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周刊 | 大运河：一条流光溢彩的“文学之河”

从周敬王三十四年(公元前486)吴国开挖邗沟算起，大运河已流淌了2503年。在漫长的岁月里，它早已不仅仅是沟通南北的交通动脉，更是一部厚厚的“百科全书”。文学、戏曲、曲艺、民俗、非遗……大运河塑造了丰富多样的璀璨文化。很多我们熟悉的诗词歌赋、小说散文，正是诞生于大运河之上。无怪乎有人将大运河比作一条流光溢彩的“文学之河”。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很多中国人都会背诵。在日本，《枫桥夜泊》也享有极高的知名度，100多年前就被编入了教科书，清代国学大师俞樾在《新修寒山寺记》中说：“凡日本文墨之士咸造庐来见，见则往往言及寒山寺，且言其国三尺之童，无不能诵是诗者”，可见3岁的日本孩童都能将《枫桥夜泊》倒背如流。  

《枫桥夜泊》诗碑

《枫桥夜泊》正是作于大运河上。唐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刚刚进士及第的张继随着惊慌失措的逃难人群来到江南。客居苏州的日子里，无法排遣乡愁的他，僵卧在运河的孤舟上，对着江枫渔火，写下了这首惆怅的诗。

如今，来到苏州的枫桥景区，你能看到，古老的枫桥就毗邻着寒山寺。钟声流连，已不见当初的夜晚，但涛声依旧，枫桥下的运河水汨汨流淌，诉说千年的风霜。

中国大运河河道总长度约2700公里，江苏段大运河总计达到690公里，大运河申遗确定的58处遗产点分布在27座城市，江苏省以6个城市拥有7个遗产区、28处遗产点入选，成为运河遗产资源最密集的省份。

古往今来，大运河上诞生的诗篇何止“船载斗量”，其中很多就与江苏有密切的关联。

隋炀帝

2013年4月，隋炀帝陵在扬州市邗江区西湖镇一处房地产项目工地上重见天日。这位富有争议的帝王，一生都与大运河牵扯：他决策了大运河的开凿，最终死在了隋唐时期大运河的交通中心——江都（扬州）。传说，隋炀帝也是位文学爱好者，“炀帝凿汴河，自制水调歌”，在“三幸江都”的过程中，他写下了著名的《水调》，在运河龙舟上留下了“步缓知无力，脸曼动余娇”、“轻身赵皇后，歌曲李夫人”等诗句，从诗风上看，隋炀帝深受南朝浮艳文风影响。

历史上的隋炀帝是暴虐昏君的代表，开通大运河、到江都看琼花，是其“罪状”之一。唐代，众多诗人对隋炀帝“开河”之举提出批评。白居易在《隋堤柳》中写道：“海内财力此时竭，舟中歌笑何日休。上荒下困势不久，宗社之危如缀旒”，认为隋炀帝开凿运河，是最终导致其亡国的重要原因。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大运河在沟通南北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不管其原始动机如何，客观上隋炀帝做出了一个使后世长久受益的战略决策。诗人皮日休用诗词为隋炀帝“抱不平”：“尽道隋亡为此河， 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 共禹论功不较多”（《汴河怀古》），他认为如果没有大规模乘龙舟巡幸江都的扰民之举，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功绩，简直可以和大禹治水相提并论。

隋唐时期是中国大运河的第一次沟通阶段，相继开通、疏浚的汴河、通济渠、山阳渎、江南运河，在相距遥远的江南地区和唐朝政治中心洛阳、长安之间，架起了快捷的交通网络。唐宋人往来两地，更愿意选择便利的水路。

往来于运河上的，有踌躇满志的赶考举子，有春风得意的上任官员，有行走四方的商贾巨富，也有落拓寂寥的失意文人。他们追逐自己的理想，希冀改变命运。身边携带的，除了行李，还有一份乡愁。这可能是远离故土亲朋的异地之愁，可能是居无定所的漂泊之愁，也可能是近乡情怯的忐忑之愁。

以《黄鹤楼》闻名的诗人崔颢是汴梁（开封）人，早年到长安赶考，中进士后漫游大江南北近20年。有一次，他坐船回乡，由今江苏境内的淮河转入汴河，距离故乡越近，思乡之情越浓，心情也越畅快，他在《晚入汴水》中写道：“昨晚南行楚，今朝北泝河。客愁能几日？乡路渐无多。晴景摇津树，春风起棹歌。长淮亦已尽，宁复畏潮波”，长长的淮河终于走到了尽头，不定的波涛也不再让人畏惧，因为故乡就在眼前。  

另一位唐代诗人韦建只留下两首诗传世，其中之一的《泊舟盱眙》描绘大运河畔江苏小城盱眙的景色，诗中寄寓的“羁旅情”与《枫桥夜泊》有异曲同工之妙：“泊舟淮水次，霜降夕流清。夜久潮侵岸，天寒月近城。平沙依雁宿，候馆听鸡鸣。乡国云霄外，谁堪羁旅情。”

王安石

宋代文学家王安石七言绝句的《泊船瓜洲》脍炙人口，这也是一首作于运河之上的思乡诗。王安石生于江西临川，但早在景祐四年（1037年），17岁的他就随父亲王益定居江宁（南京），金陵遂成他的第二故乡。

熙宁八年（1075），王安石再次被朝廷起用。当时，从江宁前往汴京（开封），可以渡长江由陆路北去。但王安石却选择乘船。他先沿长江东去，在京口（镇江）渡江至瓜洲，再转入四通八达的运河水系，一路风帆直抵汴京。如果宋代也有高德地图，导航会提示这条路虽然路程更多，但速度最快，用时最少，所乘坐的交通工具也最舒适。

在停留瓜洲即将进入运河前，王安石写到：“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诗句中，有对自己政治命运出现转机的兴奋和期望，也有对故土南京的留恋和不舍。

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送别”是古诗词中的重要题材。折柳长亭，古人会在“长亭外，古道边”送别亲友，也会在大运河边与乘船远行的好友挥别，写下满含离别之情的诗作。在运河边，崔颢写下《维扬送友还苏州》：“长安南下几程途，得到邗沟吊绿芜。渚畔鲈鱼舟上钓，羡君归老向东吴”，这位老友乘船，由扬州回苏州终老，崔颢对他“渚畔鲈鱼舟上钓”的退居生活好生羡慕。

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由于乌台诗案的牵扯，苏辙遭贬为监筠州（江西高安）盐酒税。他顺运河南下，途径老友秦观的故乡高邮。秦观早已等候在运河边。盘桓数日，两位诗人依依惜别。细雨中，苏辙赠给友人三首《高邮别秦观》，“蒙蒙春雨湿邗沟，蓬底安眠画拥裘。知有故人家在此，速将诗卷洗闲愁”，水上流淌出的诗句，负载着诗人的萧索离愁和对友人的眷恋。

古代的大运河是怎样的面貌？漕运如何高速运转？运河两岸的人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这些问题，可以从枯燥的史料中寻找答案，也可由古人的诗歌来还原。

北宋诗人王禹偁出生于运河边，他的很多诗篇是宋代运河生活的真实写照。他这样描绘自己沿运河前往苏州上任的情形：“移任长洲县，扁舟兴有余。篷高时见月，棹稳不妨书。雨碧芦枝亚，霜红蓼穗疏。此行纡墨绶，不是为鲈鱼”；他看到了运河上漕船往来，舳舻相接的景象：“江南江北连王畿，漕船帆樯去似飞”。

诗人们还用大量笔墨记录了船行运河的亲眼所见，以及古运河两岸的美丽风景。

明代诗人钱允治在《茱萸湾》中写道：“茱萸湾头雨乍晴，广陵城北田方耕。小艇出港白衣湿，高楼开窗玉腕横。细草漠漠天际远，一水漾漾船边清。客来空举旧时话，岸上垂杨蝉忽鸣”，展开了一幅静美动人的水乡画卷。

明代杨士奇《发淮安》：“岸蓼疏红水荇青，茨菰花白小如萍，双鬟短袖惭人见，背立船头自采菱”，蓼草淡红，荇草青青，运河女儿羞涩可人，船头采菱，清新静谧的苏北运河生活图景跃然纸上。

对社会现实有着沉重思考的清代诗人龚自珍，用诗句记录自己亲眼所见的漕运景况：“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穈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

除了诗，在宋词中也有大量描写运河的内容。

宋代词人柳永生平怀才不遇，将失意寄托在悠游之中。他曾在泗州、扬州、苏州等运河城市驻足流连。“扬州曾是追游地，酒台花径仍存。凤箫依旧月中闻”，这是柳永晚年对运河重镇扬州的追忆；“一叶扁舟轻帆卷。暂泊楚江南岸。孤城暮角，引胡笳怨。水茫茫，平沙雁、旋惊散。烟敛寒林簇，画屏展”，这首典型的羁旅行役之词作于泗州，生动描绘了这座运河城市的景色。

泗州位于今江苏盱眙境内，扼守大运河由淮河入汴河的南端口岸。大运河曾给古泗州带来千年繁华，船舶如流，商贾蚁集。可惜的是，康熙十九年（1680年），黄河夺汴入淮，泗州城遭没顶之灾，被淹没在洪泽湖水下330多年。

大运河不仅是中国古代帝王掌控南北的水道枢纽，也是承载普通人寻常生活的“背景舞台”。翻开古代的话本、杂剧、小说，你能看到大运河频频出现，推动着故事情节的演进和发展。

并称为四大名著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与大运河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大运河荀德麟认为，这四部古典名著，其实都是诞生于运河城市。

《三国演义》的罗贯中出生于山西太原，但早年就远走江南，生活在大运河边的杭州、苏州等地，有学者指出，罗贯中是在大运河边的淮安完成了《三国演义》。

施耐庵对“运河之都”淮安非常熟悉，他将《水浒传》的故事完结于大运河边，征方腊归来的宋江被封为“楚州安抚使”，死后葬于楚州城外的“蓼儿洼”。

淮安吴承恩故居

《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来自运河边的楚州（楚州是淮安的古称），有研究者考证，《西游记》中保留了大量的古淮安方言。

康熙五十四年（1715），《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生于南京。在他很小时，就曾沿京杭大运河往来于北京和南京之间。《红楼梦》中频频出现大运河的身影，全书开篇始于苏州城外运河边的阊门，结束于宝玉出家。穿一件大红猩猩毡斗篷的宝玉在毗陵驿拜别父亲贾政，其地点就在常州老西门古运河北岸。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中，也有大量和大运河相关的故事。冯梦龙的“三言”中，《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等故事有大量情节发生在运河之上。

近现代文学史上，也出现了很多表现大运河生活的优秀作品。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反映了江南运河沿岸农民“丰收成灾”的悲惨命运，以及农村急遽破产的现实。

出生在运河边的作家汪曾祺

生于江苏高邮的汪曾祺是喝着运河水长大的，他在散文《我的家乡》中回忆：“我的家乡高邮在京杭大运河的下面，我小时候常常到运河堤上去玩”；“我们看船。运河里有大船。上水的船多撑篙。弄船的脱光了上身，使劲把篙子梢头顶在肩窝处，在船侧窄窄的舷板上，从船头一步一步走向船尾”。大运河塑造了这位著名作家的性格，给他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童年记忆，也给他其后的创作打上深深烙印。

本报记者 于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