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电诈 法律“补防”送利器

上周，徐州市公安局铜山分局的民警在出入境口岸对一群特殊的“归客”实施逮捕，他们是被警方打击电信诈骗的决心所震慑，最近陆续返回国内的犯罪嫌疑人毛某及其同伙。

让毛某等犯罪嫌疑人恐惧的，正是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6月底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下称《意见（二）》）。据此，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侦办在案件取证等方面有了更多的法律依据。 

破解取证难，诈骗金额不再为唯一定性标准

公安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11.4万起，在一些大中城市，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发案量已占刑事案件的一半。

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江苏近八成通讯网络诈骗案件窝点在境外，其中一半以上集中在缅北地区。对这种新型电信网络诈骗采取有力打击，基层干警在取证上困难重重。

在南京师范大学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建明看来，此次意见的出台是应对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新情况、新问题的“及时雨”，尤其是对电信网络诈骗跨境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行为构成“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提供了新的路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解决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取证难。

“在此之前，获取一条完整的证据链是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最大的难题之一。”今年3月，太仓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民警冯元栋参与捣毁一个利用虚假平台从事诈骗行为的跨国犯罪团伙，抓获嫌疑人30余名，涉案金额达4400余万元。为获得相关证据，120余名干警花了几个月，足迹遍布贵州、广东、四川三省五市，行程超3000公里。

嫌疑人与被害人的聊天记录、转账记录、被害人的银行卡流水……办案中，这些证据对办案民警非常重要。然而境外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即使回国，也会刻意将手机、账本等犯罪工具丢下，使得获得原始证据的难度大大增加。

“按照之前的规定，对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办理时强调警务合作或司法协作，同时，诈骗财物需要达到一定的数额标准才能定罪处罚，但针对当下的情况就有些不适应。”李建明说。

为解决新问题、新情况，《意见（二）》规定：“有证据证实行为人参加境外诈骗犯罪集团或犯罪团伙，在境外针对境内居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行为，诈骗数额难以查证，但一年内出境赴境外诈骗犯罪窝点累计时间30日以上或多次出境赴境外诈骗犯罪窝点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以诈骗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证据证明其出境从事正当活动的除外。”

这也意味着，即便诈骗数额难以查证，但行为人实施特定的境外诈骗行为，并达到特定的时间或者次数标准，亦可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数额等直接证据不再是必要认定标准，这个规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苏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王勇说。

织密刑事法网，让“帮凶”无处可逃

不仅是取证更简单，此次发布的意见还强调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上下游关联犯罪实行全链条、全方位打击。

“一张身份信息齐全的银行卡，甚至可以卖到上千元的价格。”根据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东山派出所中队长刘阳的办案经验，这些为诈骗团伙提供方便的银行卡一经售出，可能不会直接到犯罪分子手里，而是会被“中间商”一次次倒卖，这也在不经意间将嫌疑人藏得更深，加大破案难度。

由于窝点多在境外，电信诈骗团伙需要境内辅助设备，才能顺利实施诈骗，这些年，“帮凶”的身影在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不断出现。在南京警方近日打掉的一个专门利用虚拟拨号设备为境外电诈团伙发送诈骗电话的犯罪团伙中，嫌疑人汪某伙同夏某、王某先后在广州、合肥、南京、金华和丽水等地利用设备发送诈骗电话，为境外电诈犯罪团伙提供“服务”。

“我在一个聊天软件上认识这个名为‘牛头’人，他说路费他报销，我只要带着设备全国到处跑一天就有500元，于是我就心动了。”汪某交代，“牛头”会通过聊天软件对他“远程遥控”，利用笔记本电脑上下载的远程控制软件，将设备组装完毕并连接好网线供境外诈骗人员实施犯罪。

“对这种收购、售卖银行卡、手机卡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适用范围，意见做了进一步细化。”李建明举例，《意见（二）》规定，为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收购、出售、出租信用卡、银行账户、他人手机卡、流量卡等的，可认定为《刑法》第287条之二规定的“帮助”行为。

此外，《意见（二）》还补充了“明知”情形的认定标准，在范围上增加了收购、出售、出租单位银行结算账户、非银行支付机构单位支付账户，或者电信、银行、网络支付等行业从业人员利用履行职责或提供职务便利，非法开办并出售、出租他人手机卡、信用卡、银行账户、非银行支付账户等情形。

宽严相济，对初犯、偶犯从轻处理

“底薪五千，还有额外绩效！” 一个高薪招工的消息让犯罪嫌疑人毛某被诱骗到缅北地区，随后被迫从事网络电信诈骗活动。

来到缅甸后，毛某不仅人身自由受到很大的限制，平时手机等私人物品也都不允许使用。每天只能按照安排进行工作，如果出不了业绩，甚至时不时还会被殴打责骂。“我们都住在类似于铁皮板房那样的房子。如果干得不好，就会把你拉出去，在外面找个能铐住你的地方，在那儿揍你。”毛某说，被揍完的人从此都不知下落。想要就此不干也可以，但必须得给“上头”交一笔不菲的“赎身费”才能获得“出场资格”。

“像毛某这样被诱骗的不在少数。” 徐州市反诈中心教导员王春雷发现，这些人存在年纪轻、学历低的共同点，有的甚至还未成年，对于社会的认知还不完全、犯罪情节也较轻，一般他们会综合考虑从轻处理。《意见（二）》特别规定，对电信网络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主犯、累犯、惯犯，从重处罚，但对于初犯、偶犯、未成年人、在校学生，应当综合考虑其地位作用、主观恶性、认罪态度、悔罪表现等，依法从宽处罚。“从公安机关的角度看，此次意见的出台也有利于从犯主动回国自首，帮助我们掌握更多的犯罪窝点信息。”王春雷说。

王勇认为：“宽严相济是党和国家一贯实行的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罚当其罪，这才能达成孤立少数主犯、重犯，从根本分化瓦解犯罪集团。” 

交汇点记者 陈珺璐

编辑: 徐睿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