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日报·人文周刊（第2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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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旧时光，在老物件里寻找光阴的故事

一本老曲谱，一台收音机，一部旧电话……在民间，很多普通人醉心于各种收藏门类。他们或搜集古代的艺术品，或寻找儿时的老物件，或聚拢别人眼中的“淘汰物品”。在一些藏家看来，收藏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网罗奇珍，秘不示人，更在于用藏品重温旧时岁月，展示时代变迁，并将其蕴含的时代意蕴传递给未来，勾勒出中国社会日新月异的变迁。

一片琉璃一张曲谱，与传统对话

“如果不搞收藏，我可能不晓得中国在三千多年前就有古玻璃，也不会知道玻璃在古代曾比黄金、玉器都珍贵；如果不搞收藏，我更不会知道，最早的龙形图案出现在什么时期……”从事玉石古玩收藏30多年，张爱民对收藏这件事感悟良多。

大学毕业后，张爱民从事策划与设计工作，设计中常常需要调用一些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不断的接触中，中国古代艺术品的造型意蕴、精美纹饰和制造工艺深深吸引了他。青铜器上精美的纹样蕴含着怎样的意义？坚硬的玉器是怎么雕刻出来的？收藏的兴趣由此点燃。

“起初，只要是老东西我都会收。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收到了一枚汉代琉璃残片，发现如此精美的器物竟是一块古代玻璃，于是开始重点研究这个门类。”张爱民的收藏门类很广，青铜器、古玉器、古代石器、古代书画、杂项等均有涉猎，最钟情的还是高古琉璃和高古玉器（高古指汉代之前）。“每当我拿起这些藏品，仔细端详欣赏，都像是在和历史对话，感知传统文化的脉搏。”

和张爱民一样，在民间，有很多人通过收藏活动，搜罗日益稀少的老物件，向传统致敬，与历史对话。

1979年出生的曲友李宏，因听昆曲成痴，尽其所能收藏昆曲老曲谱和昆曲黑胶唱片。在他看来，昆曲资料的收集，展现了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性的一面，更能从中看出传统审美的变化。

1998年的一天，李宏在逛二手书店时发现了一套《遏云阁曲谱》，这套曲谱是明清以来口传“梨园故本”的汇集校正本，是旧时戏班演唱和时俗流行曲谱系统的第一部刊本，1925年由上海著易堂书局印行。当全书两函12本全部展现在面前时，李宏震撼不已。那时他还在上大学，用自己半个学期的零花钱800元将全套曲谱拿下。

开启收藏模式后，从古玩市场、二手书店，再到淘宝网，只要一发现昆曲曲谱的踪迹，李宏就第一时间想办法拿下。20多年来，他收藏的明清、民国曲谱已数百种。其中，最为珍贵的是《天韵社曲谱》。该曲谱是被称之为“现存唯一最古老的昆曲社”的无锡天韵社所传，1916年曾经油印100部，如今存世可能仅三四部，李宏所藏就是其中之一。

仅从纸上感受昆曲之美还不过瘾，当在一场昆曲雅集中听过一次20世纪初的黑胶唱片后，李宏又开始如饥似渴般收藏黑胶唱片。在他收藏的昆曲黑胶唱片中，最珍贵的是昆曲大师俞振飞的父亲、“江南曲圣”俞粟庐先生的唱片。这张唱片就连所附的曲谱，也是俞粟庐亲手缮写的。俞粟庐的唱片在市面上非常稀少，许多人终生不曾一见。还有一张，是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所录制的昆曲《刺虎》的唱片，梅兰芳一生，录制京剧唱片无数，但所录昆曲仅此一张。

“摩挲着这些老曲谱，婉转清越的昆曲水磨腔好似回转在耳边，我仿佛走进了江南的旧亭台，深切感受到传统戏曲的魅力。”在李宏看来，收藏使得他与传统文化贴得更近。

难忘的老物件，慰藉岁月情怀

不同于古代艺术品，收音机、电话机、电影放映机这些近代才出现的老物件，曾经在我们的生活中司空见惯，它们铭刻着岁月的印记，寄托着人们对过去时光的深深留恋。

和很多同龄人一样，生于1975年的季友观很早就沉淀下和电影相关的记忆。“从小看露天电影，我就觉得电影放映机真是一个神奇的物件，能轻易地将电影‘送’到田间地头。”《地道战》《闪闪的红星》《野火春风斗古城》……电影放映机咔嚓咔嚓的转动声中，白色幕布上显现出一幕幕神奇的画面，光影讲述的故事在季友观的脑海中永远留存。若干年后，季友观在南京经营着一家影视传媒公司。这些看似高大冰冷的机器，成为了他无比珍视的收藏。

“我的工作和电影多少有点关系，最初的动机很简单，只想购买一些老式的电影放映机布置公司的工作环境。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我竟迷上了电影放映机，十几年下来，收藏了一千多台。”爱迪生发明的电影放映机前身——幻灯机、柯达（KODAK）第一代电动电影放映机、宝莱克斯（BOLEX）默片电影放映机、南京电影机械厂生产的最后一套双机电影放映机……季友观的藏品涵盖了从手摇到自动、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胶片到数字的电影放映机发展全过程。

1895年12月，卢米埃尔兄弟在法国巴黎格拉咖啡馆放映了世界上第一场电影，正式宣告了电影的诞生。来自那个年代的、由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的第一代电影放映机，如今存世已经极少，季友观就珍藏有一台，是从一位法国藏家手中征集而来。每当有参观者来访，季友观都会仔细介绍这台老式放映机的机械构造，播放世界上最早的电影短片《工厂大门》，“在与现代数字电影技术的今昔对比中，人们能够感知电影技术的飞速发展”。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长江船员出身的王世清对于电话有着特殊的感情，当年在船上工作时，只能依靠通讯工具和岸上保持联系。那时候他就想，如果有一种便携式电话，随时可以拨打给家人，该有多好。“当时觉得是幻想，要知道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家庭能装一部电话已是很稀奇的事情，没想到短短二三十年，人人拥有一部手机已成为现实。”

通讯工具不断更新，旧的电话迅速被淘汰，王世清敏锐地发现，那些“作古”的老通讯工具虽然失去了实用价值，却也成为一种越来越稀少的收藏品。从十几年前开始，王世清就注意在收藏市场上搜罗各种老通讯工具。如今，他的这类收藏已形成体系，包括各种手摇电话机、拨号盘式电话机、按键式电话机、BP机、大哥大、小灵通等等。

他珍藏的最古老的一部电话机，是一部20世纪初的手摇磁石电话机，其底座是一个木盒子，右侧一个金属摇把，上面一个金属支架，用来托放话筒。岁月沧桑，百岁老电话的摇把依旧完好，还可以顺畅摇动。另一件上世纪六十年代使用的检测电话也很稀罕，“建造南京长江大桥时，造桥工人们背着这部电话在工地上忙碌，随时保持联系，老电话为南京长江大桥的修建作出了贡献”。

陈新生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收音机是他儿时最有趣的玩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收音机是个稀罕物。那时谁家孩子出远门，若能随身带上一台收音机，真是莫大的幸福。”后来，陈新生入伍当了通信兵，退伍后又在南京电影制片厂做录音师，出于对无线电的热爱和对声音的敏感，收音机逐渐在陈新生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他成为圈内知名的收音机发烧友。

“我还记得，第一台藏品是1972年自己制作的一台很简陋的烟盒收音机。”陈新生向记者展示了这台布满岁月痕迹的小收音机，机壳是老式塑料香烟盒，亲手焊接的电路虽然简单，但因当年的电波环境干净，节目制作标准高，所以收听效果很好。“能用在部队学到的知识制作一台收音机是很开心的事，这台收音机也给我的军旅生活带来了很多乐趣，至今我仍珍藏着它。”

几十年来，陈新生一共收藏了915台年代、大小、型号各异的收音机，其中熊猫牌收音机占据了半壁江山。在陈新生家中，有一面墙自下而上按照年份、型号整齐排列着近百台熊猫收音机，很是壮观。陈新生介绍，南京无线电厂（714厂）生产的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曾风靡全国。多年积累，他收藏了207种型号的熊猫收音机总共402台，既有普通家用收音机，还有市场上难得一见的高端机型。

“我的熊猫1503台式收音电唱两用机得来非常偶然，这款机器生产数量极少，存世也仅数台。2017年在一个音响网站上浏览某玩家发的器材图片，我发现器材缝中居然有一台熊猫1503收音机，尽管布满灰尘只露出一条小边，但确定无疑，心中狂喜。”陈新生说，那位藏友在澳门工作，当时并不相识。但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竟发现自己的一位好友也是这位藏家的朋友，于是经好友积极联系，终将这台“熊猫1503”迎回了南京。

记录时代脚步，将藏品传递给未来

记录城市变迁，折射时代进步………老藏品老物件寄托着藏家们对过往岁月的留恋，展现着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同时，也对未来产生启迪。

在陈新生的精心维修和保养下，他收藏的所有收音机都能正常运转。而在大量经手拆卸维修之后，陈新生仿佛展开了一场世纪对话，收音机无论外部结构造型还是内部电路元器件，都有强烈的时代烙印。

“收音机的结构造型所蕴含的信息可以解析当年的工业进程、精神风貌和大众审美等信息，描绘时代的独特景象。”陈新生举例说，1949年以前基本全是纯进口或仿制国外的收音机；1949年到1955年，新中国电子工业从“一穷二白”起步，靠自力更生逐渐形成特有的工业布局和生产体系，此时的收音机作为大众用品在外形设计上融入了许多中国文化元素；1956年到1965年，国产收音机造型设计达到一个高峰，产生了许多传世产品如熊猫1501系列等；1966年到1976年期间，国家对收音机生产更加重视，这期间收音机的造型设计采用了许多红色元素，表现出浓郁的时代特征；改革开放后，方方面面与国际接轨，收音机功能品质有了很大提高，外观设计更加多元。

“不同年代收音机电路元器件的演变，更能反映出电子工业的时代步伐。从早期不用电源的矿石收音机、解放初期的电子管收音机到晶体管收音机，再到改革开放后的集成电路收音机，充分映射出各个时代特征，很好地佐证了近代工业文明发展。熊猫系列更是见证了南京无线电厂对国家军事工业和电子工业发展的重要作用。”陈新生说，虽然收音机如今已不像当年那么普及和流行，但它们依然记录着时代的律动，展现着中国人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巨变。

1983年，国内第一家寻呼台在上海开通，BP机（寻呼机）正式进入中国。“有事Call我”是当年的流行语，只要腰间BP机响起，人们就得立即寻找公用电话回复电话。进入1990年代，摩托罗拉3200进入中国大陆。这种犹如一块大砖头的移动电话，在中国香港有着“大哥大”的俗称。用现在的眼光看，“大哥大”粗笨厚重，只能打电话无法发短信，通话质量不清晰，话费也不便宜，且售价很高，要两万多一部。尽管如此，作为当时第一部走进生活的移动电话，“大哥大”依然引起广泛追捧。 “‘手拿大哥大，腰揣BP机’是那个年月成功人士的标配，也是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生动写照。”王世清说。

时代浪潮荡涤，2001年，移动模拟网关闭，“大哥大”退出历史舞台；2007年，中国联通关闭了无线寻呼业务，BP机彻底“作古”。被淘汰的一些BP机和“大哥大”纳入了王世清的收藏。“‘大哥大’之后，是昙花一现的‘小灵通’。再往后，是2G、3G时代的功能机，然后是4G、5G时代的智能机。很多年轻人看到我收藏的‘大哥大’会惊叹不已，待到他们了解其发展历史后，都会赞叹通讯工具的快速更迭升级。”在王世清看来，电话的变迁，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生动写照。

作为江苏省电影家协会收藏委员会的副会长，季友观从来没有打算将自己的收藏养在深闺。2016年，在首届“江苏电影奖”举办时，他就提供了自己的电影放映机，策划了一场老电影设备展；2017年，他的古董放映机又在广州举办的“留住光影——近代放映机展”上亮相；去年，在江苏省电影局、新华报业传媒集团、江苏省电影集团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庆祝建党百年红色经典电影海报展”上，他的电影放映机与一张张红色经典海报相得益彰。“在我看来，这些老电影放映机不但记录了过去的筚路蓝缕，也启示着电影的未来。它们蕴含着的匠心精神，激励着当代的电影人在银幕上构造一个更加梦幻的光影世界。”季友观说。

张爱民如今从一名普通的收藏者，成长为鉴定专家，他如此看待藏家和藏品的关系：“相比于人的一生来说，藏品的生命是漫长而永恒的。藏家对藏品来说也只是漫漫长河中的一名过客。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精美的藏品所承载的历史信息会离我们越来越远，但它背后蕴藏的文化积淀却可以一直传递下去，把历史的意蕴传递给未来。”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高利平 于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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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个人的故事，流淌在2500年的大运河

开凿于公元前486年的大运河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回顾中国大运河两千多年来萌芽、发展、演变的历史，虽然政治形势、军事需要、地理环境等对大运河形成了种种影响，但毫无疑问，“人”对大运河发挥的作用，是最根本和最关键的。近日，南京出版传媒集团推出一套“大运河人物故事”丛书，从“人与河”的视角，展现了十位杰出人物的“运河故事”。 

运河人物，书写了“运河史诗” 

人，对于大运河的作用究竟有多么重要？在中国文物学会大运河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廷皓看来，千百年来，大运河的规划者、开凿者、建设者、管理者、治理者，以及其他与大运河有关的各类人物，凭借着不拘一格的思考方式、与时俱进的思维理念、突破常规的制度创新、因地制宜的技术方法革新，比较圆满地解决了大运河形成过程中所遇到的自然、运输和管理等一系列问题，实现了大运河从地区性到整体性、临时性到制度性、零散性到系统性的质变。大运河历史上涌现出的杰出人物，作为创造、改变和塑造大运河的主体和关键，其思想观念中闪烁着的智慧光芒，和一言一行中表现出的担当作为，是大运河历史上无比珍贵的宝藏。 

稍有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对于运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河道变迁、漕运制度、城镇商业、文化风俗等方面，有关运河人物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大运河人物故事”丛书正是为了弥补这一遗憾而编撰的。丛书分为十册，涉及夫差、陈登、杨广、刘晏、沈括、郭守敬、宋礼、陈瑄、靳辅、张謇等十位杰出的运河人物。他们生活的年代，从春秋战国到20世纪；和他们相关的运河，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等。丛书邀请学有所长的作者撰写，姜师立、吴朋飞、胡梦飞、吴士勇、庄安正等12位运河研究学者刻画了每一个运河人物的主要经历，阐释他们在凿河规划、水利建设、漕运管理、治运思想与实践、研究著述等方面取得的成就。 

客观评价运河史上两位“争议君主” 

吴王夫差，堪称中国大运河历史上的第一位名人。公元前486年，在他的主持下，吴国在刚刚占领的干地（今扬州附近）筑邗城，开挖邗沟，沟通了长江和淮河水系，这是中国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第一条有确切开凿年代的运河。夫差充满历史争议，他打败过越王勾践，名列“春秋五霸”之一，但最终却因为独断专行、好战喜功而国破身亡。《大运河开凿第一人——夫差》的作者、扬州运河文化学者姜师立认为，夫差尽管是亡国之君，但客观来说还是一位励精图治、有作为的君主。他的“首开运河”之功，始终没有被扬州人忘却。扬州古运河畔的邗沟大王庙供奉着春秋吴王夫差和汉代吴王刘濞，庙前一幅楹联“曾以恩威遗德泽，不因成败论英雄”充分证明了扬州人对夫差的感怀之情。 

另一位在这套丛书中得到客观评价的是隋炀帝杨广。《隋唐大运河奠基者——杨广》的作者潘娟说，隋炀帝给后世留下刚愎自用、荒淫无道的负面印象，但同时他也是宏才伟略的一代雄主。“修建运河，贯通南北”是他一生的主要功绩。隋炀帝以洛阳为中心，开凿了纵贯南北的大运河，促进了隋朝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也为此后历代中央政府维持全国统一的政治格局提供了必要条件。据统计，在隋代大运河贯通之前，南北有一半以上时间处于分裂状态；在隋代大运河全线贯通后，南北大部分年代处于统一状态。正如晚唐诗人皮日休所写：“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隋炀帝开凿大运河，虽然“轻用民力”，但却造福了后人，其开通运河的功绩不能被否定。 

熟读《三国演义》的人，对献计灭吕布的陈登（字元龙）不会陌生。真实历史中的陈登是东汉末年政绩卓著的广陵太守，也是杰出的运河人物。《江淮漕运通道开拓者——陈登》一书详细描述了陈登在中国大运河历史上的功绩。他重修古邗沟使其恢复生命力，并通过裁弯取直，缩短了江淮之间的水上运输通道，开陈公塘为运河补水，为汉末运河的复兴和江淮区域经济作出了贡献。 

丛书还深入介绍了宋礼、陈瑄、靳辅等水利学家在大运河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明代宋礼主持疏浚会通河，建成了举世闻名的南旺分水枢纽工程，使大运河漕运能力大大提高；明代陈瑄在漕运实践中改革运法，管理漕运，将临时性的漕运总兵官演化为有固定职掌、有驻地、有属员的体制化流官，其开创的漕运制度一直影响到清代；清康熙年间的河道总督靳辅治理黄河、淮河、运河十余年，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水利遗产和治河文献。 

“跨界”治水，他们也是运河水利先驱 

刘晏是唐代的经济改革家，沈括是宋代的科学家，郭守敬是元朝的天文学家，张謇是近代的实业家，他们也出现在了 “大运河人物故事”丛书之中。

四位名人看似“跨界”，实则对中国大运河居功至伟。唐代名相刘晏将漕运由原来的民间运送改为官运，实行水路直达运输，采用分段接运的方法，降低了漕运成本。他还发明了“囊米法”，全面推行袋装运输，对造船工匠和漕运船工由无偿的徭役制改为有偿的雇佣制，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了造船和漕运的效率，因此被誉为“借助大运河理财第一人”；宋代的沈括在科学、文学、艺术、历史等方面均有杰出成就。在水利工程方面，他疏导过沭水，修筑过圩田，勘测治理过汴河，独创了“分层筑堰法”，将河边的盐碱地变为良田；元代的郭守敬则开凿了会通河、通惠河，打通了京杭大运河的“最后一公里”，也奠定京杭大运河的走向和格局。 

张謇是我国民族企业家的楷模，他提倡实干兴邦，兴办了一系列实业、教育、 医疗、社会公益事业。 并不广为人知的是，张謇也是一位近代水利先驱。《近代大运河治理先驱——张謇》的两位作者羌建、庄安正介绍，张謇青年时就目睹过淮河水灾给民众造成的深重灾难，从此关注治水。他认为只有将治理淮河和大运河结合起来，才能收到好的效果。他担任过江苏运河工程局督办，创办了中国近代最早的水利高等学校——河海专门工程学校，长期组织人力勘测淮河、运河水文资料，并亲力亲为，组织策划水利工程，甚至到生命最后一刻，他仍然坚持在治水第一线。

羌建和庄安正认为，张謇治理运河的实践，体现了他的家国情怀、世界眼光、强毅力行、知行结合，其思想内容和实践经验，对于当今社会依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于锋

编辑: 王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