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情侣，书写感动你我的爱情故事

光影彼岸，

是战火中似水的流年。

今天是西方情人节，

是年轻情侣们庆祝的日子。

抗战时期，

相爱的年轻人

怎样度过弥漫硝烟的日子？

怎样传递相思之情？

怎样走到一起或遗憾分离？

本期微信，

为您讲述战火纷飞年代，

人们或苦涩或坚韧的爱情。

01

张大飞和齐邦媛

舍生抗敌时，那份隐忍的爱情

当爱情被打散揉碎在山河破碎与舍生抗敌之际，有着怎样的悲怆和伟大，就会有着怎样的荡气回肠。      

读学者齐邦媛先生的巨著《巨流河》，其中有关英雄飞行员张大飞（原名张乃昌，后改名张大非，又改名张大飞）与齐邦媛本人的爱情故事，令人禁不住深深沉浸在那一个个文字的情真意切中。    

张大飞，辽宁省营口市人，生于1918年6月16日。其父张凤岐在满洲国成立之初是沈阳警察局局长，因接济且放走了不少地下抗日工作者，被日本人在广场浇油漆活活烧死。

张大飞流亡关内后，与齐邦媛结缘，并为齐家接纳，齐母亦视之如己出。1938年，张大飞考入杭州笕桥航校十二期，1942年从美国学成归国，参加抗日战争。“张大飞”这个名字也是参加空军后改的。他曾于美国陆军第六高级军官航校深造，是抗战时期赫赫有名的飞虎队成员之一。

齐邦媛是当时政界人士齐世英长女，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她与张大飞在整整八年时间里，保持通信。直到张大飞战死前，他还托人将一包齐邦媛写的信交回。

齐邦媛在《巨流河》中追忆与张大飞之间短暂交往的故事：

在那个写信是唯一通讯的时代，沙坪坝六年，张大飞成了我最稳定的笔友。

我上初中时他已开始飞驱逐机，前两年参加重庆上空驱逐任务，大约曾去我家五、六次。

那时的我是家中唯一爱写信的人……我们那样诚挚、纯洁地分享成长经验，如同两条永不能交会的并行线。他的成长是在云端，在机关枪和高射炮火网中作生死搏斗；而我却只能在地面上逃警报，为灾祸哭泣，或者唱“中国不会亡……”的合唱。

我们两人也许只有一点相同，就是要用一切力量赶走日本人。

他的生活何等辉煌，而我只有中学女生那一片小小天地。初中时，我常抄些国文课本里感时忧国的文章，如《李陵答苏武书）、司马迁《报任少卿书》、韩愈《祭十二郎文》、史可法《答多尔衮书）等。

渐渐地也写些课外读的，女孩子最迷的《冰岛渔夫》、《简爱》，甚至《葛莱齐拉》这种“多情得要命”的散文诗，他似乎都很有兴趣地与我讨论。

他的信，从寄到湖南的第一封写他入伍训练的磨砺，到他由美回国选入飞虎队，常常附有照片，从穿着棉军服疾行军到站在鲨鱼嘴飞虎战斗机前穿飞行装的各种照片，七、八年来也累积了不少。

……

渐渐地，他不多写战争的事，开始说打完仗后要去当随军牧师，但是仗要先好好打，绝不能让日本鬼子打赢。他的语气中全是英雄气概，充满了张校长演讲勉励我们“中国不亡，有我！”的气概。

……

是的，不论在信上他是如何倾诉他的矛盾、苦恼和思家之情，在战火撩烧、命如蜉蝣的大时代里，他是所有少女憧憬的那种英雄，是一个远超过普通男子、保卫家国的英雄形象，是我那样的小女生不敢用私情去“亵渎”的巨大形象。

高二那一年暑假，吃过中饭，我带他穿过中大校园去看嘉陵江岸我那块悬空小岩洞。太阳耀眼，江水清澄，我们坐在那里说我读的课外书，说他飞行所见。

在那世外人生般的江岸，时光静静流过，我们未曾一语触及内心，更未及情爱——他又回到云南，一去近一年。

……

一九四三年四月，我们正沉浸在毕业、联考的日子里。有一天近黄昏时，我们全都回到楼里准备晚餐了，一个初中女孩跑上来找到我，说有人在操场上等我。

我出去，看到他由梅林走过来，穿着一件很大的军雨衣。他走了一半突然站住，说，“邦媛，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赞美我，那种心情是忘不了的。

他说，部队调防在重庆换机，七点半以前要赶回白市驿机场，只想赶来看我一眼，队友开的吉普车在校门口不熄火地等他，我跟着他往校门走，走了一半。骤雨落下，他拉着我跑到门口范孙楼，在一块屋檐下站住，把我拢进他掩盖全身戎装的大雨衣里，撑着我靠近他的胸膛。隔着军装和皮带，我听见他心跳如鼓声。只有片刻，他松手叫我快回宿舍，说：“我必须走了。”雨中，我看到他半跑步到了门口，上了车。疾驰而去。

这一年夏天，我告别了一生最美好的生活，溯长江远赴川西。一九四三春风远矣。

今生，我未再见他一面。

1945年5月18日，张大飞在豫南会战时掩护友机，殉国于河南信阳上空。他留下一封信给齐邦媛的哥哥：

振一：

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死了。八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七个人都走了。三天前最后的好友晚上没有回航，我知道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我祷告，我沉思，内心觉得平静。

感谢你这些年来给我的友谊。感谢妈妈这些年对我的慈爱关怀，使我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全然的漂泊中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也请你原谅我对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

我请地勤的周先生在我死后，把邦媛这些年写的信妥当地寄回给她。请你们原谅我用这种方式使她悲伤。自从我找到你们在湖南的地址，她代妈妈回我的信，这八年来，我写的信是唯一可以寄的家书，她的信是我最大的安慰。我似乎看得见她由瘦小女孩长成少女，那天看到她由南开的操场走来，我竟然在惊讶中脱口而出说出心意，我怎么会终于说我爱她呢？

这些年中，我一直告诉自己，只能是兄妹之情，否则，我死了会害她，我活着也是害她。这些年来我们走着多么不同的道路，我这些年只会升空作战，全神贯注天上地下的生死存亡，而她每日在诗书之间，正朝向我祝福的光明之路走去。以我这必死之身，怎能对她说“我爱你”呢？

去年暑假前，她说要转学到昆明来靠我近些，我才知道事情严重。爸爸妈妈怎会答应？像我这样朝不保夕，移防不定的人怎能照顾她？我写信力劝她留在四川，好好读书。

……

请你委婉劝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

“这是一封诀别的信，是一个二十六岁年轻人与他有限的往事告别的信。我虽未能保留至今，但他写的字字句句都烙印我心。”齐邦媛在《巨流河》一书中写道：“我于七月六日与许多同学搭船回炎热如火炉的重庆，看到书桌上那个深绿色的军邮袋时，即使妈妈也难于分辨我脸上流的是泪还是汗。种种交纠复杂的情绪在我心中激荡，好似投身入那三江汇合的激流……从此之后，我不再提他的名字。我郑重地把他写来的一大叠信和我写去的一大邮袋的信包在一起，与我的书和仅有的几件衣服放在一起。我想，有一天我会坚强起来再好好看看……”

齐邦媛回过两次南京。一次是参加张大飞的追思礼拜，第二次是1999年5月，由中学好友章斐帮助，找到了在紫金山里的航空烈士公墓。齐邦媛在《巨流河》中写道：“五月初的太阳照着，这一大片墓碑，并没有阴森肃杀之气。走完最高几层石阶时，我放开章斐牵着的手，静静地说，我要自己去找那块编号M的碑。张大飞的弟弟曾寄给我一本纪念碑的册子，说他的名字刻在那里”。

M号的碑上刻着二十个名字，其中刻有张大飞的出生地和生卒年月：

张大飞 上尉 辽宁营口人

一九一八年生 一九四五年殉职

“这一日，五月的阳光照着七十五岁的我，温馨如他令我难忘的温和声音。——到这里来，莫非也是他的引领？如一九四六年参加他殉身一周年纪念礼拜一样，并不全是一个意外？我坐在碑前小小石座上许久，直到章斐带我下山……”齐邦媛在《巨流河》中如是写道。

那次南京行，齐邦媛还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进门是大片黄沙铺地的前院，四周用石块刻着死亡人数，宽阔厚重的平房里面是相关照片、资料。沉重的惨痛以最简朴的方式陈列人前——我至今也无法清楚地记得，自己是如何走出那屋子的。”

02

陈文书和徐淑德救助难民时结下美好姻缘

1937年南京沦陷后，陈文书（又名陈斐章）应国际友人约翰·马吉之邀，担任约翰·拉贝的助理，了解各难民收容所的情况，经常与粮食委员会副主任休伯特•索恩（宋煦伯）一起运送粮食。

在一次阻止日军强奸妇女的过程中，陈文书被日本兵用刺刀逼着下跪。徐淑德本是到安全区避难的难民，后来担任护士。她的善良和顽强打动了陈文书，而陈文书的机智勇敢也深深吸引了徐淑德，两人结为夫妻，共同救济难民。

03

穆喜福和李世珍南京大屠杀幸存夫妻种下连理树

在纪念馆和平广场，有两株鸡爪槭，相依相生。它们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穆喜福、李世珍夫妇生前共同种植的连理树。1937年12月至1938年3月期间，他俩避难住在德国友人约翰·拉贝位于南京市广州路小粉桥1号居所，曾接受过拉贝先生发放给他们的大米、蚕豆和麦片等食物救济。2003年9月13日，两人受到时任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的接见。     

穆喜福和李世珍夫妇，祖祖辈辈都是南京人。由于家里穷，南京大屠杀前，他们没有参加逃难大军。南京沦陷后，拉贝担任南京安全区主席。穆喜福家住在广州路4号，和拉贝旧居一街之隔。在空袭轰炸、弹片横飞的危难时刻，穆喜福、李世珍，以及其他街坊躲到拉贝旧居里。

这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夫妇，在惨案发生数十年后，还相互提醒着那段记忆：“记得有一天晚上拉贝不睡觉，站在自己二楼的阳台上往下看，我们一家就睡在院内大棚下地面上，因为防空洞早已挤不下了。第二天拉贝就叫人进了一大批稻草，给棚子里的每个人加厚一些铺垫。本来我们也是穷人，在家里床上也是铺草，所以还是习惯这种睡法的。”李世珍说：“草里还是蛮暖和的”。

拉贝回到德国后发表演讲，揭露日军在南京的疯狂暴行，遭到盖世太保的迫害。听说拉贝受难，穆喜福哭了，他在几十年后仍含泪说：“没有他，就没有我们的生命。”

编辑: 刘艳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