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捕捞业走入“死胡同”后 ：两年内长江重点水域常年禁捕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到2020年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现常年禁捕。新的问题是，全面禁捕政策实施后，渔民安置、监管巡护、部门如何协调？

拥有多达4300多种水生生物的长江流域，渔业资源岌岌可危。进入《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附录的物种已经将近接近300种——白鱀豚、白鲟等珍稀动物多年不见踪迹。

随之而来的是，作为淡水养殖产业支柱的“四大家鱼”的鱼苗发生量持续下降，与80年代相比下降了90%以上。长江捕捞业已经走入了一个“死胡同”，

2018年10月17日，国新办针对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举行吹风会。《意见》提出到2020年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现常年禁捕，到2035年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为防止长江“涸泽而渔”，从2002年起试行春季禁渔期到2016年扩大禁渔期范围，再到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率先在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实现全面禁捕”，长江全面禁捕正式提上议程。

“我们说的长江禁捕就是指整个长江流域，包括长江的干流、长江的支流，还有通江的湖泊等区域。”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在吹风会上对长江全面禁捕范围进行阐释。

新的问题是，全面禁捕政策实施后，渔民安置、监管巡护、部门如何协调？

长江渔业资源现状堪忧

作为中国重要的淡水水生生物基因库，长江不仅孕育了丰富的鱼类资源，还形成了发达的渔业。但近年来，长江渔业资源已岌岌可危。

于康震在吹风会上表示，据统计，长江流域分布的水生生物多达4300多种，其中鱼类400多种，拥有中华鲟、长江鲟、长江江豚等国家重点保护的水生生物11种，还有长江特有的鱼类170多种。当前，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中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的濒危鱼类物种达到了92种，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附录的物种已经将近接近300种，白鱀豚、白鲟等珍稀动物多年未见踪迹，长江江豚数量急剧下降，中华鲟野生群体急剧减少。作为淡水养殖产业支柱的“四大家鱼”的鱼苗发生量持续下降，现在与80年代相比下降了90%以上。

西南大学渔业资源环境研究中心姚维志教授告诉界面新闻，目前长江渔业资源种类和数量明显减少、鱼类个体小型化很严重，绝大多数都是没有性成熟的幼鱼。姚维志认为，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有过度捕捞、涉水工程（水电开发、航运、河道采砂）、污染等。其中，过度捕捞是最直观的原因。

于康震在上述吹风会上表示，长江捕捞业已经走入了一个“死胡同”，资源越捕越少，鱼类越捕越小，渔民越捕越穷，生态越捕越糟，进入到恶性循环的境地。

反电鱼协作中心主任朱凯也印证了这一情况。他表示，渔民传统捕鱼每天渔获只有50-100斤，”如果用电一个小时就能捕这么多，时间成本低、产出高，渔民肯定愿意。”与此同时，他也表达了过度捕捞的担忧，目前真正意义上不采用非法捕捞方式捕鱼的渔民不到40%，“70%多的渔民都有放绝户网等情况，电鱼更甚。”

朱凯分析，目前非法捕捞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偷，即趁着渔政执法的空档进行偷捕。一种是滑，是指很多偷捕者都懂法，通过钻法律的漏洞捕鱼。看到执法人员时他们把鱼、设备毁坏，销毁证据，执法人员拿他们没办法。朱凯表示，如果非法捕捞能够遏制，对鱼类的生存和休养将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防止“涸泽而渔”

事实上，早在2002年，原农业部就已经开始在长江中下游试行为期三个月的春季禁渔。该政策自2003年起在长江流域10个省（区、市）共8100多公里江段上全面实施。

尽管春季禁渔措施实施了十多年，长江水生生态资源衰退趋势一直没有得到遏制。

近年来，国家层面对于长江禁渔不断加码。原农业部于2016年延长了长江禁渔时间，由3个月延长到4个月，并扩大禁渔范围，覆盖长江主要干支流和重要湖泊；大幅度压减渔业捕捞强度，大力推动捕捞渔民转产转业，率先在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实现全面禁捕。

姚维志认为，现阶段来看单纯分季度禁渔有用，但效果有限，全面禁捕非常必要。他说，“鱼类本身能够产卵的个体已经很少了，很多都是没有性成熟的幼鱼，禁渔如果禁10年，那么鱼就能繁殖两代，这对渔业资源恢复意义重大。”

随着2017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要“率先在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实现全面禁捕”，全面禁捕正式提上议程。2017年2月，原农业部发布的《关于推动落实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全面禁捕工作的意见》提出，2017年在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实施全面禁捕，争取在2年的时间内使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捕捞渔民全部退出捕捞，实现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范围内永久全年禁止生产性捕捞作业。

2017年11月，原农业部公布《率先全面禁捕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名录的通告》。决定从2018年1月1日起率先在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332个水生生物保护区逐步施行全面禁捕。通告发布后，新建立的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自行纳入名录，均施行全面禁捕。

作为我国在国家层面针对单一流域出台的第一个水生生物保护方面的文件，《关于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到2020年，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现常年禁捕，水生生物保护区建设和监管能力显著提升，保护功能充分发挥，重要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关键生境修复取得实质性进展，水生生物资源恢复性增长，水域生态环境恶化和水生生物多样性下降趋势基本遏制。到2035年，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水生生物栖息生境得到全面保护，水生生物资源显著增长，水域生态功能有效恢复。

全面禁捕之后

全面禁捕政策实施后，渔民安置、监管巡护、部门协调等亟待解决的具体问题也将纷纷浮出水面。

于康震在上述吹风会上表示，下一步将探索建立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补偿制度，引导长江流域捕捞渔民退捕转产，推进水产健康养殖，从“养”上找出路。

近年来，各地纷纷探索鼓励渔民退捕转产。2016年，江苏省计划用5年—10年，安置逾6000名长江捕捞渔民，使其整体退船退渔上岸。据四川日报报道，2020年前1.6万四川渔民将上岸转产。

针对渔民退捕转产问题，姚维志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得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第一，对长江渔民生产、生活情况进行全面地调查，基于此才能制定出有针对性的转产方案；第二，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对国家财政、涉水工程补偿资金等要做好统筹利用。第三，转产转业要有具体方案。根据调查，还在捕鱼的年轻渔民很少，渔民文化程度偏低，且大多数渔民没有土地，这种情况下如何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值得关注。

朱凯认为，渔民转产必须坚持多样化、长效化。他建议，可以思考在有条件的地区、江段发展休闲垂钓业。“钓多少鱼可以带走，哪种鱼不允许带走，灵活化、多样化搞起来，对渔民进行自我造血，这不仅能长效解决这个问题，还能促进地方经济。”

此外，针对全面禁捕政策实施之后的工作，姚维志认为还有三个方面的具体工作要做，一是监管问题。与其他水上的执法部门相比较，渔政在队伍建设、设备条件都很弱，这一点需要增强。“多次参与巡护的朱凯也指出，经常出现三五个人巡护几百公里的江段，船只、经费、装备紧缺都是问题。”除了正规的执法队伍，他建议建立协管体系，组织护渔队，对河道进行巡护，这对监管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

全面禁捕工作一旦开展，和长江有关的部门都将感到压力，“不能禁了渔，就一了百了了。”姚维志认为，如何协调好各个部门的利益，这需要顶层设计，待《长江保护法》出台后会有很大改观。

“目前仍有很多关键问题没有突破。比如，人工繁殖方面。很多鱼类的人工繁殖技术还不成熟，调查发现一些产卵场被破坏，要修复它们就有很多技术攻坚要做。”姚维志说。

编辑: 严红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