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著名摄影家邹健东以《我送亲人过大江》《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总统府》等摄影作品为人熟知。渡江胜利后，邹健东所在的新华社第八兵团分社在南京集体转业，参与筹办恢复出版的《新华日报》。邹健东是当时新华日报社唯一的摄影记者，既是组长又是记者。他的镜头里，既有颜红英这样的个体，也有“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宏阔时代。邹健东之子邹毅先生独家向新华日报·交汇点提供了他父亲关于1949-1952年在南京新华日报工作的回忆，以及在此期间拍下的有关南京解放的珍贵画面。

南京解放初期新华日报社的摄影工作

文 邹健东

1949年1月雄壮伟大的淮海战役结束了，人民解放军歼灭了国民党主力军55万人，国民党政权垂危待毙。4月20日晚，在人民解放军过大江的炮声、英雄战士登岸的呐喊声、南京人民的欢呼声中，迎来了南京解放。

战士们登上了南京“总统府”，大家尽情地欢呼、高歌，蒋家王朝统治了22年的政权终于被人民倾覆了，延续了几千年的统治阶级被人民推翻了，人民走向了自由、幸福的新纪元。

第三野战军八兵团司令部进入了南京。6月，新华社八兵团分社全体同志转到新华日报社工作，摄影记者只有我一个人，既是组长又是记者。我住在原国民党中央社的三楼，暗房在楼上，郑昌义未跟国民党撤走，于是安排他在暗房工作。那时的新闻采访工作很紧张，举目有激动人心的镜头，静听有感人的事迹。

社长石西民同志对新闻摄影报道很重视，他要求摄影记者要充分发挥图片的特点来表现南京解放。蒋介石指挥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10年，日本投降后进攻解放区内战3年，都是在这——南京发号施令。战争胜利后要在报纸上揭露他们的罪行，展现人民的喜悦之情和积极恢复生产的热情，每星期出一版画刊，并在各版面刊登新闻照片。

工人们列队欢迎解放军进入南京接管工厂，帮助工厂恢复生产；国民党市政府留下的职员拆下原来的牌子，换上了欢迎解放军的红色大横幅；学校里的师生们更加活跃，对未来充满希望和欢乐……这一切都拍进了我的镜头。

值得大书特书的镜头还有很多。例如，刘伯承司令员在原为蒋介石祝寿的介寿堂里会见南京市的工人代表，工人代表亲眼看到了这位常胜将军，聆听了他的演讲，无不群情激昂；刘伯承司令员在“总统府”会议室接见了国民党起义的各级海军军官，进行了1个多小时讲话。那些军官深感荣幸，如果不是通过起义回到人民的军队中，是聆听不到刘伯承司令员的教诲的。

我还记得，1949年初冬，法捷耶夫率领苏联文化代表团来南京访问，在“总统府”礼堂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讲话，指出他们在会议室发现日历停留在1949年4月22日。有的团员风趣地说，这天是蒋介石反动统治阶级的末日，现在灿烂光明的日子属于新中国的人民了。

1949年10月1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9月30日的晚上，南京被服厂的工人紧张地赶制五星红旗，这是他们第一次制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这一面面五星红旗，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建立一个自由、独立、繁荣、幸福的新中国，反抗侵略，反抗压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由烈士的鲜血凝结而成，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

1949年冬季，南京市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董必武副总理代表中央前来祝贺。

有关南京的一切事情，无论大事小事，我们都在报纸上及时地进行报道，极大地鼓舞了市民在新社会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意识。

中国人民胜利了，帝国主义仇恨我们，在经济上对我们进行封锁，不法商人投机倒把制造市场混乱。我们跟踪报道了南京人民恢复发展生产，度过困难时期；法办投机商，镇压反革命；郊区农民进行土改；抗美援朝；宣传爱国主义，反对崇洋媚外思想，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新华日报社的摄影组逐渐壮大起来。吴嘉文是在南京解放后参加工作的青年，二野来了一位青年，在摄影组帮忙，也是实习。从三野调来了王平，以后王平和二野的同志都回原单位了。夏末，由吴越人介绍华谷平来工作，当时新参加工作的几位同志都没有当过记者，遇有重大事件，如解放军入城式、国庆节的活动就和二野摄影记者合作，胶卷都在报社冲印放大，照片选好的用。我们都有战友之情，亲如一家。用的器材较为落后，我用的德国徕卡相机还是30年代前出产的，是从战场上缴获来的，没有闪光灯。暗房的放大机是国民党中央社遗留下来的。为了适应拍摄城市新闻，报社打报告给军委会申请到了300元，到上海买了一台美国产的五吋新闻照相机和闪光灯，还有几台普通相机。

1950年，江有生从上海调至报社，之后改为美术摄影组，他任组长，我任副组长，还调来了高马得同志。1951年，从华中师范大学调来徐春芳，南京大学调来王世杰。1952年8月，我调至北京新华社摄影部，临走之前，我从三野政治部调来了晓庄当摄影记者。美术摄影组增加了新生力量，新华日报社的摄影工作在推进，大家都为党的工作作出了贡献。

1999年4月

特别感谢邹健东之子邹毅先生

编辑: 刘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