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中的犯罪：人口贩卖在美国如何发生

8月的第一个周末，在美国加州萨克拉门托市南部的一个普通邮局，16岁少女克丽斯特尔·艾伦再次见到当地治安官们。重聚是为感谢这里的一名邮递员大叔。他的警觉和热心，让艾伦得以回归如今的正常生活。

6月的一天，运送邮件途中的伊万·克里索斯托莫停下车，循着路边灌木丛中传出的“绝望哭声”发现了艾伦。当时艾伦刚跳车逃脱控制她的犯罪人员，极度担心他们会找回来灭口。克里索斯托莫决定留在这片犯罪高发地区，陪伴安慰艾伦直至警方赶到。
事后，艾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自己从家乡被拐骗到当地后又经人转手，曾被“绑在椅子上”“强迫接触毒品”，并被困在一个“性交易的世界里”。

第一目标国

这类拐卖未成年少女案件在美国只是个例？完全错了。不幸的是，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人口贩运受害者问题专员劳拉·莉索的工作常常受到人们质疑——“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以为这些只会发生在泰国”……

“美国是全世界‘性贩卖’第一目标国家。”在近日纽约外国记者中心的报告会上，莉索把这句话重复了两遍。有不完全统计显示，2016年全世界7621起记录在册的人口贩卖案中有2000多起涉及美国公民。在美国，“性贩卖”占人口贩卖案中的绝大多数。

每年的美国 “春晚”——橄榄球超级碗也是一年一度的性贩卖“峰会”。数量庞大的球迷和派对式的狂欢气氛是这一“峰会”的土壤，同时也提供了掩护。2015年亚利桑那州举办的超级碗期间，当局开展的专项执法行动逮捕了近600名犯罪分子，救出68名受害者。

莉索遇到过最年幼的受害者才10岁，并已怀有身孕。据统计，获确认的贩卖受害者中约一半年龄小于16岁。这些受害者中，通过合法或非法手段进入美国的只占少数。2008年到2010年期间，联邦反人口贩卖工作组的结案数据显示：美国公民比例超过八成。

人口贩卖不是偷渡，很多时候完全发生在边境以内。“偷渡者付钱非法进入美国，他们有主观意愿，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莉索说，“但人口贩卖的受害者没有这些选择，他们是被强迫的。”迁徙不是构成人口贩卖犯罪的必要元素，一些极端案例中亲生父母贩卖自己的孩子，甚至犯罪发生时还住在同一栋楼里。

性贩卖之外，第二多的是劳务贩卖，受害者在各种形式的胁迫下“就业”。莉索表示，有时候劳务贩卖会被唆使转变成性贩卖。“我们遇到过不少这样的案例，转换过程都非常快。”

冰山一角

美国国务院2000年的报告称，每年有超过24万名美国青少年面临人口贩卖、性交易风险。莉索表示，这数字一点不让她惊讶，因为破获的案件只是冰山一角。

除了数以万计仍处在黑暗中的受害者，执法机构解救出的人数也只有部分体现在官方统计表上。记录在案的受害者先要通过申请和认证过程，才可以获得各类援助，但先决条件是配合警方调查。莉索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共有约3万名打击人口贩卖的执法人员，绝大部分调查工作 “以受害者为突破口开展”。

然而现实中，不少受害者不愿配合作证。警方突击救援之后，一些本国或当地受害者可能只想回家，另一些没有合法身份的受害者担心被驱逐出境，更多的人害怕和警方合作会招致狠毒的报复。

很多年轻女孩即使身处人口密集、警力充足的纽约，也从没想过反抗逃脱。被严密监管，甚至用毒品控制是一方面，更严重的是，很多人直到被解救教导后，才认识到自己是受害者。

一些从外国贩运进美国的女孩还可能存在语言障碍和文化认知差异。一名巴基斯坦裔女孩被解救后，花了几年才接受自己是受害者的事实。此前她认定睡水泥地、受强迫劳动都是应该的，错在自己没能做一名好妻子。

很多受害者本身生活“破碎”——父母双方或一方被关监、辍学、10岁前有被虐待经历……她们对食物、居所和爱的渴求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一些犯罪分子特意到避难所、少儿福利机构等地去物色目标，然后通过一段时间的虐待、洗脑，让受害者认为“当下才是对她们最好的境遇”。一些受害者在犯罪分子被捕后反而感到绝望，因为她们依靠的衣食父母，甚至“情感寄托”突然消失了。

然而，那些通常被女孩们叫做“老爹”的皮条客只是把她们当做工具和资产。在美国有些地方，皮条客就像正经生意一样代代相传。就连美国联邦法律条文也不得不承认，性贩卖一直是“某些社区几代人的经济命脉”。

恶性循环

使用恰当的执法手段和司法程序打击人贩子，在美国并不容易，即使这方面的法律体系从十多年前开始搭建。北弗吉尼亚人口贩运探员比尔·沃尔夫在《大西洋月刊》的专题报道中说，这是美国执法机构不断挣扎的问题，“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种恶性循环。”

“贩卖和暴力受害者保护法案”在2000年实施，此后七年间美国人口贩卖的定罪率增长了360%。但是，各州和联邦的立法不同步，过程冗长进展缓慢。直到2013年联邦层面的“停止贩买剥削法案”出台，国家政府仍在鼓励各州通过免于起诉并援助受害者的法规。

美国国务院2015年的人口贩卖报告承认，即使一些州有“安全港”法规，一些受害者仍然 “因牵涉和他们遭受贩运有关的犯罪活动，被国家或地方检察官拘留和起诉”。很多情况下，“暴力胁迫”或“欺诈”的情节难以取证，有的受害者反而因卖淫被捕。

纽约州的 “反人口贩卖法”出台于2007年，但执法环节却问题重重。在15日州长签署新法案前，纽约是全美仅有的三个州之一：要求检方在受害者为未成年人的情况下，也必须证明卖淫过程存在强逼或欺诈手段，才能以“人口贩卖”罪名起诉嫌疑人。

而对于受害者在巨大压力和风险下拨出的求助电话，纽约的官僚机构却漫不经心。《纽约邮报》今年4月调查发现，市长夫人一年前发起的实事项目“性贩卖报警专线”有名无实，电话拨通后被不同的部门转接推诿。区一级的专线也很难依靠，只有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的接线员明确回答这是“人口贩卖热线”。

另一个恶性循环是，人口贩卖通常难以证明，对人贩子和皮条客的指控往往只有轻罪部分成立。这些人短时间内回到街头，没有得到保护的受害者再次落入魔掌。

莉索说，在联邦层面，人贩子的平均刑期是18年，不得假释。但在一些州可能不到十年就能出狱，也不是所有州都将人口贩卖定性为刑事重罪。法律体系不同步造成不同层级的检察官可能观点相左，城市研究所2012年的一项研究指出，有的州检察官“不太愿意引用新的人口贩卖法律”。

二次伤害

在美国的人口贩卖案中，非法移民是绕不开的话题，美国司法部估计每年至少有1.4万人被贩运进入国境，拥有大量移民人口和漫长陆地边境的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等地是重灾区。随着特朗普上台后大力打击非法移民，一些贩卖受害者也正遭受二次伤害。

近年来每次谈及此类话题，美国官方的报告或公开评论总是十分审慎地区分“Trafficking（贩运/贩卖）”和“Smuggling（走私/偷渡）”这两个词的概念。前者是对个人的犯罪，而后者是对边境管理的犯罪。

但实际上，两种情形交织的案例并不罕见。康涅狄格州移民律师阿莉西亚·金斯曼为人口贩卖受害者服务，不少当事人付钱给“蛇头”偷渡进入美国，但随后被虐待、欺诈和贩卖。这些受害者没有合法身份，甚至语言不通，他们维权之路极为漫长曲折。

对于这类受害者，美国政府从2003年起签发特殊的 T签证（Trafficking visa），提供长达三年的临时合法身份，以及住所和就业培训等援助。对于纽约这样的大城市，临时避难所是头等难题。莉索说，城市无家可归者的问题也没法解决，遑论覆盖这些贩卖受害者的设施，但需求却越来越大。

近几年，T签证身份核准人数每年维持在600人以上，最高的2013年达到848人。这些人在三年后可以申请永久居住权。但根据2011年美国司法部的报告，被确认的受害者中只有约四分之一获得T签证。这一“救急签证”的等待时间也令人着急，有时可能需要数月甚至数年。在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公示数据中，2017年等待核准的1175人甚至超过当年申请人数1141人——两者均为历史最高纪录。

《外交政策》杂志网站上月报道，由于特朗普打击非法移民新政的影响，一些人口贩卖受害者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命运。反人口贩卖活动人士称，以前即使T签证申请被拒，移民当局通常也不会采取驱逐行动。但根据新的政策，申请T签证被拒将自动触发听证会传票。法律专家表示，这样的“出庭通知”实际上标志着驱逐程序的开始，本已身心受创的受害者现在寻求庇护变得更难。人口贩卖受害者倡导联盟“Freedom Network USA”的基恩·布鲁格曼说，新政策让受害者更不愿意为打击犯罪作证，这反过来使案件调查难上加难。

近几个月，零容忍移民政策还导致超过2500名无合法身份的儿童与家人分离，他们很可能成为人贩子最新的目标。美国国务院6月发布的年度“人口贩卖报告”承认，即使在政府运营的儿童托护机构，人贩子也可轻松得手。

任重道远

美国全国人口贩卖举报热线的统计显示，2012年至2017年，接报案件数从3272增长到8524，六年来一直呈显著上升趋势。

近些年社交软件的扩张使得这类犯罪活动更加容易和隐蔽，莉索说，2016年的数据显示“陌生人拐骗”有四成通过网络进行，现在可能更多。今年4月，总统特朗普签署“阻止人贩法案”，旨在关闭纵容人口贩卖罪行的网站，并起诉网站所有者和用户。

在纽约，警方直到最近才把打击非法性交易的重点转向人贩子和皮条客。市警察局在去年新增了25名探员，并重组部门专注此类犯罪。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小塞鲁斯·梵斯回忆道，上世纪80年代，在此类案件的审理中，经常可以看到一长串女性彼此戴着手铐被提上法庭。

编辑: 王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