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办来了年轻人、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儒生竟是运河之神｜人文周刊荐读

新华日报·人文周刊（第17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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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萌溦：眼含热泪编撰“江苏抗疫实录”

2020年11月25日，在江苏省抗击新冠疫情表彰大会召开的前一天，沈萌溦和同事们将新鲜出炉的《生命至上：江苏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实录》送到江苏大剧院会场，摆在每一位代表的桌上。那一刻，她真切感受到作为方志工作者的满足感和骄傲感。

“80后”沈萌溦是江苏年鉴杂志社副社长，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科学技术哲学专业。一位从事哲学研究的北大研究生，为何会投身看似冷门的地方志编纂工作？沈萌溦说，这源于她儿时的耳濡目染和对历史文化的热爱。“我的家乡是拥有2500年历史的古城扬州。小时候，我的母亲就参与过地方志书的编撰，家中也有多种扬州的方志和年鉴。”经常翻阅这些“大部头”，沈萌溦面前打开了一扇了解故乡悠久历史和璀璨文化的窗口，也早早结下了她与地方志的情缘。

2009年，沈萌溦研究生毕业后，毫不犹豫选择了江苏省方志馆。“在很多人印象中，地方志工作者是与陈旧发黄的文献典籍打交道，从故纸堆中钩沉史事，但其实我们的工作远不止此。”沈萌溦介绍，地方志还有一项重要的职责，是通过年鉴、专题志书的编纂，全面客观地记录本行政区域经济、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现状与发展，为后人留下当代中国日新月异、快速发展的生动档案。

从成为一名方志工作者以来，沈萌溦担负了多卷《江苏年鉴》的编辑工作，参与了2019年7月号至今每个月《江苏微记录》的编纂统筹工作。她还作为副主编，承担了《江苏记录2019》《江苏记录2020》等书的编辑审稿工作。

在今年1月底举办的省两会上，与会代表们都拿到了一本《江苏记录2020》。翻开此书，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江苏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长三角一体化、高速铁路建设等大事要事一一全景呈现。2020年江苏地区生产总值超10万亿元，13个设区市全部跻身全国百强，制造业总量占全国约1/7，90家企业上榜中国民企500强……一张张亮丽的“江苏成绩单”清晰展现。沈萌溦介绍，“江苏记录”是省地方志办公室和省统计局合作编纂的成果，对当年江苏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进行实时记录，连续两年提供给省两会作为会议资料，发挥了资政作用。“可以说，我们编撰的书，定格了‘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中的一个个难忘瞬间。”

2020年，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年轻的江苏方志人执笔著史，编著《生命至上：江苏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实录》一书，为波澜壮阔的江苏抗疫斗争绘制了一幅全景图画。“从去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我们就开始了撰写抗疫实录的工作。方志人要做的，就是为后世留下真实而完整的记载。”沈萌溦说，编撰这本“实录”和以往的地方志完全不同，要求“即时编纂”，也就是随时“直播”抗疫的实况进程。

编撰“实录”的日日夜夜里，沈萌溦和小伙伴们从主流媒体、新闻发布会、政府网站和官方公众号等海量资讯中挖掘、整理江苏抗疫的点点滴滴，梳理主线，抽丝剥茧，“我们每天都被‘逆行者’的事迹感动着，眼含热泪编完了这本书”。江苏疫情防控实现患者“零死亡”，3000多名江苏医护工作者驰援湖北抗疫，南京江宁“硬核老大爷”在村口拦下省委书记，人民警察蒋大为守住疫情“特高风险村”，“90后”志愿者宋明译累计搬运上百吨物资……“方志青年”用《生命至上》这本书为抗疫胜利交出了满意答卷。

越来越多的“方志青年”加入，给地方志工作注入了活力和动能。每天早上7点，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方志江苏”都会准时更新，为读者送上一份“文化早餐”。沈萌溦长期负责“方志江苏”的编辑和运营工作，包括她在内的年轻人们将“方志江苏”做出了新意，扩大了影响力，推出的文章总能在历史和当下之间找到准确的切合点，在全国省级方志类公众号中排名第一。在沈萌溦看来，“方志青年”正逐渐找到新时代方志文化的精准传播方式，用创新方式挖掘江苏记忆，讲好江苏故事，展示江苏成就。

李琳琳：诠释雨花英烈的信仰力量

在“方志青年”中，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区县指导处副主任科员李琳琳是标准“科班出身”，她的母校宁波大学是全国为数不多设置地方志专业的学校。“我从小就喜欢历史，本科时候读的是历史学，研究生阶段是地方志专业。”在李琳琳看来，历史学和地方志学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地方志是一地的百科全书，是比历史更密切联系现实的百科全书。地方志分门别类地将社会百态置于书页中，通过不断纂修，让后人了解一个区域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变迁。”李琳琳就是这样自然而然地爱上地方志工作的。

2015年，刚刚工作两年的李琳琳接受了一项艰巨的任务——撰写雨花台烈士传丛书中的《何宝珍传》。何宝珍烈士1902年出生于湖南道县，1923年4月与刘少奇同志结成革命伴侣。她跟随刘少奇为革命多方奔走，先后在上海、广州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工作，担任过汉口市妇女协会组织部长。1933年3月，何宝珍在上海被捕，在狱中受尽酷刑拷打，坚贞不屈，于1934年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2岁。

“为这么一位我从小就很敬仰的雨花英烈撰写传记，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当时才28岁的李琳琳，虽然也写过一些论文，但从没独立写过一本书，尤其是党史方面的著作，压力非常大。但为雨花英烈立传的使命感，书写和展现烈士英勇事迹的责任感，让她迎难而上。

为期一年的采访、资料收集与整理阶段中，李琳琳先后走访了道县、衡阳、长沙等烈士生活、学习和工作过的地方，追寻烈士留下的足迹。她还专门去北京拜访了何宝珍烈士的女儿、年近九旬的刘爱琴教授。“在走访历史见证人和寻找历史现场的过程中，我尽力搜寻、捕捉流淌在血脉里的革命传统传承，重现当年烈士的音容笑貌和精神气质。”2016年6月，李琳琳所著的《何宝珍传》正式出版，受到党史界一致好评。

李琳琳始终忘不了刘爱琴老人对她讲的故事：刘爱琴刚出生，就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被父母寄养到别人家。从此，她命运多舛，7岁就被卖为童养媳。周恩来同志还在1938年的《新华日报》上刊登寻人启事，寻找刘少奇失散多年的女儿刘爱琴。

对于父亲刘少奇和母亲何宝珍的抉择，刘爱琴深深予以理解。她对李琳琳说：“因为我的母亲是烈士，我思想懈怠、无所作为，就对不起我的母亲。我思想上进步、工作上做出成绩，才是对母亲最好的告慰。”这段话深深地感染了李琳琳。“我自己做了母亲后，更能理解母亲对孩子的爱，更能理解革命先烈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离开自己心爱的孩子，舍小家为大家的家国情怀是多么地可贵、崇高与伟大。”在她看来，弘扬烈士精神，学习烈士精神，做好做实每项工作，是对烈士最好的告慰。

如今，李琳琳主要从事《南京史志》的编辑工作，这是一份在南京文史界享有极高知名度的杂志。“就我来说，要把《南京史志》编好，把地方志工作做好，就一定要走出去，回到历史现场，触摸古都南京的悠久文脉。”

有一次，为了编辑一条关于南京老门东周处读书台的稿件，李琳琳实地去周处读书台周边反复走访，对比府志、县志中有关的记述，寻找今昔变迁。这位“85后”的方志工作者说，她尊敬的清代方志大家章学诚，清代南京的修志名家汪士铎、陈作霖、夏仁虎等等，无不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年轻的“方志青年”们也要像前辈大家们一样，用双脚丈量大地，在实地走访和还原史料中，重现江苏历史的华彩篇章。

李智：让地方先贤讲“宿迁故事”

方志是一个比较冷门的系统，在强调趣味、段子手大行其道的网络上，追求全面、准确、朴实文风的方志往往不容易吸引眼球。然而新一轮传统文化热潮为唤醒沉睡的方志资源提供了机遇，宿迁方志办“90后”李智就在尝试发掘方志里的先贤故事，传播地方文化。

“方志是一项严肃甚至有时会显得枯燥的工作，比如中国有20年一修志的传统，而每次修志需要花上10来年，像这一轮修《宿迁市志》就花了8年，体例极其严谨，行文字斟句酌，只讲事实，不作评论也不加渲染，更不能有立场，这就是传统的修志方法。”李智说，“志书主要功能是存史，当作工具书用来查资料用，不适合休闲阅读，但是在方志当中有大量的人文、地理、先贤、旧事还有价值观，如何在新媒体环境下，用它们讲好宿迁故事？这是我们新一代方志人应该开拓的路。”

近年来全省方志系统整合专家资源“开门发声”，让沉睡在方志背后的文字鲜活起来。蹭热点、约稿、编辑、报送，往事被钩沉，先贤重发声，李智和她的小伙伴们努力为方志开辟新的传播方式，让当地的文脉得以弘扬。

在“方志江苏”的微信推送中，这些史料丰富、内容翔实的文字广为传播：

被誉为人民解放军“炮兵之父”的朱瑞与毛主席有一张合影。中共“七大”之后，他拒绝毛主席让他当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的安排，申请去炮校当教员，被他的真诚所打动，毛主席不仅同意了他的请示，还郑重戴上八角帽跟他合影。

新四军四师骑兵团为什么把马刀叫做“雪枫刀”？彭雪枫行军途中为什么批评在泗洪搭浮桥的指挥员？这位转战四方的将军为什么被称为“一生只走了一里路”？彭雪枫将军的故事感人至深。

宋江起义军活动在河北、山东的大片地区，然而他率领的军队却在沭阳这个“小地方”遭到重创，被县尉王师心伏击打败，只得率残部乘十条船去了连云港，并最终投降当地政府。

在宿迁发布文明“宿九条”时，李智却邀请专家写了一篇宿迁人喝酒的风俗，座次、赏罚、敬酒由头样样讲究，喝到兴头还玩“杠子老虎鸡”，输者罚酒必须“一口闷”，随后话风一转，倡导健康、文明、节俭的酒文化，戒掉过分劝酒的陋俗。

在2020年宿迁派医疗队驰援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时，当地又发掘了清末时宿迁人黄以霖在武汉为官，执行张之洞的政策实业救国的故事，从开展军事教育充实湖北新军，到兴办交通督办粤汉铁路，再到发展商业举办武汉劝业奖进会，这个宿迁人也曾为武汉作出过贡献……

打开方志，就如打开了通向一个地方的“大门”，可以了解当地历史和风物的方方面面，“我们可以骄傲地说，没有什么比方志更权威、更全面、更详细地展示一个地方的文字资料了。”李智说。

这种自信，来自亲自参与修志。2014年她考进宿迁方志办的时候，新一轮《宿迁市志》的编修已经开展了两个年头，其中大事记花费了她最多的时间和精力，她从旧方志和各县区志中提取了大量资料进行整合，再搜集大量书籍、期刊、文献对遗漏的大事进行增补，接下来就要反复打磨、勘误，旧有“一字不实，满篇生疑”之说，而志书的生命恰恰在于真实和准确，经过四五轮的修改，7万字的大事记最终成型。修编志书是寂寞的工作，每天与志书、资料、文献为伍，对文字“锱铢必较”，这样的工作也让她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修志问道，以启未来。”

齐慎：记录对口支援“两地书”

虽然读博士时研究苏州园林接触过地方志，但是齐慎却没想到自己会成为苏州方志办的一员，在坐“冷板凳”的苏州方志办一干就是8年。

“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国史、方志和家谱共同组成了中国民族史学的支柱。这是一项崇高的事业，然而方志工作本身却很平凡、琐碎，既没有传奇的故事和经历，也不允许激扬文字、挥洒才情，方志必须客观、准确、平实且不带感情色彩地秉笔实录。

时代在发展，方志的内容也在不断丰富。自2019年开始，齐慎先后参与了《苏州工业园区自然村变迁图志》《漕湖街道自然村变迁图志》《苏州监狱志》等志稿审读，以及《苏州志略》《苏州往昔》的编纂审改工作，让她觉得最有价值的要属《苏州对口帮扶志》的编纂。

“对口帮扶是中国特有的扶贫开发政策，是人类扶贫减贫历史上的创举。”齐慎说，“苏州对口支援地区涉及新疆、西藏和贵州等8个省份11个地级市33个县，这是一段值得铭记的历史，我们要做的就是全景式地准确记录其全过程。”

记者翻阅了这批方志的书稿，阅读体验并不愉悦，它没有小说的故事，没有散文的文采，也没有新闻的热点，它更多是资料的汇编和罗列，很容易让人产生阅读的疲倦感。然而方志也是对事实最全面、最准确、最细致的记录，从组织架构、决策部署到专项规划，从民生、产业、智力援建再到援建管理、英模和大事记，几乎是用绣花的功夫展示了一副恢宏的图景，让人惊叹于对口支援对于受援地区的改变是多么深刻和巨大。

在苏州援助的西藏拉萨林周县，过去人们认为某座山或巨石是掌管疾病的“龙神”，并为其插上红柳枝、挂上经幡、献上哈达祈求祛病免灾，是苏州“安木吉”（藏语意为医生）把先进的医疗技术和设备带到当地。20年前，全县人均医药费7元，医生每张处方平均药费0.5元，如今当地已经能做甲状腺瘤切除、腹腔巨大囊肿切除等手术，苏州医生被当地人视作“龙神”。

在新疆伊犁州巩留县，张家港通过招商引资，在当地投资1.5亿元建设鲟鱼卵化养殖项目，使当地成为全疆最大的鲟鱼苗种全人工繁育基地及新疆首座冷水系鲟鱼集约式工厂化养殖基地。

贵州省铜仁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原本是国家级贫困县，吴江区帮助当地开展“林下养鸡”，建设智慧交通体系，帮助当地农产品“印货出山”，建设“两江产业园”，培训贫困人口……2019年4月，该县退出贫困县序列。

“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们常常被感动、被鼓舞，并且从一组组数字、一件件小事当中感知国家的进步。”齐慎说，“但是我们要把滚热的情感化作冷静的笔触，把了不起的事业写实写细。”

作为方志行业的“新兵”，老前辈们对于家乡、对文化的热爱时刻激励着齐慎。采访中她多次提到计东生——《同里镇志》的主编。计老从镇党委副书记任上退休后，组织团队整理镇志，因编写质量高、文字流畅、图片精美，《同里镇志》入选《中国名镇志丛书》。老人已经于2017年去世，《同里镇志》却让苏州方志界久久地怀念他。

存史资政育人，这是中国史家千百年的追求。如今，齐慎这个“80后”也成为一名著史人。她说：“虽然自己不可能像司马迁、班固那样伟大，但同样是在记录历史，有一种‘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追求。”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于锋 王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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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讲好中国故事的难题

徐海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一扫近代以来积贫积弱、任人欺压和宰割的局面，国家赢得独立，经济社会获得发展，人民生活日渐富庶，迄今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正在开启基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这些彪炳中华民族史册的壮举，亟需书写；中间充满传奇色彩无数奋斗者的故事，尤为动人。

讲好中国故事，不仅是对过去几十年中国伟大传奇故事的简单记录，更是民族精神的深入挖掘和全面弘扬，将会愈加催发我们增强“四个自信”。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场合反复多次强调讲好中国故事，宣传思想战线的理论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也做了大量工作，但还存在一些难题有待破解。

之所以讲好中国故事很难，不是因为没有故事可讲——几十年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伟业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先进人物和事迹，关键是我们在故事选择、故事主体、叙述方式等方面常常表现出刻板的思路，遵循狭隘的经验主义路径，所讲故事真实性、代表性、感染性都出现明显不足，更有弄巧成拙的讲述者，让观众、听众和读者在发现支离破碎的故事破绽后对故事的整体真实性产生疑惑。因此，当我们读到《洋苏州眼中的中国小康》（以下简称《洋苏州》）一书时，你不能不眼睛一亮并茅塞顿开地发出感叹：这才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优质版本。

讲好中国故事的前提是选择故事。中国故事是讲给中国人听的，也是讲给外国人听的。在目前的国际背景下，向海外讲好中国故事十分迫切、十分必要，也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因此，故事的关联性很重要。你所选择的故事必须引起海外人共鸣，促进海外人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讲的还是中小学生周末到公交公司帮助司机叔叔擦洗汽车，讲的还是四世同堂、妯娌相敬如宾共同服侍长期重病在床公公，讲的还是孔融七岁让梨，就很难引起海外人共鸣，也很难引得海外人的理解。今天，我们尤其需要讲好中国人民自强不息奔小康的故事，讲好当代中国故事，因为这才是引起海外友好人士侧目和惊叹的地方。

《洋苏州》，讲述在苏州生活和工作多年的十二位外国友人，参与苏州发展、融入江苏进步、目睹中国腾飞的故事。这些友人来自法、英、美、日、德、新、韩、克多国，他们中有工程师，有玉雕师，有拳手教练，有企业家，有慈善家。特别重要的是，这些外籍人士是中国社会主义小康事业的参与者和共同奋斗者。发生在苏州大地上的故事也是他们自己的故事。他们不仅仅见证了小康伟业在苏州由邓小平同志的设想到今日美梦成真的全过程，也亲身参与了这项伟大事业并在其中流血流汗。这些故事在过去不可能发生，在别国身上不可复制。这些故事的真实性毋庸置疑。

十二个人物之一的安大陆，是英国籍BBC前记者，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全世界：“在苏州的这些年里，我亲眼看着它实现了由一个小桥流水人家的古城到现代化大都市的变迁，这让我非常震撼和高兴”。因此，如果说《洋苏州眼中的中国小康》这部作品是成功的话，成功的第一原因在于作者选择故事的成功。

中国故事难以讲好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选择讲故事的人。到目前为止的大部分中国故事都是中国人在讲，套上一个不太适合的词便是“自说自话”。“自说自话”的一大缺点在于“自以为是”-------——以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向和正确的模式向外人叙述自己的成长。这些讲话方式乃至传播方式不考虑别人心里怎么想，讲了就讲了，你听懂还是没有听懂、接受还是反对我就不管了。这都是中国故事难以讲好的重要原因。当然，多年来我们也在积极探索让别人来讲中国故事，但还不多、不美。中国日报聘用洋编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选用洋播音，是因为他们语言比我们好，洋人更能接受。同理，只要是你的美好故事，何必在乎是谁讲呢？最好的办法是让讲得好的人来讲。

《洋苏州眼中的中国小康》看起来是中国苏州作者吴纪中在讲故事，但当你读完本书，你会觉得不是吴纪中在讲故事，而是十二个外国人在讲中国故事。打开全书，外国主角以及他们的家人、同事都在异口同声地叙述苏州从一个传统的消费型美丽古城，经过短短几十年的发展，迅速成为融合传统之美和现代文明的发达城市的故事；同时，他们（不是我们）对苏州地方政府和当地人民的感激、敬佩和羡慕之情不时被无意间提及，比如日本企业家盐谷外司对当地政府的信任和感激。

突破了“选择好故事”和“谁来讲故事”这两个难点之后便剩下了“如何讲故事”这个困难了。不过，解决了前面两个难点，第三个困难要容易得多。《洋苏州》作者让这些对中国拥有发自内心真爱的朋友来讲真实故事的同时，也不时走到前台与洋人串讲。洋人想讲的话，让洋人讲。洋人想不到的事、不会说的话，作者亲自上场。作者与故事主人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生动自然。特别是作者的序曲和后记，写得情理并茂，为扬而抑，收放自如。

作者是理性的，在让这些为苏州做出杰出贡献的外籍人士由衷赞美苏州小康巨变的时候，却显得十分克制，完全没有单方面忘我的洋洋自得。相反，作者指出了这些外籍人士自身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及其背后的文化特质：他们多年来背井离乡来到中国，大都具备了创业创优的勇气以及遇困难不气馁的坚韧意志。在作者笔下，他们是充满爱心的英国慈善者（在中国新冠疫情暴发、口罩奇缺时，无私地从他们的祖国购来大量口罩赠送中国人民），他们是精益求精的日本企业家和一丝不苟的韩国工程师，他们是藐视困难、年过半百来中国学手艺的英国人，他们是不断闯关的德国创业者……让别人赞美自己，也须赞美别人。让别人讲好中国故事，与讲好别人的故事并行不悖。双赢超过单赢。

讲好中国故事，可以讲好宏大背景故事，也可以讲好由一地一时展现出来的动人故事。本书以十几位外国人在苏州见证小康的故事，有效地破解了讲好中国故事的难题。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得不为本书作者和出版单位击节赞叹。

（作者系江苏凤凰传媒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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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发掘的金龙四大王庙因为明清时期位于常州城西门外，俗称‘西大王庙’。”站在常州钟楼区三堡街最西端的大运河畔，考古领队、常州市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偈人指着横成行、竖成列的建筑基址告诉记者，“金龙四大王庙建于运河南岸，因此坐南朝北，面向运河，同一般寺庙坐北朝南有所区别。金龙四大王庙主要供奉金龙四大王，起到护佑运河的作用。”

考古发现表明，大王庙遗址南北残长45米，宽20米，是一个中轴对称的封闭型院落，当年人们从运河边的正门进入后，便看到一座戏楼，戏楼背后是座戏台，在开阔的观戏广场两侧，分别是东西看楼。广场的后面便是供奉金龙四大王的主殿，其整体结构和今天的常州孟河东岳庙很相似。

那么，这位金龙四大王又是何方神圣呢？根据史料记载，金龙四大王的原型是南宋儒生谢绪，家住钱塘县北孝女里（今属杭州市良渚镇），在家中排行第四，曾经就读于金龙山。元军灭亡南宋后，谢绪不愿当亡国奴，投江而死，死后水面涌起一丈高的波涛，托起谢绪的尸体，人们把他安葬在金龙山，认为他已成神。传说元朝末年朱元璋与元军大战于徐州吕梁洪，谢绪披甲执鞭驱使黄河倒流，阻遏元军战船，帮助朱元璋获得大胜，因此被朱元璋封为金龙四大王。

在正史中，明代以前并没有运河之神，从明代起黄河威胁运河畅通的情况加剧，漕运要穿越长江、黄河、大湖以及吕梁洪这样的绝险之地，经历风涛之险恶，转搬之艰辛。对朝廷来说，皇室给养、百官俸禄、边关军饷都依赖漕运，对漕军和运丁来说，一旦漕船倾覆性命难保，即使逃过一劫，漕粮的损失也必须赔付，3000里运河有一处不通，都涉及国家稳定，正是这种重要艰险使政府和民间都强化了运河水神崇拜，并催生出一套以金龙四大王为主神的水神体系。

根据正史记载，运河沿线最早一座金龙四大王专祠出现于明景泰七年（1456年），地点为运河沙湾段（今河南台前县），隆庆六年（1572年），皇帝派兵部侍郎万恭前往山东鱼台致祭，正式敕封谢绪为金龙四大王，从此金龙四大王进入国家正祀，获得“国家认证”，成为集黄河神与运河神为一体的漕运守护神。清代皇室同样重视金龙四大王崇拜，顺治为其加“显佑通济”封号，康熙为其加“昭灵效顺”封号，乾隆为其加“广利安民”封号，直至光绪年间，金龙四大王的封号已多达44个字，突破了天地神祇封号不超过40个字的定制。

明清时，金龙四大王崇拜在运河沿线非常兴盛，越是运道艰险之处金龙四大王庙越密集。此次发掘中，地层里的青花瓷片等遗物证实这座大王庙的时代最早可以上溯到明朝，与清道光年间重修的《武进阳湖县合志》相吻合。方志中称，金龙四大王庙俯临运河又名西林庵，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建，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拓基重造，道光十六年（1836年）重修。因城北青山门外有大王庙，因此称为西大王庙。

这座大王庙为何会建在三堡街？王偈人表示，这段运河是外来商船、货船进入常州府城的必经水道，带来了明清时期的数百年繁荣。三堡街是常州漕运、木业、豆业经济集中的区域，据文献记载，清雍正二年（1724年）武进全县共有粮船120多艘，停泊在西门城外永丰里大王庙一带。1986年的《常州市木材志》记载，清代洪都木商公所，在西大王庙附近，凡遇本帮木排到埠，就要做大王会，演戏酬神，大排筵席，招待同业。可以想见，金龙四大王庙一带已经成为五湖四海的人们举办庙会和商业聚会的场所，引发商贸文化、水运文化、宗教文化、饮食文化、市井文化等多种文化的交流和碰撞。

1855年，黄河在河南兰考决口，从此不再经江苏入海。1901年清廷废除漕运，运河沿线日渐沉寂，金龙四大王崇拜也因此衰落。自民国时起，三堡街大王庙开始被改作他用，新中国成立后在遗址上修建起厂房。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运河沿线金龙四大王庙随处可见的景象，也对“金龙四大王”这个名称感到陌生，此次考古让明清时期的水神崇拜重回学术视野，一位南宋儒生化身漕运守护神的故事，是中国大运河这首千年史诗中最为奇幻的篇章。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王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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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淮盐，留下怎样的丰厚遗产

盐业是江苏大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有“两淮盐，天下咸”的民谚。江苏境内淮北、淮南盐场以淮河为界，分布在北起苏鲁交界的绣针河口，南至长江口这一斜形狭长的海岸带上，跨越连云港、盐城、淮安、南通4市。

在古代，天下税课，盐税占一半，而两淮盐税又占盐税一半，淮盐产销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在今天，每年120万吨高品质食用淮盐输送到全国20多个省（市）和日本、韩国、印尼、马来西亚等10多个国家，端上2亿多人的餐桌。

目前，淮安、扬州因拥有京杭运河主河道被列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核心区，泰州、南通因运盐河和京杭运河交汇，被列为拓展区，盐城、连云港被列为辐射区。依托淮安、扬州、泰州、南通、盐城、连云港等地丰富的淮盐文化资源，建设“天下淮盐”特色旅游圈在中国大运河沿线不仅具有相当的重要性，而且具有唯一性。

盐业为江苏留下了多条运河，最早的一条是西汉时的运盐河。当时吴王刘濞在封国内大量招募流放的罪人铸钱、煮盐，国力日渐富强。由于盐场分散，外运困难，于是借鉴夫差的做法，在公元前195年开凿运盐河，自扬州茱萸湾到泰州海陵仓,再到海安、如皋。

随着海岸线东移，运盐河也不断向东南延伸至南通九圩港，使之西通扬泰，东达海滨，两淮盐场所产的盐，经运盐河运至扬州再行销全国。古代南通境内长期存有吕四、余东、余中等12所煎盐场。食盐由运盐河运出，途经泰州、扬州、真州（今仪征）入长江，溯江而上，到达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销区。

由于产盐、运盐获利甚多，两淮盐场成为2000多年来中国产量最大的盐场，盐运中枢扬州商贾云集，倍受渔盐之利，先后在汉、隋唐、明清时期三度繁荣，唐代有“扬一益二”之说，扬州相当于今天中国经济中心上海，成都第二。尽管历史上的吴王夫差、刘濞争议较大，但扬州人民素有对两位吴王的感念之情，在清代建造了邗沟大王庙，供有夫差和刘濞神像，尊称他们为财神。

盐业的兴盛带来了城市的崛起。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朝廷将古射阳县东部，靠黄海的一部分划出来另立一县，称盐渎县。东晋安帝时，盐渎因“环城皆盐场”而更名为盐城，此名一直延用至今。

武则天垂拱四年（688年）年，朝廷大规模调集民力，开挖了北起海州（今连云港），中经灌云、灌南而达涟水城与淮河相连的盐河，淮北各盐场所产都经此河运达涟水城屯积，待收税后再盘坝入淮河溯淮而上，或由邗沟入长江转运各地。淮北盐业因此日渐兴盛，涟水也成为“直非淮扬之襟喉，亦是齐鲁之门户”的重镇。

宋代非常重视东南沿海尤其是淮东的海盐生产，产区主要分布在“通、泰、楚、海州、涟水军”；南宋后海州、涟水军被金人占领，淮盐产地集中在通州、泰州和楚州，并以泰州为最。

北宋有三位宰相晏殊、吕夷简、范仲淹，都曾在东台西溪任过盐官。晏殊在西溪兴建书院，推广文化，后人因为感念，又将西溪称为“晏溪”。范仲淹为抵御海潮侵袭和适应盐场运输，兴工修筑“捍海堰”，取土河道连接起来遂成运盐航道。后人把“捍海堰”称之为“范公堤”。昔日锁海防潮的“范公堤”历经千年沧桑，如今已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一座现代化的防潮海堤屹立在范公堤的内侧。

当年为筑堤取土形成了一条贯穿南北的人工运河，因它连接“范公堤”沿岸的十几个盐场，被称为“串场河”。南宋、元、明、清曾对捍海堰不断加固南延，串场河也因之得到拓浚和完善。范公堤和串场河将里下河地区分成堤西和堤东两大自然区域，堤西多湖洼、堤东多碱滩，湖洼宜农，碱滩宜盐，范公堤、串场河开辟了里下河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纪元。新中国成立后，1954～1984年间，江苏对串场河进行了11次疏浚裁弯，从1958年起，江苏规划并实施与串场河平行的通榆河工程，2002年正式投入使用，串场河的大部分通航功能被通榆河替代。

明宣德时，陈瑄开挖江都白塔河以后，江南漕船经白塔河入运盐河至湾头抵运河，运盐河又再次兴盛起来。明永乐二年（1404年），泰州通往盐城东台联结盐场的泰东河开挖完工，给淮盐运输增加了一条新的水上便捷通道。清代康乾时期全国十大产盐区的产量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淮盐年产量达4亿多斤，上交盐税600余万两银。全国盐税为1300万两，占了清廷财政收入的一半，而“淮盐”又占了盐税的一半，占了清廷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

清末，由于以晒制为主的淮北盐出盐快、成本低。光绪三十三年（1908年）盐商在丰乐镇新增济南盐场后，以海州府板浦为中心的淮北盐业渐兴盛起来，至民国二十年（1931年）两淮盐运司也由扬州移驻淮北，扬州改设淮南运副，淮北盐业承担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省的食盐供给。

淮盐历史文化悠久，运盐河道和诸多城市共同组成盐文化线路，沿线保留的遗址遗迹、文献档案及其盐商盐民生活等物质和非物质遗产，成为淮盐文化旅游的宝贵资源。

以淮盐为特色的文化旅游线路有着丰富的功能分区，其中南部的扬州、泰州、南通、盐城主要以淮盐遗址遗存展示和扬州盐商生活体验为主，扬州重在展示淮盐集散地、管理机构和盐商住宅及其生活，泰州重在展示盐税文化，南通、盐城重在展示盐场文化及其水运文化。北部的连云港、淮安主要以现代盐业生产及其工业旅游为主，连云港以古今海盐生产为主，淮安以现代矿盐为主，兼淮北盐场（涟水）及其管理机构展示。

淮盐旅游圈可以采用“十”字型战略布局，以扬州为交汇点，一横以南通、泰州、扬州为节点，通过通扬运河（运盐河）、古运河、仪扬运河等，重点凸显盐业文化线路，一竖以瓜洲、扬州、邵伯、高邮、界首、宝应和淮安等为主要节点，重点凸显漕运（盐运）文化。在交通上，则可以采用“回”字型空间布局。以淮扬运河、通扬运河（运盐河）、通榆运河（串场河）、盐河等为主轴，基本形成水运主干道，连同连淮扬镇、沿江（宁启）、盐通、连盐等高铁，将淮安、扬州、泰州、南通、盐城和连云港串联起来，形成“回”字型水铁双循环城市群,实现全景式展示、全产业链发展，真正将“千年淮盐”特色旅游圈建设成为在国内外叫得响的旅游圈。

（作者为扬州大学中国大运河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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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吴雨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