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子女深情回忆革命父母传奇一生——我们的父亲母亲

“1947年3月，我出生在监狱里……”南京峨嵋路，74岁的张峡明打开记忆深处的闸门。

他的父亲张天华，是一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他的母亲胡以钢，则是一名飒爽英姿的新四军女战士。在硝烟炮火的年代，这对革命伉俪用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的故事，书写了对党的忠诚，对爱情的坚贞。

6月底的一天，记者来到张家小院。进屋时，一场大雨突至。采访结束，雨过天晴。院内一颗棕榈树高大挺拔，像伞一样撑起天空，“这是我父亲生前种下的………”张峡明说。

95岁高龄的母亲，患阿尔兹海默症已不怎么能说话。看见来人，她始终微笑着，浑然不觉子女口中的英雄父母与自己有关。

翻越13座雪山，那永不消逝的电波

“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锣鼓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湖北省红安县（原黄安县）流传至今的这首歌谣记录了红安的光荣历史，这里是黄麻起义的策源地，是鄂豫皖苏区的中心。革命战争年代，有14万红安英雄儿女为了新中国的成立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从这个位于大别山南麓的山区小县，走出了董必武、李先念两位国家主席和陈锡联、韩先楚、秦基伟等223位将军。红安也被誉为“中国第一将军县”。

父亲张天华，正是来自这片浸润着烈士鲜血的红色土地。

红安县七里坪镇张李家村坐落在大山深处，这里是父亲的家乡。土地革命时期，一个小小的张李家村就有60多名青壮年参加了红军，到新中国成立时，仅有父亲和张天伟、张天恕三人幸存。

“父亲生于1913年，1927年11月，刚满14岁的他就参加了红安赤卫队，投身黄麻起义，1929年6月参加了红军，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子张峡明说，父亲成为红军战士后，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的四次反“围剿”战役。在从鄂豫皖到四川通江的西征路上，他日夜兼程，不停战斗。由于勤奋好学，聪慧过人，入伍几年后，父亲就被部队指派学习无线电技术，后长期从事电台通讯工作。

长征途中，父亲被派到前锋部队的电台工作，翻过13座雪山，其中包括海拔五千多米、红军翻越的最高雪山——党岭雪山。他还先后三次过草地。无论环境如何艰苦，父亲总是坚定不移，满怀信念，最终跟随部队胜利到达陕北。

抗战全面爆发后，父亲历任八路军总部第三分队报务员、华北新华日报社科长，总部电台第一分队队长，中原军区第五师司令部第三处副处长等职务。在敌后，他长期坚持抗战，用电波将八路军总部的命令传送到各个部队。1942年，日军包围了八路军总部，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牺牲时，父亲就在左权身旁。他目睹了将军的遇难，擦干了泪水，凭借着坚强的意志和过硬的本领，和战友们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1944年秋，父亲跟随王震将军的三五九旅南下，后到李先念同志任师长的新四军第五师工作，正是在这里，他认识了终身的革命伴侣——胡以钢同志，7位子女的母亲。

“母亲来自湖北汉川一个书香门第，她家距离父亲老家红安只有100多公里。父亲出身贫农家庭，一家都心向革命。我的母亲一家也同样堪称‘满门忠烈’，为革命作出了极大的牺牲。”张峡明介绍，他的外公胡宗墉一家兄弟五人，个个都是革命英烈。老大胡宗翰在抗战中牺牲；老二胡宗城参加过武昌起义，后在重庆万县作战阵亡；老三胡宗墉和老四胡宗堃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在校期间秘密入党，不幸于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被国民党杀害；老五很小就参加了中共工农红军，后在西征途中作战牺牲。

1926年母亲出生时，她的父亲正在黄埔军校学习，次年就英勇牺牲。张峡明说，母亲对外公并没有清晰的印象，但父辈们为革命抛洒热血、甘愿牺牲的精神却在她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红色的种子。长大后，在家人的支持下，她进入了天汉中学就读。该校师生多为抗战干部的子女和知识青年，一直跟随新四军五师在大悟、黄安（红安）一带运动，遇敌参战，无战教学，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游击学校，从天汉中学毕业后，母亲正式参加了新四军五师的部队，被分配到政宣大队学习无线电收发报业务，培训结束后分配到五师三处工作。

当时，父亲正在五师三处担任副处长。三处驻湖北省宣化店，处长冯志禄，政委钱江、副处长肖荣昌和父亲张天华都是从延安来的。父亲负责收发报务，母亲在他的领导下学习电报收译。过了一段时间，钱政委和肖副处长奉调回延安，临走前钱江政委找母亲谈话，除交待工作外，还特别向她介绍了父亲张天华的个人情况，说张天华是个好领导、好同志！而在之后的日常的工作中，母亲对这位爬过雪山、翻过草地的红军老战士熟悉了起来，父亲的革命经历更是令她钦佩。他们之间，除上下级工作关系外，慢慢多了一层含义，萌发了情愫。父亲在战场上机智勇敢，在感情问题上也不拖泥带水。行军间隙，他几次主动找母亲谈话，希望彼此间的关系能进一步加深。母亲温婉地同意，两人的关系正式确定下来。抗战胜利后，1946年新春之际，五师司令部为父亲、母亲和另外四对新人在宣化店举行隆重的集体婚礼，他们的结婚用品是花两块光洋（银元）添置的一床新棉被，其余就是平时的随身之物。

父母爱情，在监狱诞生的长子

“1947年3月，我出生在监狱……”坐在母亲身旁的张峡明，一边看着母亲，一边平静讲述。生命的起点，便是传奇。苦难、煎熬、痛苦、绝望………却让战火纷飞年代的父母爱情更显光芒。

将时钟拨回到1946年，那一年正是中国政治局势急剧动荡的一年。6月21日深夜，对局势极为担忧的父亲难以入睡，夜半起身回到办公处所，竟意外监听到国民党方面下达的7月1日大举围攻中原新四军五师的密电。

父亲立刻叫醒了时任三处处长的冯志禄同志，与其一起，连夜骑马将截获的密电送至李先念司令员手中，五师得以提前离开宣化店向西突围。

但彼时21岁的母亲有孕在身，跟着走，艰难无比，于是上级决定让几个相同情况的女战士就地隐蔽。 

 “你爸一步一回头，我是哭得不得了。”很多年后，母亲和孩子们提起那次分离，场景仍然历历在目。这一别之后，何时才能相见？她不敢想，不能想，只是偷偷地把父亲的一张小照缝在棉衣的衣角里。

“因为有人告密，我的母亲很快就被捕了。”在临时关押点——位于河南南阳西峡口的一座孔明庙里，张峡明出生了。

乱世生子的艰辛，不言而喻。母亲只能把卸下来的门板当“产床”，在撕心裂肺的疼痛中，靠自己一点点把脐带往外拽………春寒料峭，母亲不得不自己在看守的监视下去小河里涮洗带血的衣衫。当地一位老太太看见这位产妇的手泡在冰冷的河水里，一个劲地摆手：使不得，使不得。

监狱的日子，暗无天日。更何况是一个襁褓中的孩子！疟疾、败血症……张峡明好几回都差点死掉。

最为凶险的一次，张峡明整个小脸都已经紫了，束手无策的母亲只能一个劲地给他喂水，水不够，狱友们就把自己的那份省下来救济他。“当时监狱里还有另外一个孩子和我得的一样的病，他本来情况比我好，突然就咽了气。他妈妈看见我活过来了，就抱着我哭。”

1949年，他们终于等来了解放。“母亲带着我回到老家，外婆担心她的安全，不愿意她再往外跑，母亲却斩钉截铁：不行，我是部队的人！”

重新回归部队，母亲四处寻找父亲。她先是在湖北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而后又写信给时任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李先念同志，打听父亲的下落，而这时的父亲也同样也在焦急地寻找他们母子。

7月的炎夏，在组织的帮助下，一家人终于在红安县团圆。

“那一天，父亲从驻地迎出来几十里地。母亲后来回忆，我一见到父亲，就马上伸手要他抱，我父亲看到我第一次见他就那么亲，忍不住落泪。”

虽然，因为在狱中严重营养不良，张峡明直到两三岁还不会讲话，不能走路，但经历了战争、硝烟、离别、牵挂之后的久别重逢、失而复得，父亲和母亲泪眼婆娑的眼睛里闪烁的熠熠光彩，是家国同构的喜悦，是奔向未来的召唤。

从此，母亲与父亲坚决不分离，父亲工作调动到哪，母亲就举家搬迁到哪，在新中国的成长之路上，他们风雨兼程，相互扶持，一路追随。从三口之家，到又有六个孩子接连诞生，在时代的变迁里，日子也枝繁叶茂。

可分离还是找到了他们。1991年，78岁的父亲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留下母亲撕心裂肺地哭喊声在走廊回荡：“不要丢下我，不要丢下我……”

母亲小父亲13岁，父亲一生宠爱母亲。当年行军，在过丹江的时候，不谙水性的父亲始终把他的马让给母亲骑，自己则拉着马尾巴过河；突围时离开母亲才几天，父亲又拖着重病的身体回来找母亲，虽然最终又被一纸命令调回去。上世纪五十年代，生活贫困，父亲攒了八个月的钱，终于让母亲在北京的冬天穿上了“像样”的大衣……

唯独有一件事，父亲“对不起”母亲。母亲一生给父亲生了七个孩子，戎马生涯，说走就走，从不曾好好地坐过一次月子。长女张黎明回忆，1960年小妹出生时，物资依旧贫乏。外婆从乡下带来了10个鸡蛋，在身上捂了三个星期真捂出了小鸡。可是母亲的“保养大计”，却被不知情的父亲破坏了，他直接把几只鸡带去给战士们开荤了。“那时候他在南京炮兵文化学校当校长，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对部下感情最深”，三女张京明还补充道，她们姐妹都帮父亲的部下们打过毛衣。

跟着张京明走进母亲的卧室，并排放置在床头的五张照片，无声地诉说着母亲心底最深的思念。母亲和父亲的合影在最中间，一左一右分别是父亲穿着军装的单人照和三代同堂的大合影。其余两张是早早离世的二儿子。

在父亲走之前，母亲就有过一次痛彻心扉的离别。1980年，年仅29岁的二儿子竟在过年前一个礼拜丧生于车祸，留下了半岁的女儿。

“母亲始终走不出来，她没法接受，枪林弹雨中他们总是能死里逃生，怎么一个人会这么容易就没了呢？”张京明说。

不搞特殊，家风中传承红色基因

“我们兄弟姐妹几乎都从小住校，长大后去当兵，在家和父母相处的时间很少，小时候其实不知道爸妈对我们究竟是怎样一种爱。”张黎明回忆道。

父亲曾经有部队配车，却从来不让儿女搭公家的车上下学，给张峡明和张黎明儿时留下了深刻印象。1960年前后全家搬到南京，张黎明正值学龄，彼时在南京卫岗小学上学住校，每周走整整7公里路回家。

独自在北京上学的张峡明也是如此，“有一次母亲给了我1块钱让我坐4站公交车回家，我想留着钱，就打算一路跑回家，路上一个好心的三轮车师傅要拉我回去，下车没要我的钱。到家母亲知道了，‘你怎么能不给人家钱呢？’等到我追出去，师傅早已走远。”

和大哥相似，张黎明在上小学时，“每周上学前，母亲给我口袋里装14.5块钱，这是一上学就交给老师的学费，除了一些交通费外，很少给我们零花钱。”从烽火年代走来，红军留下的印记，更多地化为了父母对于子女们严格的节俭教育，贯穿在家庭的细枝末节中，成为代际传承的家风。

“可能因为父母做机要工作的原因，很少和我们具体讲解放前的故事，但是当我们吃饭剩下的时候，父亲总会严厉地说‘不要浪费粮食，当年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都吃不上饭。’”张峡明回忆道。父亲母亲不仅自身生活节俭，无论家庭经济条件如何，都要求子女们恪守节俭的品格。

张京明还回想起一则插曲，小妹张宁宁1960年出生，上世纪80年代流行喇叭裤，小妹正是年轻爱美的时候，穿惯部队军装的小妹自己偷偷做了一条喇叭裤，正打算出门，让姐姐替她“放风”，不料还是被父亲看见，严厉批评了一顿。

在家家户户生活都较为清贫年代，张黎明清楚地记得，在巷子里脸熟而不知姓名的街坊邻居常常来找母亲，“胡同志，我们家揭不开锅了，能借点钱么？”每当这个时候，母亲都会毫不犹豫借钱给人家，“不求别人能还钱，只是为了帮一帮。”

张黎明回忆，母亲当年经常讲，“我们家的孩子，我们没给他们创造什么条件，就是让她们当了个兵。”7位子女中，有5位都先后穿上戎装，在祖国各地，延续着革命父母的光和热。

特殊年代开始的军旅生活，也意外地让张黎明第一次感受到了父亲的“不一样”。

1968年，张峡明和张黎明兄妹俩一同被下放到连云港东辛农场做知青。张黎明说，“我们从小在家都是姊妹在另一个房间睡，临走的前一天晚上，父亲突然把我叫到他们的起居室，让我在他们旁边睡。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我意识到父亲在我床头偷偷看我，早上5点他就起来下面条。”

从小在家里带着妹妹，“独当一面”的她，受到这种待遇，让她觉得很罕见。早餐桌上，父亲突然抱住她哽咽着说，“你这么小，不到17岁，要到这么远的地方去，你知不知道……”一旁的母亲，已是满眼泪水。她这才意识到，平时内敛含蓄、严厉冷漠的父亲母亲，原来把爱藏得那么深。

张峡明1969年当兵，曾在内蒙古守了7年边关；张黎明和大哥相差不久入伍，成为一名军队医院的手术室护士，后学成为手术室麻醉师；张京明1970年在南京通信总站当一名通信兵，张天华曾称女儿“子承父业”……

在南京当兵的张京明坦言由于自己在南京，离家不远，相对吃苦要少一些。在她儿时的记忆中，父亲是那个让她一定要练字，不计标点符号一定要写满200格；同学都不上课，也一定要自己去；自己事情一定要自己做，还要和两个妹妹轮流洗碗的严格的家长。“子承父业”的她，也是在当兵后，感受到了父亲的另一面。1970年，张京明15岁前往南京通信总站当兵，“入伍当天，父亲把我送到教练场，带兵的军人把我叫过去，我领完军装，具体分配到哪里他是不知道的。站在队伍里，我远远看到父亲的车，绕着教练场慢慢地开了好几圈才走。”虽然距离遥远，但她确定，隐隐约约间担忧的目光，就是父亲对这位年少当兵的女儿的不舍和牵挂。

比起物质上的丰足，这对红军父母将当年的革命斗志、坚定信念化作勤俭节约、乐于助人的家风，传给了7位子女。孩子们也用自己的军旅生涯，赓续着父母曾经的理想。而今，年迈的母亲胡以钢已年过九旬，子女们也纷纷进入知天命之年，这个已是四代同堂的大家族，带着父母们赋予他们的精神与品格，将这份荣耀化为力量，继续前行。

本报记者 姚依依 陈洁 于锋/文 王悦谋/视频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编辑: 姚依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