崧泽遗址，

见证“中华文明第一缕曙光”

2013年，张家港东山村崧泽遗址的发现震惊了考古界，这里的27座平民墓葬和8座高等级大墓分处遗址东西两侧，表明早在5800年前，这里就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分化。

崧泽文化是距今6000年至5300年左右分布于环太湖流域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上承马家浜文化，下启良渚文化。东山村遗址考古表明，平民墓葬里只有石锛、陶器等普通日用品，而高等级大墓中则随葬着珍贵玉器，尤其是90号大墓，墓主被称为“崧泽王”，随葬品多达56件，身边放着陶缸、陶鬶、陶壶、陶豆等，头边放着两枚大玉玦和一串玉管，颈下佩戴玉璜，耳上夹着玉玦挂着耳坠，手腕戴着玉镯。按当时的社会水平，这是一个全盛族群里高等级人物。

长期以来，一个江南文明史难题始终困扰学界，那就是高度发达的良渚文化“横空出世”，从此前的原始状态突然一步跨入文明时代，其间缺少一个孕育过程。东山村遗址的发现，续上了江南文明断裂的一环，表明江南文明有其自身发展脉络。

学术界此前认为，直到接近良渚文化时，江南氏族内部成员之间仍基本平等。而东山村考古表明，至少在5800年前，长江下游已经出现了社会分化，这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社会结构不再以血缘关系为主要纽带，而是以等级来划分，贫富分化带来社会地位的差异直至阶级的出现。如果说距今5000年左右中国整体进入了文明社会的“黎明”，那么东山村遗址好比是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它比同时期的中国其他地域文明先行一步，也进一步证明长江流域是已知中华文明最早的源头。

考古中发现的一件红陶尖底、周边还有一圈系绳的耳，这是仰韶文化早期的典型器物，不知通过怎样的传奇经历，从黄河流域跨越千里来到了长江下游，这种跨地域的远程文化交流远超今人想象，表明那个时期不同文明区域的互动，共同孕育了中华文明。

北出长江，

孙权出苏州开启六朝风流

4000多年后，历史来到了东汉末年，确切地说，是公元208年。

就在那一年，孙权集团走出苏州，把行政中心迁到镇江，在长江出海口的山顶绝壁上筑铁瓮城。

那是风云际会的一年，孙权西进攻杀黄祖，打开荆州的东大门江夏；曹操在邺城玄武池训练水军，随后南下进攻荆州；而投奔刘表的刘备驻扎在荆州北部的新野。这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因为那年冬天发生了赤壁之战，三分天下的格局就此奠定。

如果没有孙权集团走出富庶的吴地，北上西进，中国历史可能就会少了英雄辈出的三国。苏州地区开发较早，春秋时期就是吴国的都城所在地，阖闾、夫差父子据此西击楚，南伐越，北攻齐，称霸一方。在东汉末期，苏州的发达程度远超镇江，孙吴集团把行政中心从太湖地区迁到长江沿岸，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历史学家认为，作为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继承父兄基业的孙权深知在群雄并起的东汉末年，只有扩张进取才是生存之道，满足于偏安一方很难逃脱被兼并或被消灭的命运。苏州一带虽富庶却无险可守，敌人越过长江便可长驱而入，进取才是最好的自保，要保住江东地区进而竞逐天下，就必须控制长江中下游，北上和西进就成为孙氏集团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

三年之后，孙权又徙治秣陵（今南京）建石头城，后来孙权称帝，国都就定在南京，拉开了南京的建都史，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合称六朝。浩荡长江，把苏州、镇江、南京三座城市连接在一起，而开启六朝风流的人，当属孙权，标志则是孙权北出长江。

鉴真东渡，

留下中日文化交流佳话

又过了大约550年，处于盛唐的唐玄宗天宝十二年，也就是公元753年，高僧鉴真一行秘密乘船沿长江到达苏州黄泗浦，这里位于长江与大海交汇处，港口就坐落在繁华的集镇上。

正是在这里，鉴真开启了第六次东渡。在一个夜晚，鉴真一行悄悄坐上日本遣唐使的船只，他的眼前是无边黑暗（第五次东渡失败后因病致盲），然而他的内心却无比坚定，东渡传法的意志愈挫弥坚。几天之后，日本使团四船齐发，迎着惊涛骇浪开启惊险之旅，最终只有两艘船到达日本。12年间九死一生，鉴真终于实现弘法宏愿。

成功抵达日本后，鉴真不仅为皇室剃度，在日本确立了戒律制度，而且把中国的典籍、医药、建筑等文化带到日本，千年以来一直受到日本人的推崇，成为中日文化交流最重要的使者。

今天黄泗浦离长江已有14公里远，但在唐代，黄泗浦就在长江边的港口，是当时著名的扬州港的卫星港之一。黄泗浦遗址考古2019年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考古中发现了唐代的河道，与寺庙相关的房址、仓廒、灶坑、水井等，宋代的河道、木桥和佛教相关文物，尤其是河道中发现的瓷器数量惊人，它们来自唐宋时期全国各大窑口，这表明当时黄泗浦地区有个面向海外的贸易港口，转运全国各地的货物。日本遣唐使团的海船选择在这里停泊和补给，说明这里的港口应该有一定规模。

然而长江带来的泥沙使得出海口从扬州与镇江一带不断向东延伸，并导致扬州港的衰落，与之相伴的是杭州和宁波成为长三角地区的大港。在长江口，吴淞江沿线的青龙镇和上海镇崛起，成为重要的贸易港口，而黄泗浦已经彻底失去了海港地位，成为一座国内贸易港或中转港，直到民国时与沙洲连为一体，作别江海，化作沃野平畴。

舟楫往来，

太仓曾是通江达海“六国码头”

太仓，樊村泾遗址。那里今天是城市中不起眼的一个地块，但在元代，这里曾是大型瓷器仓储地及贸易集散地。

樊村泾出土的瓷器多达150吨，其中绝大多数是龙泉青瓷，是除浙江龙泉窑址考古外规模最大的一次龙泉青瓷考古发现，也是全国唯一能与港口相对应的仓储遗址，成为太仓参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见证。

“马头通六国，曾泊岛夷船。”这是明代诗人桑琳吟咏古城太仓的诗句。濒江通海的优越地理位置，为历史上的“金太仓”带来了物阜民康。早在三国时期，吴国就在太仓屯粮，但太仓最繁荣的时期在元代，与唐宋和明清漕粮只走大运河不同，元代曾经开创了漕粮海运路线，航线的起点就在太仓，当年太仓港千樯林立，物资成山，外通高丽、琉球、日本等国，号称“六国码头”，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元代樊村泾遗址坐落于太仓城东门以内，瓷器在这里经致和塘、古樊村泾、半泾等水系汇入浏河（娄江），到20公里外的外港刘家港，转销至世界各地，如此长的纵深，可想而知当时太仓港的运输规模是多么巨大。

考古发掘中有一个特别现象，那就是大量瓷器损坏严重，仓储地有明显被破坏的痕迹，那么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专家认为，最大的原因可能来自元末战乱，当时除方国珍等海盗的掠夺外，张士诚与方国珍还展开了一场针对刘家港的争夺战。在元至正十四年（1356），张士诚遣史文炳屠戮太仓，大火形成的烟尘直冲天空，太仓城化作一片瓦砾。此外，张士诚为了防御海盗，曾经填塞河道以屏蔽海潮，太仓码头从此再无贩海之利，樊村泾元代遗址所发现的瓷器仓储及码头、港口自此失去使用价值，最终湮没成一处地下遗址。

扬帆出海，

郑和由此起锚下西洋

1405年，郑和下西洋的庞大的船队从南京出发，沿长江抵达“海帆千重”的苏州太仓，在刘家港水深浪静的江面上整理、装运物资后扬帆入海，驶向一望无际的深蓝，开创了中国人第一次大规模航海远行。

郑和七次下西洋的起锚地都选择太仓，返航回来收泊地也在太仓。学界认为，这绝不是偶然的。太仓刘家港地处长江入海口，风平浪静，是离当时的首都南京最近的对外良港，也是漕运、朝贡和对外贸易的重要基地。自元代起，这里“粮艘商舶，高墙大桅，集如林木”，留下了丰厚的航海基础、码头设施、贸易条件以及船舶修造技术，确保了远洋活动的顺利展开。比如，太仓航海人才济济，郑和下西洋船队中的很多人员都来自这里，包括费信、周闻等航海家，以及有丰富航船经验的水手和优秀技术人员。船队每次下西洋需要的能胜任远洋航海的人员，都可以从太仓就地招募。

因此，郑和七次率队前行均是在刘家港集结，到福州长乐太平港驻泊，待风而开洋，船队遮天蔽日，达到了当时史无前例的规模，是震撼世界的远航。从公元1405到1433年，28年之间，郑和拜访了亚洲和非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和麻林地、慢八撒等地。作为世界航海事业的伟大先导者，郑和加强了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促进了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太仓丰富的物产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为庞大的船队提供支持，为郑和的一次次大规模航海作出了极大贡献。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精神，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太仓在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上为之作好了必要的准备。远航船队也回报给了太仓空前的繁荣，跟随郑和返航船队的大批外国朝贡使团、贸易使团都寻迹而来，一时间太仓的造船业、商贸、文化等呈现出井喷式发展。据记载，当时仅仅住在太仓的水手和造船工人就达数万人。

时至今日，人们仍然纪念郑和七下西洋，怀念他为世界文明进步发展作出的贡献。如今的刘家港，虽然盛况空前的海港经济已经不再，但其富于江南特色的人文精神却更加深厚。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王宏伟 吴雨阳

编辑: 吴雨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