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图书馆馆长程章灿谈《江苏文库·文献编》：让璀璨的江苏文化“看得见读得到用得着”

江苏钟灵毓秀，人文荟萃。从2016年开始启动的“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旨在唤醒江苏数千年集体记忆，全面梳理我省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作为这一工程的重点成果，《江苏文库》的出版将历时10年，以书目编、文献编、精华编、方志编、史料编、研究编等为脉络，出版3000册书籍，全面展现江苏悠远深厚的文脉。 

《江苏文库》的文献编将从浩瀚无际的典籍文献中选取5000余种书目，汇编成1000册左右影印出版，构成一道恢弘的文献景观。近日，记者采访了《江苏文库·文献编》主编、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章灿教授。他介绍文献编的最新进展，以及对江苏文化的深刻认识。

记者：程馆长，在《江苏文库》的出版工程中，你承担的是“文献编”的主编工作，请介绍一下“江苏文库”以及“文献编”的总体情况。

程章灿：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是江苏省“十三五”文化改革发展专项规划项目，也是江苏省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作为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事古典文献研究的学者，我本人能够参加这一重大工程，深为荣幸，有生逢其时之感。

目前，全国很多省市都在推进地方文献整理工程，开展地方文化的研究，就总体规划和设计而言，“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是其中规模最为宏大、体系最为完整的。“江苏文库”分为书目、文献、精华、方志、史料、研究六编。六编就是六个部分，既各自独立，更相互配合，互相支撑，对江苏文脉展开纵横交错、多维综合的整理和研究，呈现一以贯之的江苏文脉，建构“文化江苏”的整体景观。我们负责的“文献编”，将选编历代江苏籍学人的代表性著作5000余种，集中呈现自历史开端至1911年的江苏文化文本。

记者：“文献编”具体收录哪些著作，秉承怎样的选取标准，怎样进行编纂，最终以何种方式呈现？

程章灿：“文献编”的编选，基于三条基本原则。第一条是时间的原则，原则上，我们只编选1911年以前的典籍。第二条是地理的原则，就是要看作者的籍贯，原则上作者应该是江苏人，或者长期在江苏生活。这个“江苏”的概念，是指当下江苏省的地域范围，而不是明清时期的江苏地区。比如，清代著名历史学家钱大昕是嘉定人，当时属于江苏，可是现在属于上海，我们就不收。又比如，清代文学家、《板桥杂记》的作者余怀是福建人，但从他父亲那一辈就移居南京，长期在南京生活，他并且自称江宁余怀、白下余怀，那么，他的作品就可以收入“文献编”。第三条就是学术的原则，入选书目必须是在学术文化上有代表性的，有价值的。 文献编选书，以学术价值与文献价值为标准，兼顾学术性和版本的珍稀性择要选优，采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编排。各部之下，进行更细一层分类。

确定遴选原则后，我们对现有文献资料做了系统梳理。根据《江苏艺文志》等，我们发现历史上江苏人撰写的著作超过十万种，年代最早的是西汉刘向的《说苑》、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别录》等著作，虽然篇幅很短，但价值极高，堪称中国文献学的开山之作。

在10万种书目的基础上，我们做了多次筛选，第一步筛选到1万1千种书，第二次缩减到6000多种，第三步粗定5000多种。这个过程历时近两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多次邀请省内外、国内外一流的文史学者、文献学家、图书馆学家、地方历史文化专家等，会商增删，最终确定了5264种书目,基本涵盖了历代江苏文人的重要著作。这些将是“文献编”最终影印出版的书目。其中，经部890种，史部1388种，子部1595，集部1291种。经部包括三国吴陆绩《京房易传注》、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等；史部包括隋萧该《汉书音义》、清惠栋《后汉书补注》、南朝陈顾野王《舆地志》等；子部包括西汉陆贾《新语》、明张丑《清河书画舫》等；集部包括宋洪兴祖《楚辞补注》、南朝梁萧统编《文选》、清杨伦《杜诗镜铨》等，都是极有影响的名著。

《文献编》由江苏省文史馆馆长周勋初先生领衔主编，我负责具体事务。在双主编之下，我们还设置了经、史、子、集四位副主编，由他们各自组织团队，开展对书目的版本选择和提要撰写工作。

众所周知，一种古代典籍可能有多种版本，分别收藏在全国甚至世界各地图书馆里。质量差的版本，错字连篇，鲁鱼亥豕，甚至不完整。这就要求我们确定哪个图书馆或者科研机构收藏的版本最好，然后再争取根据这个本子影印。先要搜集版本信息，再要比较各本，确定最佳的本子作为底本。这好比吃菜，同一道菜，好多家餐馆都会做，要找烧得最好的那一家。比如清代常熟学者王应奎的《柳南随笔》将收入“文献编”，我们在与常熟当地学者交流的过程中，了解到常熟藏有更好的版本，内容更多，最终选择了常熟当地所藏的版本。

古代目录学重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文献编”对入选的5000多种书，每种都撰写一篇提要，向读者介绍书籍内容，评价得失，勾勒出学术传承脉络。提要写作者，大多是对该文献深有研究的学者。提要列于各书卷首，虽然很短，仅1000字左右，但要求很高。既要介绍作者生平和学术成就，又要评说书籍内容和学术史价值，还要理清版本流传情况，每一句都要有来历，立论有依据，还要有高度，总之，写作难度相当大。各书提要撰写完成之后，将汇集为《江苏文库文献编总目提要》单独成册。

记者：“文献编”的编辑出版工作已推进到哪一步？

程章灿：按照既定的工作部署，经、史、子、集四部文献提要的撰写工作已全面展开。

目前，“文献编”经部的总类10种、易类108种的提要，已经通过三审，9月份最后定稿，所选底本基本上都已到位。预计今年11月20日，“文献编”第一批书目100种左右将汇集成30册出版，与公众见面。    明年，经部、史部、集部都会陆续有文献出版。子部典籍内容最为庞杂，涉及很多学科的专门知识，我们在积极寻找联系国内对子部相关书目有专门研究的学者来撰写提要。比如，子部里的中医类文献，我们就约请南京中医药大学专门从事医古文研究的学者来撰写提要。 

记者：从事江苏文库文献编的编纂工作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你怎么看待文献编的文化意义？

程章灿：“文献编”的文化意义，我认为，可以从让文化典籍看得见、读得到、用得着三个方面予以阐发。

首先，现存历代江苏籍学人的著作浩如烟海，文献整理的工作量相当浩大。这些书中哪些比较重要，值得优先传承？这就需要“文献编”来回答。文化研究界流行一种说法，“文化不存在，除非能让人看见。”江苏文脉悠远深厚，江苏文化实力雄厚，证据在哪里呢？这些典籍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证据，是建构江苏文化大厦的砖瓦。我们的工作就是要让这些证据更为显眼突出、让更多人看见。

其次，古代典籍在历代传写、翻刻的过程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增删、讹误。为了让读者读得到尽可能完整、精当、准确的典籍，文献编力求呈现最好的版本。我们充分利用地方图书馆、名人纪念馆、海外图书馆所藏善本或稀有文献，特别是手稿、日记等资料，注意文献的珍稀性，提高文献编的版本价值。

第三，作为“江苏文库”六编当中规模最大的文献编，其成果最明显地体现在为江苏地方文化以及中国文化研究提供丰富的原始材料和新材料。文献编的成果，不会只停留在简单的影印出版，而是对接当下最新的学术研究前沿，在传播江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培养后继人才方面，发挥应有的现实作用。

为了让社会大众切实用得着文献编的整理成果。我们与江苏省内外各高校、文化学术机构、中学等合作，举办形式多样的江苏地方文化研究推广活动，这里面有高水平的论坛，也有普及性的讲座。2017年，我本人点校出版了两部与南京历史文化密切相关的古籍，《秦淮广记》和《摄山志》，编选了《南京历代经典散文》和《南北朝诗选》。集部主编徐雁平教授出版了《清代家集丛刊正编》《续编》（各201册），其中包含了大量清代江苏文学家族的文集。我们还通过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微信公众号“南雍论学”，推送有关江苏文脉传承及江苏地域文化方面的信息，包括文脉工程的最新进展情况、学术成果，以及有关历代江苏文化的普及性文章等，在扩大社会影响，向公众推广江苏文化方面，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记者：江苏文脉是江苏文化的重要体现，你认为，在中华文化中，江苏文化占有怎样的重要地位？

程章灿:人们一般将中华文化作为母文化，而将江苏文化视为子文化。实际上，江苏地域文化的不少成分、元素，也可上升或转化为全国性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成分或核心元素。这样，中华文化与江苏文化之间就出现了另外一种关系：江苏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或核心。江苏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就不是单一的母子关系或者源流关系，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地域文化的范围，向外辐射，产生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影响，充分展现其中华性和现代性。

例如，清光绪二十年（1894），文献大家、被称为近代图书馆之父的江阴学者繆荃孙出任南京钟山书院山长。在南京，他参与筹建江南最高学府三江师范学堂。三江师范学堂后来更名两江师范学堂，是中央大学和后来南京大学的主要源头。光绪三十三年（1907），繆荃孙又受聘筹建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前身之一)，出任总办。这无疑为其两年后受聘创办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积累了经验。无论是办教育，还是建图书馆，繆荃孙的贡献都具有全国性和现代意义。

江苏书院教育以及通过师承关系、学风培养、同学关系体现的文脉传承，江苏文化家族及其家学、家教、家训、家集、家风、文学流派，江苏各地盛行的藏书之风等等，都堪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或核心，必然在江苏文脉工程的开展过程中发扬光大。交汇点记者 于锋

编辑: 陈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