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3日，江苏省作协隆重召开“王尧创作与批评”研讨会。用省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常务副主席汪兴国的话来说，这场研讨会在南京现场举行，也翩跹在北京、上海、沈阳、广州、吉林等地的云端。40余位专家学者火花四射，会议整整持续了一天。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研究中国现代散文开始，到后来转向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王尧的学术路径非常清晰，在过去几十年中，王尧通过他的学术实践拓展了自身学科的广度与深度，以更为学术和学理的姿态，用更为丰富的批评方法与时代文化思潮进行了全方位的互动。同时，王尧还将创作与研究融为一体，他认为现代散文是知识分子精神与情感的存在方式。在散文之外，2020年，王尧长篇小说处女作《民谣》出版，经过几十年的酝酿，他用叙事的方式追寻、还原历史细节，呈现出一种瓜熟蒂落般淋漓而丰沛的元气。”汪兴国在致辞中梳理了王尧的创作与批评的基本情况。他期待，在接下来的研讨中，与会者能谈谈自己心中的“这一个”王尧。

王尧的文学创作：

对历史的新一轮的“节奏生产”

《民谣》的故事开始于1972年5月，漫长的雨水终于停歇，十四岁的少年（小说主人公）在码头边等待外公，江南大队的村民在等待石油钻井队的大船。少年在交织缠绕的队史、家族史、革命史间出入流连，于奔跑中成长，于成长中回望。

《民谣》带有明显的自传色彩，是“60后”王尧对历史的回望与省思。正因如此，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首先感受到的，是《民谣》的“错位”和“慢热”：它的出版时机、所彰显的文学理想、所回望的历史阶段与当下的“错位”，以及评论界缓慢克服这种错位感后，对《民谣》不断攀升的热烈关注和深入理解，“《民谣》属于越放越有味道的一类作品，现在再来研讨，成果会更有价值。”

对《民谣》，与会学者首先关注的，是作者进入历史、讲述历史、留存历史的方式。

“作品进入历史的方式隐含在主人公王大头漫不经心的讲述中。小说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近处看是细碎的，但从远处看、画面连接成整体时，内容便清晰地呈现出来。日子看似云淡风轻，内在的紧张几乎没有消失。《民谣》在举重若轻、不疾不徐中还原了那个年代。”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孟繁华说。

《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惊叹于王尧“留存历史”的能力。“我非常佩服他对一个村庄所经历的历史风云能有如此细密的梳理和艺术呈现的能力。主人公像一只摄像头，目睹了、回放了历史中的一切。”

比起小说写作，王尧的散文写作已有很长时间。从2006年在《南方周末》开设的“纸上的知识分子”专栏，2008年的长篇散文《一个人的八十年代》，2010年《读书》上的“剑桥笔记”专栏，到最近几年在《收获》《钟山》《雨花》《上海文学》上开设的“沧海文心”“日常的弦歌”“时代与肖像”“纸上的生活”等专栏，这些散文栖于文学与学术的中间地带，一如《上海文学》副主编来颍燕所言，“王尧的内心有很多层面，需要不同文体来承载。”

吉林大学教授张福贵称，王尧散文最突出的特征是凝重、苍凉的“文人历史叙事”：“历史叙事不只是对历史本身的叙事，而且将历史事实与自我感悟、思想言说连缀，在叙事中表达出一种洞若观火的历史见地、抚今追昔的时代感慨。读王尧的散文，每每被他精彩的洞见所击中，比如写西南联大时他说，‘我们只慨叹我们没出大师，如果时光倒流，我们能否像他们那样生活和工作？’这样一种扪心自问能够激起我们每一个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反省。王尧的随笔读起来惊心动魄，我能够想象出他写下这些文字后，在袅袅香烟中发呆凝想的样子。”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认为，王尧的散文和小说写作让她想到了一句话：“所见者大，取材者微”，他将经验书写的集体性和个人性进行了微妙精湛的整合。

“所见者大，指王尧老师的知识分子情怀和深厚的历史感；取材者微，从他《日常的弦歌》的名称中可窥一斑。学者的小说通常被认为不太好看，因为他们的知识分子视角往往非常‘外在’，有一种说教气，而王尧的散文、小说里都有一个内在视角，他处理写作对象时会把人物的视角放在时代内，人物既不是启蒙者，也不是冷眼旁观者。王尧作品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做到了充实和丰盈，在于他所选的视角是内在的、小的，因而具有文学和生活的质感。”

和张莉对“内在”“外在”视角的区分相似，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庆祥也在王尧的创作的中感受到了两种声音、两种节奏的耦合。

“无论是小说《民谣》还是散文《一个人的八十年代》《日常的弦歌》等，王尧老师在持续地使用‘执拗的低音’，还原了被高音所遮蔽的部分，从而扩充了对历史的理解。与之相应，人类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公共的和秘密的节奏，如一大一小两个齿轮，一个优秀的创作者会通过将两者咬合起来，来找到叙述历史的方式，而不够高明的写作者会陷入‘空转’，因为两个齿轮无法咬合。那么王尧老师通过什么方式实现咬合？我认为，他不是随时随地加入到高音里去，他通过延迟、后发制人，完成了新一轮的节奏生产，获得了一种弹性的、与历史对话和互文的节奏。”

王尧的文学批评：

回归围炉漫谈和“与世界的连接”

文学创作与批评的鸟之两翼，在王尧这位“双料大咖”身上获得了统一。

“王尧的文学批评及研究有三点值得重视。第一个是思想和审美的结合。当前不少文学批评研究多停留在技术的层面，概念和逻辑堵塞了生命的灵性，但王尧很好地在思想洞见中糅合了高超的审美趣味。第二个是学术和人生的汇通。学术和人生的分离是我们当下文学批评研究的局限，不少人被批评研究搞得晕头转向，并没有获得人生的超越性，而王尧的批评研究建立在人生通达的基础上，让读者有心眼通明、豁然开朗之感。第三是大局和细节的并重。王尧在探讨文学的思潮、脉络时，有开阔的视野和历史感，同时他又很少停留在空论上，常常不断剥开批评对象的花瓣。”《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王兆胜说。

《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注意到了王尧学术文章的文体革新。“他的研究文字多是以学术随笔的形式出现，他让深邃广博的研究回到了围炉式漫谈，他赋晦涩的理论以神气和生动，行文娓娓道来、从容自然。即使在研究中，他也非常关注日常，他的随笔实际把知识分子如何描述和看待表现百姓日常，作为知识分子的思想史的组成部分。”

对此，山东大学教授黄发有颇有共鸣。“新世纪以来，在文学批评学院化的大趋势下，‘学报体’盛行一时，文学评论的文体日趋单一化，不少研究者自说自话，缺乏互动的对话和活泼的现场感。然而，以王尧新出的《我们的故事是什么》为例，它将作家还原到鲜活的现场，在驳杂的生活中描画灵魂。在文学批评文章越写越长，写得一本正经、枯燥无味的大背景下，王尧的文体革新别有启示意义。”

“所以，作为批评家的王尧不断地对旧的学术范式进行‘精准防控’‘自觉隔离’，他尽力与当下的世界重新建立起连接，也就是‘时空伴随’。”南京大学教授张光芒笑言。他认为，王尧特别警惕的是久而久之，批评家丧失了与世界的连接能力。此外，王尧在看待他所研究的对象时，也是力图唤醒研究对象的主体性，他不想概念化、静止地看待研究对象，而是力图做到知识性与感性的共存，这其实也是王尧与世界重新关联的延伸。

“这一个”王尧汇成启示：

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是什么

与会者热情讲述自己心目中的“这一个”王尧，“这一个”们的汇集，对当下的文学创作与研究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都构成了重要的启示。

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刘琼看来，王尧的创作和研究互文互补相互成全，形成了一个全面、丰富、和谐、完整的王尧。“王尧用他的文学实践，有力地确证了自五四新文学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以文学为业、为器，打通文艺理论和实践，认识自己和改造自己、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和魅力。我们应该从这个文化传统中获得更多启示。”

其实，创作和研究虽表面泾渭，实则统摄于中国的“文章”传统之中。王尧曾在访谈中表示，他一直心仪中国的文章传统，也主张恢复和传承文章传统：“五四以后，现代散文从‘文章’转为‘文学’，其实‘五四’那一代人，他们的文学散文中都延续了文章传统。读现代知识分子的序跋、日记、随笔、书话甚至是‘导言’之类的文字，我们都不能不首先感叹他们的文章之好，而不是首先去判断这些文字是不是文学的散文。我们今天面临的困境不是为这些文字怎么归类烦恼，而是我们已经写不出像他们那样的文字了。”

除了身体力行赓续文章传统，王尧提出的“现代散文是知识分子精神与情感的存在方式”“批评家的位置在文本与现实之间”“当代学者无论是著述还是创作，都少有个人的修辞”等命题，也都被视为王尧对当代知识界的思想贡献。

“王尧的批评见人见文，他以同情之心看人，以体悟之心看文，以智慧之心言说世道人心与存在之理，以汉语之美解读他人文本，从而使他的批评充满了善意与魅力。王尧先生体现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人道主义理想，现代学术制度既塑造了人，也规约、压制了人，但王尧靠他的天赋、才情与个性顽强地‘存活’了下来，同时他又能听从内心强大的召唤，在学者、批评家的身份定型后，以令人钦佩的创作者形象精彩登场，他启示了知识分子存在的无限可能。”省作协副主席、省文艺评论家主席汪政总结说。

学术同侪的认可与鼓舞，让王尧倍感幸福：“特别幸福的是我生活在一个文学共同体中，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的朋友，无论各自的研究道路、审美趣味有怎样的差异，我们都有共同的信仰和抱负，包括大学、作协、出版社、杂志社和媒体在内的这个共同体给予了我很多的滋养，如果没有大家的宽容和支持，我也不可能做一些我自己想做的事。”

中国作协副主席、省作协主席毕飞宇认为，“真正可贵的创作是一个作家在丰沛的思想资源的推动下打开他的感受方式，寻找他的表达方式，把巨大的思想资源转化成为他的叙事和描写，我觉得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的写作’才有可能转化为‘知识分子写作’。我想王尧做到了这一点。”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冯圆芳

编辑: 冯圆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