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日报·人文周刊（第252期）

【记录】

【文脉】

【记录】

追鱼人郑金良

文/陶青

刚刚过去的这个秋天，郑金良的抖音号终于开张了，这是孙女送给爷爷七十大寿的生日礼物。抖音首次直播时，爷孙俩穿上河豚衣——爷爷扮的是大河豚、孙女演的是小河豚，俩人从苏东坡的河豚诗讲到河豚的习性，讲到历史上的长江，又讲到了长江的生态保护。虽说金良的普通话带着浓浓的地方腔，并不标准，但他绘声绘色的讲述、饱含深情的描摹，让粉丝们大呼过瘾，他们留言，有机会一定要到这位江阴“河豚王”的养殖场去看看！

（一）

在江阴城乡，说起郑金良，那可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是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曾荣获过“长江水生生物养护突出贡献奖”。20多年来，金良坚持向长江放流，是我国“长江放流第一人”，素有“当代愚（渔）公”之称。

金良是江阴申港人。申港在江阴的西面，距城约20公里。金良的老家叫西伍村（现为创新村），古时候，他们村的东边有座伍相庙，祀的是大名鼎鼎的伍子胥，传说伍子胥奔吴时曾路过那里。但金良说，他小时候对伍子胥并没有太多的感觉，要说感受深切的，还是村北那条浩浩荡荡的长江——长江离西伍村几箭之遥——金良熟悉江边的一花一草、江上的一船一帆，还有就是，江里的一鱼一虾；金良依偎在长江的怀抱里，头枕着长江的波涛，在万里大江的朝晖夕阴中摸爬滚打。

在长江边的申港，金良开过饭店、办过公司，还创办过企业。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长江边讨生活，长江给了金良一家慷慨的奉献。不料到了上世纪90年代，金良忽然发现，长江变了，她的物产不再像从前那样丰沛，从前肩挑手提的时令江鲜，如今有市无价，成了日渐紧缺的稀罕物。1993年，长江里的鲥鱼卖到了500元一斤，不久，鲥鱼灭绝了踪迹；紧接着，野生河豚的售价一路飙升，1995年突破了每斤2000元大关。金良见状，心里咯噔一下，他知道，再不主动采取措施，要不了多久，长江河豚必将重蹈鲥鱼的覆辙，慢慢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1997年，金良弃商从渔，一头扎进了河豚鱼的养殖当中。

河豚养殖，首先要解决的是亲鱼问题，找不到用以繁殖的亲鱼，一切都无从谈起。为找寻河豚养殖所需要的亲鱼，金良走遍了长江下游绝大部分城镇的农贸市场。在沿江寻找河豚的那些日子里，金良买了张大号的中国地图，又配套买了长江流域的分地图；每到长江边的一个地方，回家以后，金良都会在地图上找到那个去处，然后画上一面红旗，作为自己寻觅河豚征途上的标记。他的地图之上，画满了大大小小的红旗，红旗从崇明一路逶迤，过启东、海门、扬中，直到丹阳、江浦、六合，仿佛一条猎猎作响的红色绸带，飘扬在长江下游的上空。然而，直到2000年之前，金良还是没能发现河豚的踪影。这期间，为了给自己的亲鱼追寻装上“顺风耳、千里眼”，金良在沿江渔民中发展了“线人”，让他们一有河豚的消息，即刻通知。终于，2001年的早春，有个崇明岛上的渔民打来电话，说是网到了两条野生河豚。金良闻讯，马不停蹄赶到崇明，以4.5万元的高价买下那两条壮硕的河豚，这价格在当时的江阴城里，可以购买一间几十平方米的商品房。

亲鱼买回来了，是一公一母，金良把这对“新夫妻”请进了特制的养殖池，他要观察一段时间，等“小夫妻”适应了这里的模拟环境后，再放入标准化塘内繁衍生息。河豚灰背白腹，圆滚滚的，每日里只在水中摇头摆尾，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这之后，陆续又有7条亲鱼游进了金良的养殖场，金良为此又花掉了10多万元积蓄。

9条亲鱼就这样融进了金良的生活，它们在金良模拟的长江环境中如影随形、嬉戏玩耍。河豚是洄游性鱼类，每年春天从海洋溯游内河，完成繁衍后代的使命。河豚是凭借湍急的水流完成性腺发育的，如今在人造江水中游弋，虽说金良在水中加入了有益的菌种，但毕竟是人造的；亲鱼失去了江流的刺激，性腺发育迟缓，必须借助药物催产、人工授精，才能完成繁衍后代的任务。但啥时候打催产素，雄鱼打多少剂量、雌鱼所需剂量又是多少？尽管金良年轻时曾搞过渔蚌养殖，但要掌握这一规律，金良还是费尽了周折。为尽快掌握这一诀窍，金良把家搬进了养殖场，场里吃、场里住，时刻观察着河豚亲鱼的动静。

几十天工夫一晃而过，这天，金良照例蹲在水里察看鱼情，他捞起一条亲鱼，用手一摸，肝脏缩小、卵巢膨大，知是条雌鱼，再一看，右腹部颜色比昨天又加深了些；又捞起另一条一摸，感觉肚子有点儿硬意，晓得是雄的，从肚皮色泽看，性腺也已发育完美。接下来三天，金良先隔天给雌鱼打了两针催产素，中间又给雄鱼也打了一针，给雄鱼打针时，金良把剂量控制在了雌鱼的一半以下。

鱼卵受精了，金良将受精卵放进孵化桶孵化，谁知并不理想。金良反复观察、仔细琢磨，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于是，他打破传统分流的束缚，采用水泥池低密度静水孵化的方法，将受精卵转移到水泥池内，成功解决了这一孵化难题。

7万多尾河豚鱼苗陆续破膜而出了，鱼苗挤挤挨挨的，在水中灵活地蠕动，金良望着水中密密的小黑点，脸上满是欣慰的笑容。他捞来轮虫作为开口料，投喂给这些“小不点”，又和员工一起去河道沟渠里捞取枝角类小虫。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眼看小河豚长得快有半斤重了，一场小瓜虫病从天而降，凶猛地袭击了金良的养殖场；短短几天时间，小河豚几乎全军覆没，整车整车夭折了的小河豚被运出养殖场。面对巨额经济损失，合伙人含泪退出了股份，金良心如刀绞，但他选择了咬牙坚持。那段日子里，金良北上北京、南到广州，又求助日本同道，四处寻找克治小瓜虫病的良方，最后终于在上海发现了一个偏方，治好了小瓜虫病，保住了近万尾小河豚的性命。不料一波甫平、一波又起，在一次迁塘时，由于水温过高、加上养殖空间稍显密集，小河豚竟捉对啃噬、互相撕咬，染上了严重的疾病，上万尾河豚所剩无几，金良的河豚养殖，再次遭遇严酷的“滑铁卢”。金良说，要不是老婆、儿子和自己兄弟的无私援助，他的河豚养殖事业，极有可能折戟沉沙、永无翻身的一天。

春天又到了，广袤的江南原野上，油菜花照例露出了灿烂的笑脸，然而金良却怎么也笑不出来。进入新世纪以来，尽管他每年坚持沿江追寻，却还是见不到河豚的踪影，无情的现实终于击碎了金良的幻想：野生河豚到底还是灭绝了——纵使金良心有不甘。好在躲过了两次灾难，幸存的小河豚健壮成长，可以为金良的养殖事业作出贡献了。2002年，金良从自己的“籽一代”河豚中挑选出一些性腺发育优异的种子选手，繁殖出了数十万尾健康的河豚鱼苗，由此，金良的河豚养殖迈上了稳步发展的康庄大道。

（二）

从空中俯瞰江阴，它的地形恰似一条肥嘟嘟的河豚，河豚头东尾西，正快活地游往东面的大海，金良的老家申港镇，刚好就在河豚的尾部。金良清晰地记得自己小时候的情景。那时候的河豚、鲥鱼和刀鱼，就是普通人家餐桌上的寻常之物，只需几毛钱一斤，远不像今天这样金贵和稀罕；江边的渔民捕到了河豚等长江三鲜，总会拎到金良他们村上，换点青菜萝卜。然而斗转星移，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金良熟悉的江滩上忽然再也摸不到蚬子、再也捉不到螃蟹了；江滩上迎面扑入眼帘的，要么是已经建成的工厂，要不就是正在建设中的码头。一丛丛芦苇倒下了，鸟儿们失去了嘤嘤鸣叫的家园，水泥沥青蛮横地霸占了小鱼小虾的栖身之所，滩涂之上，一片沉寂的景象。金良说，鲥鱼、河豚等江鲜离我们而去，主要的祸害当然是长江的过度开发，但也与饕餮之徒有很大的关系，正是由于口腹之欲的诱惑，渔民们为满足市场的需求狂捕滥捞，长江三鲜经不起如此惨烈的折腾，终至气息奄奄。

金良因此总觉得，自己亏欠了长江。如今自己养殖河豚获得了成功，金良的心里便浮现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放流。选取部分人工繁殖的河豚鱼苗，放其重归长江的怀抱；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尽力恢复野生河豚种群，再现长江昔日鱼跃人欢的胜景。

设想刚一提出，一些亲友便持反对态度。放着赚钱的生意不做——当时每条河豚鱼苗可卖5元钱，还供不应求——偏要搞什么河豚苗放流，你金良不是傻子是什么？金良笑着开导大家不能只看眼前利益，要把眼光放远，不要只顾经济效益，忘了社会效益。今天的放流，就是为了明天的长江，难道我们忍心自己的下一代只能从图片上认识河豚吗？说这话时，金良想起了自己可爱的小孙女，那一年，金良的孙女6岁。

2002年6月，正值江南的梅雨季节，空气中到处弥漫着湿漉漉的味道，到了6月9日这天，竟放了晴。金良起了个大早，将准备放流的40万尾河豚苗，还有300多尾一斤左右的河豚鱼一一装上车，又牵上自己的宝贝孙女，一起驱车赶往江边，登上了放流船艇。

放流船缓缓驶离江岸，100多米后，船停了下来。金良将鱼盆抬上船舷，一倾斜，河豚苗像是听到了长江的呼唤，雀跃着滑进了江里。现场有细心的记者发现，此时金良的眼睛里，闪烁着莹莹的泪光。

自打首次放流带上小孙女后，每年放流，金良都会带上孙女一起参加，他要从小培养孙女对河豚的感情、对身边这条大江的感情。弹指一挥间，20年时间过去了，当初的垂髫孩童，如今早已出落成姿容出众的青春少女。

（三）

金良的孙女名叫郑冰清。小时候，爷爷经常带着她到养殖场玩。小河豚出生了，爷爷会捞几条放进小盆，小冰清看着小鱼儿在水里快活地游来游去，别提有多高兴了。

上学后，到了节假日或是放了寒暑假，冰清总爱往爷爷的养殖场跑。冰清9岁那年，爷爷的养殖场变成了“河豚渔村”，门口竖着块牌子——“长江珍稀鱼类保护研究中心”。渔村很大，冰清最喜欢一楼的长江珍稀鱼类馆，里面陈列着好多珍稀鱼类标本。爷爷告诉她，由于人类不注意保护长江，长江里面的中华鲟和白鳍豚等珍稀鱼类都灭绝了，还有长江鲥鱼，也没有了。冰清很伤心。2010年——冰清正上初二——金良把自己繁育的河豚等长江三鲜命名为“冰清”牌，并申请注册了商标，为自己的养殖事业选好了接班人。

2014年，冰清如愿以偿，考取扬州大学动物科学系；在校期间，又远渡重洋，赴美国欧文大学进修，学习国外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2019年，冰清以优异成绩考上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主攻淡水渔业专业。就读研究生时期，冰清利用自己学过的知识，在爷爷指导下，开展长江珍稀鱼类和濒危淡水贝类的繁育研究，并获得了一项国家级发明专利。2021年，冰清学成毕业，听从爷爷的召唤，回到家乡，继承起爷爷的事业。冰清说，她和爷爷一样，血管里奔腾的是长江的血液。

养殖的过程是艰难而曲折的。初始孵化鲥鱼时成活率只有15％。那些日子里，金良天天蹲守在鲥鱼孵化缸旁，目不转睛仔细观察，他发现那些还未孵出的鱼苗只一个劲地在受精卵里翻滚，就是无法突破卵膜的包围，于是灵机一动，让冰清找来一根缝衣针，轻轻一挑，鱼苗猛地向外一窜，活蹦乱跳地到了水里。金良受此启发，试着定时敲击孵化缸，孵化缸遭遇强烈震动，成群的鱼苗便接二连三地破膜而出。金良无意中的这一敲，竟将鱼苗孵化的成活率提高到了70％以上。

“敲缸震动出膜法”“青苔转塘法”“无差异越冬法”，一个个鲥鱼养殖的技术难关被爷孙俩攻克，金良的鲥鱼养殖终于获得了成功——“冰清”牌鲥鱼通过国家绿色产品认证，成为无锡市名牌产品，并两次荣获国家农展会金奖。这之后，爷孙俩一鼓作气，投资数百万元，建成了国内最大的商品鲥鱼养殖基地。不仅如此，冰清还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协助爷爷成功养殖了长江胭脂鱼、匙吻鲟、长吻鲍等珍稀鱼类，并开展了对紫黑翼蚌的人工繁育研究，目前，第一代数万只幼蚌已培育成功，紧接着，冰清计划依托紫黑翼蚌，开发紫黑珍珠。在冰清筹划的蓝图里，她打算致力于长江鱼类的繁殖研究，面向市场，为爷爷的长江放流提供强大的经济后援。

转眼间，金良的长江放流已到了第21个年头了。金良说，河豚苗放流后，一般会在长江里生活4个多月，在当年的10月15日前后入海，再经3年发育成熟后，游进长江、繁育后代。今年的秋天来得晚，河豚入海的时间会相应地延迟。前几年春天，陆续有渔民在江里捕到了成年河豚。看到自己几十年的放流有了结果，金良非常高兴，他希望今年迟归的河豚们都能平安入海，3年后像它们的前辈一样重返长江故乡。

【文脉】

杨廷宝先生逝世40周年：一代建筑宗师，塑造了半个南京城

曾被誉为“造了半座南京城”的杨廷宝，与梁思成被尊称为“南杨北梁”，其门下弟子中有吴良镛、齐康、钟训正、程泰宁等多名院士。今天，是杨廷宝逝世40周年纪念日。近日，记者采访多位专家，了解到杨廷宝与南京的不解之缘。

一生设计120项建筑作品，超一半在南京

杨廷宝与吕彦直、梁思成、童寯、刘敦桢并称“中国建筑五宗师”。因吕彦直英年早逝，其他四人又被尊称为“现代建筑四杰”。

1901年，杨廷宝出生于河南南阳，1915年考取清华学校，1921年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留学，并获硕士学位。1927年初，杨廷宝学成回国，即应邀加盟当时国内赫赫有名的基泰工程司，成为第三合伙人，并主持设计工作。

“从1936年起，到1982年去世，杨廷宝先生在南京工作、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知名建筑史学者、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历史及理论研究所副教授汪晓茜告诉记者，“杨廷宝一生设计了有案可查的建筑作品120项。其中有超过一半（69项）的建筑作品耸立在南京街头巷尾，覆盖在梧桐林荫之下。而其中又有近一半（33项）数量的传世杰作，作为珍贵的建筑遗产已被列入国家、江苏省、南京市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它们像璀璨的明珠装点着南京而大放异彩。”

据汪晓茜介绍，杨廷宝不少重要设计作品分布在南京城的中山大道主干道沿线一带。其中有下关火车站、大华大戏院、原国立中央研究院内三座大楼、原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楼、原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紫金山天文台本部、中山陵园音乐台等等。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参与、指导设计过的大校场机场航站楼、雨花台烈士陵园等都是南京重要的标志性建筑。“可以说，杨廷宝是对近现代南京城市建设影响最大的建筑师。”汪晓茜说。

值得一提的是，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的老图书馆、大礼堂和中大院的加建部分、沙塘园宿舍区、五四楼等都是由杨廷宝先生设计的。它们的布局从希腊古典样式的东大四牌楼正门，经梧桐大道一直贯穿到大礼堂。而这些加建部分与各自主体完美融合，空间和形式上非常和谐。

四类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杨廷宝的建筑作品有怎样的特点呢？汪晓茜介绍，中国近代建筑设计的开端一直被西洋、东洋建筑师霸占着。直到20世纪上半叶，第一批留学海外的本土建筑师们才回国开始执业。他们以强烈的报国热情、娴熟的职业技能开始登上了建筑创作的舞台，为中国建筑的现代转型作出了巨大贡献。

“杨廷宝一生的创作思想和手法大体可以分为四类，代表当时一批优秀建筑师的风格演变历程。即在新旧共处、东西交融的历史时期，在民族性与科学性的各类实践议题中，努力寻求适合国情的设计方法，这一持久性的努力一直延续到他们的晚年。”汪晓茜说。

第一类作品出现在杨廷宝职业生涯早期，如京奉铁路辽宁总站、东北大学校园规划与校舍、沈阳少帅府建筑群、清华大学图书馆扩建工程等。“不论单体建筑或群体规划，杨廷宝都相当注重功能合理性和建筑本身的个性，而形式上则都带有西方古典建筑或折中的影子，存在一定的模仿性。这也是民国时期执业建筑师起步阶段的普遍做法，但这些作品本身都是高水平的。”汪晓茜说。

第二类是中国古典复兴式的新建筑。杨廷宝在美国受到西洋建筑设计方法和艺术手法的训练，没有接触过中国古典建筑。但1932年开始，他主持了包括天坛圜丘、祈年殿、中南海紫光阁、北京城东南角楼等八处十座古建筑的修缮工作。他虚心向工匠学习，对中国古建筑的设计要点、施工技术、构造等进行了深刻独到的研究，很快成为古建筑行家，奠定了他后来50年融通中西方建筑文化为一体的设计道路。1930年代他在南京设计的谭延闿墓、金陵大学图书馆等一系列建筑，抗战期间设计的四川大学校舍、励志社等作品，将传统官式建筑的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三类是简化的民族形式。如民国时期的北平交通银行、南京中山陵园音乐台、中央医院、中央体育场，解放后的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等建筑都采用了一种叫做“新民族形式”的做法，即以西式形制和简约造型为主体，局部如檐口、须弥座、墙面及门廊适当点缀中国传统细部和图案，既有鲜明时代精神，又符号化了民族意识，是中国建筑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种可贵探索。

第四类是更加简练的现代派建筑。如民国时期南京的中山陵园孙科公馆、新生俱乐部、下关火车站扩建、公教新村等工程则表现出彻底的革新精神，完全按照现代功能要求组织空间和形式，注重经济性、技术和材料，摒弃装饰，采取几何体块的造型和简洁的立面，是现代主义建筑在中国最早的尝试之一。而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主持设计的多数工程，其中1953年建成的北京和平宾馆更被视作中国现代主义建筑的典范作品。

“杨廷宝的设计风格纵贯中西，他能适应各类业主需求，并始终关注国际建筑的新动向，不墨守古典设计的成规，创新上颇具勇气。他的许多现代特色的建筑堪称时代杰作。”汪晓茜说。

封笔之作，为孩子们设计红领巾广场

负责编纂《杨廷宝全集》的东南大学建筑学院黎志涛教授回忆，杨老为人十分低调，很多杨老的图纸、手稿等资料物件都需要像大海捞针般地从各地收集，在收集史料过程中，他也了解到杨廷宝先生不为人知的许多感人故事。

当杨廷宝修缮北平天坛工程接近尾声时，一天，他带着妻子陈法青到快要完工的圜丘坛游览了一番。此前因杨廷宝经常忙工程出差在外，两人聚少离多。这次他俩难得在一起边漫步，边观赏天坛美景。不料，杨廷宝突然被正在修缮皇穹宇的老师傅叫走，说现场有问题要他处理，杨廷宝只得留下陈法青让她独自“再转转”。结果，陈法青一直等到天黑，杨廷宝才匆匆返回，但陈法青并没有怪杨廷宝。“廷宝的脾气我很清楚。他认真、严肃、事必躬亲，工作一上手，会把一切别的事情都忘掉。”陈法青这样评价丈夫。

南京雨花台红领巾广场是上世纪80年代全省700万少先队员每人捐献一分钱建成的少年活动场所。共青团江苏省委、南京市领导曾登门拜访杨廷宝，想请他为全省少先队员设计红领巾广场。不巧，当时杨廷宝因眼底出血住院刚出院不久，正在家中休养。但听到此事，他当即答应下来。

动工之后，已过80岁的杨廷宝冒着酷暑严寒，几次步履艰难地到现场察看，向施工人员解答图纸上的疑惑，或者共同探讨施工中遇到的问题。工程快要竣工时，杨廷宝要求夫人陪他一起去现场再看看。路上，杨廷宝深情地说：“红领巾广场建好后，我算是了却了一件心愿。早在上世纪20年代，我在欧美看到差不多每个国家都有儿童游乐场或者儿童活动中心建筑。当时，我就很羡慕。心想，我们中国以后也会有，我一定要为孩子们设计一个活动场所。可是，不久日本侵略中国，后来国民党又打起了内战，我的心愿一直没有机会实现。解放后，我又想起了这件事，但百事缠身，身不由己，还是不能如愿。直到后来山西路要建儿童剧场，那时我正有事外出，不要说主持设计了，就连一臂之力也未能使上。所以，我这一辈子没能为孩子们设计一座建筑，就成了我的一块心病。这次能在有生之年为江苏省的孩子们设计一个红领巾广场，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也许这是我的封笔之作了。”

1982年6月1日下午，团省委在南京雨花台举行了红领巾广场竣工仪式，来自全省1400多名少先队员、辅导员参加了大会。杨廷宝接受了少先队员敬献的红领巾并为红领巾广场揭幕。半年后，他与世长辞了。

“可以说， 杨廷宝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他所热爱的建筑事业，兑现了他为救国刻苦读书、为建国敬业奋斗的志向。”黎志涛说。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杨民仆

编辑: 姚依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