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汇点讯 12月13日，《为了共同的记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海外征集藏品展》在纪念馆开幕，展览精选了来自海外的5组代表性文物藏品：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拍摄的南京大屠杀历史影像、侵华日军士兵保存的日军暴行相册、南京大屠杀加害者的自述音像、报道日军在南京暴行的欧美报刊、东京审判加拿大检察官亨利·诺兰质证南京大屠杀惨案元凶松井石根的档案。

这批文物藏品，再现了多年来一批国际友人和爱国华人在海外为收集南京大屠杀文物史料而辗转奔波的经历，他们为丰富纪念馆馆藏、维护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筑牢共同的历史记忆、捍卫正义与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

南京血证：马吉影像

展览第一部分展出了南京大屠杀期间拍摄的“马吉影像”及相关藏品。在南京审判中，这段影像是反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惨案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之一。

在南京大屠杀腥风血雨的日子里，美国牧师约翰·马吉用一台贝尔牌16毫米摄影机，悄悄地把镜头对准了遭受日军暴行的市民，并在场记中写道“必须小心谨慎地行动，拍摄时千万不可让日本人看见”，留下了南京大屠杀期间的这份珍贵动态影像。1938年初，时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乔治·费奇，将马吉拍摄的一部分影片缝在大衣里，秘密带出南京，将侵华日军南京暴行公之于世。

1991年，时任纽约“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以下简称联合会）会长的邵子平几经奔波辗转，终于打听到马吉儿子大卫·马吉的下落。在大卫·马吉家中地下室里堆放的杂物中，邵子平找到了马吉拍摄的记录南京大屠杀暴行的胶片。联合会迅速将“马吉影像”原片翻拍，把和南京大屠杀有关的画面制作成能够在电视台专业设备播放的“一寸盘”，时长37分05秒。遗憾的是，当时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还很薄弱，通讯也远没有现在发达，“一寸盘”逐渐被淡忘。

2002年10月，在联合会的大力推动下，大卫·马吉将马吉摄影机和4盒胶片捐赠给纪念馆。此前纪念馆馆藏和播放的“17分钟”版马吉影像，就是将大卫·马吉捐赠的胶片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数字化后获得的影像资料。

2018年，在联合会、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江苏记者站站长陈旻和南京学者等大力协助下，37分钟版“马吉影像”在纽约被重新发现。2019年，联合会三任会长邵子平、陈宪中和姜国镇将37分钟版影像捐赠给纪念馆。专家表示，这是目前已经发现的各种马吉影像版本中反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最为全面、内容最为丰富的版本之一，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加害者镜头下的暴行：堀越文夫相册

展览第二部分展出的是日本华中方面军士兵堀越文夫保存的私人相册。125张泛黄的历史照片里有5张摄于南京，每一张都是日军暴行的见证。紫金山下中国人的尸体堆积如山，城墙边日军士兵手持步枪刺刀和日本军旗，站在中国人的尸体旁炫耀“武威”，南京郊外被日军屠杀的中国人尸体，日军在中华门悬挂“祝南京陷落”等大幅标语……

2008年5月，这本相册由堀越文夫之子冈崎俊一捐赠给纪念馆。冈崎俊一说，父亲堀越文夫原是一名银行职员，1937年被征召入伍，编入第一〇一师团第一四九联队，当年9月登陆上海，参加了侵占上海的作战。1938年8月20日，堀越文夫在江西患肺结核，1939年1月回日本。当时日军对官兵从中国战场回国实施清查制度，不允许官兵私带战场照片等物品回国。冈崎俊一表示，或许正因那时父亲生病住院，才躲过了军事当局的检查而保存了这批照片。他在捐赠时称，这组照片是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专家考证后认为这些照片是由侵华日军士兵在南京大屠杀现场自己拍摄并保存的真实记录，是来源可靠、证据确凿的屠城血证，极具史料价值。

据了解，冈崎俊一先生曾作为日本专家在中国上海、北京等地工作多年，他表示，专程赶赴纪念馆捐赠其父保存的历史照片，正是为了维护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衷心祝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共同发展健康持久的中日友好关系。

被封存的老兵记忆：松冈环采访资料

展览第三部分展出的是日本教师松冈环采访的原侵华日军士兵口述南京大屠杀暴行的音像。

松冈环曾在日本担任小学历史教师，她发现日本教科书中甚少提及二战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历史，这促使她在1988年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试图寻找书中缺失的“碎片”。为了佐证南京大屠杀历史，她从1997年起在日本多地采访参加过攻打南京的日本老兵，向日本全国各地发出300封呼吁信，在东京、名古屋、大阪、广岛等地开设电话热线征集线索，每个周末携带器材去三重、奈良、大阪等地访问老兵。而要曾经的加害者开口说出“不堪的过去”，又何其艰难？“我不想说”“你回去吧”，“南京健忘症”出现在许多侵华日军士兵身上，来回奔波加上并不充裕的经费，但这些都没有阻挡松冈环调查下去的决心，最终留下了250个日本侵华士兵的口述。

这些侵略者的自白成为加害方“最后的口述”，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和第三方人士记录相互印证，还原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细节。2006年，松冈环将采访的原侵华日军士兵口述音像捐赠给纪念馆。

向世界传播历史真相：西方媒体报道

展览第四部分展出的是刊登日军在南京暴行的西方报刊，有《纽约时报》、《生活》杂志、《读者文摘》等。这些来自1937年12月到1938年的欧美报刊，刊载了一篇篇有关南京浩劫的消息，证明南京大屠杀从发生之时就是国际新闻，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在日军向南京城进攻之前，有5位勇敢的西方记者，放弃了最后的撤离机会，义无反顾地成为南京城内的战地记者。他们是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阿契包德·斯蒂尔、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弗兰克·德丁、美国派拉蒙新闻电影社记者阿瑟·孟肯、美联社记者查尔斯·麦克丹尼尔、英国路透社记者莱斯利·史密斯。这些记者将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报道出来，呈现了来自南京一线的消息。他们以忠于真相、不惧牺牲的敬业精神与道德勇气，向读者传递了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的讯息。

第一个使用“大屠杀”一词报道日军在南京暴行的，是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德丁。1937年12月18日，德丁从美国炮舰上用无线电拍发的新闻稿《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俘虏全遭杀害；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扩大”》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

德丁在他的新闻稿中写道：

“难民区收容的中国兵大部分被集体枪杀了。肩膀有背负背包的痕迹，或者有其他记号说明他们曾经是当过兵的男人，挨家挨户一个不漏地搜查，凡是可能的人都被集中起来屠杀了。很多人在发现的现场就被杀死了，其中有与军人毫无关系的人，有伤兵和普通市民。15日记者在12小时中，就曾3次目击集体屠杀俘虏。”

1938年1月10日美国《生活》杂志在“海外摄影”专栏刊登了《征服者日本军在中国首都“地狱般的一周”》一文，以外国记者的视角叙述了南京大屠杀事件，在当时引起了西方社会的强烈反响。马吉影像里的10幅画面则刊登在1938年5月16日的美国《生活》杂志上，成为揭露日军暴行的有力证据。

1938年7月，美国《读者文摘》刊载《视野》杂志的文章：《洗劫南京——一名在中国居住20年，南京陷落后留下来的美国人向约翰·马洛尼的讲述》则写道：“（节录）日本军队占领南京造成了现代史上真实可信的、规模最大的屠杀，两万名男人、女人、小孩被处死，四周以来，城内的街道上血迹斑斑。”

1938年10月美国《读者文摘》刊登了《我们在南京》一文，记录了外籍人士见证的日军暴行。1937年12月13日，西班牙《洪水报》刊发了有关日军“百人斩”的报道。1938年1月30日苏联《真理报》也报道了《日军在中国的暴行》。

拆穿南京大屠杀主犯的谎言：诺兰档案

展览第五部分展出的是由旅加华人整理的33册“诺兰档案”。这些档案主要是诺兰的生平资料和手稿，特别是诺兰在东京审判时对甲级战犯松井石根的质询和定罪过程，让人们有机会更多地了解诺兰为法庭审判南京大屠杀案所作的贡献。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亨利·诺兰是日本甲级战犯松井石根的主起诉官，他带领检方收集了大量证据指控松井石根在南京大屠杀暴行上负有主要责任，并在法庭上多次舌战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1947年11月24日，诺兰在法庭上对松井石根的关键质询最终将这个南京大屠杀案主犯绳之以法。档案中这样记录了他对松井石根的质询：

诺兰：“在你的宣誓证词的第9页，大约在此页中间，你说一些冲动的年轻军官在南京犯下了罪行。你如何解释这个问题？”

松井石根：“是的，我是这样说的。我不是亲眼所见，但我从记者那儿听说了这些事。”

诺兰：“那么，这些令人不愉快的罪行是什么呢？”

松井石根：“强奸、抢劫、暴力掠夺物资。”

诺兰：“还有谋杀？”

松井石根：“也有。”

2019年，旅加华人余承璋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加拿大检察官诺兰档案”捐赠给纪念馆。余承璋表示，这是她和家人历时两年之久，经过多方收集和汇编而成的。

谈及寻找这批档案的初衷，余承璋表示，2017年在加拿大参加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活动时，得知诺兰曾在东京审判期间审理南京大屠杀暴行。余承璋女士的父亲余明侠教授曾旁听过南京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是历史的见证人。她就与父亲约定共同搜集东京审判的相关档案。

起初余承璋借助互联网查询资料，但收获甚微。随着时间的推移，诺兰的相关资料逐步向公众开放。余承璋和家人们利用节假日，先后前往加拿大国家档案馆、多伦多大学图书馆等地寻找线索，还奔赴诺兰家乡博物馆找到了关键信息。余承璋表示，将来会继续收集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史料，尽绵薄之力，为正义的事业做贡献。

自建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以来，19.2万余件馆藏文物史料构成了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侵华史的“记忆之场”。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南京大屠杀惨案铁证如山，不容篡改！

勿忘国耻，圆梦中华。让我们在一件件藏品中筑牢历史记忆、担当时代使命，为人类和平发展贡献力量。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蒋楚嫣 钱盈盈

编辑: 付岩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