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周刊荐读| 对话策展人、探班民族歌剧《二泉》、文艺新时代南京论坛

新华日报·文艺周刊（第34期）

【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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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策展人：如何创造出公众视线中的视觉盛宴

伴随着艺术展览市场的发展迭代，以及国际展览交流日益增多，当代艺术界对“策展人”的职业要求也越来越高，策展人在艺术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拥有的影响力也越来越重要。“策展人”到底在做些什么？“策展”本身的定义、价值与未来何在？《文艺周刊》特别邀请了中央美院美术馆、江苏省美术馆、南艺美术馆的几位策展人以及多位业内人士，听他们一起聊一聊“策展”的那些事儿。

立意：让每一场展览都能面对历史

“策展”并不是汉语中的原生词汇。台湾艺术评论家陆蓉之被称为“中国策展人之母”。上世纪80年代，她首先将Curator翻译成“策展人”，从此这个词走进了中国艺术界。如今，这个她花了两个晚上创造出来的词语，已然愈受重视，成为一门重要职业。

现在，翻开任何一场展览的介绍，“策展人”的名称一定列在显眼位置。实际上，“策展人”虽然在中国已经有三十余年的历史，但是相对而言还是一个新型和发展中的身份。如今，美术馆、博物馆等艺术机构中会有一批“常设策展人”，而另外一些游离于机构之外的“独立策展人”则角色更加丰富，很多艺术家、艺评人、研究学者或者画廊、艺术机构的人士都可以临时充当策展人这个角色。虽然身份指向模糊，但他们的功用却是很一致的。一项展览从概念生成到落地执行，策展人在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他们也可以被理解成高明的“厨师”，责任是以纷纭的艺术原料为对象，创造出公众视线中的视觉盛宴。

“我愿意把策展过程视作是学术研究和思考的一种视觉化呈现。”这是中央美院美术馆理论出版部主任、资深策展人红梅对策展的个人定义。近年来，她参与策展的“悲鸿生命——徐悲鸿艺术大展”“先驱之路——留法艺术家与中国现代美术”等多部重磅展览，均在全国引发了广泛反响，展出地点从中央美院走向了全国各地甚至境外。在她眼中，同样是学术研究，学者研究呈现是以论文呈现，而策展人的研究成果是以展陈来呈现。“如果你不把它当一项工作，而是把每一场展览当成自己新的学术研究与思考，这样你就会做得非常主动，非常有创造性。”

专业的学术研究与梳理、专业的展览呈现、专业的传播推广……对于策展人来说，专业性是前提，否则贻笑大方不说，还可能对公众产生误导。“对每一个展览，我都要首先让它能面对历史，担负起与历史对话的责任，这是一个大的出发点。”红梅强调，“展览的定位和立意很重要，首先还是应当具有学术性、专业性。否则，一则被社会诟病，一则被历史遗忘，等于做了无用功。不是说最后你动用了大量的媒体力量，就能够把一个展览给烘起来的。展览界不是娱乐圈。”

太过于强调展览的学术性，会不会曲高和寡？“很多人担忧，如果你架子太高了，观众会不会没有兴趣、会不会不懂？这个大可放心。”关于这一点，红梅呼吁当下的策展人群体给予观众的欣赏能力以更多的信心：观众们走进美术馆，就是希望从中得到自我的提升，心理期待就是来学习的。只不过，另一方面，对于策展人、美术馆馆长而言，你不能故意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让展览对公众摆着脸孔，这就出问题了。 “艺术为什么能慰藉所有的人类？就是因为它是对自我的尊重。由于尊重自我，所以就尊重他人。”

一方面是立意要朝高走，但是另一方面，却不妨俯下身来多接地气。红梅提醒说，作为策展人，要对展览的公教活动以及宣传方面主动而为。“抖音、微信推送、小程序，再加上纸媒、微博、网站各方面都可以进行‘海陆空’轰炸。一线城市的机场、公交广告牌以及出租车、地铁、酒店、咖啡厅以及商场等这些重要公共区域里的传播，其覆盖率以及传播力度，经过我自己参与的这几次展览，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

思维：“策展人不是挂画人”

一场艺术展览的理念生成，并不是灵光乍现的。通常而言，它需要深刻、辨证的思考，完备、严缜的论证，这是完美艺术呈现的第一步。所以，一名优秀的策展人，需要发掘艺术现象背后的事理逻辑，去爬梳资料背后的故事线，透过串联起生动的“叙事”脉络，让展览的可读性更强。

“春风化雨——原中央大学艺术系的教育实践”大展正在省美术馆陈列馆进行持续两个多月的展出。在充满年代感的展厅里，徐悲鸿、吕凤子、陈之佛、秦宣夫、吴作人、傅抱石、吕斯百等诸多熠熠生辉的名家作品一并亮相，勾勒出原国立中央大学美术专业的一段难忘岁月。这场展览，就是缘于一次概念的梳理与再生成。

年轻的策展人邹佳睿研究现当代中国美术史出身，对于上世纪的艺术史料有着一份特殊的敏感。在研究省美术馆的馆藏作品时，细心的他发现其中有不少作者与原中央大学有关联，有些是教员，有些是学生，有些是学生然后又留校任教的，其中包括许多20世纪特别重要的艺术家，譬如徐悲鸿、吕凤子、张大千等等。当时，一个念头悄然跃入了他的脑海中：“原中央大学艺术科系，难道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主线吗？”

之前，针对北平艺专、国立艺专、广州市立美术学校这些美术史上的著名学校，都曾有过专门的学术展览。因此，原中大的美术教育完全可以在利用馆藏的基础上勾连起来。而随着研究和梳理的深入，邹佳睿也让这场展览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往常专业上讨论原中大学艺术科系时，通常只会关注徐悲鸿这位大师，有时候会忽略了其他人。徐悲鸿固然很重要，但是包括像吕凤子等前辈大家，应该说是他们共同成就了这段历史。所以展览也希望能呈现这个科系比较丰富的面貌。”

正因为如此，江苏省美术馆馆长徐惠泉特别强调了一个理念：“策展人不是挂画人”。这位对策展非常关注的馆长上任以来，已经策划推动了多场重磅展览。在徐惠泉的倡导下，省美术馆尤其注重启用年轻策展人。这三年来，省美术馆有三位青年策展人连续入选了文旅部青年策展人扶持计划，在全国范围内也是少见的。去年，馆里的青年策展人陈娅一手打造的展览“现代之维：20世纪初期中国都市的审美风尚”，创意性地将充满年代味的月份牌、旗袍、油画、家具一起搬进了展厅，立体化地揭示中国都市的日常生活与审美意识上的现代化进程。开幕式上，更是以一场别致的户外旗袍秀惊艳了现场观众。

江苏省美术馆陈列馆去年开展以来，以常设展和精品临展为主，需要优秀策展人的前期介入和谋划。刚刚结束不久的“大桥记忆——南京长江大桥主题艺术作品及史料巡展”由徐惠泉担任策展，除了美术作品，现场还大量展出了当时的日常生活场景，推出了“我与大桥合个影”的观众互动。“甚至我们连配合展览而出的画册，也打破了以前的图录的模式，做成了一份精美的文献资料。这些都说明了前期策展工作的重要，能够给观众带来一种不同于以往的鉴赏效果。”徐惠泉说。

专业：每推进一步，都有新的喜悦

策展是一项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工作，也是一项系统工程。策展人虽然是展览的灵魂人物，但不是所有的工作都能独自完成的，很多环节都需要具备专业背景的人来完成，这需要强大的协调能力和团队精神，需要经过长期思考和事无巨细地落实推进。

上个月在南京艺术学院开幕的“荒木经惟·花幽”展览引发不少文艺爱好者的热追。为何想起做这位颇有争议的艺术家的展览？南艺美术馆年轻的策展人陈瑞说，“当代影像研究和当代中外文化交流是我一直关注和实践的方向，如果没有这些年来相关领域的积淀，也不可能有‘荒木经惟·花幽’展览的开花结果。”

近年来，南艺美术馆贡献了一系列重磅的国际交流展。这座高校美术馆为了迎接南艺百年校庆而建，在建馆尚不满7年的时间里，每年都保持着四五十场展览和近百场公共教育活动的频次。馆长李小山对于南艺美术馆的这支充满战斗力的策展人团队，也十分自豪。这支由四名“80后”年轻人组成的专业策展团队，为南京这座古老的城市带来了不少站在国际流行前线的展览，引发了业界关注。

南艺美术馆的策展采取项目负责制，每个策展人很快就可以独当一面。这次荒木经惟展，从与艺术家、策展人的对接，到场地的考察、主题的选定，再到布展方案的讨论与作品的落实，最后到展览的开幕布置，陈瑞都一一亲手完成。过程不可谓不漫长：日本策展人在去年就来到南艺美术馆实地考察，之后陈瑞又前后两次赴东京，进行作品的甄选点交、签订协议和纪录片摄制等工作，这些来来回回的准备过程，前后加起来有一年左右。“时间虽然漫长，但每推进一步都会收获新的喜悦，这也是策展最开心的事情。”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策展人红梅，每年都有在海外游历各大美术馆、博物馆的经历。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持续性的观察，她也对比着我们在展陈方面与国外优秀展览的差距。她认为，其中最明显的是“时间”的差距：首先是展览的筹备时间，一般国外一场优秀展览的筹备时间，可能在三到五年时长，而国内项目匆匆上马的并不少见；至于展览时长，我们知道场馆的每天场租费是很惊人的，需要真金白银往里填的，如果自己不努力争取资金支持，国内有些展览短短几天就只能草草收场了。“这两点没有技术含量，就是态度问题。”

展陈的专业化方面，我们与国外优秀展览的差距也不容忽视。红梅列举了一系列现状困境：我们投入到展陈方面的预算相对来说比较少；现场施工方面，制作物料常常不够精美；展厅整体气氛呈现上，设计师、灯光师的水平都还有待提升。“我们国内学者型策展人还是非常多的，但是绝大多数的策展人对于展陈态度是非常不专业的，也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这就降低了展览的专业性和可观赏性。上至策展人，下至施工单位，我们都有很多课需要赶紧补上。”

革新：让更多观众走进美术馆

当前，中国艺术界“策展人”面貌尚且模糊，一方面是中国策展机制还不算十分健全，优秀策展人还处于稀缺状态，一些收藏家、投资者甚至文化官员等可以随意进来插一脚，客串挂名一下策展人。而实际上，展览策划工作是一项综合、复杂而系统的工作，一般来说，当代策展人应该具备专业精神、团队精神与革新精神，其中，革新精神尤其是当前所需。

形式为内容服务，展览的新意不应当超脱于内容本身而存在。2018年，一场名为“心灵的交换”美术治疗成果作品展巡展在南京拉开帷幕。这是一场别致的展览，参展近200件作品中，除了爱心艺术家与专业艺术治疗领域老师的十余幅作品外，绝大部分是自闭症孩子和普通孩子独立完成的作品。策展人将所有作品打乱分散在展厅里，不加任何标签。本次巡展策展人高木告诉记者，“这样创新设计的初衷，就是想告诉大家，这里只有一种身份，那就是生活中充满热忱、热爱艺术的孩子。”

当然，革新不是一味的除旧布新。南京大学“缪斯基金”创始人、艺术推广人申路刚刚策划了在日本北海道举行的“黄正明教授书法艺术展”。她的个人体会是，传统书画艺术作品尊崇传统的展示方式。艺术家本身的学养、审美及专业水准等综合素养很高，他们对于自己作品的理解，也常高于一般策展人。这时，如果由艺术家本人来把控整个展览的调性和布局，未为不可。但是关于当代艺术、国际性的展览及文化交流，南京目前还比较匮乏，有待提出策展新理念。

“南京当前艺术展览相对来说形式还比较偏传统，与国际化的画廊、艺术机构的交流不是特别多。由于缺乏通道去接触到多元化的艺术家与展品，就难有把这些内容引流到南京来展出的可能。” 申路认为，这方面的发展还需要多方努力：首先是政府主管部门、艺术院系、艺术机构以及业内资源丰富的策展人，提高这方面的意识，诸方共同努力，广泛开启与海内外艺术家、艺术机构、场馆的连接；另外，由于当代艺术形式多样化的特质，展览费用经常会相对较高。比如一些大型装置艺术，因其体量和展示方式的复杂性、对于展陈空间条件等诸多方面的要求会更高，这时候不仅仅是一位策展人就可以轻易独立完成，需要有具备艺术高度的、专业化的团队力量，以及有充裕的资金支持，才能把使展览的完成度相对良好。

策展人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是艺术土壤的产物。氛围营造好了，有了源头活水，艺术展的生态才会越来越活跃。艺术氛围与艺术院校的教学体系、美术馆展览的选择、专业画廊的数量、从事创作的群体、相关研究机构以及媒体、艺术博览会、艺术区、双年展等都有直接的关系。当前一个明显现状是，南京艺术的机构体量、展览数量、展览氛围相比北京上海这些一线城市来说尚有差距。南艺美术馆策展人陈瑞就直言，“仅以双年展而言，南京目前还没有一个真正专业且具有延续性的当代艺术双年展，远不说意大利因为有威尼斯双年展和建筑双年展，每年带来多少文化影响和经济效益，国内上海双年展、广州三年展的成功，也都值得借鉴。”

“南京近年在努力提高首位度，文化首位度的提升也是非常重要的环节。”陈瑞观察到，苏州目前在当代艺术的发展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国际化的展览越来越多，很多朋友都专门去苏州看展览。南京观众的观展热情和兴趣是很高涨的，“每天展厅川流不息的人群，让我看到了观众对于优秀文化艺术的需求，能让更多的观众走进美术馆，让艺术走进他们的生活，是我们作为策展人一直努力的动力。”

 交汇点记者 顾星欣     

【繁花】 

登陆国家大剧院，江苏首部民族歌剧《二泉》紧锣密鼓排练

以苦难为歌，奏响生命的琴弦

       作为参加“国家大剧院歌剧节·2019”的9台剧目之一，登上中国最高艺术殿堂表演，《二泉》实现了所有歌剧人对中国最高舞台的向往。正因为如此，《二泉》总导演黄定山给这一轮排练定下了要求：“要把每一台重场戏在细节上‘抠住’，要把我们对这部剧越来越深的认识融入表演中，要拿出最好的水准，把阿炳的故事讲给观众们听。”

走向世界的阿炳，苦难中彰显生命深邃

世界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曾以“这样的音乐只能跪着听”来评价《二泉映月》。作为2018年国家艺术基金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文化部“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重点扶持剧目、2016年江苏省文化厅重点投入剧目，《二泉》在创排之际，对主人公阿炳的定位就十分清晰：阿炳是无锡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站在这样的文化制高点上，《二泉》选择了民族歌剧这一形式，力求把无锡元素、中国故事和国际语言融为一炉。

文艺作品要塑造人，塑造不同于其他人的“这一个”人。就《二泉》来说，如何认识、理解阿炳，抓住其精神内核，是主创团队须解决的首要问题。“阿炳被时人称为‘白相人’，‘白相’在无锡话里是‘玩’，意思是说阿炳是个游戏人生之徒，这和我们通过《二泉映月》体悟到的那颗伟大心灵之间就产生了分裂。”无锡市歌舞剧院院长厉以俐说。

如何统一？在为创作《二泉》剧本积累素材的过程中，曾担任纪录片《复兴之路》文学总执笔的国家一级编剧任卫新，在观摩无锡阿炳塑像时，一下子抓住了阿炳形象的精神内核：“这座雕塑呈现的阿炳，身躯佝偻，衣衫褴褛，形象丑陋腌臜，我认为这样的阿炳是在陈旧的阶级斗争史观影响下塑造的模式化形象。你看山西左权盲人宣传队，常年在太行山里挨个村演出，去年更是把新年音乐会办到了太行山巅，让歌声随着新年第一缕阳光照耀大地，这才是盲人艺术家们应有的形象。因此在《二泉》中，我们应展现的是一个才华横溢、潇洒俊逸、仰天而歌的阿炳，是一个在苦难中愈益彰显其心灵之广阔深邃，并将苦难升华、酿成至醇音乐的伟大艺术家。他身上难免有消极反抗人生的不良印记，但这丝毫无损于他的伟大。”

眼睛瞎了，心却亮了，作品以“二泉”象征阿炳失明但又清澈洞悉世界的两只眼睛。“命可断，琴不可断！命可暗，心可不暗！沙可变，这剑胆琴心不可变！我阿炳迸出的血是流不干的泉……”阿炳临终前的这番演唱，让一个不同于以往艺术呈现的光明凛然的阿炳，立在了舞台上。

《二泉》总导演黄定山对编剧任卫新所做的角色定位十分认同：“阿炳这样伟大的艺术家，一定不是一个苦大仇深、每天皱着眉头过日子的人，他当然也有愤懑、仇恨，但他的人生是一个在黑暗中追求光明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正如我们通过聆听《二泉映月》所感受到的，阿炳心中怀有的更多的是从苦难之中升腾起的对人类和生命的大爱。”

歌剧艺术，在分寸的刀尖上舞蹈

歌剧《二泉》以阿炳对身世的追问拉开了故事序幕。在雷尊殿道观长到十八岁的少年阿炳发现，自己口口声声喊的师父其实就是生身父亲，这背后掩藏的是自己并不光彩的私生子身世。在阿炳父亲饰演者张海庆看来，一颗幼小的心灵承载着如此扭曲畸形的身世，这构成了阿炳形象内在张力的逻辑起点，成为他的人生首先需要迈过去的一道坎儿。

“平生不做皱眉事，曲子只为会知音。自信生来有傲骨，不向人前矮三分。”茶馆中，当卖花姑娘彩娣受到纨绔恶霸们凌辱，王宏伟饰演的阿炳毫不犹豫挺身而出。人物并不光彩的出身和其潇洒俊逸、充满浩然正气的风骨，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幕也成为剧中最光彩夺目的篇章之一。

近年来为了歌剧事业放弃了很多应景性演出，歌唱家出身的王宏伟为了阿炳这个角色，下了一番狠功夫。“唱歌是一种片段式的情感抒发，一曲终了情感也就随之结束，但歌剧不同，歌唱家对每一个唱段的把握都须服从整部剧对人物的塑造，这更难，更富有挑战性，也就更有意思。”王宏伟说。此次，当排练阿炳、彩娣结为夫妇一幕时，导演黄定山的一番“抠戏”，让王宏伟对歌剧艺术有了更深刻的体悟。

剧中，当卖花姑娘彩娣主动提出愿意照料阿炳一生时，阿炳刚刚经历了一生中最大的打击——失明。此刻，一己的悲剧和时代造就的众生苦难发生碰撞，阿炳心中的激愤随之喷薄而出。一段“吃斋念佛的活活饿煞，杀人放火的享受荣华”的控诉，随着“老天爷，你塌了吧！”抵达了全剧情感宣泄的顶点。这段情绪的流泻又随着彩娣姑娘的到来陡然转换成欢快悠扬的氛围。面对彩娣的自愿献身，是拒？是迎？如何演绎好这其间的情感纠结、心理变化，导演黄定山做了一番堪称精准的推敲和把控。

王宏伟对此感到受益匪浅：“传统戏曲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角儿的艺术’，但对现代歌剧来说，光有角儿没用，你得扎扎实实地用人物的饱满生命去打动观众，你的一颦一笑，身体、神态和语言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在分寸间辗转腾挪得恰到好处，丝丝入扣地和内心的起伏保持一致，这样的表演才会具有走心的力量。”

从晚会舞台转战歌剧舞台，一路不放弃成长的王宏伟获得了肯定，他在《二泉》中的表演也得到了业界的高度认可。评论家程辉认为，王宏伟的演唱既延续了情感真挚淳朴的一贯风格，更成功地完成了角色从18岁到垂暮老去的大幅跨越，“这种跨越，不仅需要外在的年龄感和相应体态辅以表现，更需要生动体现历尽人生苍凉的渐进与困顿挣扎。在歌剧《二泉》中，他的形体能力和表演状态上的自我突破，着实是一次艺术上的脱胎换骨。”

文艺创作，“吃水深”才能“载重深”

自1945年《白毛女》在延安首演、标志民族歌剧诞生以来，歌剧这个舶来品已经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发芽，不断壮大。70多年来，《白毛女》《洪湖赤卫队》《江姐》《小二黑结婚》《刘三姐》《红珊瑚》等经典曲目，创造了中国民族歌剧的独特风格。

对民族歌剧《二泉》来说，无锡元素、中国故事和当代表达的交融构成了它的独特风格。在撰写剧本时，编剧任卫新将故事背景定位于“老民国，老无锡”，融入无锡的茶文化、紫砂文化和道教文化等，作曲家杜鸣则将锡剧、越剧、江南小调、无锡地方民歌、苏州评弹等元素融入旋律创作中。但有了这些还不足以使《二泉》成为一部真正的歌剧，导演黄定山表示，《二泉》一定要有当代表达。

《二泉》开头，导演精心设计了倒叙手法和多层时空的套叠：舞台右前方，一位置身现代时空的青年演奏家正在演奏《二泉映月》，琴声低回婉转，引人遐思，他的思绪随之回溯到50年代，从北京来的教授用录音机为阿炳记录这首传世名曲的时刻。伴着盲杖敲打地面的摸索声，50年代的阿炳一身长衫，出现在舞台上，兀自演奏起了《二泉映月》，他于是又回想起少年时期生活在雷尊殿的日子……黄定山介绍，通过这样在不同时空之间的穿梭，叙事避免了平铺直叙的单调，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现代观众的沉浸感和代入感。这便是民族歌剧的当代语言。

《二泉》是无锡市歌舞剧院近20年来创排的首部原创民族歌剧。和王宏伟、龚爽、黄定山这样的优秀“外援”搭档，该院的青年力量也得到了很好的历练和成长。

“每一次排练，王宏伟老师都会准时甚至提前来到排练厅，还有黄导演一遍一遍不厌其烦的‘抠戏’，前辈们的敬业精神特别让我们青年演员钦佩。这些优秀的歌剧人教会我们，要想演得好，就要真听、真看、真感受，表演讲究悟性也需要努力；演歌剧不是要把旋律唱得多么漂亮，而是要用心理解人物的命运，要‘成为’角色而不是饰演角色。这次和前辈们合作《二泉》，让我对未来的职业生涯有了更多的期待，我愿意把歌剧作为毕生追求的梦想，为民族歌剧的发展尽一份力量。”饰演阿炳生母的青年歌唱演员龚燕说。

对当代文艺工作者来说，伟大的民间音乐家阿炳对待创作的态度无疑是一堂发人深思的艺术课。

编剧任卫新认为，艺术是伟大的心灵对他的生命进行提纯的产物，“吃水多深，载重就有多深，你的创作能抵达怎样的深度，取决于你对生活的理解的有多深。”王宏伟认为，阿炳的一生深刻地诠释了“音乐即人生”的道理，对艺术家来说，每一次苦难和挫折都可能孕育精神的丰饶，以生命为歌，反映平凡人的喜怒哀乐，艺术才会有流传百世依然打动人心的魅力。

交汇点记者 冯圆芳  吴俊 摄

【艺评】 

新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新文艺

新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新文艺？14日，在南京市委宣传部、省文联联合主办，南京市文联、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承办的“文艺新时代·南京论坛”上，全国文艺名家围绕“习近平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阐释”、“主旋律创作研讨”、“以网剧为例，探讨网络文艺的价值导向”、“文艺创作与当代传播”四个专题展开了新时代文艺创作的研讨交流。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下，必须以一种崭新的视域来审视中国文艺。

 文艺创作对接当下新时代

 “进入新时代，中国不仅向世界提供产品，还对外输出我们的文化、思想概念、发展理念，输出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这个是特别了不起的一个变化。那么我们究竟拿什么样的文艺作品与世界对话？”在《解放军报》文艺评论家主编傅逸尘看来，新时代对中国的文艺创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文艺作品要从宏大叙事转向个体经验，关照个体感受。另一方面，文艺创作必须跟上时代和民族发展的脚步,从《战狼》等“爆款”的出现来看，观众亟需家国情怀的“中国表达”,写出带有大国气象、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的文学文本。

讴歌新时代，讴歌人民英雄，是文艺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谈到英雄和历史的关系、英雄和人民的关系，以及如何让英雄在作品中丰富立体地呈现等话题时，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李掖平指出，红色文化的当代激活，要警惕高大全式的拔高和虚夸，反对标签化的张贴，“要高度重视文艺的原创性，创作者必须连通个人生命体验和广大民众理想心愿之间的共同点，最大限度地在个人观察和时代社会重大命题之间找到一个最好的平衡点。”

   科技题材大量进入文艺创作领域，眼下已成为现实主义题材创作的一个新的突破口。“科学家和科学事业之间的关系，就好比跳高运动员和跳高架子，运动员要不断挑战新的高度，不断去面对可能的失败。科学家追求的事业极为遥远，个体的生命又太脆弱，从这一个角度看，它是一个‘悲剧’，却可以催人奋进，发生积极的力量。”在上海市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胡晓军看来，科技题材的逐渐进入，能够为当代中国现实主义题材创作注入能量和底气。

主旋律创作是一种主流价值观的表达，载体是文艺作品，不能简单图解，作品的艺术性同样重要。“如果主流文化得不到年轻人的呼应，那么主流文化最终会被边缘化。”最近，一部原创革命历史题材舞剧《永不消失的电波》在上海受到年轻观众的追捧，让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导张智华感触颇深。在他看来，新文艺时代，要有新的文艺样式。这一代年轻人的价值观、审美观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文艺作品要想征服年轻观众，必须重视审美迭代，从思想、话语体系、语言风格等方面跟上时代的发展。

新媒介催生新的文艺类型

新媒介、大数据、智能化……技术高速发达的时代，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当代文艺的生产、传播和接受情境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媒介有这么强大的意识，谈恋爱离开手机一小时就会出现问题。从文学创作方面来看，晋江网现在一天要产生750部文学作品，每三秒钟就有一篇文章发表，今后拍一部电影，有可能演员演出十分钟就够了，剩下的由智能机器人完成。”东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廷信认为，新媒介给当下社会每一个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提供了无限空间，“可以说现在是一个想象力爆发的时代，文学艺术创作和文学艺术传播要正视这一点，并有效利用这个机遇。”

“最近有一本书《武汉长江大桥》，它不是报告文学，是把这个桥所有的文献、信件、图纸、照片、新闻全部整合到一起的多媒体版本。”在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院副院长陈卫星看来，新媒介的改变，让新时代的文艺作品面临更多元化受众的挑战，而这个挑战不是形成对抗性关系，而是形成对话性关系。他认为，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文化积累最深厚的地方，在这方面应该有所作为。

  与会专家指出，从文艺生产的角度而言，网络时代人人都可能是艺术家或评论家；从传播角度而言，文学作品的传播平台、途径和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今天的许多文艺作品通过微信、微博等新媒体或社交平台传播；从接受角度而言，今天的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也多是通过新媒体以及各种社交媒介接触和了解文艺作品。专家认为，新的媒介必将催生新的文艺类型和表达方式。

重塑网络文艺审美价值

  以网剧为代表的网络文艺作为此次“文艺新时代南京论坛”的议题之一，走进了主流文艺圈层的关注视野。

 北师大教授、中国文化网络传播研究会副会长张智华说，近四年来，平均每年新播网络剧与新播电视剧的数量旗鼓相当。随着更多资本的介入，网络自制剧的综合品质在不断提升，逐渐从“边缘剧”向“主流剧”发展和靠拢。统计显示，截至2018年12月，我国共有网民8.29亿，张智华认为，在这一基础上，中国网剧未来的发展将大有可为。

 一方面，网剧以赶超电视剧之势迅猛发展，制作出的剧集一改早几年先电视台播放、后上网播放的顺序，而变为先网后台。另一方面，相比传统电视剧的层层审核制度，网剧因为缺乏相应的监管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令人堪忧。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戴清举例说，2018年度优秀网剧评选活动，最终入选的优秀网剧有一半是青春爱情题材剧，如《忽而今夏》《最好的我们》等，尽管这些网剧传递的青春文化、励志文化有着积极向主流文化靠拢的正面价值导向，但剧集内容仍然比较轻浅，远离生活，叙事模式化，与主流价值观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另外，一些涉案网剧如《白夜追凶》《无证之罪》等，虽以精良制作著称，却存在渲染暴力、画面血腥等分寸问题。还有2018年最红爆款《延禧攻略》，虽然在宣传中，不断打出尊重传统文化、推广非遗的招牌，却难掩其剧情隐含的权力崇拜、权谋文化观、庸俗成功学等非正面价值观。并且这一类网剧由于过度抬升了娱乐化、游戏化，而使其教育、审美功能下降。 对于这一现状，上海大学电影学院教授刘海波建议，国家有关管理部门应统一审核标准，建立网剧分级制、注册制，以避免网络走入三俗路线，而对青少年网友产生不良影响。

交汇点记者 陈洁 高丽平

【新潮】 

不可战胜的夏天

文|阿野

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走进了彼得堡一家破旧的小酒馆。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酩酊大醉、穷困潦倒的小公务员马尔梅拉多夫，歇斯底里地向年轻人倾诉了自己的悲惨生活：患痨病的妻子，忍饥挨饿的一家老小，为了养家被迫出卖肉体的大女儿……最后，这穷途末路之徒，守着一堆空酒瓶（这是他唯一的陪伴），对着眼前这些吵嚷的、脸上流露出讥诮神情的看客们，发出了绝望者在毁灭之前最后的呼喊：

“一个人必须有条路可走啊！”

这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一幕。距离初读这部作品，已经过去了十年，十年间的经历和阅读，不断地生成着我对《罪与罚》的新理解。它当然涉及很多宏大的议题，青年问题、对东正教的再审视、对农奴制统治下贫民悲惨生活的揭示，等等，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小说的社会历史意义在普通读者心中被逐渐剥离，反倒是书中对苦难的书写，静水流深地启示着我对待生命的态度。

陀氏小说是一部部“苦难之书”。即使面对马尔梅拉多夫这样的小人物，陀氏依然慷慨地允许他们敞开心灵，让苦难被讲述。在陀氏这里，苦难当然是一种被动领受的负面境遇，但也可以是个体主动寻求的结果——索菲娅为养家自愿献身，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自首受难，地主斯维德里盖洛夫的开枪自杀，都是人物主动发出的对沉重而非轻盈的追求。这正是陀氏小说使我着迷的地方：人物追求的并非香软优渥的生活，这不是他们所理解的幸福，有意义的快乐一定来自对逆境的主动担当。就连马尔梅拉多夫也会发出呼喊：

“你是不是认为，这半俄升酒让我喝出了快乐？我渴求的不是欢乐，而是悲痛和眼泪！”

苦难当然是不幸的，但正是在苦难中，一种更加迷人的光辉冉冉升起。它不是来自粗浅的乐观主义，而是借由苦难，人们在短暂的生命中，体验到了更磅礴、更深刻、更有力度的东西，至高无上的欢乐，堕至深渊的痛苦，乃至困顿、流离、绝望和眼泪，在使人痛苦的同时，也无比坚硬地宣示了“生”这一鲜活、粗粝而确切的事实。逆境使生而为人的本质力量得到了最好的确认。陀氏借书中人物之口说出了自己的生命观：苦难里也有幸福。

苦难里也有幸福，这是多么睿智的言语！自此，不论遇到怎样的逆境，只要想到这句话，我的心中就会升起力量。因为我懂得，幸福是一个多维度的充满辩证意味的概念。它不等同于欢乐，而是一门关于如何与失败、灾难、疾病甚至死亡相处的哲学。

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常常让我困惑。

在许多人心中，幸福意味着拥有完美的人生，这需要同时满足事业有成、家庭美满、生活富裕、身体健康、子孙满堂等多个必要不充分条件，似乎只有在一张列满各类硬性条件的“幸福自测量表”中打满对勾，一个人才算是获得了通往幸福的入场券。而那些没能在量表上打满对勾的人们，不论是在别人眼里，还是在他们自己心中，似乎都不够资格领受那闪闪发光的幸福。

这样的生命观使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花费大量精力在追求所谓的幸福上：更宽敞的房子，更优秀的孩子，更多的奢侈品，更令人歆羡的配偶……无处不在的媒介更塑造着我们对“幸福”的信念。这本无可厚非，但当真正的灾难来临，我们对肤浅的幸福的追求，便凸显出其不正义的一面——

例如，当三十名消防队员牺牲于凉山的熊熊火光，当这群八零、九零甚至零零后的年轻人勇敢地承担起本不该他们承受的命运，我们对浅薄幸福的追求不禁显得那样可笑。他们踏上既定命运之时，慨然、笃定，宛若雄立于奥林波斯山上的众神。这是怎样伟大的勇气！又是何等的悲剧！这灾难，令我震悚，令我觳觫，更令我汗颜。

我们要主动地追求苦难吗？并不是，而是我们要拥有一颗博大的心，尽可能地贴近一座座心房，倾听他们的欢乐，读懂那些滚烫的泪水里流淌的欢乐和忧愁。我们要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不是追求活得更好，而是获得更多，不仅活在自己的生命里，也活在成千上万个人的生命里。于是他听见了“在冬天里把自己冻成了一根冰棍”的穷人的呼号，他看见了俄罗斯大地上无数有关贫穷和尊严的故事，于是他写下他们的故事，让后来者的我们听到，然后一同为之颤栗。

奥地利诗人里尔克曾谈起诗歌创作的关捩。他说诗是经验，为了作出一句诗，首先必须看过无数城市、人群和事物，必须熟识动物，谙知鸟怎样展翅飞翔，花怎样在凌晨开放，以及女人分娩时的叫喊，必须和死者亲近过，在死者身畔陪坐，听断续的声响从开着的窗外传来——唯有经历了这一切，才有可能写出一句好诗。

所以，我们也就懂得了西绪弗斯的快乐：日复一日地推石上山，在反抗荒诞宿命的过程中，他变得比石头更坚强。这是否也是幸福？

耳边，加缪的话语又传来：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

编辑: 陈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