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电影是近年来电影史研究的热门话题。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南京艺术学院电影电视学院教授秦翼、南京艺术学院在站博士后张丹所著的新书《电影与抗战》，为读者呈现了14年抗日战争中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整体脉络，其中一些章节回顾了人民电影的缘起。1937年，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的电影事业开始建立和成长，在几乎一穷二白的情况下起步，拍摄了不少纪录片，为根据地生活和斗争留下了珍贵记录，同时也反映出了当时根据地百姓对这种“新兴”艺术形式的喜爱。

1937年，延安成为人民电影的诞生之地

1937年9月6日，中共中央将西北办事处改组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延安，成为人民电影的诞生之地。

1938年3月28日，陕甘宁边区青年救国会召开发起人大会，会上决议成立“陕甘宁边区抗敌电影社”。在发表于《新中华报》之《陕甘宁边区抗敌电影社成立启事》一文中，明确该社的任务是“用抗战中的血的经验来教训我们全中国的人民，使他们更坚决地走上抗战的道路”。在这则报道中，还说明了该社“除了拍摄抗敌影片外，还摄制前方战区和边区生活等新闻影片”，并公示出接洽地点为汉口或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根据研究者黄德泉最新的考证，“至迟在1939年春夏间”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便成立了电影队，以电影放映为主要工作。电影摄制工作在总政治部电影团(简称“总政电影团”，即一般所称的“延安电影团”)成立之后开始，时间为1940年6月。

在当时，工作物资十分有限,可谓“白手起家”。摄影器材包括两台摄影机，分别是导演伊文思赠送的35毫米“埃姆”有声摄影机和一台购于香港的 16 毫米“菲尔姆”摄影机，照相机有三台,影人们戏称为“两动三呆”。放映器材有35毫米、16毫米放映机各一部，小发电机两三台，以及白布做的银幕一块。胶片有16000英尺35毫米底片，还有一些洗印药品。

记录下毛泽东的重要讲话，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总政电影团成立之后，开始摄制“人民电影的第一部作品”《延安与八路军》，袁牧之担任影片编导，吴印咸负责摄影，徐肖冰为助理摄影。拍摄人员凭借落后的交通工具辗转多地，跋山涉水，翻山越岭，一路艰险异常。1938年秋，摄影队先到达陕北黄帝陵摄制了一个镜头，寓意中华民族的复兴。在延安进行摄制期间，摄制组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信念与使命鼓舞着影人继续前往晋绥边区、越过日军封锁线进入晋察冀边区等地深入拍摄。摄取的内容包括军事战斗和战时生活，也有领导人活动，如贺龙、关向应视察工作，以及白求恩医生救治病员、民兵活动、战时教育等。

1941年11月拍摄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记录下毛泽东在会上的重要讲话，以及党内外人士共商边区大事的珍贵画面，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1942年，电影团着手摄制大型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吴印咸摄影，徐肖冰任摄影助理，钱筱璋编辑，周从初洗印。影片将镜头聚焦于驻地八路军三五九旅响应党中央大生产运动，自产自足，将荒芜的南泥湾开垦为“陕北江南”的英雄事迹。

不须宣传，老百姓自带凳子赶十几里路前来观影

作为陕甘宁边区唯一的放映队，电影团放映队承担着为地方战士与民众放映的任务。

在放映中，由于不少影片是俄语配音，需要放映员边讲解边放映。最为艰苦的是巡回放映，放映员翻山越岭，跋山涉水，无畏严寒与酷暑，却要面对设备落后带来的一系列困难，延安、关中、陇东、绥德、三边，甚至晋西北地区都留下了他们前行的足迹。放映员走向工厂、农村、机关，走向千千万万的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人民生活中，所到的每一处都点亮了电影的启蒙之光。“一开始是手摇小马达，后来改成脚蹬的、发电量大一点的马达……胶片有时候也会断，断了就断了，也接不上，没药水，不现场接片。”为军队放映的影片，不须宣传，也有非常多的老百姓自带凳子赶十几里路前来观影。

在具体工作过程中，放映员先向地方领导或部队首长了解情况,根据实际起草宣传内容。通常影片放映之前先举行照片展览，内容多为反映边区生产建设与斗争的照片。电影放映之前，首先进行形势、任务的讲解与党的政策宣传，进而向群众讲解事先准备的内容，一般会用当地群众亲身经历的事迹进行教育，这种方式受到了民众的普遍欢迎。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黄欢 范杰逊 胡安静  实习生 李文玉

编辑: 纪树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