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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大城市，还是回小县城？

这个问题若是放在10多年前，恐怕不会有太多人纠结，繁华的大城市几乎是年轻人的第一选择。但这些年，一些年轻人开始调转目光，从大都市“回流”到县城甚至村镇择业。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他们的选择透露出，转型中的中国县城正在释放出全新的吸引力。

今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增强县城综合承载能力，提升县城发展质量”。7月1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又发布《关于印发“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的通知》，提出2025年要实现“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等目标。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也让县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时代机遇。中国县城正在和新一代的年轻人进行一场“双向奔赴”，一起创造未来更多的可能性。

县城获Z世代青睐，不同赛道同样精彩

这个夏天，南京大学2022届生物医学本科毕业生杜洋拿到了连云港和常州两家医疗企业的offer。思量再三之后，他放弃了这两个选择，将自己人生坐标定格在了海安这座小县城。

这个决定，令杜洋的父母和身边的同学感到困惑，毕业的时候，杜洋的同学有的考上研究生继续学业，有的去了大城市的药企，有的转行去了互联网大厂。很多人不解：顶着名校光环，学着当下热门的专业，明明可以去更大的舞台施展才华，为什么偏偏不走寻常路，选择去江苏的小县城工作？

杜洋的入职单位名为南京大学海安高新技术研究院，这家研究院是南京大学与海安市人民政府共建的新型产学研合作平台，主要是结合地方材料产业特色和发展需求，从事功能新材料创新技术的开发应用、成功转化等科技服务。

杜洋有自己的想法，“海安产业基础雄厚，这家单位背靠南大，和自己专业所学更为贴合。最关键的是，这里给‘产学研’和自己的事业发展提供了更为肥沃的土壤。”

海安隶属于江苏南通市，常住人口超87万，2021年GDP在全国百强县中排名第29位。杜洋的家乡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与海安相隔了1400多公里，对于生长于外乡的他来说，海安这个小县城显得遥远而陌生。

“海安虽然是座县城，但其实工业实力很强，这里也是很多研究院所的沃土。”来海安之前，杜洋专程上网查阅了海安的基本资料。他说，选择“退居”这座小县城，是为了能够远离大城市的浮华喧嚣，也为了让自己更好地沉淀下来，既能专注科研，也能获得和企业“亲密接触”的机会。

与之前的两家药企相比，海安的这份工作，薪资水平差了一截，可杜洋的内心依旧踏实而满足，“我现在的工作是科技新产品研发，标准化建设，从事材料的检测，这也是我当下的兴趣所在。我目前学术上的研究方向，也很符合国家的发展战略，这让我更加有价值感和归属感。‘产学研’是高校和企业之间的一座桥梁，我希望能将学校所学的知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成果。”

和快节奏的大城市生活相比，县城的生活是闲适自在的，杜洋每天早上七点半起床，步行十分钟到单位，完全没有通勤上的压力。他和海安这座县城也正处于生活“磨合期”，“海安很安静，老百姓的脸上总是洋溢着平和温暖的笑容，让我内心感觉很亲切。”

今年是第一批00后步入职场，全国共有1076万名大学生走出校园，比前一年增加了167万人。受疫情等多种因素影响，今年毕业生就业之路并非坦途。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就曾有多位代表委员对保障高校毕业生就业建言献策，提出高校要引导学生认识城乡差距必然缩小的趋势，鼓励大学生回乡就业。

事实上，年轻人的“就业观”确实在悄然发生改变。JustSoSoul研究院曾以“Z世代”用户为调研对象，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北上广深打拼的异乡人超八成想过回家。而留在家乡工作的“小镇青年”，有59%都不愿前往大城市工作。在很多“Z世代”眼里，县城和城市间的鸿沟逐渐变小，给了他们更多的舞台和空间。繁华的都市生活是他们的理想选择，但已经不是必要选择。

现代化的进程中，很多年轻人从小县城走出，如今再度“回流”，小小的县城，还能够装得下他们的梦想吗？

“当然可以！”2018年，靖江小伙鞠贵冬从同济大学博士毕业后，放弃了魔都上海的工作，来到了与家乡“一江之隔”的江阴，成为了江阴市双良集团的一名员工。

江阴是无锡辖区内的县级市，连续多年“领跑”全国百强县榜单，GDP4000多亿元的成绩，更是超越了宁夏、青海、西藏等省(自治区)。多年来，这个富庶的长江小城吸引着年轻人源源不断地“回流”就业。

相比“魔都”上海灯火璀璨的繁华，鞠贵冬更喜欢江阴的“岁月静好”。小城市的生活节奏相对缓慢，生活舒适度更高，这也让他拥有更多闲暇时光来提升自我。这些年，鞠贵冬一直坚持从事清洁能源利用，工业节能及高效换热设备等方面的研究，他作为主要参与者完成了国家自然基金项目2项，发表重要学术论文10余篇，其中SCI收录4篇，拥有国家授权发明专利4件，实用新型专利11项。如今，不到35岁的他已经成为了双良集团低碳研究院执行院长。

“江阴为我提供了自由发展的土壤，让我的知识和技术有了用武之地，更让我的个人价值得到了实现。”鞠贵冬说，“走出去”是年轻人需要做的事情，开眼向外看才能够带来进步与创新。但是，“走出去”并不代表要强迫自己被喧哗的都市生活裹挟，在快节奏的洪流中疲于奔波。而回到县城，也并不意味着放弃自我成长，“理想并非只有大城市才能实现，只要保持一颗‘向外看’的学习之心，小县城也能安放有志青年的职业梦想。”

回乡并非“躺平”，奋斗的人生才有价值

时代的目光，已经转向了中国县城。

今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文，要求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这意味着县城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将承担更为重要的角色，有学者预判，意见出台将进一步推动人才涌入县城。

在豆瓣小组“边缘县城生活报告”小组中，5 万多位组员分享着各自的县城生活日常。在他们的描绘中，县城生活闲适安逸，生活节奏慢，通勤时间短，生活压力小，而这成为了很多人当初选择职业时候的一种考量。

一些县城也正主动张开双臂，拥抱更多的年轻人。今年是基层招录有编制岗位的“大年”，不少县城加入了和大城市之间的“抢人大战”。江苏阜宁、浙江遂昌等多个县镇发布了2022年引进高学历人才公告和聘用人员公示。根据盐城市阜宁县发布的《阜宁县2022年面向全国部分高校和境外世界名校引进优秀毕业生拟聘用人员公示(第一批)》，录取名单上均是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南京大学等一流高校的优秀毕业生，这也一度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与围观。

根据阜宁县2022年面向全国部分高校和境外世界名校引进优秀毕业生工作公告，到县属一档国有企业工作的优秀毕业生税前年薪，博士研究生不低于30万元/年、硕士研究生不低于20万元/年、大学本科生不低于15万元/年，并建立正常的薪酬待遇增长机制。

“起初父母也是希望我能留在大城市发展，但后来考虑再三，我还是放弃了南京一家大型企业的offer，选择了体制内这份更为稳当的工作。”22岁那年，胡赟佳从南京工业大学行政管理专业毕业，成为了常熟市梅里镇民政办一名基层公务员。

从都市到县城，跨越的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距离，更有心理上的巨变和调适。刚回到常熟，胡赟佳的内心感受到了巨大的落差，这种落差并非来自经济方面，而是县城的生活方式。在南京的四年，胡赟佳习惯了大城市繁华喧闹，十一点的新街口依旧还是霓虹闪烁，“但在常熟，晚上九点街头就没什么人了。”

日子在四平八稳中度过，胡赟佳也渐渐适应了小城市的慢节奏、烟火气。回家的这些年，买房、结婚、生子等一系列人生大事，胡赟佳一气呵成。如今的他，已过而立之年，父母健康，孩子可爱，一家人享受着岁月静好。

在小县城，拥有一份体制内的工作，是令人艳羡的。在一些人眼里，“体制内”意味着稳定体面，工作不累，大部分时间就是坐办公室，喝茶看报。胡赟佳笑言，县城的工作压力并不小，繁忙的工作经常让他和同事们陷入连假期都舍不得休的连轴转中，双休日加班早已是“家常便饭”。

胡赟佳从事的基层民政工作，是一项凝聚社会大爱，提升人民生活幸福度的工作，庞杂而又琐碎。去年11月，胡赟佳和同事接到了热心市民的来电——常熟梅李镇的一处荒废工地上，一名11岁小男孩每天被锁在一个集装箱内，不去上学，行为异常，时而有攻击性。

走访中，胡赟佳得知，小男孩的父母离婚，只能跟着爷爷一起生活，为了节约开支，爷孙俩住进了集装箱。为了让孩子尽快回归正常生活，胡赟佳和同事们苦口婆心地上门劝阻，最终，他们为孩子寻求到了一所民工子弟学校，并且给他们免费租住了一间宿舍，还给孩子的父亲安排了保安的职位，一家人的生活从此有了保障。

无数次的扶持和帮助，让胡赟佳的内心升腾起一种成就感，“帮助别人，真的是会上瘾的。”每次看到受助群众脸上的笑容，他便觉得自己的努力收获了认可，而这也让他感觉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是一种从“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体现。

“体制内的工作绝不是躺平，每个人都应当在工作中，努力找到自己的价值感。”在胡赟佳看来，时代是由无数个微小的个体组成，每个人只有努力成为一个闪闪发光体，才能汇聚成温暖别人的一道光。

近些年的“选调生热”，吸引着不少年轻人返回县城和基层，投身基层治理和社会公共服务。2020年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的郁明辉，正是以“选调生”的身份，回到了家乡兴化，成为了兴化市陈堡镇当地的一名基层工作者。

当初，带着名校研究生的学历回到兴化，金字招牌无处安放，不少人觉得“屈才了”。郁明辉则淡然一笑：“生活方式简单，生活成本不高，工作稳定，家人团聚，这不就是梦想中的生活吗？”

“这城不很大，但各种尘世的幸福极多”，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赞叹泰州的一句话，道出了郁明辉回到家乡生活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出门不再是地铁、公交，上下班也不用再为堵车而担忧急躁，没有巨大的房贷压力，也没有日常商业综合体的消费支出，取而代之的是惬意与悠然。 

“选择回归，我从没觉得自己做错了决定，因为我的个人价值在基层得到了最大的发挥。”郁明辉坦言，刚入职时，由于缺乏工作经验和生活阅历，也曾一度感到彷徨，心理上转变还是花费了一段时间。但随着工作的推进，他逐渐找到了“窍门”，经过几年基层工作的磨练和洗礼，如今的自己变得更加自信淡定。

“当初做这个选择，就是想扎扎实实为家乡人办点实实在在的事。”基层事务纷繁复杂，考验的是基层干部的群众工作能力，对个人性格和能力也是一种塑造。没事的时候，郁明辉喜欢去村民家里坐一坐，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在他看来，如果不了解百姓的真实想法，不了解农村，就很难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基层干部。

面对年轻人回家乡的考公考编热潮，郁明辉提醒：“年轻人一定不能为了考编而考编，回到县城，内心要好好想清楚，这条道路是否真的适合自己？自己能否融入到基层的工作与生活中去？”

“尽管县城的发展日新月异，但与大城市相比，很多方面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郁明辉也曾见到一些回归县城的朋友，他们远离故土生活多年，对于回归生活想得过于美好，结果回来之后不能适应，渐渐疲于工作也疲于生活。

“无论在城市生活，还是回县城发展，都只是一个选择，我们不要把其视作是人生的救命稻草，关键是要权衡好自己的内心，找准自己的人生的方向。”郁明辉说。

小县城留住人，更需留住心

复旦的高材生竟然要回家种田？！

当王传亚决定辞去上海某会计公司的工作，回到家乡沛县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表示反对。

2008年，王传亚考上了复旦大学工商管理系会计专业，全家人都为之高兴，和大多数家长一样，王传亚的父母希望他能跻身大城市，在城里混出个名堂，可他却选择回到生命最初的起点。

王传亚心里清楚，一辈子生活在这里的乡亲们，对土地有着一种深沉的爱与怕，他们感恩土地的赐予，内心深处却又希望下一代人能够离开这里，走进大城市，改变原本的生命轨迹。

但王传亚的目标很明确，自己并不想留在城市里当打工仔，“我从小就喜欢农业，我觉得种地不丢人，好好干，肯定能干出一番大事业。”

辞职回家乡创业，意味着进入了一条全新赛道，每一步都充满挑战。第一年，王传亚拿出凑齐的30万元，流转了402亩土地，开始了水稻、小麦规模化种植。

从种植到收成，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庄稼都可能全军覆没。原先流转的土地由各家各户承包，土地不平整，田埂交错，需要借助土地平整机将原先的土地整平。但当时整个沛县只有一台土地平整机，王传亚用了很多办法，最后通过县农机部门的协调，才从外地买来了一台土地平整机。由于错过了最佳季节，他只平整了一半的土地就开始插秧了。

走向职业农民的第一年，王传亚没能保住本，年底仔细一盘算，还亏了五万块。但他没有气馁，不断总结经验，整天蹲在田埂上，最忙的一个月，瘦了30斤。经过辛勤耕耘，第二年收割季，王传亚36万斤水稻带来了40多万元的收益。这之后，王传亚又搞起了水产养殖，他承包了302亩流转水面，创建了洪福湾渔场。8年来，洪福湾从一片空地变身现代化渔场，累计实现产值1000多万元。

富起来的王传亚一心想着回报滋养他的这片乡野。在王传亚的建议和帮助下，村里的生产慢慢变得更有规模、有规划，优质乡村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在市场上崭露头角，乡亲们的收入增加了，日子越过越红火。

在王传亚看来，小县城绝不是安逸的代名词，里面蕴藏着广阔的创业空间，“对于像我这样的创业者来说，从小地方做起，启动资金的压力不会很重，机会也很多。”

据了解，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多数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人口向城镇、继而向大中城市集中。第二阶段是集聚和扩散并行，大中城市迅速发展，同时中小城市出现了要素向周边小城镇扩散的趋势。第三阶段，人口向中小城镇迁移速度加快，由此带来大中城市周边小城镇发展较快，形成城市带。

“在相关政策的引导下，当下的中国县城正在迎来大发展，有知识、有梦想、有活力的年轻人的回归，更是给县域经济发展带来新动力，提升了县城的活力和创新力。”江苏省社科院区域现代化研究院副院长丁宏说道。不过他同时指出，未来，县城要成为“强磁场”，吸引更多的年轻人真正扎下根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国的县域经济要持续健康发展，还需要补足短板——县城需要结合本地情况发挥自身优势，因地制宜地发展相关产业，县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产业的支撑，不断壮大的产业才能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岗位。县城要给年轻人提供职业的成长空间，让其有施展才华的机会。另外，借用“青年友好型城市”的概念，我们要力图打造‘青年友好县城’，提升县城的文化、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年轻人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文化氛围和生活场景。只有把这几点做好了，才能让每一个来到县城的年轻人，找到归属感、幸福感和获得感。”丁宏说。

此心安处是吾乡。个人和职业拥有永远是双向抉择的过程，大城市也好，小县城也罢，人生并没有标准答案。但只要清楚自己心中所求，并坚定地为之奋斗，无论身在何处，每个人都能拥有闪闪发光的人生。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王慧 实习生 张静文

编辑: 陈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