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①丨周秉德追忆伯伯周恩来：我们从没办过“一句话”的事

周秉德访谈视频

告别世界

一国总理全身上下没一件新衣

“伯伯去世后，他的衣物被整理分给亲属和工作人员。送给我们家的由我分配，我把伯伯的遗物分成7份，妈妈和我们兄弟姐妹6人各留一份。”周秉德回忆道，“都是旧衣服、旧鞋袜一类，其中就包括我捐赠给周恩来纪念馆的一套中山装和一件旧衬衫。”

中山装为灰色法兰绒面料，上衣表面的绒已被磨平，衣领被磨得发白，裤子上还有破洞；衬衫是用白棉布做的，因为穿着太久已经泛黄，肩膀、领子和袖口都已换过。

周秉德说：“外套朴素庄重，内衣破旧甚至打着补丁，是伯伯穿衣的风格。因为经常出席正式场合和会见外宾，伯伯的外衣看上去都是笔挺整洁的，而衬衫因为只能被看到领子和袖口，所以穿旧了就可以拆了换新的。”

总理去世时，其警卫秘书、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高振普参与料理后事。他告诉记者，周秉德捐出的中山装和衬衫是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前定做的：“中山装做了3套，衬衫做了六七件，这几件衣服总理穿了23年，直到去世。总理去世后，邓大姐带着我们从这些中山装和衬衫里挑出最新的一套——只有六成新的衣服给总理穿上。老百姓去世的时候还要做一身寿衣呢，而总理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全身上下、衣服鞋袜没一件是新的！”

连夜赶制

一双布鞋总理只穿过一次

展厅里有一双布鞋总理生前只穿过一次，在脚后跟的部位还缝有一层纱布。“1975年4月19日，在做完结肠癌手术后的第24天，朝鲜的金日成主席要到医院见总理。当时总理的脚浮肿得厉害，不但不能穿皮鞋，唯一的一双旧布鞋也穿不进去。”高振普回忆说，会见前一天，他为总理量了脚的尺寸，赶到大红门附近的一个鞋厂，在出国人员服务部找到一位韩师傅，跟他说，时间紧，鞋底不用纳得太密，鞋子可以做大一点，尤其是鞋口一定要大，便于穿上和脱下。“我没说是为总理做鞋，否则可能泄露总理的健康状况，但韩师傅拿到旧布鞋就动了感情，因为那双鞋就是他在上世纪50年代为总理做的。”

第二天中午，高振普去取鞋，只见鞋底用麻线纳得密密麻麻。“韩师傅告诉我，他和另一个同事赶了一夜，一人做一只，直到中午才做好。说着说着，韩师傅哭了，他说绝不能让总理穿质量差的鞋，也许他从鞋的尺码上意识到了什么。”

布鞋拿给总理试穿，稍微长了些，于是请护士把一块纱布缝在脚后跟的位置垫一下。当天下午，周总理就穿着这双布鞋，在医院里会见金日成。会客室的隔壁，就是一间摆满抢救设备的病房。

即使身患重病，周总理依然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状态。周恩来纪念馆里有一块展板统计了1974年6月1日至1976年1月8日总理住院期间的治疗和工作情况：

这双布鞋，寄托着人民对总理的爱戴，也见证了总理人生最后一段时光的鞠躬尽瘁。

扎根草原

军大衣陪伴侄女26年

展厅里有一件军大衣，是周总理送给周秉德的妹妹周秉建的，它陪伴周秉建在内蒙古草原度过了26年的青春岁月。

“1968年，小妹秉建还不到16岁，主动报名到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的阿巴嘎旗插队落户。她到西花厅辞行时，伯伯伯母为她饯行，饭后，七妈邓颖超拿出一件军大衣，说是伯伯送给她在大草原上御寒。”周秉德说。

1970年，周秉建被推荐应征入伍。1971年元旦，她去看望伯伯、伯母，一进门总理就严肃地说：“你能不能脱下军装，离开部队回到内蒙古草原？”见秉建想不通，总理对她说：“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是我们必须防止搞特殊化的可能，一点也不能搞！”就这样，周秉建脱下军装，在内蒙古草原整整待了26年。

周秉德的五弟周秉和在延安插队，后应征入伍在喀什当兵，他寄了一张戴着大皮帽的照片给伯伯，总理知道后也劝说他回延安。“那是惟一一次伯伯为晚辈打招呼”，周秉德说，“五弟和六妹如果回到原来插队的地方，会被误以为是犯了错误被部队退回，所以伯伯打了招呼，给五弟换了一个县，给六妹换了一个旗。那时他们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啊！”

周秉德的二弟周秉钧高三毕业时，原打算考清华，总理动员他入伍当普通士兵，最终他凭自身素质被招录为飞行员；三妹周秉宜喜欢美术，但她没有报考中央美术学院，而是考取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总理特别赞成，他说中国出口商品质量很好，但包装不行，卖不出好价钱，秉宜如果能设计好包装，就是为国家作贡献；四弟周秉华入伍当了炊事兵，整天喂猪做饭，退伍后成为一名普通工人，后经过自己努力，担任一定的职务，还当上了先进工作者。

这就是总理的家风——自家孩子不仅不会受到特殊照顾，反而还要付出更多，甚至失去一些机会，这样的家风让人们看到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传承家风

总理后人从不办“一句话”的事

周总理曾两次问周秉德：“是不是因为我周某人的关系？”

1949年，12岁的周秉德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在周总理身边生活了十多年，“伯伯说，革命年代那么多人牺牲，现在新中国成立了，我们是革命队伍的幸存者，没有理由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一定不能忘记那些烈士们，不但要做好自己的工作，还要做好他们想做而没机会做的工作。”

总理的言传身教，对周秉德一生影响至深。初三那年，她看了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后，立志要做一名小学老师。“那是1952年，国家刚刚开始建设，但是文盲人群有70%，所以我就报考北京师范学校读了三年，毕业前可以报考北京师范大学，还有留苏机会，但我放弃了，我在作文里写道，希望尽早投入教师队伍，让更多孩子不因缺少老师而失学，让更多的失学儿童有机会读书。就在毕业前，18岁的我入了党。” 

毕业后，周秉德被分配到北京郊区小学，三个月后，她被调动到区委机关。有一次她去西花厅看望伯伯和七妈，总理看着她严肃地问：“你从学校调到区里，不在基层，是不是因为我周某人的关系？”她解释道：“区里搞政治运动，要党员，工作调动是组织分配。”

因为丈夫沈人骅是军人，周秉德1964年起随军，先后在西安和贵州的山沟里工作了9年，后随丈夫回到北京。再一次见到伯伯时，总理问：“你怎么回到北京了？是不是因为我周某人的关系？这时七妈在旁说，秉德不仅是你的侄女，也是随军家属啊，她是随军调动。这样伯伯才不再追问。”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周秉德在中国新闻社工作，分房工作由她负责，但前后四次单位福利分房，她都把机会让给了别人。“直到退休，我也没有自己的房子。这么多年，我一直住在公公沈谦的房子里，他是沈钧儒的长子，是位医生。”

如今，周秉德已经82岁，她对记者说：“不止一次，有人跟我说，你是总理的侄女，要办什么事还不是一句话，但是我们从来没办过‘一句话’的事。伯伯是受人民敬仰的好总理，我可以自豪地向他报告，他要求我们不搞特殊、平凡为人的教诲，我和兄弟姐妹们都做到了。”

交汇点记者  王宏伟  视频 陶蓉

编辑: 冯圆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