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白尘长女追忆父亲重庆友人、长江涵养江苏人文精神、组织管理四个重要关系丨人文周刊荐读

新华日报·人文周刊（第182期）

【记录】

【文脉】

【百家】

【记录】

不该忘记的名字

文/陈 虹

1981年父亲陈白尘曾写下过这样一段文字：“离开四川已三十六年了，我时时地、深深地怀念着它。除了少年时期居住的家乡以外，我在上海住过十年以上，在首都度过十五个春秋，遣返南京也达十六个年头了，但我还是怀念只住过八年的四川，忘不了巴山蜀水间的友人……”

他们是谁？大多是些幕后的默默无闻的名字。我开始去寻找，为了填补抗战话剧史上的这段不该遗漏的空白。

杨钟岫

见到杨小秀，已经是2018年的元月了。她不无遗憾地对我说：“你来迟了，我爸刚刚去世几个月。”

我只是在照片上见过她的父亲杨钟岫，但是这个名字多年来一直挂在父母的嘴边。我知道在他们心中，杨钟岫无疑是抗战时期大后方戏剧运动的功臣，更是中华剧艺社的恩重如山的朋友。

那是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大后方一片白色恐怖，重庆的话剧舞台也陷入了沉寂之中。就在此时，一个名为中华剧艺社的民营剧团宣告成立了。周恩来的指示是：以话剧为突破口，继续坚持斗争。阳翰笙在他的回忆录《风雨五十年》中这样评价道：“这支文艺队伍经受了考验，作出了贡献，……在大后方的戏剧运动中，起了核心与骨干作用。”

然而，作为一个民营剧团，生活是难以保障的。他们没钱租房子，只能到乡下找几间茅屋栖身；他们没钱开伙仓，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更为困难的是，演出的场地是在城里的国泰大剧院，先坐船，再乘车，来往需要四五个小时。

见到小秀的那天，在我们的一再请求下，她终于面对摄像机，缓缓地讲述了她的父亲是如何为剧社雪中送炭的。“我爸爸是重庆一家报社的记者，他喜爱话剧，称得上是铁杆粉丝。当他得知筚路蓝缕之中的中华剧艺社急需帮助时，便主动去找我爷爷商量。我家祖上还是比较富足的，在城里有着几处房产。而且就在国泰的对面，恰巧有一栋房子空闲着。父亲恳请祖父将其腾出来，白天让演员们在里面休息，顺带排练，晚上直接去剧场演出。祖父笑了，‘不要再说了，让他们马上搬进来吧！’于是这幢小楼连带整个院子全都慷慨地借给了中华剧艺社。前后七年，不仅没有收过一分钱的房租，而且还保证了他们的伙食供应，特别是逢年过节，还会弄些香烟、酒水、糖果等等招待他们。”

那天，站在焕然一新的国泰大剧院门口，望着车水马龙的广场，我迫不及待地问小秀：“那幢房子还在吗？”

她苦笑着摇了摇头：“城市改建，早已拆得没有一丝痕迹了……”

作为50后，她的确没有亲眼见到过这段历史。好在当年中华剧艺社的成员们留下了他们的回忆——

这是秦怡的文章：“1941年11月，我们搬到重庆国泰大剧院对面的一幢古旧的、两上两下的楼房里。前面是一个茶馆、中间有个长长的院子。我们住在厢房的楼上，楼下就是排练场。……每天吃过早饭，我们就不约而同地集中到前面的茶馆里，探讨剧本，分析人物，揣摩台词。”

这是张逸生的回忆：“茶馆的茶桌从大门一直摆到进后院的二门洞里，我们便把二门洞的两张茶桌占了下来，泡上几杯茶，全天都有人守在那里。于是这里就成为了我们的自修场地，也是我们的会客室，朋友们来聊天，来探访，我们都在二门洞接待。就连郭沫若、夏衍、于伶、老舍，还有许多关怀剧社的知名人士，都成了这里的座上客。有趣的是，国泰对门的这家小茶馆，一时间竟成为了陪都的一家别开生面的文化沙龙。”

……字里行间透露出了中华剧艺社同仁们的感激，也映衬出了杨钟岫一家人的欣慰。

那天中午，小秀和她的双胞胎姐姐坚持要请我和摄制组的人员吃饭。富丽堂皇的餐厅，琳琅满目的佳肴，让我忐忑不安：“不行，不行，上一辈人已经吃足了你们杨家，到了我们这一辈岂能还吃你们杨家！”

颇有乃父之风的小秀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我爸在世时告诉过我：中华剧艺社搬到城里来后演出的第一个戏，就是你父亲写的《大地回春》。当时过道上、椅子上都是观众，谢幕之后还不肯离场，情绪非常的激昂，争先恐后地表示要去前方抗战，要去捐钱捐物……”

我紧紧地握住她的手，我明白这枚“军功章”里应该有杨家的一半。

刘盛亚

我没有见过刘盛亚，只知道他是父亲的好友，抗战时期同在四川省立剧校教书，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小说家。

他去世很早，殁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那场荒诞的运动。文革结束后，他的夫人魏德芳找到家里，希望父亲能给《刘盛亚文集》写篇序。那天，父亲铺开稿纸，一边流泪，一边挥笔，泪水打湿了他的衣袖。

父亲为什么如此悲伤？直到我读完他写的这篇《哀盛亚》，才明白了其中的原因。

父亲告诉今天的读者——很多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的读者：当年的中华剧艺社是如何的艰难竭蹶，前台主任沈硕甫，虽然身兼三职（同时还是群益出版社的经理和《中原》杂志的发行人），仍然是一贫如洗。为了剧团的演出，他是呕心沥血，每每为了一张“准演证”，他得使出浑身的解数。那天，是为了父亲写的《大渡河》能够顺利上演，他又四处奔波劳累了整整一天，最终因为心脏病发作，倒毙在了一条泥泞的小路上。他无儿无女，孑然一身；作为“下江人”，找不到一处安息之地。这时是刘盛亚胸脯一拍：“就安葬在我家的祖坟里吧！”父亲写道：“这是盛亚以四川人的主人身份为我们下江来的文化人营葬的第一个人。”是年夏，中华剧艺社因不堪国民党的迫害，转战成都，社长应云卫将其不足周岁的幼女留在了重庆，半年后这个小宝宝不幸夭折了，又是刘盛亚默默地将她安葬在了沈硕甫的墓旁。第二年的春天，中华剧艺社的著名导演贺孟斧亦因贫病交加，于重庆去世了，远在成都的中艺同仁们鞭长莫及。这时又是刘盛亚一声不响地站了出来——他不是中艺人，却第三次以中艺主人的身份，操办了他的全部后事。

父亲的泪水将字迹洇湿成一片，但我仍能辨认出来，他写道：“如果没有盛亚，国民党反动派只会让他们暴骨荒郊了！……然而他自己——为异乡人在四川土地上埋葬忠骨的盛亚，却于那个颠倒的岁月里，被戴上右派的帽子，抛尸于荒野，抛尸于渺无人烟的流放之地！”

当年的刘盛亚曾留学于德国的法兰克福大学，且跻身于罗曼·罗兰与斯蒂芬、茨威格等反纳粹作家行列，写下了诸多的反法西斯文学作品。在重庆期间，与著名剧作家吴祖光一道，被学界名人分别称作“南方神童”和“北方神童”。然而叫人难以相信的是，他居然没有为自己的这一善举留下片言只语。如今能够查找到的，只是各家报纸上再简单不过的几个字：“贺孟斧遗体，定于1945年4月12日卜葬南岸砂锅窑。”唯有记者辛慕的报道稍许详尽些：“上岸后，翻过几道山冈，到了砂锅窑，浮厝的墓穴还未□好，暂时搭了席棚……”

杨泽平是原峨眉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同样是为了怀念逝者，同样是为了感恩操办者，他亲自前往重庆南岸，作了一番实地考察。他认为该地根本没有“砂锅窑”，而应该是：“贺孟斧的遗体棺木由作家刘盛亚安葬在重庆南岸海棠溪后坝瓦窑湾刘家祠堂侧。”

究竟哪一种说法正确呢？那天我和摄制组在重庆采访时，特地向重庆话剧院院长陈家昆询问了此事。他是重庆抗战戏剧博物馆的策展人，重庆的全部剧运史都装在了他的心里。然而他却痛苦地摇了摇头：“没有了，如今什么都没有了。早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这类私人墓地和坟山就被平为了农田。而现在更是被房地产商人‘改造’成了一片片的住宅小区。我只知道，包括我居住的那幢楼，其地基都是建造于刘家地产之上的，而那三座坟茔，应该就在我们的脚底下……”

他说不下去了，我看见他的眼角溢出了晶莹的泪水。

车辐

1983年，父亲随中国文联代表团重访四川。抵达成都后，当地的同仁们热情地带领他们参观了当年中华剧艺社的住所和演出的场地。下午休息时，年近七旬的仍被父亲亲切地唤作“车娃子”的这位昔日老友，开始了他深情的叙旧和追忆。抗战时期车辐曾在《华西晚报》当外勤记者，而中华剧艺社转战成都，就是按照中共南方局的指示，打着为《华西晚报》筹募基金的旗号，作旅蓉公演。

“车娃子，走！带我去看看江村、施超和彭波的墓地……”父亲推开椅子，迫不及待地站起身来。

车辐似乎早已预料到了这一切，他嗫嚅再三，终于说出了实情：“没有了，全都没有了！十年浩劫中夷为了平地，墓碑也被盗走，至今无处寻觅……”

江村和施超都是当年大后方话剧舞台上的著名演员，连周恩来都不止一次地夸奖过他们的演技；而彭波则是中艺的一位勤勤恳恳的女职员，他们都是因为贫病交困而逝于异土他乡。

父亲为什么独独要找车辐带路？车辐同这三位异乡的亡者又有什么关系？我很好奇，却又不知缘由——父亲的文章中从未提及过，而车辐自己也始终是闭口不谈。

我见过车辐已不止一次了，他每次从成都来南京，都要跟父亲喝上两盅，微醺之后，便一遍又一遍地对我讲述当年的他是如何跑到父亲的宿舍里偷吃的——“外勤采访回来，每每都过了饭点，食堂早已关门，只好四处去想办法。去的最多的就是你爸那里——你妈生肺病，你爸每天早上去菜场捡骨头回来熬汤，炉子就放在门口。……长嫂如母，长嫂如母啊，他俩明明看见，却不说一句话！”

身为中华剧艺社秘书长的父亲，当年与剧社一道借宿在《华西晚报》的大院里。于是车辐与他，与剧社的同仁们便结为了朋友，结为了生死之交。作为一名记者，他写下了无数的有关中艺的报道，有关成都话剧运动的现状。这一身份提醒了我，寻找他当年留下的文字，应该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于是我找到了1944年的《华西晚报》和《新民报》，其中有他本人的记载，也有其他人的记录——

“江村逝世后，我们赶到医院去看他，仅留下杂物一包，躺在太平间里脸孔蜡黄，胡髭满嘴，上齿微露，皮包骨头，如此境况，谁不难过落泪呢？……安葬的那天下着细雨，朋友们都冒雨前往医院为他举行了追悼仪式，参加者有顾而已、陈白尘、王东生，以及文艺界、中华剧艺社、《华西晚报》、《华西日报》的诸多友朋们。……坟筑好后，顾而已掏出手枪向着风雨凄凄的天空连放了两枪，以示哀悼和抗议。……墓地在外东包家桥南冲堰附近的山地，与中艺剧人彭波的葬地相连。”

“施超不幸于1944年10月26日逝世，终年30岁。安葬那天，文学界、戏剧界上百人冒着绵绵秋雨送行。虽然没有仪仗、鼓乐、鞭炮，但气氛极其悲壮，实际上是对国民党反动派迫害摧残文化人的一次抗议和示威。墓地选在外东包家桥侧，与剧人江村比穴，地均友人车辐赙赠。”

——真相终于大白了！车辐让父亲为他保守的秘密也被揭穿了！

很快，一位名叫刘传辉的记者，怀着相同的心情，直接敲开了车辐家的大门。车辐很尴尬，但最终还是彻底坦白了一切。他的表述是这样的：关于我捐赠墓地的事，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我觉得不值一提。我当时还算有那样一个条件，有这么一小块地方，就算是我对文艺界外省朋友们应尽的一点友情吧！……彭波是最早去世的，和江村、施超一样，患的都是肺结核。中艺买不起墓地，只能葬入乱坟岗。我想到自己家在外东琉璃场李家大堰周围有半亩山地，是安葬我母亲的地方，一个叫符六兴的农民住在那里看坟。于是我便主动提出来，就让她安息在那里吧。……就这样，后来又陆续安葬了江村和施超。墓碑是我亲自找人雕刻的——材料选的是红砂石，一公尺高，上面的字是郭沫若的手迹。

1992年，我借着去成都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登门拜访了车辐先生。尚未待我坐稳，他一把拽起了我：“走，带你去吃成都的各色小吃，告诉你当年你爸你妈最爱吃的点心。”

老人的热情把我撑得站不起身来，老人的兴奋让我始终无从置喙。他滔滔不绝地讲了许多的往事，唯独没有提起一句位于外东山地里的三人冢的故事。

徐世骐

徐世骐的故事我是从应大白口中得知的。大白兄五六岁时便被母亲带到重庆，他亲身经历了由他父亲应云卫担任社长的中华剧艺社从创建到结束的全部历程。

那是转战成都之后，中艺再度陷入经济危机之中。作为一个民营剧团——一个完全靠演出收入而生存的剧团，其掌门人所必备的，不仅是临危不惧的胆量和处理事情的才干，更得具有保证全体人员不被“饿死”的本领。作为秘书长的父亲曾详细地总结了他们所遭受到的层层剥削与欺凌：“第一是捐税。所谓‘娱乐捐’（这种税在成都叫做‘不正当行为取缔税’，话剧演出和妓院营业被同等看待）、防空捐、印花税等等几乎是票价的百分之百，而票价又有限制，因此即使场场满座，其收入也不足以应付剧社的支出。第二是剧场。剧场老板是商人，唯利是图，卖钱的戏他与你分成，不上座的戏则要你包场，遇到政治压力，他又根本不租给你场子。第三是地痞流氓和军警特务的骚扰。他们只凭一身老虎皮或一张‘派司’便可以出入剧场，无人敢阻拦……”就这样，话剧艺术在大后方遭受着百般的摧残与蹂躏，而话剧工作者们也陷入了无穷无尽的困顿与艰涩之中。

我和摄制组在采访应大白时，他含着眼泪回忆了那段往事：“为了躲债，父亲大年三十不敢回家；因为还不起债，父亲不止一次地挨过打。……他什么钱没有借过？国民党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的副官他去找过，地方上的袍哥大爷他去见过，驴打滚的阎王债他也去碰过！其中的一种叫做“比期”——十天一付利息，而利息竟高达百分之三十，一个月下来，一块钱的债就是九毛钱的暴利！”

万般无奈之中，应云卫想起了在重庆时结识的一位朋友——徐世骐。

严格来说，他只是一名“粉丝”，一位“戏迷”，重庆舞台上的演出，他是场场不落。久而久之，也就和剧人们交上了朋友。一次，听说中华剧艺社在排演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时缺少道具——旧式大家庭中喜庆节日时的必备陈设，他二话不说，就从自己家中给搬了过来，而且分文不收。后来又听说，导演贺孟斧需要一套京剧的锣鼓家什，以增强该剧的演出效果。但是如果外聘人员来伴奏，每人每场的酬金就得1500元，四人加起来足足6000元。囊中羞涩的应社长一筹莫展，这时又是徐世骐，胸脯一拍：“看我的！”他找来了三位朋友，请贺孟斧具体指导了一下，竟然仓促上阵了，而且从未出现过一点失误。至于报酬，他同样是分文未取，这可真叫雪中送炭啊！

徐世骐并非豪门之后，其本人只是一名银行的职员。后来他被调到成都分行工作，于是与濒临绝境的中艺再度相遇。大白兄的故事就是从这儿讲起的——

一天，应大社长实在没辙了，忽然想到了这位曾经慷慨解囊的朋友。于是他跑到银行，一脸愁云，却不知如何开口。徐世骐笑了：“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他眼珠一转，提出了这样一个解救燃眉之急的办法——让中艺在银行开一个户头，有钱时就存入上账，没钱时则开支票透支，等到缓解过来再进账填平；实在还不上空缺，就由他先设法垫付。就这样，徐世骐前前后后一共资助了十几笔透支款，如同及时雨般地为中艺解决了后顾之忧。

我听呆了。一个银行的职员究竟有多大的胆子敢做如此“违法”的事情？一个普普通通的“票友”究竟有多少家底敢冒这样巨大的风险？大白兄没有直接回答我，只是含泪又讲了一个令人感动的故事——

1945年春，中艺的台柱子——著名导演贺孟斧去世了，他的遗孀及两个未成年的孩子生活陷入困境。这时中艺的同仁们决定排演贺孟斧曾经执导过的《风雪夜归人》，一为纪念这位杰出的艺术家，二为救助其无依无靠的孤儿寡母。但是这笔毫无利益收入的庞大经费从何而来？应云卫首先想到了徐世骐，而他二话不说，默默地担任起了该剧的“演出者”，不仅四处奔波筹措经费，而且演出后将全部的收入赠与贺孟斧的家属……

我没有见过徐世骐，而他留下的资料也很少。在我看到的唯一一篇由他撰写的怀念应云卫的文章中，布满的是“崇敬”，是“尊重”，是“感激”，是对大后方戏剧工作者的钦佩和赞誉。

……

这些幕后人的名字还有许许多多，这些幕后人的故事还有千千万万。他们已经不为今天的年青人所知晓，不被今天的粉丝们所耳闻了。我想起了又一位仗义疏财的友人王少燕。作为四川本地人，他为背井离乡来到大后方的剧人们竭尽了地主之谊。为了便于开展活动，他亲自组建了“成都演剧服务社”，给大批的剧作家们如阳翰笙、老舍、田汉、夏衍、陈白尘、宋之的、吴祖光等充当代理人，并为协助演出，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他更是将祖上的家产，慷慨地献给演剧事业，成了族人眼中的“败家子”。我询问过他的儿子王益鹏：少燕先生一共捐助过多少钱？他笑了：父亲怎么可能记下这一笔笔的账呢，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归还。

这就是“下江人”永远不能忘记的巴山蜀水间的友人，这就是中国抗战话剧史上永远不能空缺的篇章！没有他们，就没有中华剧艺社；没有他们，就没有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

（陈虹为陈白尘长女，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文脉】

奔腾的长江，这样涵养江苏人文精神

作为中国第一长河，长江不仅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滋养了厚重的长江文化。

2020年1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

如何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近日，由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办的以“长江文化”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举行，来自江苏省内各高校的著名专家学者围绕长江文化的研究、长江文化与江苏精神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从历史维度，回溯千年长江

长江，世界第三长河，全长6397公里，流域面积达到180万平方公里。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干流自青藏高原蜿蜒东流，经青海省、西藏自治区、四川省、云南省、重庆市、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安徽省、江苏省和上海市10个省、市、自治区，注入浩瀚的大海。

黄河和长江孕育了华夏文明。巴蜀文化、楚文化、吴文化……长江流域各区域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构成了绚丽多姿的长江文化。在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玉看来，如果将长江文化作为流域文化来考察的话，不仅具有空间观念，还具有时间概念，“时间维度中的历史演变，是我们考察长江文化的一个重要视角。”

长江上游发现的旧石器早期巫山人遗迹、长江下游出现的繁昌人字洞旧石器文化，将长江文化的源头前推到170万年到250万年前。漫长的岁月里，稻作、冶铁、瓷器、丝织、盐业等在长江流域勃兴，文学、艺术在长江流域繁荣兴盛，巴蜀、荆楚、吴越等文化形态在长江流域交汇交融。

“从近代史上来看，几乎所有重大的里程碑事件都发生在长江一线。”李玉举例说，1840—1842年，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战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敲开了中国的大门。标志着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南京条约》（当时称为《江宁条约》或《万年和约》）正是签订于长江南京段的江面之上，长江流域也成为被迫接受帝国主义挑战并率先做出积极探索的区域。

此后，长江流域上演一幕幕历史风云；从上海、汉口、镇江、九江、芜湖等长江城市“开埠”，到“太平天国”运动以南京为“天京”；从“洋务运动”的兴起，到“维新运动”在长江沿岸地区产生影响……这些清末的重大历史事件均与长江有关。而在百年党史上，长江也同样见证了很多重要的历史时刻：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7年南昌起义，红军长征渡过长江，抗战中新四军转战江南江北，1949年渡江战役中“百万雄师过大江”……长征见证了中国人民从苦难中走向解放，见证了中国革命的百年光辉历程。

“如果把中国版图看作是一把蓄势待发的强弓，那么长江就是硬弩，更像是一支待发的利剑。”李玉认为，要注重从历史维度，回溯长江几千年来的厚重历史，研究它对中国历史产生的重要影响。

奔腾入海，长江这样影响江苏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这是宋代文人李之仪著名的爱情之作《卜算子》。长江流经11个省、市、自治区，江苏省地处“江之头”的位置。

查看江苏的地图，长江就如同一条飘带，缠绕在江苏的“腰间”。长江在江苏流过400多公里，汇入大海的怀抱。南京、扬州、镇江、常州、无锡、泰州、苏州、南通八座江苏沿江城市，犹如八颗明珠，闪耀辉映在长江两岸。悠悠长江水，养育了江苏儿女，孕育了江苏璀璨文明，塑造了独特的长江文化地标，绘制成一幅文脉悠长、风光旖旎的长江胜景图。

“无水利则经济难兴，无水脉则文脉难赓。”苏州大学特聘教授罗时进表示，江苏境内的长江两岸，是中国最富有经济活力的地区之一。长江之上船舶往来，络绎不绝，大江两岸建成了十余条过江通道。长江对于江苏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经济、交通等方面，她对江苏人文精神的形成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长江文化涵育了怎样的江苏人文精神？罗时进的理解是：宏远、竞进、开放、包容。他进一步解释说，宏远的抱负激发了竞进的态度，竞进的态度促成了开放的意识，开放的意识需要包容的襟怀，有容乃大，成就了江苏的发展和繁荣。“这是从远古而来，宏阔辽远，涵容多元，永远向更广阔的世界浩荡奔竞的长江所展示的境界，也是江苏深受长江文化陶然得到的启示，更是江苏人尤其是沿江人民克服水患，利用水利，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积极心理。”

如今，在民族复兴的进程中，长江又肩负起新的伟大使命。从“三峡工程”到“南水北调”，从“长江经济带”建设到“长三角一体化”，尤其是江苏省全域被纳入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之中，罗时进强调，“这是弘扬长江文化，促进江苏当代发展的契机。”

长江文化，带来巨大的发展潜力

覆盖沿江11个省市，横跨东中西三大板块，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综合实力最强、战略支撑作用最大的经济区域。

“区域间的经济基础、要素禀赋、文化资源、功能定位等差异，使长江文化产业带存在明显的发展差距，这为长江文化带的未来提供巨大发展空间。”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南京大学长三角文化产业研究院研究员姜照君认为，应该根据各区域的资源禀赋与发展阶段，推进长江上中下游跨领域、跨边界、跨区域的文化产业合作，引导长江文化产业带协同联动，错位发展，使长江文化带的发展红利渐次焕发。

“经济文化能级高的区域可以集聚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以高端创意研发为主的数字文化产业；经济文化能级低的区域，更适合集聚劳动力密集型、以低端业务加工为主的文化制造业；经济文化能级不高，但文化旅游资源丰富的区域，可以深挖历史文化资源，激活文旅产业链条，做大做强文化旅游产业。”姜照君说。

同时，在如今业态融合提速的背景下，姜照君提出，要积极顺应文化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的新趋势，推动长江文化产业带实现裂变式发展。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周娴 于锋

【百家】

从一个网络热词，看组织运行新趋势

文/陈春花

这段时间“躺平”成了一个热词，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其实追求成长生命本能和根本意义，现在仍然是一个奋斗的时代，把“躺平”放在嘴上的绝大多数只是说说而已，但是从这词可以看出重构组织运行的趋势，因为数字技术已经改变了一些基本命题。

组织管理要回答4个最重要的关系：个人跟目标的关系；个人跟组织的关系；组织跟环境的关系；组织跟变化的关系。

在过去的工业时代，组织管理的核心命题就是：个人必须对组织目标作贡献。在个人跟组织的关系当中，也要求个人服从组织。而在组织跟环境和组织跟变化的关系中，过去组织可以控制，可以自己设一个环境，有能力去超越变化。

但今天，不仅环境的变化不可预测，个人跟目标、跟组织的关系，也有了变化，组织不仅要完成自己的目标，还必须得关注个人的成长，否则强个体可能就不会来，或者来了再流失。

过去的人一直奋斗，认为这才是一个正常的个人状态，没有“躺平”一说，而未来的个体很在意他的生活和他对世界的认知，不甘于在一个组织当中平庸。他感受的幸福，一方面组织可以给他，另外一方面自己创造。也就是说，更多的人会进入自由的自我选择状态，当前的招工难已经现出这种端倪。

那么，组织管理要如何重构？我想跟大家一起探讨：数字技术背景下组织管理的答案。

过去我们通过命令链把信息传递下去，再通过管控的方法，让每个人的目标和行为都跟组织目标保持一致，通过良好的人际互动，让大家感受到组织的温度，用这三个方法把整个组织体系联系起来。过去组织管理的三个关键词是：命令、管控、人际。

来到数字化，这三个词变了，数字化时代的组织价值重构的三个关键词是：赋能、共生和协同。

赋能：“赋能场景高低”呈现出不同的组织管理状态；

共生：“数字生态共同体”，共生创造价值；

协同：组织内外部的协同效率，也就是整体效率最大化。

今天的组织必须要有三个最重要的呈现：它必须要有成效；它必须要有灵魂，它不能只是赚钱；它必须要有意义，让组织跟人实现价值的连同。

当我们讨论灵魂与意义时，有人会问美好有意义是不是可以不产生绩效？我的回答是：组织的根本核心必须产生绩效，没有成效的组织是没有生命力的。在组织要有成效的基础上，今天我们还提了两个更高的要求，即意义与灵魂。因此，在这个背景下，组织管理需要有5个根本性的改变：

1.真正的赋能是给机会、角色和岗位

原有的组织特点，是一个管控的概念。组织管理的第一个原理叫做组织的发展，一个正式组织的发展一定是约束的，而人的天性是自由，两者之间天然冲突。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健康的个性发展和正式组织的责任约束之间找到一条可解决之路。

数字技术给了我们帮助。组织当中主要讨论角色与分工、权利与责任。在组织里面“人”只有角色，我们要做的是胜任角色。但数字化可以让管控转变到赋能。前两天有个年轻人问我，部门管理岗位非常少，怎么能够留得住人，我说试试各种首席，让人感觉自己很重要。

很多董事长或者总经理认为赋能就是教你。但真正的赋能是给机会、角色、岗位。从管控到赋能，互联网的技术给了我们最多的可能性是给了很多的机会，有了这些机会之后，我们会有很强的身份认同。

当我们讨论赋能工作场景是，最主要讨论的是，你给他机会，给他资源，更重要的是你得让他成功，这个就叫赋能的工作场景。

2.必须有能力做平台化管理

什么情况下用科层制？什么情况下用平台化？如果你需要有规模、有竞争力、有稳定可靠的品质，以支撑业务，一级对一级负责的科层制依然是最好的选择。

我们讨论平台是因为外部的不确定性，有各种变化和挑战的冲击，必须得有一个组织来统合不确定性变化和冲击。把不确定性变化和多样性统合在一起，保持灵活性的方法是平台。平台化最主要解决的是灵活性，然后是整体性和内部复杂性，做简化。

我想给大家一句话，你不一定是一个平台型的组织，但是你必须得有能力做平台化的管理。今天所有的实体都得处理复杂性。

3.打破局限，协同共生

企业已有的能力决定了它的局限性。一个企业的能力，最主要的是看它的价值活动能不能跟上顾客价值的变化。今天为什么必须是从分工到协同共生，原因就在于我们所有的顾客都变成数字行为的顾客。

当你转向数字行为的顾客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调整是能不能让你的价值活动真正跟上变化。而这个价值活动本身的改变，要求你去打破局限。

4.员工与企业共享价值

过去的组织管理中，只有一个目标，就是绩效，整个工业时代基本就是沿着这个逻辑，但今天我们必须完成另一件事情——让人在组织中有意义，他必须感受到个人的意义，这就需要从胜任力到创造力的调整。

这个部分的调整，是我们怎么能够提供机会平台，让员工能够真正发挥创造力，展示他的力量，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要求，而不仅仅是胜任。

在这个背景下，需要员工跟组织之间有一个共享价值的设计，员工与企业共享价值包括三个方面的问题：

员工价值定位，让员工感受到在组织中成长的乐趣；

员工与企业契约关系，不仅是经济契约劳动合同，还有社会契约和心理契约，这是一种价值认同；

分享设计，让更多人可以共享组织发展带来的财富、权利、机会等等。

5.唯有知识，可面向未来

知识革命和组织学习是非常重要的概念。知识已经是生产力要素，知识不再仅是名词，也是个动词，你只有不断地去创造，才会有价值。

唯有知识，可以让我们面对未来。组织学习必然是一个选择，只有通过组织学习，才可以真正让整个组织系统拥有知识的概念。

只要我们适时而作，其实收获必至。只要你愿意播下知识的种子，我相信你必定拥有美好的未来。

（作者为北京大学王宽诚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院长。本文编辑整理自微信公众号“春暖花开”）

编辑: 傅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