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中的三道必答题

发挥区域增长极的辐射和带动效应，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实现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这是不少地方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经验。区域增长极如何发力？各种要素怎样自由、高效流动？政府如何做好服务者和协调者？这是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需要思考的三个问题。

近日，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发布《长三角地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水平研究报告（2018年）》。关于长三角地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进程、特点及问题，“北京西路瞭望”（微信号：xhrbbjxllw）从报告中梳理相关内容，以飨读者。

“龙头”的扩散效应

区域经济在运行过程中存在两种效应，即“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发挥“龙头”作用就是要优先发展经济核心地区，然后通过核心区域的扩散效应，带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

报告称，上海作为“龙头”的扩散效应不足。从经济联系强度指标来看，江苏、浙江、安徽对上海的经济联系量均不高；从可达性指数来看，长三角地区可达性空间格局相对比较平衡。2018年江苏省的加权平均出行时间最短，可达性最优，说明其与区域内其他地区具有更加紧密的联系。与之相对，2018年安徽省的加权平均出行时间最长，可达性最差，但其与江苏也仅相差大约32分钟。

当下，上海与长三角其他省市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中心与外围的等级关系，也不是单纯的接轨和融入上海或者上海辐射周边，而是合作、平行、协同的关系，注重衔接，整合资源，不断促进功能布局互动，形成分工合理、优势互补、各具特色的空间格局。

报告指出，上海应主动逐步退出一般性的、劳动密集型、能耗高的制造业，集中发展现代服务经济，加快构建以服务业为主的现代产业体系，集中资源投资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强化服务、管理、集散、创新等城市职能。并借助上海总部经济发达的优势，鼓励企业将生产环节转移到苏浙皖，形成合理的空间布局和产业链配套，从而将长三角地区打造成为交易成本和制造成本综合较低的区域。

在此基础上，协调发展制造业集群与服务业集群，以产业集群为载体将行政边界模糊化，促使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主要机制在空间上扩散。此外，上海的科技平台、金融平台、人力资源平台逐步向长三角其他地区开放，为长三角地区嫁接和配置全球资源创造条件。

重塑经济地理

遵循分割、距离、集聚、异质四大地理特性，重塑经济地理是促进发展的成功之道。

以2018年为例，长三角三省一市以占全国不到4%的土地面积，集聚了全国约16%的常住人口，产出了全国约23.5%的经济总量。从人均GDP来看，长三角地区省际梯度差异明显。2018 年，上海市人均GDP 超过12 万元，江苏省人均GDP 超过11 万元，浙江省人均GDP 接近10 万元，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安徽省人均GDP不足5 万元，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产业一体化：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层次上的差异开始逐渐显现，地区间产业结构专业化分工趋于合理，产业一体化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地区间专业化分工水平不高。这说明，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现象依然比较突出，尤其是苏浙皖同构现象较为严重，地区间低水平同质化竞争较为激烈。

具体而言，从制造业来看，推进长三角产业一体化发展，要强化上海在食品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江苏在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品机械制造业等；浙江在纺织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安徽在农副食品加工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行业的比较优势。

创新一体化：长三角是我国创新最活跃的地区之一，2017年长三角地区国内三种专利受理数已经接近120万件，国内三种专利授权数超过57 万件，技术市场成交额超过2000亿元。地区间创新人才投入差距扩大，产学研协同创新潜力较大。

专家建议，未来长三角应以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主线，以构建区域技术转移体系、创新资源共建共享共用为抓手，加快区域协同创新网络建设，努力将长三角建成具有全球影响的科技创新高地和产业高地。

交通一体化：长三角地区枢纽型机场、枢纽型港口、高铁网络和高速公路网络等区域性快速交通骨干网络已经基本形成，而地区间铁路交通网密度差异还是较大。

值得注意的是，交通一体化不能仅仅是停留在表面、量变的阶段，还需要进一步打通省际断头路，不断提升省际通达力，构建互联互通、管理协同合作、服务共赢共享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

贸易一体化：省际间贸易强度偏低，地区间对外贸易发展差距较大。从省际贸易依存度来看，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中，上海和浙江的省际贸易依存度明显高于江苏和安徽。国际贸易一体化方面，外贸依存度区内差异较高，相反外资依存度差距较低。

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语境下，建立区域开放市场就是要构筑全面开放新格局，在更高层次、更广范围、更宽领域全方位开展合作。

报告指出，要从制造业向外资开放到服务业重点向外资开放，着力引进跨国集团的地区总部、研发机构、营销中心，加快构建以服务业为主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强苏浙皖与沪的合作，以上海作为高端服务外包业务的承接者和中转站，苏浙皖主动承接其中的某些流程或环节，并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在服务业与服务外包方面有所作为，比如江苏南京的软件业与软件外包。

同时，从引进外资和鼓励出口到“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双向开放，这就要求长三角地区面向全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立以我为主的价值链分工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上海等中心城市可能成为企业总部集聚地区，长三角地区通过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设立工业园区等，开始将传统制造加工职能转移到海外。此外，积极推进长三角地区企业以并购形式对外直接投资，或者在海外建立研发中心，充分利用国际科技资源，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此外，从注重对外开放到突出对内开放，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要充分结合长江经济带建设，逐步将长三角地区的企业向长江中上游地区转移，避免相关产业过度向东南亚等地区转移，实现真正的溢出效应。

消除制度壁垒是突破口

长三角跨地区协调机制的建设，面临政策配套、立法和资金等保障机制不完善、利益协调机制不健全等现实挑战。

同时，长三角地区的政府间合作，至今多数停留在协商、倡议层面，仍缺乏整体的顶层设计和统筹推进，在政策落实和具体行动方面仍然受到地方掣肘，难以实现紧密联动的区域合作。

“制度方面的协调是难点，消除制度壁垒则是突破口。”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说。

区域一体化的大局之下，地方政府如何作为？

报告提出三个方向：一是着眼于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立足长三角整体发展和长远利益，一盘棋考虑、一条心谋划，努力形成共同行为准则，深入推进各类规划充分对接，充分发挥规划在区域一体化发展中的统筹和引领作用。

二是组建包括上级行政人员、地方政府、专家学者和利益相关体的区域性协调机构，在研究策划、统筹规划、沟通协商、评估监督、信息服务、政策法律咨询等方面形成常态化、实体化、专业化运行机制，推动和引导长三角地区经济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

三是加快形成基于长三角地区协调发展的共同事务处理机制，协调地方政府在区域合作进程中的冲突和纠纷，确保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促使区域内部各地区利益空间得以向外延伸，缓解地区间的利益矛盾，维护各地区的利益均衡。

长三角一体化要在市场一体化上发力，而建立区域共同市场还要靠政府。

报告指出，首先，破除地区封锁和市场分割的实质是改革阻碍共同市场建立的行政权力，促使其由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将地方政府职能切实转变到提供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逐步消除导致市场非一体化的体制机制障碍，发挥市场在合理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

其次，不断放松对经济主体经营活动的种种干预，对所有经济主体实行“国民待遇”，努力形成一个政策无差异的良好外部环境。更大力度、更深层次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促使地方政府对企业的所有权约束减弱甚至取消，逐步形成企业进入哪里、产品进入哪里、从哪里获取生产要素等行为主要由市场导向，而不受其进入市场所隶属行政区的调节。

再次，通过协议让渡部分行政权力来集中实现一体化协调，比如在基础性的人才、技术、征信、交通、通信、生态保护等公共要素市场，通过地区协商、制度保障，协同建立统一的制度、标准和接口，加速经济政策的对接和一体化。

交汇点记者 倪方方

编辑: 纪树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