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半年的淮安黄岗遗址发掘已经进入尾声,出土的数吨陶片也许需要多年的修复和整理,研究工作也才刚刚起步。虽然还有太多的文化密码尚待破解,但是在去年12月19日的全国专家论证会以及12月28日江苏省考古学会年会上,淮安黄岗遗址都被作为2018年的重大考古发现,它不仅丰富了淮河中下游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而且大大提升了淮河流域在构建中华早期文明中的地位。
2018年12月30日,淮安市清江浦区徐杨乡黄岗村,站在平地看地下五六米的考古工地,40余座考古探方自北向南狭长排列,场面壮观。
去年上半年,淮安高铁新区水系调整工程茭陵一站引河段新开挖河道时,发现了这处深埋在地下的文化遗址。这里距大名鼎鼎但争议很大的青莲岗遗址只有20公里,黄岗遗址会不会是解开青莲岗文化之谜的一把钥匙?南京博物院和淮安市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考古队随即进场,对遗址在河道内的5000平方米进行科学发掘。
发掘表明,这是一处距今约7000年至6000年的文化遗址,先民们在这里制陶、捕鱼、打猎、采集食物,其中早期的红陶釜、鼎、陶拍和陶支脚等器物组合,与青莲岗遗址发现的器物基本一致,并且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这一发现让沉寂了40余年的青莲岗文化“复活”了。
青莲岗遗址发现于上世纪50年代初,轰动一时。由于遗址核心区因取土肥田而被破坏,“青莲岗文化”虽获命名,但文化面貌并不清晰。当时中国新石器考古刚刚起步,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还没有被清晰认知并命名,南京博物院的纪仲庆先生提出了青莲岗文化的基本内涵,并将之分为江南、江北的不同类型,认为其覆盖了浙北、江苏和鲁南地区。然而随着考古学的发展,马家浜、崧泽、北辛、大汶口等新石器文化类型纷纷“独立”,青莲岗文化则因被“蚕食”进而被怀疑甚至彻底否定。当年提出“青莲岗文化”命名的南博考古部原主任纪仲庆回忆1974年召开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期学术研讨会上的情形豁达一笑:“当时我是孤军奋战,大败而归。”
“陶釜是黄岗先民最主要的炊器,那些带4个銴(注:类似于把手)或带腰檐的圜底釜,以及蘑菇头或猪首形的陶支脚(用来支釜烧饭),还有带纹饰或戳孔的陶拍等,与青莲岗所出如出一辙”,黄岗遗址考古现场负责人甘恢元告诉记者,“碳14测年表明,距今7100年至6500年间,先民们在黄岗遗址生活了600年左右随后离开,数百年之后,又一批人来到了这里,他们生活的主体年代在距今6000年前后。”
不仅如此,更多的证据支撑着青莲岗文化的空间分布。2018年上半年,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在淮安、盐城进行考古调查,淮安的凤凰墩、西韩庄、茭陵集、山头、严码以及阜宁梨园遗址与后来发掘的黄岗遗址同属青莲岗文化,均分布于淮河下游一线。
如果把视野放得更宽广,就会发现淮河流域有一条清晰的史前文化廊道。南博考古所所长林留根告诉记者,淮河在古代位列“四渎”,是中国最重要的河流之一。淮河流域地处南北分界线,学术界以往认为这里主要受长江、黄河两条大河孕育的文明所影响,黄岗遗址的发现不仅丰富和完善了淮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谱系,进一步证明淮河流域不仅是一个文化大熔炉,而且存在着自成谱系和发展序列的淮系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主要源头之一。
黄岗遗址上的发现使考古学家基本厘清了淮河故道沿线距今7000至5500年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框架。研究表明,黄岗遗址所代表的青莲岗文化源自西边淮河支流古濉河流域距今8500——8000年前的宿迁顺山集文化,并且与淮河中游的安徽石山孜遗址、双墩遗址、侯家寨遗址,以及我省高邮的龙虬庄遗址,山东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有紧密联系。大约5000年前,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与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在这里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与融合,分别占据了淮河南北,此后龙山文化顺势南下,占据了整个淮河故道。再加上淮河上游不少于8000年的贾湖文化和裴李岗文化,淮河流域早期文明的源流与脉络已日渐清晰。
在12月19日的专家论证会上,来自江、浙、沪、皖和国家博物馆的考古学家们向90岁的纪仲庆先生献上鲜花,祝贺青莲岗文化重回新石器考古学中心视野。上海博物馆考古部原主任宋建表示,7000年前至6000年前淮河故道流域的新石器遗存具有鲜明特色,虽然其时空范围和内涵还有待界定和研究,但是青莲岗文化的真实面貌已经初露真容。
黄岗遗址位于苏北黄泛区,从宋朝至晚清,黄河带来的泥沙年复一年地覆盖堆积,把这里的远古文化遗存完整地掩埋在地下。从地层出土的陶器、骨器和动物骨骼中,考古学家们可以大致复原先民们上千年的生活状态。
作为日用品,陶器不仅有鲜明的文化特征,而且演变较快,它像是一把刻度更细的尺子,帮助考古学家断代。黄岗遗址最早期的陶器是一种外红内黑的陶釜,考古队员闫龙告诉记者,先民们在制作这种陶器时,往往在泥料中加入蚌壳或植物粉末,使之烧制时不易变形或开裂。制陶时,氧气充足烧成红陶,氧气不足则烧成黑陶,据推测,先民们趁着红陶刚烧成时,将高温的陶釜填满植物末后倒扣,黑烟里的炭粒子填进粗糙的器表缝隙,使之变得更加光滑。
釜可以看作是锅,釜有了三足就变成了鼎。从釜到鼎的演变是史前文明发展的重大事件。黄岗遗址最早的先民们用主要用陶支脚支起釜来做饭,那里的陶支脚多种多样,有的做成弯曲的柱状,有的顶部被做成一个“蘑菇头”,还有的则被做成猪首的形状,表现出先民们在实用性之外的审美追求。
有了审美就会有艺术品,那时的艺术简单而原始。在一块红烧土上残留着先民们刻划出的大半个人脸,很像现在的儿童画,扁圆的脸上有一对圆眼睛,两道弯曲下垂的曲线勾勒出鼻子,嘴巴里咬合的牙齿被画成尖尖的三角形,脸颊上还有三角形的印记,似乎是纹面。另外两只泥塑的人面只有半个巴掌大,先民们用树枝一戳就是两只圆圆的眼睛,一划就是咧开的嘴巴,手指一抿就捏出鼓起的鼻梁,这样的人面有种呆萌的喜感,也带着人类童年所特有的稚拙。
音乐同样受到先民的钟爱,遗址中出土了一只红陶埙,形状像一只大号的橄榄,用两只手捏住略显得小,它的正面有三只小孔,背面有一只小孔,口部虽有残缺,但仍然可以吹响,来自远古的声音苍茫而神秘,也许古人在劳作的闲暇时,在夜晚的篝火旁或是祭神的仪式上,会用它奏出简单的旋律,吹响心底的情感与祈盼。
在遗址中,还出土了陶制的纺轮和网坠。纺轮是一种中心有孔的陶片,插上一根木棍就可以利用旋转的力量把植物纤维拧成一根线,用骨针穿上线,先民们可以缝制衣物。而陶制的网坠则可以加快渔网下沉的速度,便于捕捉到更多的鱼。
鱼类是当时人们重要的食物来源,遗址中出土了鲢鱼脊椎骨做成的饰物、鲇鱼的锯齿形牙齿、长着光滑圆形牙齿的青鱼颌骨,还有鲈鱼的腮盖骨,其直径超过10厘米,照此推测这只鲈鱼生前的重量有可能达上百斤。专家鉴定后认为,这是一种生活在近海处的花鲈,在繁殖期洄游到河中产卵,因此在六七千年前,黄岗一带有可能离海不远。
除了鱼类,地层中还出土了麋鹿、梅花鹿、水牛、猪和狗的骨骼或角,它们也被列入了先民们的食谱中,有些骨骼还被制成了骨簪、饰物和箭簇,箭头有圆锥形和双翼形,被打磨得十分尖锐,可以想像借助弓的弹射力,它们可以深深扎入猎物的身体中。
不过考古发现的箭簇和网坠的数量都不多,而且动物牙齿磨损较重,这表明它们死亡时普遍年龄比较大,因此专家推测当时的物产丰富,先民们食物比较充足,不需要在捕鱼和狩猎上花费太多精力,动物们也可以长得比较大,活得比较久。
然而六七千年的生活并非田园牧歌式的轻松祥和。考古中最让人揪心的发现来自两只倒扣的直筒罐和一只陶钵,每只陶器里盛放着一个胎儿的骸骨。远古社会婴儿的死亡率高,出生的婴儿夭折后会被大人放进陶罐埋葬,这种葬俗被称为瓮棺葬,在中国各地的考古遗址中较为常见,但黄岗遗址瓮棺葬却很特别,陶器中装的不是婴儿而是只有三四个月的胎儿,它们是因为流产还是其他原因而死亡?他们的母亲是否幸存?大人们带着司空见惯的淡漠还是依依不舍的泪水把他们埋在地下?没有答案却让人记挂。
考古发掘往往是一个发现带出更多谜团的过程。黄岗遗址“复活”了青莲岗文化,但其本身还有太多的谜团等待破解。
国家博物馆考古部馆员庄丽娜曾主持过泗洪韩井遗址的考古发掘,韩井遗址属于顺山集文化,在那里发现了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水稻田遗迹。她在专家论证会上表示,距今六七千年前,中国的稻种驯化和稻作技术已趋向成熟,早期人类文明总是邻水而居,黄岗遗址上又有河流遗迹穿越探方,但是目前没有发现稻田遗迹,石斧、石锛等石器工具也不多,那么黄岗遗址的先民们种水稻或其他农作物吗?如果种的话它们在人们的食物中占多大比重?种植业与采集、狩猎在当时社会经济中哪个占比重更大?这些都需要更多的考古证据,比如对地层中的土壤进行浮选寻找炭化的稻粒。农业被誉为人类发展的一次革命,了解黄岗遗址的农业水平有助于我们判断其社会发达程度。
同样未被发现的还有黄岗遗址的墓葬区,随葬品的组合可以帮我们进一步判断其文化类型,随葬品的多少可以判断当时社会的贫富差距,进而了解是否出现阶级分化。
遗址中出土了一批鹿角靴形器,它们的长度、粗细都和人的手指差不多。这种器物的内侧保持着鹿角的浑圆,外侧则被打磨平,似乎可以贴合或绑缚在什么物品的上面。这种器物在淮河流域发现较多,黄河和长江流域也有发现,时间则贯穿整个新石器时代,从形状和硬度上来看,鹿角靴形器可以实现勾、刮、刨、切割等多种功能,但是它的用途则一直不为考古学家所知。
在黄岗遗址的晚期地层中,考古专家意外发现了刻纹白陶圈足盘的残片。这种白陶产自长江流域的湖南地区,却千里迢迢来到淮河下游,在6000年前的交通条件下,堪称一只陶器的奇幻旅程,它在黄岗遗址的先民中间,是稀罕珍贵的“舶来品”。以今天的眼光看,新石器时代一片蛮荒,似乎一切都很落后,但是考古表明,五六千年前在中国大地上已经有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尖底瓶可以出现在长江以南张家港东山村崧泽文化遗址,不同文化类型的遗址中出土的文物经常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黄岗遗址出土的湖南白陶,在相近的时间内也出现在环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中,但是这种白陶沿着什么样的线路如何从长江中游被运输到淮河下游,则有待更多的考古“大数据”加以证明。
在距今6000年左右,黄岗遗址上的先民们开始在陶器上描绘黑色和红色的彩绘,有太阳纹、水波纹以及几何纹,被发现的彩绘中,最为奔放的是一个跳舞的人,他两腿弯曲着向前迈步,似乎在用力蹬踏着大地,而身体和脸则扭向后方,一只胳膊弯曲着指向天空,另一只胳膊则弯曲着指向大地,整个人物形象有一种活泼而富有韵律的动感,让人过目不忘。从画得过长的上肢来看,他的手中似乎拿着前部分叉的器物,这是否提示这个人正在参加某种仪式活动?同样没有人能回答。
在遗址的南部,文化地层中夹杂着很多层黑色的淤泥,这表明遗址周边的水位变化频繁,曾多次上演水进人退、水退人进的场景,而在6500年前后,人们曾离开过这里,很久很久以后,才又有人在此定居。从器物演变来看,新来者很可能并不是原住者的后裔,在此定居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也全部离开了这片家园,原因是什么?战争、瘟疫还是自然灾害?令人无限遐想。
也许这些谜团的答案仍然深埋地下。甘恢元告诉记者,发掘区位于黄岗遗址的边缘,而它的核心区位于发掘区的东边,面积达5万平方米。根据规划,那里将建设一所学校,在论证会上,与会专家呼吁修改规划,对黄岗遗址核心区加以保护。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说:“那里有更多的人类活动遗迹,隐藏着更多的历史故事。”
交汇点记者 王宏伟
编辑: 陈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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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祖
标题少了一个“年”字
远古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