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尚先锋还是坚守传统？扬子江作家周上，七位中外文学大咖精彩碰撞

稳定与变化，或者说变与不变，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和矛盾运动构成了文学史向前推进的内生动力。享誉世界的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曾以一篇博士论文《稳定与变化》在阿拉伯世界掀起巨大波澜，于11月10日举办的第二届中国江苏·扬子江作家周主题论坛便围绕阿多尼斯提出的这一命题展开：稳定与变化是否意味着截然对立？两者无优劣之分？健康的文学生态如何平衡两者的关系？今天，文学更需要的是什么？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法国作家多米尼克·西戈、英国作家西蒙·范·布伊、中国台湾作家张大春，以及阿来、毕飞宇、李修文等七位中外著名作家就此展开了碰撞与对话。

今年89岁的阿多尼斯早已白发苍苍，但显然拥有一颗年轻的心灵，他坚定地站在“稳定”对立面，赞赏文学对阿拉伯世界超稳定的文化结构的冲击和改变，他的著名观点“人的身份不是通过继承，而是通过创造得以确立”广为人知。他更透露，此番来到中国（这是他的第八次中国之行）的重要目的之一便是渴望发现：中国的文学艺术究竟有没有发生与其经济腾飞相匹配的伟大变化？

中国台湾作家张大春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历史文化和文学史中的那些“变”变与“不变”，从中窥见了两者之间的暧昧纠缠。张大春认为，意在恢复周礼、标举三纲五常的孔子致力于维持的是社会结构的常态，所谓“纲常”正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力量。但是，这种超稳定结构总有一天会随着“势”的变化而被打破，包括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汉赋不得不变为诗，诗不得不变为词，词不得不变为曲，正是受到“势”的影响。同样的，一个伟大的作家也不可能脱离他所处的时代，延续着既定的写作模式。张大春从自身对“悲剧”概念认识的轨迹中得到启示：每当我们碰到一个所谓的“定义”的时候，我们就要停下来审问自己，这一定是真理吗？这个问题真的有正确答案吗？又或许，这一披着真理外衣的话语只是引诱思考的触媒？他于是得出结论：真理不过是令人发生疑问的机会，真理永远是动态递嬗的，文学当然也是如此。

一位真正伟大的作家必须向文学史贡献他独特的思想，那些在稳定中又有变化的东西，江苏作家毕飞宇显然认同这一点。因此，在他的私人文学史中，他更愿意以莫言《红高粱》（而非刘心武《班主任》）作为当代文学史的真正开端。在他看来，《红高粱》壮阔而单纯，“壮阔”的自然是其铺展开的历史背景，“单纯”则体现在“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关系上，这个关系就是相爱，特别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人和人究竟能不能相爱？毕飞宇说，莫言用他巨大的本能和同样巨大的才华告诉我们：越出警惕与怀疑，人和人应该相爱，这是真理，这是价值观。于是，在时代框定的规定动作之外，“我爷爷”和“我奶奶”，以及站在背后的作家莫言，标举了一种自主能力、自选动作，“这个在我看来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情，对民族、对文学史来说都是了不得的大事情”。

主题论坛上，中外嘉宾坦诚而深入地交流，湖北作协主席、著名作家李修文提出了自己长期以来的困惑，即：我们的写作，为何总是无法与我们置身的时代、我们所遭逢的人事和际遇互相印证；或者说，我们所受的文学训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融入了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他试着从中国古典文学中寻觅答案，发现，今日里被我们所供奉的至宝，多半都是从当时的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代表着冒犯与重新确立的产物——当林冲夜奔，一颗被碾压过的心在弥天大雪里狂跳；当西门庆去打仗一般占领和攫取女性，女性背后所躲藏的宗法和制度顿时化作了难以逾越的沟壑与高山；又或在京剧《天女散花》中，梦境与现实互相交织，此身非身，彼心即是我心——这时候，无论我们与它们诞生的时代有多么遥远，我们也能够确信，它们所传达的气息与处境与我们是相同的，风雪山神庙和卡夫卡笔下那座不得其门而入的城堡其实就是一回事。李修文说，很显然，所谓经典就是那个时代的文学先锋，惟有先锋精神，才能令传统历久弥新，才能使我们重新感受到中国文章的浩大势能在今日生活里的重新被激活。

英国作家西蒙·范·布伊更关注社会文化结构中的“变”和“不变”，他发现，文学的想象功能可以让社群中的个人缓解可能中的冲突，赋予我们以获得稳定、同时拥有改变的自由的最佳机会。譬如，我们在读书之时便能经历故事人物所经历的痛苦，而无需在现实世界中再体验一番，在书中我们可以杀死敌人，并意识到这样做也终结了我们自己。在故事中，我们从情感上经历了某些行为导致的后果，从而我们可以判断这些后果在现实生活中的有效性。

西蒙说，书籍为我们打造出替代性经验，从这种经验中获得的智慧使我们抑制住了冲动，故而书籍给我们带来了稳定性；读一本好书，是与自我一次亲密交谈，提升了自我认知，让人自信而免于自大，通过想象世界中发生的冲突我们能够避免真正的暴力；书中的故事亦令人体会到生命中的珍贵和美丽，不再对我们已经拥有的财富视而不见。

四川作协主席、著名作家阿来则提示人们一分为二地对待文学中的“变”。他注意到，自改革开放以来，解构性的嘲弄与反否、文化多元论似乎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文学家们总是将“解构”作为顺手工具，读者也在其中得到某种宣泄的快感，这固然为摒弃假大空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带来了某种后果：当今天我们想再往前行，就会发现，我们来到了一个价值观的断裂地带，我们失去了说“是”的能力以及建构的能力。特别是，一如哈罗德·布鲁姆所警示的，我们是否在以多元文化为堂皇的借口，否定了文学本来应有的认知功能和对健康人格的哺育功能？阿来提示，警惕“新”和“变”成为一种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譬如时下的许多网络文学作品，实质上只是披着新介质的外衣，内里却是旧的，甚至散发着萎靡颓败的气息。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谓的稳定与变化的对立其实并不存在。正如在审视古典文学传统的过程中李修文所认识到的：我们的前辈，既是叛逆的幼子，也是承担了文章道统的长子，这颗长子与幼子之心所证明的，是我们从来就在传统的庇佑中，又必须代表传统变成一个新生的儿子。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冯圆芳

编辑: 冯圆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