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位作家,有的是诗人,有的是小说家,有的是报告文学作家,同为文学苏军的有生力量;全省69个采访点,从疾控中心、各级医院、疫情防控指挥部的“大动脉”,到海关、国道设卡点、社区等网格化治理的“毛细血管”,和企业、学校等复工复产复学的模范代表……5月,江苏省作协联合各市作协和省公安作协、南京市卫健委等单位,组织全省31位作家,奔赴13个设区市、69个采访点开展“同舟共济 战‘疫’有我”主题创作采访活动。江苏大地上,一段段生动感人的战疫经历正在被讲述,一个个饱蘸着温情和力量的故事正从笔尖流淌。
隐秘而伟大的故事
作家罗望子对泰州市人民医院援鄂医疗队的ICU男护士胡竫印象尤深。
2月下旬,胡竫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C8西病区支援。50岁的刘大叔被送进医院时,右侧偏瘫,伴脑出血后遗症,还是新冠肺炎的疑似病例。屋漏偏逢连夜雨,大叔的手机又丢了,和住在襄阳的姐姐、移居美国的大哥失了联。一边是家人的疯狂担忧,一边是大叔对家人的疯狂想念,但没有手机,两份惦念就怎么也接不起来。
自掏腰包,给大叔买手机!1994年生的胡竫儒雅斯文,做事却很果决。网上买了手机,武汉封城,普通快递难进来。寄EMS!胡竫果断将手机半路上又转寄回商家,然后发特快专递进武汉。终于,插好了电话卡,储存了手机号,下载了微信……“喂!”刘大叔那一声经历过生死后迸发出的呼唤,胡竫听得眼红红的。
常州金坛“大喇叭”袁顺清家中,一面写着“助力社区战疫 传递温暖温情”的锦旗,把简朴的房间映得红彤彤。亲自登门造访,常州作家葛安荣终于“见”到了那个时常萦绕在耳边的声音,“在金坛,许多人都知道有个‘大喇叭’”。63岁的普通农民袁顺清,在疫情最为严峻之时主动请缨做宣传防疫志愿者,驾驶自己的车,山村水乡城区集镇连轴转,每天车程10多个小时,连续大喇叭宣传近70天,一个人,一辆车,风雨无阻!
老人的高尚和朴素让葛安荣感动。用大喇叭宣传,免不了向旁边超市借电源。超市老板看到袁顺清往他店里走,吓得连连摆手,仿佛躲避新冠病毒,令人哭笑不得。袁顺清只好软磨硬泡,求朋友装了车载音响,喇叭安装在车顶上,才解决了充电问题。从大年初一到三月初五,老袁自付油费2万余元,行程20000多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跑半圈;路上吃方便面,喝矿泉水,舍不得买可口的食品……葛安荣慨叹:“他用意志和品质,用汗水与智慧,书写了一个中国农民的抗疫故事!”
“这天的夜雪越下越大,很快漫天飞舞,随即凝成细小的冰凌,覆盖着静谧清旷的街道和广袤苍凉的田野。整个世界似乎都在沉睡。却总有那么一双双警醒的眼睛,在暗夜中闪烁……”在江苏省公安作协主席许丽晴的报告文学作品里,兴化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二大队指导员马红来毅然地走进了雪夜。很快,一张老马头戴单帽站在344国道陶庄卡口执勤的照片,在兴化交警大队微信群里引发刷屏:“带病坚持工作!”“别把身体弄垮啊!”同事们又惊叹,又忍不住为他担心。
什么病?老马不肯说。许丽晴从他同事那里才知道,2018年老马动了淋巴癌手术,后化疗10多次,至今定期去上海复查,体重从140多斤掉到120多斤,疫情来袭,他抢着上岗,一辆辆拦车检查、登记、监测。“拎着西洋参上岗,每半个小时就得停下来歇一歇,‘我挺得住’仍然是他最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在他身上,我看到了公安铁军的精神!”许丽晴动情地说。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胜利”,哪一个也不能少。奔赴东海县双店镇采访八零后大学生村官郝大宝,连云港作家张文宝才知道,一个村官可以有多忙:“郝书记在村电商物流中心进进出出,接待完洽谈买花的人,又去处理各种村务,我足足等了他三小时,才能和他在路边简陋的小饭店交谈上一个钟头。”
对这位通过引领农民发展大棚鲜切花、让省定贫困村脱贫致富的市劳动模范,张文宝早有耳闻。疫情期间,村民种植的鲜切花销不出去,郝大宝又想尽办法帮他们销售。见了真人,张文宝感慨,经过抗疫淬火,他人变了,“一双眼睛雪亮,说话干脆有力,不拖泥带水,浑身充满激情斗志,有点像杨子荣上威虎山,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但最令他难忘的,还是这个“硬汉”卸下战甲后柔弱的那一刻,“看到老太太丢掉销不出去的百合花,边丢边哭时,他心里难过得忍不住谴责自己”。听郝书记讲述这令人心酸的一幕,张文宝也沉默了许久。
作家们的感动、疑惑与思索
一场抗疫主题创作采访活动,令作家们对眼前的伟大战疫、人性人心的复杂多面、各行各业的社会生活、“书斋”之外的百味人生,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思考。
著名作家周桐淦是文学苏军中唯一一位亲赴武汉一线的作家。“祖国的新一代成长起来了!”从武汉回来,周桐淦满怀激动,发表在《香港商报》的《“小可爱”——武汉战疫江苏军团参战纪事之一》中,他用生动明快的笔调,记录下活跃在“疫”线上的那些风风火火的小年轻、“小可爱”们,和他心中难以自抑的感慨:“八零九零后的这一代,对于我们来说,似乎是一道‘说也说不清楚’的谜题。但,你知道也罢,你不理解也罢,这一代人大踏步地走了过来,走上了历史的前台。他们理解、包容、凝聚、奋进,在抗疫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是令我们肃然起敬的‘后浪’!”
都说资本逐利,但在采访了江苏卡思迪莱服饰有限公司——南京市第一家复工生产防护服的企业后,南京作家傅宁军忍不住慨叹:“高价购买生产材料、改造流水线,冒着产能过剩的风险,不舍昼夜地为江苏医护人员生产防护服,这种很可能不赚钱反亏本的事儿,压根不是商业行为啊!”是什么驱动着企业甘愿放弃经济利益?该公司董事长从金林的一句话让傅宁军差点泪奔:“给国家做事情,不能讲价钱!我们每做出一套防护服,白衣天使们就多了一套战袍……”
大疫面前彰显的人性光芒,不只照耀在同胞的身上,也惠及其他生命;惟其如此,这束光芒才显得更加高贵。徐州作家杜怀超告诉记者,江苏援鄂医疗队队员、徐州市中心医院心血管科路雯主任讲述的救助流浪动物的故事,久久地攫住了他的心:“武汉封城之后,大街上突然冒出很多无家可归的小动物,路雯在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附近总能碰到不少。不忍心抛下这些柔弱无辜的小动物,她们赶忙到超市买来猫粮狗粮。后来,那些小动物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聚在方舱医院的附近,守候着她们,她们去哪儿,它们就跟到哪儿……”
战疫不仅关乎英雄的壮举,也交织着普通人生离死别、被隔离、被治愈的真实悲喜。江苏援鄂医疗队队员、泰州市人民医院呼吸科护师左亚玲告诉罗望子,一天凌晨,她像往常一样,到病房里巡视患者睡眠情况。一位老爷爷睁开眼睛看着她说:“孩子,我没有手表,可以问下现在几点了吗?”她说两点,他又问:“是下午两点吗?”“是凌晨两点。”左亚玲幽幽地说,病房里有很多患者像爷爷这样,与外界失去了联系,甚至分不清白天黑夜,“但我们就是他们的‘手表’!和他们共度每一分每一秒……”从这个略显悲哀的故事里,罗望子说,他也读出了爱和力量。
“疾疫是人性的哈哈镜。”张文宝慨叹,“我们感受到了大义、大爱,也看到了平日里看不到的一些丑陋:个别人朝电梯按键上吐口水,黑心商家把几块钱的口罩卖到几十块钱,有人在地铁上举着‘我来自武汉’的牌子逼别人让座……社会应思考运用怎样的机制来唤醒良知,鼓励善举,作家则要拿起笔鞭挞丑恶,唾弃它,埋葬它。”
一场大疫,让科学、责任、正义、良知这些曾被虚无主义者轻视的词汇,重又恢复了它们应有的光彩;闭户防疫,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远了,心和心的距离却近了。此刻,傅宁军抛出了问题:“这一切,等疫情彻底消散之后又会怎样?我们还能不能像现在这样尊重医护人员的劳动,尊重快递员、社区网格员、公安民警,尊重在各行各业岗位上充当‘毛细血管’的普通个体?这些问题很沉重,也很迫切和现实。”
文学苏军的新考验
紧锣密鼓的采访过后,是沉淀、思索和创作。这一次创作显然和过往不同:它要正面“强攻”的是真正意义上的重大现实,是全民“在场”的历史性事件。对文学苏军来说,这将是一场充满挑战的考验。
亲赴武汉一线,周桐淦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了直观的理解:“经有关方面安排,我争取到了对国家专家组成员、著名重症医学专家邱海波的专访机会。采访前一刻,时间由两小时缩短为90分钟,因为国家卫健委接到意大利方面的请求,约定视频连线;交谈到1小时时,又接到美国疾控中心来电,希望与邱海波等中国专家交谈。这场接连被打断的采访,让我一下子意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实实在在的科学话题、发展话题甚至生命话题。疫情题材文学创作要写出我们置身的全球背景,把中国的战疫放在世界格局中来考量,引导人们正确认识生活、感恩生活、创造生活。”
“假大空的书写没有任何意义,只会降低文学和英雄的价值。”著名作家叶弥说。在苏州太仓,年仅35岁的市公安局浏河派出所三级警位洪明,倒在了疫情防控、涉疫警情处置的第一线上。来到烈士生前的办公室,叶弥心疼不已,“时代不同了,我们塑造的英雄也应适应人们对英雄的期待。在了解位洪明烈士生前事迹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他在工作中的认真勤奋、一丝不苟,也看到了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烦恼、疲惫、无奈。我希望能够塑造一个接地气的、立体的、‘普通人’的英雄。毕竟,中国就是由这些普通人保卫和建设着的国家,他们也是一个庞大的英雄群体。”
有温度、有力量,南通作家储成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当得起这样的评价:“我一直把巴金先生的一句话当成座右铭:文学应给读者带来温暖,在他们步履艰难的时候做一根拐杖,给他们一点力量。”作为一位曾荣获“曹文轩儿童文学奖”的优秀作家,储成剑透露,自己目前正在创作一部疫情题材长篇儿童小说,书写一群异乡人面对灾难的觉醒、抗争和相濡以沫的温情,让青少年读者从这样的故事中汲取成长的力量。
罗望子认为,“人”应当成为此次作品的主角:正是有了“人”的勇气、信念,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才能在短时间内取得重大的阶段性胜利。他特别记录下九零后男护师唐杰的一番话:“我是一块砖,就踏踏实实做好这块砖。我不会因为觉得和医生比起来,自己是下面的这块砖,就非得想到上面去。我更认同医护是一体的;我也有我的一份光和热。”是最普通的“一块砖”,也是高尚的“人”和勇敢的“英雄”,罗望子说,写出这几个身份表面的差异和内在的统一,才算是完成了对“人”的塑造。
“要写人,也要写出人的行为逻辑。”傅宁军说,“做生意哪个不算账?可一个服装企业的老板,为什么偏偏愿意在这个时刻不讲效益,为江苏医护人员生产防护服?这里面有企业家一路走来的过程中,对国家、对政府的一片感恩,此刻她的奉献,就是对国家、对政府最好的报答。我写这篇作品,就要写出企业和国家之间相互依偎、深层互动的这种关系。”
战疫无疑是伟大的,但疫情题材文学作品如果发出“过高”的声音,则很难走到读者的心里。杜怀超说,面对这样重大、复杂的题材,作家需要调整自己的“时区”,让自己慢下来、静下来、沉淀下来,让那些隐秘而伟大的故事先走进自己的内心,从“可望不可及”回归到日常生活的逻辑层面,然后再去书写它:“就像著名评论家汪政先生说的,优秀的灾难文艺作品从不以题材就能决定一切,更不会企图只以悲情换取眼泪,它们时刻警惕以浅薄的心灵鸡汤拉低精神的天际线。唯有坚持艺术良心与艺术理想,椎心泣血,精益求精,才会创作出真正的优秀之作。”
交汇点记者 冯圆芳
编辑: 冯圆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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