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和周总理合影的“小红花”们、盐城的“四色”文化、《鼠疫》的启示丨人文周刊荐读

新华日报·人文周刊（第18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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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儿依旧这样红

——寻找五十年前和周总理合影的“小红花”们

7月16日，本报刊发《寻找老照片里的你——“中国共产党在江苏历史展”上光影定格的历史瞬间》，呼吁大家一起寻找我党百年征程中时代的亲历者、见证者，热心读者提供了大量寻人线索。经过记者寻访，50年前跟周恩来总理合影的南京“小红花”的演员们找到了。

1971年6月5日晚，周恩来总理陪同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在中山陵11号观看南京小红花艺术团的演出。“小红花”当时是中国外交的一张名片，仅1971年3月至5月，他们就分别为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和伊朗法蒂玛·巴列维公主演出3次。

当晚的表演在《全世界人民大团结》的歌舞中结束，周总理与齐奥塞斯库等走上舞台，和小演员们合影留念。孩子们热情地围住周总理欢呼雀跃，新华日报记者陈哲按下了快门，这一瞬间被定格在流动的时间长河中。

50年后，这张照片出现在“百年征程 初心永恒——中国共产党在江苏历史展”上。照片上的小演员们如今在哪里？他们过得怎么样？岁月染白了鬓角，你是否还是那个少年？

几经辗转，找到和总理握手的小姑娘

这是一次辗转曲折又峰回路转的寻人之旅。照片上最引人关注的是和周总理握手的小姑娘，她张大了嘴巴，叉开双手，似乎在兴奋地说着什么，她是谁？

最先提供信息的人叫彭坚——2001年至2014年担任南京小红花艺术团团长，她推荐了凌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小红花”的器乐老师，后来担任过小红花艺术学校副校长。

凌成等几位老师告诉记者，这批小演员为周总理演出过两次，第二次是1972年4月，总理陪同马耳他代表团来南京。那批“小红花”人才辈出，有著名二胡演奏家朱昌耀，省交响乐团团长吕军，中国第一位二胡演奏专业硕士欧景星，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国家一级演员薛白、张立美，电影《红海行动》总制片人唐静，北京舞蹈学院创意学院院长万素等一大批艺术人才，然而照片中并没有出现他们的身影，于是他向记者推荐了当年的小舞蹈演员、被那批“小红花”们戏称为“秘书长”的孙国祥。

孙国祥有一个“超级大脑”，记忆力好到让人惊叹，他认出了总理左右两侧的孩子分别叫谢岷和李庆华，拿花的男孩叫王宁，戴大草帽的男孩叫邱智亮，但是和总理握手的小姑娘他不太确认，因此他又推荐了当年声乐老师徐明华和舞蹈老师严善本。

她们对当年的情景记忆犹新，都向记者讲述了一个小故事：演奏柳琴的郐萍萍只有6岁，她弹完《我爱北京天安门》后，总理向她招招手，等她走到身边，总理抱起她亲了亲她的脸，问她还会弹什么，小姑娘毫不怯场，说：“我还会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于是现场又临时加演了这个节目。

虽然没出现在照片里，当晚担任二胡首席的朱昌耀还记得一件趣事，他生怕总理听不见，演奏得特别卖力。演出结束后，总理上台接见大家，握手时说：“你京胡拉得不错，但要轻些，可不要盖过唱喔。”

当时南京“一大一小”闻名遐迩，“大”指南京长江大桥，“小”就是“小红花”。“小红花”都是小演员，小的五六岁，大的也不过十三四岁，他们周一到周六住在学校，每天六点起床七点练功，除进工厂、下农村演出外，还负责外交接待演出，集体生活、半军事化管理培养了他们超强的自理能力，也形成了以大带小的传统。由于经常一周有三四场演出，徐明华和严善本都与小演员们一起住宿舍，既授艺又育人，她们的严与爱让孩子们受益终身。徐明华记不清自己给多少孩子拔过牙，乳牙摇摇欲坠恒牙刚刚露头时，孩子们就来找她拔牙。那时她二十七八岁，还没谈对象，却被很多孩子亲昵地叫做“干妈”。

朝夕相处的感情自然不一般，很多当年的小演员至今跟她们保持着密切联系。寻人的消息就这样在当年的“小红花”们之间传递，最终当年的报幕员、现居日本名古屋的袁群笃定地认为：

她是张小妹！

那天晚上，她没舍得洗手

和周总理握手时，张小妹11岁。

当晚的演出以歌舞《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开场，以歌舞《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圆满结束，中间还特别演出了一个罗马尼亚歌曲《乔治参军》，张小妹参加了好几个节目的合唱、伴唱。

“那天晚上每个演员都很激动，你看我张大嘴巴像是在叫，两个手张开着都不知道怎么握手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张小妹说，“周总理特别亲切，他叮嘱大家‘好好学习，听毛主席的话’。那天晚上，我都舍不得洗手，当然也没洗脸、刷牙，是不是特别孩子气？”

张小妹是那拨孩子中“退役”较早的一个。小学五年级，她在变声期因为声带小结而离开“小红花”，高中毕业后被分配到金陵石化环保科，做了十来年水样检测后，又被调到南京友谊商店。

今天的年轻人想像不到当年的友谊商店有多风光。那是面向外籍人士开放的高档消费品商店，店里有很难买到的古玩字画、黄金珠宝、彩电冰箱、名酒名表等紧俏商品，但是在那里购物需要外汇券，这使得在友谊商店消费仿佛是一种特殊待遇。因为这份工作，张小妹不知收获了多少艳羡的目光。

然而改革开放的步伐远比想象的快，在友谊商店工作了四五年，张小妹就亲眼见到外汇券于1995年停止流通，原本紧俏的商品如同潮水一般涌入市场，再也无需凭券购买。随后，跨行业、跨地域、跨所有制的企业并购兴起，友谊商店与华联商厦合并。张小妹和她的同事们一起，经历了行业的嬗变，看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变化。作为一名曾经的售货员，几十年间购物的变化她一一看在眼里。如今她自己也用手机网购，动动手指就能收快递，以前她在友谊商店里收外汇券，如今她在天猫淘宝领优惠券。

她从小就是个内敛少话的孩子，这些年来，跟总理握手以及后来为邓小平和金日成演出这样的“高光时刻”她很少和人提及。离开“小红花”后，她跟之前的小伙伴也渐渐少了联系，而这一次被找到让她觉得，是时候回到当年的小伙伴中间了。

落榜改变命运

1977年恢复高考，很多人因为高考改变命运，但谢岷却说自己是“落榜改变命运”。

谢岷是舞蹈演员，在那场演出中扎着头带、穿着夹脚拖鞋扮演日本男孩。严善本老师曾带着几个学生去南艺面试，结果他是“打酱油的”，落选了。虽然身体条件注定他不能走艺术之路，但头脑优势注定他是个读书种子。

1977年，他报考南大外语系落榜，但一个新的时代给了他难得的机遇：新创立的江苏外贸学院从高考落榜生中录取了一批英语人才，谢岷名列其中。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江苏省外贸厅，很快入选干部选拔培养的第三梯队，1982年原外贸部组团赴拉美四国考察，21岁的谢岷是七位成员之一，取道美国去了智利、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在很多人仍然纠结姓“社”还是姓“资”的时候，谢岷因为身处改革开放的前沿领域，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也感知到时代的风向，他坚信中国一定会巨变、崛起，而跟上时代的惟一方法就是学习深造。

1984年，他以同等学力考上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两年，又去加拿大做访问学者，并为教育部编写了国际投资教学大纲。1993年，他自费去纽约大学商学院读MBA，随后去哈佛大学，同时读高级公共管理硕士和国际税务高级研究生班，并利用暑假读投资评估与管理研修班，一年拿下三个文凭。后来的岁月会证明，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知识就是力量”都是至理名言。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确定了中国航向，也向全世界发出了明确信号。1994年从哈佛毕业后，作为最早的一拨“海归”之一，谢岷去了香港，从事私募投资。他曾为中国银行在香港的中银国际创立了私募投资部门，并设立第一支人民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曾负责李嘉诚基金会全球投资业务，投资过脸书、NBA中国、易趣、Paypal等；曾带领美国艾威资本集团亚洲基金，获得“2010年中国私募股权基金10强”；目前他作为创始合伙人，参与创办亚洲投资基金并担任首席营运官，支持亚洲投资银行发展，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亚投行成员国开展投资。

从谢岷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时代如何成就了个人，而个人又是如何踩着国家发展的节拍，成为弄潮儿。

那么，参加“小红花”的经历对他一生起了什么作用？谢岷说：“‘小红花’是南京的名片、中国外交的名片，这样的童年经历让我认定一生要努力、上进、有志向，严格的训练和高水平的演出也给了我责任心和自信心。可以说，那段经历点亮了我们的人生。”

平和应对人生风雨

邱智亮可能是照片中唯一没有两次给总理演出的孩子。

1972年2月11日清晨6时多，从杭州演出回到南京的“小红花”们从火车上下来，准备换乘汽车回学校。邱智亮经过汽车车头时，突然听到一声巨响，现场留给他最后的记忆就是红色的汽车扑面而来。再次醒来时，他已经躺在鼓楼医院的病床上。

事故发生得猝不及防。因为调度失误且当天有雾，一辆火车头猛冲过来，“小红花”乘坐的两节车厢被撞上月台，滑行着撞上了汽车。事故中受伤最重的就是邱智亮，他右臂肱骨颈骨折，住院半年两次手术。

在照片里，邱智亮戴着大草帽，他清楚地记得，自己扮演古巴人，节目中他和另外三个男孩手举火炬，其他小演员穿着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服装，围着他们旋转。这场事故，让他提前离开了小红花艺术团，因为胳膊留下后遗症，他的人生也因此而转折。

事故发生后2个月，周总理陪同马耳他总理明托夫来南京，“小红花”演出中邱智亮的角色由李庆华——照片里站在总理右边的男孩扮演。虽然照片里他几乎是正脸，最好辨认，但很遗憾，他已经和当年的小伙伴失去联系多年，没人可以找到他。

邱智亮的胳膊留下了后遗症，这让他每次去浴室洗澡都感到自卑，但也因此没有像其他知识青年那样上山下乡。他被分配到南京无线电八厂，并很快崭露头角。

1989年，电子部推动彩色电视机国产化，任务被下达给该部所属的南京714厂。经过征名，电视机被取名“熊猫”牌，为实现年产100万台的目标，714厂牵头30多个厂组建熊猫集团，分头生产零部件最后完成组装。邱智亮就在此时加入“熊猫”并成为骨干，负责从意大利、英国、瑞士和美国引进线路板生产线。

熊猫彩电问世是一桩大新闻，当时轰轰烈烈的家电国产化浪潮席卷中国，短短十来年中国就成为世界最大的家电生产国。就在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意外再次袭来，因为眼病他的视力不断下降，2000年他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安心治疗。此时市场化的中国给人们提供了足够多的机会，他加入了弟弟的餐饮事业，这些年来也算顺风顺水。如今他和儿子住在一个小区，“一碗汤”的距离，平时和妻子一起接送小孙子上学放学，享受天伦之乐。

命运对邱智亮有些残酷，但他说起这些年的风风雨雨既不唉声叹气，也不怨天尤人。接受采访时他很客气、很温和，同时也显得很有底气，那是一种经过历练后的淡定。

一个算盘欠了半个世纪

张小妹是袁群认出来的，“失联”多年的邱智亮是袁群“挖掘”出来的，可是她却不知道自己也在照片里——她在邱智亮旁边、张小妹身后，只露出半张脸。

袁群不仅是演员，还是报幕员，周总理上台和大家握手时，她喊了一声：“首长好！”这时总理展现了风趣幽默的一面，笑着说：“什么首长脚掌的，叫伯伯或叔叔好了。”大家都被逗笑了，这个细节也深深印在袁群的脑海中。

这一次，袁群一定要找到邱智亮，因为她还欠他一个算盘。这事邱智亮早已忘记，袁群却一直记得。当年上文化课时，袁群借了邱智亮的算盘，几个同学共用这个算盘，传递时掉在地上摔坏了。邱智亮对袁群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损坏东西要赔偿！”一个算盘一块钱，对一个孩子来说可不是笔小钱，袁群的父母当时都去了干校学习，等他们回来时，邱智亮已经受伤离开了“小红花”。时代的风云，就这样通过一个算盘投射在两个孩子身上。

袁群没有走艺术之路，1977年她高中毕业考上卫校，在南京鼓楼医院工作两年后，又考上镇江医学院检验系进修。随着国门打开，出国留学的人渐渐多了起来。1988年她赴日本留学，攻读药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在当地的制药研究所工作。后来辞职和丈夫创办了IT公司，在国内也建立了分支机构。今年东京奥运会期间，身边的日本人问她：“中国队和日本队，你声援哪个？”她毫不犹豫地答道：“当然是中国队。”

与袁群相似，照片中拿花的王宁也在海外定居。记者想方设法仍没联系到他，综合“小红花”们的描述，王宁上了北京舞蹈学院，后来去朝鲜学习一年，精修朝鲜舞，再后来他移民美国，从事计算机专业，原本瘦小的他现在身强力壮，喜欢四处旅行。

“小红花”们当年在舞台上扮演世界各国的小朋友时，根本想不到有朝一日自己会远赴海外。那时中国的大门还没有完全打开，而今天，中国已经融入了全世界。

她珍藏着一张从未发表过的总理照片

认出袁群的人是赵苏宁，证据是耳朵的形状。她在“小红花”微信群里说：“光看这只耳朵，我就确定是你。”袁群找出自己的其他照片一对，果然就是她。当年的朝夕相处，让“小红花”们像兄弟姐妹一样彼此熟悉。

在赵苏宁家，还挂着演出当晚的另一张照片，照片里她和另一位小男孩魏勇刚站在周总理两边，总理专注地看着前面，双手张开，似乎在鼓掌或打拍子。赵苏宁告诉记者，演出当晚，周总理问候了表演歌舞的孩子后，觉得不能忽视后面的乐队，于是他又走到后台问候乐队成员。

《人民日报》发表了当时的全景照片，总理和齐奥塞斯库、许世友等被小演员们簇拥着，欣赏一位小姑娘打木琴。赵苏宁告诉记者，当时已经接近半夜12点，但周总理兴致很高，站在乐队前指挥大家共同唱了一首《大海航行靠舵手》。

这张照片上，周总理风度翩翩、儒雅沉着，显示出一位成熟政治家的风范。这是一张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的总理照片，赵苏宁扫描之后授权本报刊登，表达对“小红花”对周总理的怀念之情。

赵苏宁高中毕业后最初在南京市一轻局下属的南京钟厂，装配曾经全国闻名的钟山手表，后几经调动，1989年去了南京铁道医学院，2000年东南大学等四校合并，她曾在后勤集团下属的文园宾馆当经理。虽然没有从事艺术专业，但她一直没有放弃舞蹈，不管在哪个单位都是文艺骨干，她还热心张罗“小红花”们搞聚会演出，甚至把自己的生日会办成一场文艺会演。采访时，她翻出这些照片向记者介绍，脸上洋溢着只有真心热爱才会有的幸福。

似乎是一种巧合，照片上能被认出的小演员们都没有把艺术作为职业，但回忆起在“小红花”的岁月，他们个个饱含深情。虽然已经不再年轻，但一直记得自己曾是“小红花”的一员，并因此而自豪。他们和我们一样，从事各种职业，过着各自的生活，以开枝散叶的形式在各个行业亲历着社会变迁。从他们的人生中，分明能感受到时代的足音，看到50年来中国发生了怎样的巨变。

采访中，他们表达了一个心愿，那就是通过口述史整理和资料搜集，记录“小红花”的历史，再拍摄一部影视剧，让“小红花”一直红下去。他们跟记者约定，疫情防控胜利后，大家在南京相聚。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王宏伟  陈洁

【悦读】

从加缪的《鼠疫》中我们学到什么

《鼠疫》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尔贝·加缪发表于1947年的一部长篇小说，作者虚构了一场在北非阿尔及利亚一座叫奥兰的城市中发生的鼠疫。一些评论者认为，这本书中的“鼠疫”实际上隐喻了法西斯军队的入侵。但实际上，这本书对于疫情的描写非常真实，从中可以学到许多面对疫病的经验。笔者简单从书中摘出一些片段，分享给大家。

1

这里的市民所犯的过错，并不比别处的人更多些，只不过是他们忘了应该虚心一些罢了，他们以为自己对付任何事情都有办法，这就意味着他们以为天灾不可能发生。他们依然干自己的行当，做出门的准备和发表议论。他们怎么会想到那使前途毁灭、往来断绝和议论停止的鼠疫呢？他们满以为可以自由自在，但是一旦祸从天降，那就谁也不得自由了。

——摘自《鼠疫》第五小节

《鼠疫》一书的开头交代了鼠疫的缘起，最初是成批的老鼠死亡，随后发现了第一例人类病患——看门人米歇尔，随后陆续出现了十几例病患，大都不治身亡。主人公里厄医生与另一位医生讨论过后，认为此次灾祸很有可能是鼠疫。

然而在鼠疫的灾祸最初发生时，市民们大都仍抱有一些幻想，认为这不是真的，疫情大概很快就可以结束，所以并未采取必要的措施。加缪因此以上面这段话做出评论。

在疫情的起始阶段，民众就应该报以最大的重视，不然等到蔓延开来，就很难控制了。而我们往往在开始时不屑一顾，等到兵临城下才开始急病乱投医。在那些疫情还不严重的地区，难道不应该开始报以最大的重视吗？

2

必须要做的，就是该认清的事情要认请，然后驱除无用的疑虑，采取适当的措施。

……

日常工作才是可靠的，而其他一切都不过是系于毫发之上，一个难以察觉的动作就能断送掉它们。不能纠缠在这些上面。要紧的是把本位工作做好。

——摘自《鼠疫》第五小节

里厄先生在最开始意识到疫情可能是鼠疫时，也只是轻微的不安，但当他回忆起此前的鼠疫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时，却难免感到恐惧了，他想起君士坦丁堡的鼠疫一天死去一万人，想到了无数可怕的场景。但是他很快清醒下来，告诫自己：“该认清的事情要认清，驱除无用的疑虑”；“要紧的是把本位工作做好。”

确实，大多数情况下恐慌的原因是未知，因而，认清事情的严重性很重要。掩耳盗铃的片面乐观和杞人忧天的极度悲观都无益于疫情的控制。对于医护人员来说，最重要的是把本位的工作做好，而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在保持对事情的关注的同时，重要的是做好自我防护，同时对疫情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

3

里厄并不立即回答。过了一会，他说他认为自己是能体会这一点的。他衷心希望朗贝尔同他的爱人重逢，希望一切相爱的人们再度相会，但是碍于法令，碍于鼠疫，他的任务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摘自《鼠疫》第十节

朗贝尔是一位外地的记者，在封城之后，他一直想要逃出城去，因为他的爱人在城外，他希望见到爱人。他希望里厄医生能够开出证明，证明他没有患病，但是里厄医生拒绝了，因为封城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尽管他理解朗贝尔渴望与爱人相聚的心情，但这件事上他要承担自己的职责，不能徇情。

朗贝尔指责他活在抽象观念之中，为了公共利益的话语牺牲个人幸福，而在里厄医生的眼中，他只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4

我又必须向您说明：这一切不是为了搞英雄主义，而是实事求是。这种想法可能令人发笑，但是同鼠疫作斗争的唯一办法就是实事求是。

——摘自《鼠疫》第十七节

疫情继续蔓延，朗贝尔仍然在谋求逃出城，这时他又与里厄医生发生了一次谈话。里厄医生并不认为他追求个人幸福错了，但他并不认为积极投身于防疫工作就是英雄主义，他称他只是实事求是，也就是做好本分工作，既不把防疫工作看做多么崇高的牺牲，也不悲观地认为用处微小，重要的是行动，做出力所能及贡献，这就是实事求是。

朗贝尔无意中得知，里厄医生的妻子也在城外，他也经受着分离之苦。于是他忽然转变了思想，决定在离开之前，与里厄医生并肩作战。

过于英雄主义的宣扬，或是过于恶意的揣测，对于防疫工作都没有实质的帮助，同灾难作斗争，“唯一办法就是实事求是”。从另一个角度看，里厄医生的所作所为当然是英雄主义的无私奉献，但他自己看来，只是做着本分的工作。

5、

朗贝尔说：“是啊，不过要是只顾一个人自己的幸福，那就会感到羞耻。”

——摘自《鼠疫》第二十节

朗贝尔跟随里厄先生参与救治工作，一段时间过后，他很快有了离开的机会，但在最后时刻，他选择留下，最终在个人幸福和分担他人的不幸中选择了后者，因为他感到自己不能心安理得地只顾自己一个人的幸福。他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是值得人们为了它而舍弃自己的所爱。然而，不知什么原因，我自己就像您一样，也舍弃了我的所爱。”

6、

最后，塔鲁摆动着腿，用脚轻轻地敲着平台。经过一阵沉默之后，里厄挺了挺身子，问塔鲁是否知道有一条通往安宁的道路。

“有的，那就是同情心。”

——摘自《鼠疫》第二十四节

塔鲁与里厄医生有过一次长谈，塔鲁谈起自己过去旁观死刑的经历，认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祸害和受害者，但他又补充道，应该有第三种人，就是真正的医生，“站在受害者的一边，以便对损害加以限制。”

只有保持了对于他人的同情心，才能真正的成为一个人。正如里厄先生所说：“我对英雄主义和圣人之道都不感兴趣，我所感兴趣的是做一个真正的人。”

7、

一个人能在鼠疫和生活的赌博中所赢得的全部东西，就是知识和记忆。

——摘自《鼠疫》第二十八节

鼠疫最终结束了，结束得悄无声息，并不是因为医生们找到了救治的解药，而是病毒仿佛忽然就放过了他们。开始有老鼠出现，人们的病情也减轻，新的病例也减少了。从这个角度讲，似乎很难说里厄医生们赢得了这场战役，但是他们确实赢了，赢得了知识和记忆，这是一场灾难给人们最大的教训和经验。我们不应当轻易放过那些治理中曾经尝过的苦头和教训，而是应该尽力在下一次灾难发生时规避它，而不是一次次地重蹈覆辙。

(本文摘自澎湃新闻)

【文脉】

《江苏地方文化史·盐城卷》梳理盐城文化发展脉络 ——

黄海之滨的盐城，有怎样的“四色文化”

“江苏地方文化史”是2016年启动的“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出版成果“江苏文库·研究编”的重要组成部分，13个设区市各设一卷，被收入3000册规模的《江苏文库》之中。

继淮安、苏州、常州之后，《江苏地方文化史·盐城卷》（江苏人民出版社）也已经面世。两千多年来，地处黄海之滨的盐城形成了怎样的地域文化，盐城文化展现出哪四种颜色，此书给出了答案。

盐城，为何以“盐”命名 

用“盐”字来命名的城市，在国内并不算多。《江苏地方文化史·盐城卷》开篇就对“盐城”二字的由来作了清晰解读：盐城，古称“盐渎”，至迟汉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就已置“盐渎县”于今天的盐城市区范围内。“盐渎”二字因何而来，《江苏建置志》如此解释：“以其地产盐，复有运盐之水道，故名。”到东晋义熙九年（413），“盐渎县”改名为“盐城县”，这是“盐城”之名在历史上首次出现。明朝时，“盐城”又叫“瓢城”，这是因为明代所筑造的盐城城池为长椭圆形，“东阔西狭长如瓢”。

盐城地处黄海之滨，拥有广阔的滨海平原和大面积的湿地和滩涂。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盐城经历了沧海桑田的海陆更替，独特的区域地理塑造了盐城鲜明的地域文化。盐城历史上第一部县志的编纂者、明代的盐城县令杨瑞云这样描绘盐城形胜和人文的重要特征：“盐城者，其地则据滨海之胜，其人则多忠孝节义瑰玮之行，其著作则有皇汉之文。”   

“盐城卷”主编、盐城师范学院历史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陆玉芹教授告诉记者，有关盐城文化史的论著虽然较多，但多为通俗读物，全面系统的学术研究著作较为少见。此次，盐城数十位高校学者、文史专家组成编撰团队，历时四年完成《江苏地方文化史·盐城卷》。全书49万字，由绪论、正文、结语、大事记等内容组成。正文部分十五章中，前六章按历史时段纵向叙述，展现了盐城文化发展流变、走向近代的六个阶段；后九章分门别类，以海盐文化、红色文化、水利文化、教育文化、文学与艺术、方言文化、淮剧与杂技、宗教文化、民俗文化等专题横向呈现了盐城文化的多彩图景。南京大学著名学者周群教授评价说，“盐城卷”彰显了盐城文化的基本特色，是第一部较为系统的“盐城文化史”。

白色海盐，浸润盐城两千年历史

既往学界的研究将盐城文化分为“四色文化”：“白色文化”指海盐文化，“红色文化”指新四军文化，“绿色文化”指滩涂湿地文化、“蓝色文化”指海洋文化。而海盐文化则毫无疑问是盐城地区最古老、最深厚的文化底色。《江苏地方文化史·盐城卷》中辟出专章，深入阐释盐城深厚的海盐文化。

 依海生存，煮海熬波。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盐城就一直是我国海盐生产的中心地区之一。陆玉芹介绍，两千年来，从事海盐的生产、运销一直是世代盐城人生活的主要内容，海盐的烙印在这座城市俯拾皆是。比如，海盐催生的地名通名——场、墩、亭、团、灶、垛、荡、总等，在盐城很是常见，它们正是与海盐的生产、仓储、运输管理等相关；贯穿盐城南北的串场河，连接起富安、东台、白驹、刘庄等城镇，它们因盐而生，因盐而兴，繁盛了数百年；历史上生活在盐城的盐商热衷捐资兴学，修建书院，促进了盐城地方文教事业，也推动着滨海市井文化的发展。

历史上，盐城诞生了一批聚焦民生疾苦的诗人，被称为“盐民诗人”的清代人吴嘉纪是其中杰出代表。《江苏地方文化史·盐城卷》中用大量篇幅介绍了吴嘉纪的悲苦人生和艺术成就。来自东淘（今东台）、年少时从事煮盐工作的吴嘉纪写下了大量反映盐民生活以及描述水灾、兵役的诗篇，如著名的《煎盐绝句》：“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如描写贫苦人民忍饥挨饿，富家子弟醉生梦死的《朝雨下》：“朝雨下，田中水深没禾稼，饥禽聒聒啼桑柘。暮下雨，富儿漉酒聚俦侣，酒厚只愁身醉死……”如表现康熙四年苏北沿海造成数万居民死亡的大水灾《海潮叹》：“飓风激潮潮怒来，高如云山声如雷。沿海人家数千里，鸡犬草木同时死。南场尸漂北场路，一半先随落潮去。产业荡尽水烟深，阴雨飒飒鬼号呼……”“盐城卷”认为，吴嘉纪关注底层盐民困苦生活，他的诗有典型的“诗史”特征，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灿烂的海盐文化渗入了盐城人生活方方面面。在心灵手巧的盐城人手里，晶莹剔透的盐还能变身为精美的盐雕艺术品，这一非遗技艺传承至今。此外，古往今来盐城民间还有晒盐、祭盐宗、敬盐盘大圣、给盐婆过生日等有趣的“海盐民俗”。

如今，盐城依然是我国重要的海盐生产基地，2008年开馆、位于盐城的中国海盐博物馆是我国第一座国家级盐类专题博物馆。“毫无疑问，海盐文化是盐城地域历史文化发展的基础。”陆玉芹说。

红色文化，唤醒闭塞的盐阜大地    

如果说白色（海盐文化）是盐城文化的底色，那么，红色则是盐城地方文化耀眼的亮色。

《江苏地方文化史·盐城卷》介绍，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盐城逐渐汇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洪流之中，红色文化在盐城兴起。尤其是1940年10月以后，随着新四军、八路军的到来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红色文化在盐城广泛传播，落后闭塞的盐阜大地呈现出一派积极向上的文化图景。

陆玉芹介绍，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后，非常重视文化建设，陈毅同志在盐城以极大的热情发动并领导了敌后抗战新文化运动，吸引了邹韬奋、贺绿汀、范长江、阿英、吕振羽、薛暮桥等著名知识分子来到盐城。大批文化组织的建立，开创了抗战文化的全新阵容。华中鲁艺是抗战文化的摇篮；苏北文化协会是“新文化运动”的舞台。生动活泼的抗战文学，激昂嘹亮的抗战音乐，丰富多彩的抗战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地在盐城出现。阿英主编了文艺刊物《新知识》，丘东平发表了小说《茅山下》，贺绿汀创作了大型合唱曲《1942年前奏曲》，李增援创作了《大红灯笼高高挂》，何士德写了《我们同是一家人》……

在党的领导下，红色宣传、红色教育、红色文学、红色美术精彩纷呈，激发了民众投身抗日和创作新社会的激情，红色文化使盐城地方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人情风俗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革。

除了海盐文化和红色文化，农垦文化、水利文化、曲艺文化等也在盐城的历史上交相辉映。陆玉芹表示，盐城历史文化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和综合效能，大大提高了盐城的文化影响力和文化实力。在新的时代，盐城传统历史文化也将焕发出新的生机，有利地促进城市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创造出更加完善的盐城新文化。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于锋

编辑: 冯圆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