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三省被日军占领。空前的民族灾难唤起了空前的民族觉醒。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的旗帜，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各地迅速兴起。在江苏淮安，新安小学校长汪达之了解到中共的抗日主张，唤醒民众、挽救民族危亡的责任感澎湃着这位29岁的年轻校长的心灵。他深深认识到，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中国儿童，都有责任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

汪达之1902年出生于安徽黟县，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学生和坚定的追随者。1923年，汪达之读到了陶行知的《南京安徽公学办学旨趣》，深深赞同其中师生应“共学、共事、共修养、共生活、共甘苦”的主张，对陶行知提出的“征集一百万位同志，创办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的宏愿更是向往。1928年秋，他进入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成为该校第四期学生，系统学习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

1929年，陶行知应安徽同乡吴俊卿的要求，派学生李友梅(中共地下党员)、吴廷荣等人，在淮安河下镇创办新安小学，校址位于莲花街萧湖畔的古灵王庙(即新安会馆)，陶行知亲自兼任第一任校长。1930年，受陶行知委托，从晓庄师范毕业的汪达之来到淮安，出任新安小学第二任校长。

汪达之非常珍惜陶行知对他的信任。他满怀热忱，要在淮安进行一番乡村教育的实践。他和师生们一起动手，将古庙改建为校舍，将神像请出，美化校园环境；他带着孩子们边学习，边劳作，不但学算术、国语、美术，还要学砌墙、编蒲包、养家禽，在学与做中实践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新安小学的老师们是不拿一分钱报酬的，汪达之带领师生们在校园内种植蔬菜瓜果，实现自给自足；他还带着学生们走进周边农村，将文化知识传播给普通百姓；面对着国民党淮安县党部、县政府的打压和阻挠，汪达之坚韧不拔，始终坚持斗争。到1933年左右，学校的老师只剩下汪达之一人，有时候一天只能吃上一碗玉米糊，但他从没有动摇对乡村教育事业的信心。

风雨如磐，神州板荡，“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加快了侵华的步伐，汪达之感受到了山河沦丧的危险，学生们再也无法安心读书。怎样唤起民众，团结更广大的力量一致抗日？汪达之决定，带领孩子们组织旅行团，在修学旅行中宣传抗日主张，以社会为民族解放斗争的大课堂，践行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教育思想，发动广大民众、投身抗战洪流。

1935年10月10日，由汪达之组织的新安旅行团（以下简称“新旅”）第一批团员14人，冒着蒙蒙细雨，从淮安西门外古运河码头登上了南下的小轮船，走向了大江南北，正式踏上了抗日救亡的征途。

“新旅”团员们都是十几岁的少年，年纪最大的19岁，最小的年仅12岁，他们打着三角蓝色团旗，每人身着白衬衫和蓝色工装裤，脚踏草鞋，携带一把雨伞和一只行李袋。今年已经百岁的第一批“新旅”团员曹维东回忆：“（当时）戴了个草帽，就是芦苇编的草帽。身上背了个帆布袋，这也是上海通过文化界捐助的。穿了一套工作服，带了一个袋子，这就是我们所有的东西了，队伍就从河下镇出发了。出发走的时候，河下镇的一些父老、一些学生家长啊，很多人欢送我们，说欢送当时很简单，有人掉了眼泪，说孩子以后不知道怎么的啊。但是，我们大家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了。”

出发之前，孩子们郑重宣誓：“志愿参加本团生活，誓以忠诚谋团体生活发展，为‘生活教育’努力，为民族生存奋斗！”在长途跋涉中，他们充分实行民主，自己管理自己，13岁的曹维东负责营业，16岁的程昌林负责交际兼编辑，17岁的张俊卿负责管理行李兼记录。

陶行知先生对新安旅行团给予了全力支持，他不但将母亲的500元人寿保险金全部赠送给“新旅”，还帮助“新旅”从上海购买了一架德发牌电影放映机、一台小型柴油发电机、电唱机和幻灯机，并为孩子们准备《一·二八淞沪抗战纪实》《民族痛史》《抗战》等几部抗日影片和数十张抗日救亡歌曲唱片。

在当时封闭落后的农村，“新旅”每到一处，都会放映抗日影片，宣传抗战主张。四里八乡的民众们不管多远，都会赶过来观看。为了维持开销，“新旅”最初曾规定，每位观众看电影要付三个铜板。不久，汪达之看到很多人没有钱，只能远远观望，他做出决定，不管大人小孩，只要喊一句抗日口号，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等，就能免费进场看电影。这一做法得到民众的交口称赞，也吸引来数不清的民众观看抗战电影。用放映电影的形式宣传抗战，“新旅”在中国抗战史以及中国电影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936年5月，新安旅行团抵达上海。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当年的一批著名进步学者和艺术家前来给孩子们授课。洪深、张庚讲戏剧与导演；艾思奇讲哲学；孙冶方、骆耕漠讲政治经济学；冼星海、吕骥、孟波、麦新等讲声乐、音乐。冼星海当年的作品如《救国军歌》等，都是经过新安旅行团先行试唱后才修改发表的。曹维东回忆，团员们还参加了著名导演蔡楚生的儿童抗日电影《小五义》的拍摄，他在剧中担任第二主演。

在上海，“新旅”深入工厂、学校。码头，走上街头，组织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并，担任了鲁迅先生出殡时挽歌队。曹维东、张早、左林等团员，参加了著名演员陈波儿率领的“上海妇女儿童绥远前线慰劳团”，赴归绥（今呼和浩特）、百灵庙，慰问傅作义将军率领的抗日将士。

抗战全面爆发后，在炮火纷飞的前线战场，在支援前线的大后方，在坚持抗战的敌后根据地，都活跃着“新旅”孩子们的身影。

在西安，团员们渴望前往革命圣地延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党代表林伯渠同志指示他们，在国民党统治的广大地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学会在统一战线形势下进行合法工作的方式方法。在兰州，团员徐志贯、张牧等加入中国共产党，“新旅”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批准和关怀下，正式建立了党支部。从此，他们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从事革命斗争。在武汉，团员们冒着炮火，组织群众，救助伤员，激励军民同仇敌忾，打击日本侵略者。陶行知写诗赞誉他们“人从武汉散，他在武汉干。一群小好汉，保卫大武汉”。1938年7月，周恩来同志在武汉热情接待了“新旅”顾问汪达之和“新旅”总干事徐志贯，对这群来自家乡的孩子们给予了赞誉和鼓励。《新华日报》对新安旅行团的事迹进行了专题报道。在桂林，“新旅”以天然溶洞为课堂，教当地民众读书写字，宣传抗日主张。至今七星岩的崖壁上还留着他们的标语“敌人在轰炸，我们在上课”。途经桂林的周恩来同志，再次看望了“新旅”团员，鼓励他们壮大队伍，开展多方面宣传。

1941年“皖南事变” 爆发后，新安旅行团辗转经湛江、香港、上海抵达苏北盐城。刘少奇、陈毅接见了全体团员，赋予他们“组织十万儿童”的重任。“新旅”不负众望，他们排练文艺节目，编辑少儿刊物，设立了盐阜区儿童团总部，并在各县建起儿童团分部，先后组织起18万名儿童团员，劳军支前，站岗放哨，为华中抗战胜利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抗战胜利后，新安旅行团给毛主席写信，汇报工作和学习情况，表达在党的领导下坚持革命斗争的决心和信心。1946年5月20日，毛主席亲笔给“新旅”复信：“新安旅行团全体同志：来信收到，极为感谢！祝你们努力工作，继续前进，争取民主中国的胜利。”    

解放战争中，“新旅”随华东野战军转战苏、鲁、冀、豫各地，踏上新的征程。1949年，“新旅”随部队南下，解放了上海。1952年，根据中共上海市委的决定，“新旅”在上海和其他几个文艺团体合并为华东人民艺术剧院，即今上海歌剧院前身。

十七载革命岁月，五万里救亡征途从1935年到1952年，诞生在抗战烽火中的新安旅行团，在17年时间里，驰骋江淮，转战淞沪，奔赴绥远前线，远达塞外荒原，途经全国2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行程5万余里，吸收团员600多人。

“新旅”通过放映抗战电影、排演街头歌舞剧、教唱救亡歌曲、写标语绘壁画、编辑出版刊物、开展岩洞教育、组织发展儿童团、献金支援前线等多种多样的宣传形式，开展形式多样的抗日救亡活动，得到了周恩来、宋庆龄、陶行知、郭沫若、田汉等知名人士的赞誉和支持，为号召广大军民共赴国难，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立下功勋，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著名作家冰心称赞他们是“民族解放的小号手”。 

诞生在抗日烽火中的新安旅行团，以践行新式教育理念和唤醒民族救亡图存的实践，在中国少年儿童运动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如今，在风景秀丽的淮安市淮安区月湖畔，淮安新安小学的旁边建有新安旅行团历史纪念馆。

馆长顾学让告诉记者，新安旅行团历史纪念馆通过240多幅图片、180多件实物，配合声、光、电、幻影成像、模拟实景、半景画等形式，介绍新安旅行团的育人模式和生活教育理念，再现新安旅行团十七年的辉煌历程和伟大成就，向孩子们展开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于锋

编辑: 于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