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起来，文艺武器发出更强战斗力 | 号角催征——解码《新华日报》老报纸里的百年初心㉒

重庆，三峡广场。在这个处于闹市区、周边高楼林立的大型城市公共空间，有人休憩闲聊，有人悠闲踱过。广场上，郭沫若、巴金、潘梓年等文化名人的雕像，静静地与盛世繁华相伴。抗战时期，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团结在一起，以文艺为武器，冲破黑暗，迎接黎明。当年的《新华日报》，将文艺界发出的抗战强音永远留存。

尽管在阶级，集团，世界观，艺术方法论上大家有着各自的特性，然而一个高于一切的共同的目标——抗敌，比什么都有力地使大家都成为亲密的战友。这是一个中国文艺史上的盛举，值得我们来欢欣鼓舞的。

我们深深地相信，由于这个空前的团结，文艺的武器必然将在民族解放的疆场上，发生出更强大的战斗力量。

——社论《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1938年3月27日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汉口成立。当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热切地希望“由于文艺界这个团结的开始，更能把文艺的队伍，在战斗的过程中，无限地扩大起来”。

次日的《新华日报》记录“文协”成立大会场景——500多名文艺工作者把庞大的礼堂挤得满满的，主席台前的两行标语写着：“拿笔杆代枪杆，争取民族之独立。寓文略于战略，发扬人道的光辉。”大会推举周恩来等13人组成名誉主席团。“周恩来先生的演说，庄严热烈：‘今天到会场后最大的感动，是看见了全国的文艺作家们，在全民族面前，空前的团结起来。’”

西南交通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段从学介绍，当时“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已经成立，“文协”的出现充分说明，组织起来，以集体的力量为抗战服务，是当时文艺界的共同愿望。“文协”的成立，标志着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

段从学认为，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对“文协”发挥了积极的引领和指导作用，成立“文协”的倡议由中共党员阳翰笙提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由中共党员楼适夷执笔起草。周恩来、郭沫若等人利用合法形式，对“文协”给予积极支持。“文协”参与或组织的不少重要活动，如纪念鲁迅逝世等，周恩来都参加并发表讲话。《新华日报》是当时给予“文协”最多关注的报纸，其发表的社论以及对“文协”活动全面、大量的报道，也起到了塑造“文协”形象、引领“文协”方向与工作的重要作用。

阅读1939年4月9日《新华日报》为纪念“文协”成立一周年所发社论《用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得知，一年中，成都、昆明、桂林、香港等地成立了“文协”分会，作家大多数已投身于抗战。这篇社论也向“文协”进言：要发动作家到敌人后方去，进行文化工作；要加强“文章入伍”的工作，给军队增加精神食粮，也从前线得到更多的题材和体验；实现“文章下乡”的口号，动员和组织大后方同胞积极参加抗战……

段从学告诉记者，1943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文协”的领导，时任《新华日报》社长的潘梓年，以及冯雪峰、戈宝权等人经过合法选举进入“文协”。中国共产党对文艺界的领导，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文协”等组织的活动开展的，而“文协”等组织也利用社会团体的合法身份，做了不少中国共产党不便或不能直接做的工作。

在《新华日报》上，中共领导人对文艺界著名人士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评价，引导着国统区的抗日救亡文艺运动。

“鲁迅先生之伟大，在于一贯的为真理正义而崛强奋斗，至死不屈，并在于从极其艰险困难的处境中，预见与确信有光明的将来。这种伟大，是我们今日坚持长期抗战，坚信最后胜利所必须发扬的民族精神！”这是1938年10月19日《新华日报》的《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专页上，周恩来的题词。

1939年10月19日，重庆举行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活动。《新华日报》当日发社论《纪念伟大的民族战士鲁迅先生》，次日发特写《战时首都千余群众纪念民族战士鲁迅先生》，既颂扬鲁迅，也鼓励人们坚持抗战到底，增强民众抗战信心。

1940年4月26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文化界努力的方向》，指出当前文化运动的任务——总的方面是为着争取抗战建国的胜利，具体任务包括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在生活上和工作上帮助文化工作者等。

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鲁迅先生已不在世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愈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奋斗到底的。

——代论《我要说的话》，周恩来，1941年11月16日

“皖南事变”后，国统区文坛一片沉寂。为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破坏，周恩来提议由文艺界纪念郭沫若50寿辰和创作生活25周年，鼓励文艺界进步人士向郭沫若学习。

1941年11月16日，《新华日报》发表周恩来撰写的代论《我要说的话》，高度评价郭沫若的功绩，并增出两个版，作为《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特刊》，刊登董必武、邓颖超、潘梓年、沈钧儒、沈尹默等人的贺诗、贺词和文章。

“周恩来同志向郭先生致着诚挚的祝贺，也勉励大家要学习郭先生革命的热情，研究的精神与战斗的生活。”次日发表的特写《诗笔灿烂的二十五年》，描述了人们如何给郭沫若这位老战士以最高的热情。“简短的篇幅里，没有方法形容出这一个集会里的热烈情形，五小时的欢欣”，让今日读者可以想见，祝寿活动是如何打破沉闷局面，鼓舞起文艺工作者的斗志！“影响深远的‘郭沫若五十寿辰暨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活动，开创了一种崭新的文化斗争方式，在国统区一直延续到抗战结束。”段从学说。

阅读老报纸，记者发现，此后的祝寿或创作生活纪念活动，《新华日报》不仅及时报道，还发表纪念文章。

1944 年，《新华日报》参与组织老舍创作生活20年暨45岁寿辰庆祝会。4月17日，《新华日报》刊发短评《作家的创作生命——贺老舍先生创作廿周年》，并发表郭沫若、茅盾、胡风等人的祝贺诗文。

1945年6月24日，《新华日报》社论《中国文艺工作者的路程》、中共领导人王若飞撰写的代论《中国文化界的光荣  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祝茅盾先生五十寿日》，肯定茅盾是“永远前进的主将”。

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永东认为：“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中国共产党要宣传自己的文艺方针，建立自己的抗战话语权，需要得到著名作家等文艺界人士的支持。中共中央南方局策划、为大后方文学最重要的3位作家——郭沫若、茅盾、老舍以及其他著名文人祝寿等活动，是争取文艺界人士，巩固和扩大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策略。对于祝寿或纪念创作生涯的活动，《新华日报》以社论、短评、专刊等形式进行报道、对人物定性，进一步扩大了活动的社会影响，坚定了文艺工作者的政治方向。”

李永东说，老舍是无党派人士，对抗战抱有极大热情，持有“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抗战观念。在为老舍祝寿的短评中有这样的话——要保持清高，不可变节，这是中国共产党对老舍的期望。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对老舍的创作产生较大的影响。例如，1946年老舍到美国后创作长篇小说《鼓书艺人》，将重庆国民党军政势力的权力嚣张、对普通艺人的政治压迫写得非常明显，这在老舍以前的作品中是没有的。

茅盾在香港、新疆、延安、重庆、桂林的创作姿态各有不同，显示出“审时度势、移步换形”的整体风貌。在祝寿活动之后，茅盾的创作姿态发生变化。以他在抗战胜利前后创作的话剧《清明前后》为例，作品最终的呈现与起初的创作计划，有很大区别。话剧修改的过程，就是茅盾创作观念、立场调整的过程。

爱护文艺作家，契重文艺作家，培养和提拔文艺作家，给文艺作家以实际帮助，不仅是文艺界同仁本身应该奋斗的事。而且也是“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的伟大事业中不可分离的任务。

——社论《给文艺作家以实际帮助！》，1940年2月4日

文艺作家对抗战、对民族、对国家尽了最大的贡献，“他们与前线上的军队，不过是在不同的战线上，一样杀敌效果”。“然而，目前文艺界同人的困难和痛苦，是无可讳言的事，这在前几天重庆文艺作家同人的座谈会上，对‘如何保障作家生活’讨论中，不仅反映重庆这一隅之地文艺作家的要求，同时也是反映全国文艺作家的要求。”

《给文艺作家以实际帮助！》这篇文章大声疾呼，提高文艺工作者的政治地位，给文艺作家以生活上的保障和改善，给文艺作家以提高自己作品水平的可能和工作上的便利。其中，给文艺作家以生活上的保障和改善，最主要的是一方面提高稿费版税，规定最低稿费版税标准，另一方面要求政府予以有计划的实际帮助。

对在艰难困苦中坚持斗争的文艺界人士，中国共产党十分关心。1942年12月12日，《新华日报》刊登消息《保障作家权益 全国文协提出改善办法》，并配发短评《保障作家合法权益》，对“生活困苦万状”的作家和“痛苦很深”的出版业表示同情，强调“作家合法权益的保障，是万分应该的，提高稿费版税皆有必要”。

1943年4月《新华日报》接连刊登援助作家张天翼的文章：24日，发表关于张天翼旧病复发而无钱治病的消息；26日，刊发读者来信《伸出同情的手来，救助张天翼氏！》；27日，发表《本报职工文艺小组捐款援助张天翼氏》，表示已将第一批捐款310元转给张天翼；28日，再发读者来信，呼吁救助张天翼……

1944年7月15日，《新华日报》刊登《援助贫病作家 全国文协筹募基金 》，介绍“文协”筹募基金的缘起是“近三年来，生活倍加艰苦，稿酬日益低微，于是因贫而病，因病而更贫”。《新华日报》还首先响应，捐助一万元。

《新华日报》对文艺界人士的关心和帮助是全方位的。1945年4月20日，《新华日报》发表《黄金案中的“舒舍予”与老舍先生无关》，为老舍辟谣。原来，国民党《中央日报》发了条新闻《黄金提价舞弊案》，称购买黄金100两以上的有舒舍予（即老舍）等大户。关心此事的民众，很快从《新华日报》得知真相：“据文协负责人谈，此事与名作家舒舍予(老舍)无关，老舍先生仍然在乡下度着贫作家的生活，靠着卖心血及衣服维持全家衣食，与黄金案中之舒舍予其人，毫无关连之处。”

除了文艺界，《新华日报》还报道教育界、科技界等各界进步文化人士的抗战活动，与他们友好往来。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周勇说，南方局专门设立文化宣传工作委员会，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秦邦宪和邓颖超等都参与文化工作的领导，有效推动国统区进步文化运动，创造了党领导文化工作的宝贵经验。其中，还有一个经典案例：南方局不仅以《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为主阵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方针政策，及时分析时局，揭露国民党内战行径，为抗战指明正确方向，还采取多种方式领导或影响《新蜀报》《大公报》等多家进步媒体，形成新闻界统一战线。“宋平同志曾经指出，当时我们新闻组的人很少，但是我们能把控重庆的舆论。”

周勇认为：“我们要看到，一方面，重庆进步文化运动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成为中国文化的新高峰；另一方面，周恩来和南方局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礼披于外，力蕴于中’的魅力，最大限度地争取了包括文化战线在内的中间力量，使中间力量逐步成为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长期合作的亲密朋友，从而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向空前的广度。”

总策划：双传学 顾雷鸣

执行策划：王晓映

记者：徐冠英 白雪

拍摄：邓宇轩

剪辑：穆怀佳

编辑: 刘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