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周刊 | 范小青：沉在大地上，记录时代书写人

文学缘：农村记忆渗透在基因里

■ 文艺周刊：回溯您的文学生涯，是什么促使您与文字结缘？

范小青：一个人和文学结缘，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而对于我来说，至少有两个因素是十分清晰的：一个是缘于我少年时期的经历，第二是我有幸进入大学读了中文系。

我在14岁以前，一直生活在苏州城的小街小巷里，从来没出过远门，甚至没有走出过城门。突然到了1969年底的时候，我们全家下放了，我随着父母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很快就和农村的孩子成为了好朋友，自己也很快成了一个标准的农村孩子。14、15岁的年龄，正是一个人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时候，从城市的小街小巷，一下子被抛到了广阔荒野的天地中，知道了世界上还有那么大的土地，还有那么多和我们不一样的人，有那么大的差别。也许正是这种差别，启发了我的思考，后来让我萌动了写作的念头，也让我许多年来创作的目光和内容，始终沉在大地上，沉在人民中。

上大学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第一是读书，读大量的经典，第二是解放思想，从闭塞和懵懂中渐渐地睁开眼睛。我是1977级的考生，是改革开放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1978年3月进入了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可以说，在那之前，我所读过的书，除课本以外，加起来恐怕还不到十本，不是不愿意读书，那时实在是无书可读。在大学的图书馆里，一下子接触到浩瀚如海的中国和世界的文学名著，那真是如获至宝，如饥似渴。记得在那一段时间里，每天晚上早早地到食堂吃过饭，立刻赶到阅览室占座位，看书，一口气至少读了上百部甚至更多的文学作品。这种大量的阅读，给我后来从事文学创作事业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甚至可以这么说，没有大学四年的阅读，我也许会写作，但也许不会一直写下去，因为没有足够的能量来支持、支撑我的信念，正是那许许多多的文学名著，成为我不断行走在文学大道上的重要能量。

■ 文艺周刊：随父母下放、插队的经历对您的人生与写作产生了很大影响，那这些经历是否在您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范小青：那段经历不仅是我人生的重要积累，也是我对生活认识的起点，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我不断以这些经历为背景，写作文学作品。比如我的长篇小说《赤脚医生万泉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作品，这部作品的写作动机，和我的记忆有关，有我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有许许多多情结在里边。

当年我们全家下放到农村住的那个院子，就是万泉和家的院子，几乎一模一样。在这部书里，我请一位朋友画了一些插图，这些图就是我们家当年住过的院子。前几年我们几个从吴江那个地方出来的女作家组织了一次回娘家的活动，回到吴江，回到各自呆过的村子里。我回到了当年的那个院子，大屋都拆掉了，造了新楼房，但令我惊喜的是院子的模样还在，院子前边的两间小屋都还在，小屋还跟当年一样，不派什么大用场，堆放一些杂物。当年我们大队的合作医疗站就在们的院子里，所以万泉和一书中画的图是非常非常接近真实的，几乎就是零距离。我那时候还小一点，不可能当赤脚医生，但是我向往当赤脚医生。我母亲得了肺结核，天天要打针，我就勇敢地尝试给她打针，结果就像万泉和一样，手抖得像筛糠，针头还没有碰到皮肤，药水已经被我推光了，我母亲哈哈大笑。我母亲病了大半辈子，苦了一辈子，但她是个浪漫的人，小资的人，是个富于幻想的人。后来稍大一点，高中了，又因为全国轰动的针灸治聋哑人的事情，想方设法去弄来一些针灸的书，弄了几根针，又被那些细长闪亮的针吓着了，连尝试一下都没敢。但无论怎么样，在我刚刚懂事开始成长的那时候，就是在“赤脚医生”这个大环境中度过的。

不仅是赤脚医生，农村的许多记忆，后来都成为我写作的基因和基础，即便不是写农村题材的作品，这种基因，在我的作品中也一直存在着。

文学观：在平凡的现实中看到不平凡

■ 文艺周刊：您很多作品中塑造的人物，似乎都有着极为朴实的面孔，现实性可以说是您作品的一个基本底色，这是刻意为之还是自然选择？

范小青：现实性写作，是我从写作开始一直到今天都不曾变化过的，几十年来，我很少写历史题材作品，少到几乎没有。我的绝大部分小说，都来自现实生活的触动和启发。或者可以这么说，我一直保持着对现实的热情，对生活的敏感，这种保持，不是刻意的，是和自已的生活经历及对生活的认识相融合的，自然而然的。

除了对现实的热情和对生活的敏感，写作还必须有一样东西，就是从平凡的生活中察觉到它的不平凡，从正常的日子里，感受出它的非正常，这才是写作的开始。所以说，虽然我写了各种各样的现实中的小人物，似乎是什么样的人都能写，而且这些人生活中随处可见，但是他们是有共同之处的，这就是他们身上是有现代性的，我们能够从他们的故事和生命中，看到形而上的东西。

我今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变脸》，写的是时代和科技的高度发展，给人类带来的便利和不便，身份证匹配碰到的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希望我们能够在享受现代化的同时，时时警觉过度依赖的问题。常有人跟我说，你一直是写现实的，怎么现在的小说写得这么荒诞，可我自己没觉得我是将它们当成荒诞小说来写的，因为我身处的现实就是这样的。

■ 文艺周刊：您身兼作协主席、政协委员数个身份职务，如何平衡个人艺术创作与管理工作之间的冲突？

范小青：多重身份并没有影响我的写作，甚至还能促进写作，因为身份就是生活，身份就是现实，而我的写作都是从生活中来，从现实中来，多种身份使我可以对于现实有更多的了解和理解，积累的写作素材也更多。至于时间的安排，我认为，时间是挤出来的，减少应酬，减少工作和写作之外的各种活动。而恰好我是一个不喜欢玩的人，只喜欢一样事情——写作。

■ 文艺周刊 ：文学走到今天，一方面纯文学已有边缘化的倾向，您也说过，现在连大学中文系学生都不看长篇小说了；另一方面又是全民写作热，您觉得这种“错位”的原因是什么，会对当代的文学产生怎样的影响？

范小青：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社会的分工会越来越细，今天的这种“错位”现象，可能是纯文学开始回归到它的本来位置——假如我们使用“纯文学”这个概念。

纯文学的写作和阅读，是有要求有条件的，对于作者来说，文学来自生活，但又源自内心，也就是生活现实从你的内心穿过后，再抒发出来的文字，既有客观性，又有主观性，客观性强，主观性也强，而这个主观性，是极为个人化的，是个人对于现实的独特的认识和评判，又是通过个性化的语言表现出来，所以，对于读者是有要求的，包括素养、学养等各方面的要求。如果年轻人从小没有培养出一定的学养，可能确实读不了纯文学作品。

全民写作热的现象，也是社会进步所致。当物质丰富起来后，人们除了追求物质，或追求单纯的感官刺激的文化，逐渐开始提升自己的文化内涵，改变自己的欣赏和创造的习惯，于是很多人重拾了年轻时的梦想——写作，也有的人，唤醒了内心以来一直就有的追求——写作。

“错位”并不可怕，它只是一个过程而已。纯文学的作品，将逐渐走向更多的读者，而大量的写作者中，终究会有人不断提升起来，达到真正的纯文学水准。

文学情：难以割舍的苏州底色

■ 文艺周刊：作为土生土长的苏州人，您的作品中始终沁染着苏州文化的色彩，面对苏州的变迁，您有什么新的感受？

范小青：现实是什么？现实是一个过程。它不是静止的，不是固定的，它是运动的，前行，或者后退，跌荡起伏。苏州是什么？苏州也同样是一个过程，不是静止的，不是固定的，是不断变化着的。

这么多年来，老苏州变成了新苏州，我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写作，写到90年代前半段的时候，基本上都以老苏州城为背景写作，热衷描写苏州的小巷、园林以及城里的老居民。90年代之后城市进展非常快，我在作品中就开始表现乡镇企业、官场、农民工、外地人等发生在社会前沿的人和事。

苏州的变化日新月异，想让老建筑一直保持原貌是很难的。面对城市建设带来的面貌革新，我们可以留念、可以追忆似水流年，但更需要抱着一种积极开放的心态去接受和面对这些新鲜事物，毕竟历史在发展，城市也是在流动和改变的。

所以，我的关于苏州的小说，也就是这样运动着，变化着。从80年代初期，在苏州小巷老宅穿行，和老苏州的居民说话，后来，随着城市的发展变化，苏州的面貌也变了，老街小巷和老苏州人渐渐地退到幕后，甚至隐藏起来，扑面而来的是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和大量的外来建设者。

■ 文艺周刊：也就是说，不管时代如何变化，书写苏州的主体——苏州人这一文学使命始终未变，那么您观察到的“新苏州人”的变与不变是什么？

范小青：我最近几年比较关注的是外来大学生群体，他们大多来自农村或小城市，现在也成了新苏州人。这些年轻人往往没有来自家庭的经济支持，在城市的生存也十分艰辛。那么这两类群体都是城市的边缘群体，又处在这个巨大变革的时代，我的创作试图揭示的是他们的奋斗、追求与时代发生的碰撞以及由此产生的遭遇。

有一次和一个公司老总聊天，他说他们公司雇的保安都是20岁左右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些年轻的农民和一辈子只知道打工攒钱的父辈们完全不同。在刚发工资的前半月，只要晚上不上班，他们基本上每晚都出去玩，和城里人一样看电影、泡网吧。到了下半月，工资花得差不多了，只好窝在宿舍里，等着下个月的工资。我听了以后就想，这些农民工未来怎么在城市立足，这群人最后的人生走向会是怎样？我在写作中常常思考这些问题。有时候农民工来我家干活，我就会和他们聊天，试着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

但我仍然在苏州的现实这里，我仍然在写苏州的现实，只不过今天我面对的已经不是从前的苏州。但是，无论是昨天的苏州还是今天的苏州，苏州的文化底蕴，却一直是在的，一直影响着新老苏州人，一直存在于我们中间。比如我今天写的是外来的新苏州人，即便是一位快递员，我所写的他，恐怕和一位在广东或者在东北送快递的人是不一样的，因为苏州的文化，已经开始浸润他了。苏州人的努力而不张扬，低调奋斗的苏州性格，始终弥漫在这个地方，也弥漫在我的关于苏州的作品中。

交汇点记者 徐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