叔叔的那一片深情。如果赵丹叔叔还活着,由他扮演的阿Q又将是什么样的呢?
在许多朋友写的悼念文章中,大都提到阿丹的最后遗憾,就是他未能扮演《鲁迅传》中的鲁迅。这些作者的用意也许是别有所指,但刺痛的却是我的心!我能说什么呢?除了向他灵前寄去一册打印的《阿Q正传》电影文学剧本外,我什么也没有说……
——这是父亲写下的文章,亦是父亲心中久久流淌的泪水。
赵佐/供图
行长江 探文脉③|25.8公里,长江在常州书写了多少文化印记
在江苏八座长江沿线城市中,常州的长江岸线最短,仅有25.8公里长,基本上都位于新北区境内。岸线虽说不长,但滚滚江水同样在这座江南名城的历史上留下深深的烙印。清代乾隆皇帝南巡时,曾对常州给出了“江湖汇秀”的高度评价,“江”是长江,“湖”是太湖。三吴襟带之邦,百越舟车之会,地处长江之南,太湖之滨的常州千万年来深受长江滋养,在长江南岸留下了如星辰般璀璨的古镇、名村、名宅,孕育了以孟河医派等为代表的珍贵非物质文化遗产。
4000多年前,长江边的“文明曙光”
在3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今天的常州地区就有古人类活动。环太湖流域从距今7000年前开始先后经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三大阶段,在常州发现的多处良渚文化遗址,就坐落于长江南岸。
4000多年前,长江下游的一道文明曙光闪亮在常州的长江南岸。位于常州市新北区春江镇杏村南的象墩遗址,距离长江岸线仅有7公里。2012年,考古工作者对象墩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探和试掘,发现了一座良渚文化环壕、一处大型建筑台基、四座连排房址和四条道路。象墩中心区文化层厚达4米,分为良渚文化早中期、良渚文化晚期、商周三个文化时期。遗址堆积以良渚文化为主,发现有良渚文化早中期的柱洞、灶台以及用火遗迹,良渚文化晚期的两个人工堆筑的土台,可能是当时的祭台遗址。
再将视野投向周边,象墩距离著名的寺墩良渚文化遗址仅13公里,距离江阴的高城墩良渚文化遗址也仅有6.5公里。位于武进区郑陆镇的寺墩良渚文化遗址是良渚文化晚期的代表性遗址,从1978年到1995年经历了五次发掘,共发现四座良渚文化高等级墓。其中的M3墓出土124件随葬品,玉璧24件,玉琮33件,数量之多超过其他同时期高等级大墓。在此地发现的的“人面兽面组合纹玉琮”内圆外方,上下两节各琢刻不同纹饰,最细的条纹仅0.07毫米,高超技艺令后人惊叹,这件玉琮也被列为南京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种种迹象表明,寺墩很可能是良渚文化古国后期的国都所在地,M3的墓主是一位去世时年仅20岁左右的男性青年,其身份极其尊贵,可能是良渚古国的一位国王。
专家推测,寺墩、象墩、高城墩构成了良渚文化晚期的一个政治和文化中心所在。而距离长江最近的象墩,则很可能是良渚文化向北扩张、对外交流的一个重要据点。长江对岸的兴化蒋庄遗址、海安青墩遗址均发现了良渚文化遗物,这不禁引人遐想,当年良渚先民就是从今天的常州出发,北渡长江,在大江之北继续繁衍生息。
齐梁文化,发轫于长江之滨
良渚先民渡江北上,两千多年后,另一群人从江北渡江南下,在常州的长江岸边落脚,为江南文脉增添了华彩的篇章。
公元四世纪,“永嘉之乱”西晋灭亡,大批北方士族南迁,来自山东兰陵的萧氏家族在淮阴令萧整带领下,迁居江边的“晋陵武进县之东城里”。
被史书称为“南兰陵萧氏”的这个家族,是西汉开国名臣萧何的后代。进入南朝后,依靠族人的战功和联姻,南兰陵萧氏渐渐崛起,其家族成员萧道成、萧衍先后创立萧齐、萧梁两个政权,这前后相继的两个政权的十五位帝王,皆以“武进县东城里”为籍贯。
“南兰陵萧氏”不但是南朝皇族,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化世家,在经学、史学、文学、音乐、书画等方面作出杰出贡献。萧衍之子萧统主编《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选集;萧道成之孙萧子显编纂《南齐书》,列入《二十四史》。其他的家族成员,如萧子良、萧子云、萧衍、萧纲、萧绎等或为“齐梁文学”的引领者兼组织者,或为卓有成就的艺术家。他们编撰或主持的《通史》《玉台新咏》《金楼子》均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千年之后,当年“南兰陵萧氏”定居的齐梁故里,是如今长江边的常州市新北区的孟河镇万绥一带。保存至今的万绥东岳庙戏楼、孟河九龙禅寺是和这个家族相关的史迹,万绥东岳庙的前身正是梁武帝萧衍的故宅。
古镇名村,点缀在大江沿线
璀璨的齐梁文化发轫于万绥古镇。常州的长江岸线虽只有25.8公里,但沿线底蕴深厚,文脉悠远的古镇名村却令人目不暇接。“ 奔牛、孟河、魏村、焦溪等,都在漫长岁月里演绎了灿烂的长江文化。”常州大学周有光文学院副院长葛金华说。
“乍别兰陵去,犹倾江上尊。云山新客路,岁月旧衡门。晚渡回潮急,荒村贾舶喧。三年仍放棹,从此隔庭萱。”这是清代诗人缪琪在孟河留下的佳作《泊孟河口》。唐元和年间,常州刺史孟简疏浚孟渎,引江水灌溉农田。来自江南运河的漕运船只可经孟渎进入长江。水路的便利带来了市镇的繁荣,孟河因此商旅辐辏、市廛云集,历代兴盛不绝。
发源于孟河的孟河医派天下闻名,在葛金华看来,孟河医派的兴起,正是长江造就之功。清代,由于地处水路要冲,南北药材均在孟河镇转运集散,孟河镇上医馆林立,形成以“费、马、巢、丁”四大名医为主,影响遍及全国的地方性医学流派——孟河医派。吴中名医甲天下,孟河名医冠吴中。通过长江水路,来自全国各地的求医者坐着船赶来孟河,求医问诊,“摇橹之声连绵数十里”。清代中后期,具有开拓精神的孟河名医们又纷纷沿着长江和运河,奔赴领风气之先的上海,将孟河医派的高超技艺在更广阔的空间内传播。
岁月荏苒,今天的孟河老街还保存着旧日风貌,青石板路两侧,顺来园茶店、益泰酱园、东亚客栈、白宝善民宅、宝善桥……一座座民宅、酱园、酒店、客栈、茶叶店,记录着斑驳的江南记忆。费伯雄、巢渭芳、马培之等名医的故居旧貌依旧,承载着孟河医派的一段段杏林传奇。在新北区春江镇魏村老街,单孔石梁桥渡江桥是直接和长江相关的文化遗产。渡江桥最初建于宋代,旧名烈塘闸,其下的老德胜河,北起长江,南通京杭大运河。长江一天涨潮两次,渡江桥下设置闸门,节制长江水流入常州,也可控制从大运河进入长江的来往船只。渡江桥的名字凝聚着一段红色记忆。1949年4月21日打响的渡江战役中,在长江上摆渡的船老大秦长贵四十多次驾驶木船,运载解放军指战员三四千人过江。战士们在魏村江边登岸,正是通过渡江桥,向常州进发,解放这座江南名城。
滚滚长江水,造就灿烂商业文明
葛金华认为,长江对于常州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助力了古代常州商业文明和近现代常州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在常州市区的青山路,建于清代的临清会馆保存完好,这是常州市区仅存的一家木业会馆。清代常州,豆、木、钱、典四业最为繁荣。同治、光绪年间,来自江西中部临江府清江县的“临清帮”成为垄断常州木业的三巨头之一。江西深山里的树木被砍伐后运至赣江边,编成一张张木排,由人工撑驶,顺长江到达江苏,再通过大运河运往常州、苏州等地。
葛金华介绍,常州是当时江西木材经由长江运到苏南的首站,更是重要的木材集散中心。这是因为,常州的运河之水来自长江,江水刚流入河道时非常浑浊,反而有利于木材保存,不易腐烂。木材商人纷纷沿长江而来,汇聚常州,留下多处文化遗产。今天常州城区北直街的屠揆先宅建于清代,常州屠氏经营木业,曾为皇宫采办木料;保存至今的常州古典园林未园,由民国年间常州木业首富钱遴甫所建,园内使用的大量木材,均通过长江水路运抵常州。
作为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长江对于常州近现代的经济发展同样意义深远。出生于靖江的著名爱国实业家、有“纺织巨子”美誉的刘国钧,15岁就渡过长江,到常州西门外奔牛镇当学徒。1915年,他与人合作,投资建立大轮机器纺布厂,积极提倡“机器革命”“土纱救国”。1930年,他集资创办常州大成纺织印染公司,此后又相继创办大成二厂、大成三厂。借助于常州地处长江之滨,运河之畔的有利地理位置,刘国钧的事业日益兴旺,飞速发展,被马寅初先生誉“经济史上的奇迹”。
常州是当之无愧的长江之城,如今贯穿常州新旧城区的两条南北大道,一条名为通江路,一条名为长江路。在葛金华看来,“江湖汇秀”始终是值得常州人骄傲的文化标记。历史上,常州文人对“江湖汇秀”的自觉运用收获了“水胜为美”的江南城市特征,在文化上则形成了务实融通的“经世致用”传统,实现了“诗国常州”的蔚然文风和斐然成就。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于锋
编辑: 姚依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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