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名家 | 宋林飞：做经世致用之学问

•社会学学科是向前的，要重视现在，规划未来。

•“科研为民”的工作要求:学界认同，领导肯定，社会欢迎。

•自己著书立说、动手做事，力量总是有限的。延伸、放大这种力量，要重视人才培养。

•老年人喜欢向后看，因为他们的黄金年华是在过去；年轻人喜欢向前看，因为他们的黄金年华是在未来。

人物简介

宋林飞，南通人，1948年12月生，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专业、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多伦多大学、杜克大学高级访问学者。曾任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研究方向：社会学与经济政策。出版《现代社会学》《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西方社会学》《西方社会学理论》《社会传播学》《“中国经济奇迹”未来与政策选择》《小康社会的来临》《中国转型社会的探索》《区域发展理论与实践》等学术专著，主编《中国社会学教材》《社会工作》《新社会阶层研究》《中华传统美德》《江苏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江苏通史》《江苏历代名人传记》等丛书，发表社会学、经济学论文200多篇。

获奖及学术地位：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获省部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8项，入选江苏首届社科名家。担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社会学首席专家，第四、第五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至“十三五”规划学科组成员，中国社会学会会长。

立志做个读书人

记者：您曾戏称自己的求学之路是“青灯素笺”的清苦生活。回顾儿时，这样的生活是怎样孕育的？

宋林飞：儿时有个记忆，每逢节日家庭祭祀，我爷爷总要说，“老祖宗保佑我们家出读书人!” 他是一个普通的农民，有点手艺，不认多少字，把自己读书求知的渴望全部转移到孙辈身上。爷爷的希望慢慢成为我的志愿，从小我就立志做个读书人。

我喜欢养羊。上小学后不久，就央求妈妈给我买了一只小羊，胖乎乎的，可爱极了。从此，每天放学以后，我就与邻居小伙伴一起挑羊草，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一般晚上完成。当时家乡农村没有电灯，用煤油灯照明，我用一张纸，中间撕个洞，做灯罩聚光，常常听到妈妈催我睡觉。曾被我称之为“青灯素笺”的清苦学者生活，从那时就开始孕育了。

三余中学是我小升初的学校，离家远了些，仍步行上学，早出晚归，自带午饭，大部分路段一个人走，政治、语文课的背书任务，往往在路上完成。班主任是个作家，他写过长篇小说《海滨的孩子》。中考时，他要我报考省立南通中学，符合我的志愿。但妈妈说，还是上个不要家里负担费用的学校，我只好改填了南京一所中专学校。当志愿表交到校长顾邦良手中，他怎么也不同意，一定要我填报南通中学，结果考上了。如果没有顾校长的坚持，我就不会读高中，他改变了我的命运。

考上南通中学以后，我的户口就从农村迁进了城市，学校给我每月4元助学金，妈妈给我4元。学校每月基本伙食费为7.5元，5毛是零花钱。如果没有助学金，我就读不了高中，为此我一直感激国家的培养。

“进了通中的门，就是大学的人。”这是当年对南通中学的好评。我最有兴趣的是学校图书馆，藏书真多，有机会看了很多书，文艺类的有秦牧的《艺海拾贝》、孙犁的《白洋淀纪事》、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记忆比较深。

高中毕业前夕，“文革”开始，把我们的高考机会搞丢了，只能回乡务农。1969年，我有幸参加南通县委（今南通市通州区）报道组举办的“土记者学习班”，在《新华日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些新闻通讯，还在《新江海报》上发表了一些诗歌与评论。因为“会写”我被留了下来，不久之后被调到南通县委办公室做秘书工作多年，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上了两个“南大”

记者：恢复高考后，您相继在南京大学、南开大学读书，哪些事情对您影响至深？

宋林飞：1977年冬，恢复了高考制度，年近而立的我终于走进考场。曾经有媒体报道说：“宋林飞与同事的孩子一起考大学”。这是真实的故事。当我接到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甜酸苦辣，心情难以言表。

在南京大学读书期间，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是胡福明。他主张，人要有创新精神，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我一直铭记在心。另一位是孙伯鍨先生，他说，做学问一定要踏实，不要浮躁，不要怕坐冷板凳。这对于培养我的学风，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来应该读大四的时候，经南京大学推荐、教育部录取，1981年初我进入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班学习。这个班由费孝通教授主持，他聘请了一批国内外著名的社会学家，开设社会学理论、社会研究方法、高级统计以及多门分支社会学课程，压缩饼干式地推进，常常晚上也上课。学员来自全国重点高校的77级，大家学习都很认真刻苦。美国社会学会会长、院士彼得·布劳教西方社会学理论，考试时说：“这是份博士生试卷，及格就是好成绩。”结果是多数同学得分90以上，他很高兴，回国时说，欢迎你们到美国来读博士学位。在南开大学读书期间，教益最深的是费孝通先生志在富民、重视实地调查，以及林楠先生重视定量方法的治学态度。

在南京，“南大”是指南京大学。在天津，“南大”是指南开大学。我上了两个“南大”。南京大学的校训是“诚朴雄伟，励志敦行”；南开大学原校长杨石先的校训是“致力于学术，服务于社会”。这些校训是我求学之路上一直闪闪发光的座右铭。

从实地调查研究起步

记者：您是怎样正式走上学术道路的?

宋林飞：1982年开始，我先后在南京大学、省社会科学院、省政府参事室，从事教学、科研与咨询工作，共有36个年头，一直是个学者。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在夜以继日的社会科学研究与写作中度过，走上了一条艰辛而又快乐的治学之路。

我的学术研究，是从农村调查做起的。在南通县委办公室做秘书期间，我随县委书记走遍了全县每一个乡镇，对这个农业大县的经济社会状况有较深入的了解。从这个熟悉的地方开始调查研究，既有个人生活经历与前期体验，又有语言沟通、社会历史背景相对了解等有利条件，更容易鉴别调查材料的真伪，从而保证调查研究的科学性。

1981年暑假期间，我在家乡南通县进行了第一次农村调查，选题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通过分层抽样，统计分析了11个村114个生产队的农村劳动力状况。我提出了一个计算公式，以“劳动力人年”的概念测定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度，同时提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以及转移农民、发展城镇等政策主张。在对调查资料分析的基础上，我写了《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及其出路》一文，发表在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上。从此以后，我进行了系列性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可以说，这是我第一个学术成果。

记者：从学习哲学到经济学再到社会学，您如何看待这三者的关联？

宋林飞：学好哲学是非常有用的。哲学语言精炼，逻辑严密，视野开阔，不仅仅关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还重视自然规律的探索。应当说，哲学是基础。

经济学与社会学常常是搅在一起的。要解释经济现象，必须用社会学知识；要解释社会现象，也要懂经济。厉以宁说过，经济学有两化，一化是数量化，一化是社会学化。人们说政治经济学，就是用政治的变量来解读经济学现象，后来又发展成社会经济学，就是发现没有离开社会的变量，大量的变量在社会经济学领域。中国经济学以后的发展，要考虑数量化，同时要考虑社会学化，要增加变量。

社会学学科是向前的，要重视现在，规划未来。西方的社会学重视描述现在，规划未来是政治家的事。我认为，中国的社会学发展要重视四个方向，既要描述、解释，还要预测、规范。

尤其是为政府工作的知识分子，不能仅限于一个专业的知识，还要有一定的知识面，要对实际有深入的了解与理论解释能力、决策思考能力。

成了“建议专业户”

记者：您一直秉持怎样的治学态度？

宋林飞：我一向推崇中国古人“经世致用”的格言。我这种治学态度以及相应的研究成果，曾得到著名经济学家王梦奎的认同。他做了不少努力，于1997年初将我调去他时任主任的国务院研究室。在那里报到后工作不久，中共江苏省委任命我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希望建设省委省政府的思想库与智囊团。作为省社科院院长与学者，十四年中为省委省政府提出了不少决策咨询建议。例如，关于增强经济增长动力、实施富民战略、建设都市圈、拆县建区、建立小康指标体系、建立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新型城镇化建设、苏南率先探索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路径等等，多是围绕中国现代化进行理论探索与政策思考。

关于国是建言。我任全国政协委员后，第一次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发言时，提出了“新公平观”，主张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效率与公平并重”过渡，坚持效率与公平统一的原则。第二次大会发言时提出，建设小康社会必须积极培育“大众房地产市场”，实行“多数人优先”政策，而决不能奉行“富人优先论”。通过建立大众房地产市场，使解决中低收入者居住问题成为今后发展房地产业的焦点。在担任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期间，我提出了保障农民工基本权益、反对房地产暴利、发展养老事业与产业等60多份提案。

前几年，作为国务院参事室课题组组长，我主持完成了《美丽城市研究》《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咨询报告；参加了国务院参事室《关于新型城镇化的若干政策建议》的起草；向国家发改委提交了《关于创建苏南国家自由创新示范区的建议》《南京是长江经济带区域航运中心城市》《通州湾是发展江海联运的战略举措》等咨询建议。

我在省社科院工作期间提出了“科研为民”的工作要求，并提出了治学标准:“学界认同，领导肯定，社会欢迎。”

做个合格教书匠

记者：在人才培养方面，您在哪些方面作出了努力？

宋林飞：自己著书立说、动手做事，力量总是有限的。延伸、放大这种力量，是培养人才，让更多的优秀人才为国家谋划未来、贡献力量。如何培养人才，我在编写社会学专业教材、创建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培养研究生、推进全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等方面作出了努力。

恢复社会学专业，首先是教材建设，特别是要编写社会学概论、社会研究方法、西方社会学理论等主干课程的教材。我先后出版了《现代社会学》《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当代西方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理论》，成为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创建时期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教材，也成为全国一些高校社会学专业的教材。《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是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1984年，成立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室，我请费孝通教授担任兼职教授。1986年，申报社会学硕士点获得批准，而且有硕士学位授予权。1988年，经国家教委批准，招收经济社会学专业本科生，成立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我任系主任。1996年，我牵头申报社会学博士点获得批准，多年的追求终于成为现实。同时，积极争取批准了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点、法学博士后流动站，以及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河海大学等高校的有关博士点。

我为南京大学哲学专业、社会学专业、经济学专业20多个年级本科学生开设了社会学、社会研究方法、西方社会学理论、西方经济管理等课程，招收了140多名社会学专业硕士生、博士生。我给研究生、本科生的毕业留言，最常见的是：“盼望你早日成功的消息!”看到学生们的成长，是我人生最大的快乐。师生情谊是世界上没有功利的一份纯净。

做好学问做好人

记者：您曾说过“年轻人喜欢向前看，老年人喜欢向后看”。现在，您是“向前看”，还是“向后看”？

宋林飞：“老年人喜欢向后看，因为他们的黄金年华是在过去。年轻人喜欢向前看，因为他们的黄金年华是在未来。”这是我登上南京大学讲台，上第一堂课说的第一段话。那时，我也年轻。时过境迁，现在我还是一直“向前看”。

做学问要有始终如一、锲而不舍的精神追求。即使取得一定的成绩也不能松懈，因为社会在不断发展变化，知识更新很快。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讲，“学问之道，地狱之路”，永远背负着学术前沿需要不断进取的压力。

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成才很不容易，要吃得起苦、耐得住寂寞，要把人家玩乐与睡觉的一部分时间都用来读书与写作。我在南京大学工作时，一般是凌晨2点半睡。在省社会科学院工作时，也常常开夜车，为赶咨询稿一年总有几次在办公室通宵工作。我的生活方式简单，基本上是单位办公室、家中写字台与会场“三点一线”，很少参加社交和娱乐活动。

我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做事是认真的。我认为，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好，争取一流。我不收受单位同事的钱物，也不吃请。我说，这样有利于公平公正地做事、用干部，也是干部的本分，谈不上高风亮节，是尊重法纪、自己保护自己。多年来，有些学者纷纷被企业聘去当了顾问，我从来没有接受过这类聘请，也没有担任过任何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安心做省委、省政府的咨询专家。

退休之后，我也没有闲下来，一直在为省委、省政府建言献策，其中“关于一带一路交汇点高水平建设的建议”得到江苏省委主要领导的肯定与批示。疫情期间，经过深入思考，发表相关理论文章。其中《全球公共卫生事件的国际合作原则与评估》一文指出，全球公共卫生风险防控国际合作应具备“及时预警、综合决策、风险沟通、激增能力、治理责任、痛苦缓和、公共产品、人类利益”等八个重要原则；《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原则与指标体系》一文呼吁，构建包括人民健康、民众情绪、经济影响、政治影响、公共安全、国际合作等六类要素与40个二级指标，以及预警应急12个原则在内的国家公共卫生风险预警应急管理体系。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十四五”规划应明确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重点与难点》，向江苏省委宣传部提交了《关于“十四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的建议》等。

费孝通教授给我们上课时已经70多岁，他说“我还有10块钱”，也就是想用10年时间再干点事，结果“老天爷多给了他10块钱”。套用他的话，我还有“20块钱”，不管能否多出“钱”来，也要有紧迫感了。不能随便花，应该有点计划与目标。也不能零花，应该集中做一两件事。不敢说去创造一个新的黄金年华，但总要有点梦想，总要发点光、出点彩。我就这样“向前看”。    

 交汇点记者 胡波 杨丽  实习记者李燕燕

编辑: 陈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