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伟忻：走向海洋的都城回声

本文首发于《青春》2021年第2期

编者按：2020年1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全面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要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也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是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为全方位展现长江沿岸历史、城市、地理、风情，本刊推出“长江谣”栏目，约请专家和作家撰写系列美文，与读者共享长江波澜壮阔、流泽千年的人文风貌。

文 | 金伟忻

岁月壮阔，江海奔流。穿过悠远的风雨烟尘，南京城走向辽阔海洋的历史回声却一直鸣响在我的耳畔。

南京曾经是中国最早走向蔚蓝深海的策源地。深入南京城寻访，这里有许多令人感怀大海的历史遗存：东吴时期有过强大的水军，宋朝建有“浮江万艘”的军港，明朝拥有世界最先进的造船厂，还有朱棣下旨敕建的天妃宫及为彰昭郑和航海功德的静海寺。此后，则有清朝兴办的江南水师学堂和民国时期的海军部旧址……

这些遗存使我们领略到风云际会中一座城市拥抱海洋的宏阔气度，也能从中感知到一个民族禁海锁国落后世界的屈辱悲情。

一

临江达海的南京城，在苍茫悠远的岁月中，留下了一道道曲折沉浮的前行轨迹。

公元前486年，与它隔江遥望的扬州，就已是一座重要的内河港口城市，它的身后遍布湖沼水泊，绵延在广袤无际的江淮原野上。

远古人类文明的进步，有时源于战争，有时源于水患，而多数则源于权力者的宏阔抱负与强权野心。春秋五霸中最早建立水军的吴王夫差，为实现北伐齐国、称霸中原的宏大目标，将其经略的目光投向了这里的港口，以举国之力开挖连接长江与淮河的古邗沟，催生了一项伟大工程。于是，《左传》中留下了冷峻一笔：“吴城邗，沟通江淮”。

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吴王刘濞为实现其篡国“上位”的野心，又开凿了另一条邗沟，它西起茱萸湾（扬州市湾头镇），东通海陵仓（今泰州）及如皋磻溪，这也是运盐河之始。两邗沟相交于湾头，为刘濞在此铸钱、煮盐和发展盐业运输作出了巨大贡献。不过他也没有想到，由此开发勃兴的盐业会成为日后历代朝廷重要的财赋之源。与此同时，也在不经意间拓展了人们走向海洋的宏阔视野。

伴随海上贸易的日渐繁荣，沿海沿江一带逐步开放。浩荡的海洋之风，不只抚拂着江淮两岸，也悄然浸润着渐次兴起的东吴都城。

公元211年，孙权将治所从京口迁至秣陵，次年，改秣陵为建业（即今南京）。公元229年秋，孙权迁都建业，开启了南京建都的历史序幕。为守护其长江天堑，经略江海之间的战略空间，孙权建立了强大的水军。建康石头城为孙吴水师总部，《晋书》记载，其时的建邺是“浮江万艘，带甲百万”，这是何等提振人心的壮阔一幕！

如今透过《三国志·周瑜传》“火烧赤壁”的历史章节，我们也能从中一窥其时的造船实力：

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又豫备走舸，各系大船后，因引次俱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

这里的“斗舰”是装备精良的战船，而“走舸”则是快船，这些分类清晰、功能完备的船型表明，东吴已形成了相对完备的水军体系。专家研究显示：东吴的大船，可以乘3000人，大帆高九丈，已使用升降舵技术，总量多达数千艘。显而易见，东吴能在赤壁大战中取胜不是偶然的，这其中有先进的造船实力作为重要支撑。

左思在《吴都赋》中，他也以其飞扬的笔墨呈现出开放都城的壮阔场景：“戎车盈于石城，戈船掩于江湖”，“弘舸连舳、巨槛接舻，飞云盖海，制非常模。”这些华丽的文字免不了带些张扬炫耀的成分，可读起来还是令人深感震撼：

 于是乐只衎而欢饫无匮，都辇殷而四奥来暨。水浮陆行，方舟结驷。唱棹转毂，昧旦永日。开市朝而并纳，横阛阓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廛，并都鄙而为一。士女伫眙，商贾骈坒。纻衣絺服，杂沓傱萃。轻舆按辔以经隧，楼船举颿而过肆。果布辐凑而常然，致远流离与珂珬。䌖贿纷纭，器用万端……

店肆林立，百货齐全，士女商贾，纷至沓来。其时的南京已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这里不仅有本地的土特产，还汇聚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南北货，似乎有了一派国际化都市的热闹与繁华。

东吴城西，石头津下，又有另一番景象：这里一度停满了波斯船、阿拉伯船、昆仑船，各国商贾、使臣举帆前来建业贸易，史称“贡使商旅，方舟万计”。

吴国的遣使出访也极为频繁，分别于226年、230年、232年、241年派出强大舰队出访。其中226年朱应、康泰出使扶南（今柬埔寨全境及老挝、越南南部、泰国东南一带古国），“所经及闻，百余十国”，史称“南宣国化”。

230年卫温、诸葛直带领万余精兵，乘200余艘舰船，渡琼州海峡，再到夷洲（台湾），意图进一步壮大吴国实力，后因为水土不服，只得让残余的吴军带着数千夷洲土著回到东吴。

“舟舶继路、商使交属”，勃兴的运河漕运和海上贸易，无不助推着建康城走向一个兼容并蓄的海洋文化时代。

东晋一朝，“江水直逼石头城下，万船停泊，舳舻蔽江，帆樯如林”（《晋书·五行志》）。

刘裕代晋建宋，定都建康。公元439年刘裕北伐，让高句丽王送马，高句丽王立即从海上送来800匹好马。434年，宋文帝刘义隆亲自到建康码头迎接从狮子国（今斯里兰卡）举帆前来的比丘尼铁索罗等一批高僧，为中国净音、尼慧果尼众受戒。从此，中国有了“受过律、戒”的比丘尼。

南朝梁代，外交规模空前。波斯国分别于533年、550年、555年遣使建康，进贡大批礼物。《梁书》载坡利国（今加里曼丹岛）距建康5000公里，他们的使臣海舶来建康60天。

纵观六朝，300余年40帝，因北方战争频繁，南方社会相对安定，建康城也愈加开放。海上丝路渐趋繁荣，使得高使交属，络绎不绝。那些帝王们坐拥朝贡，把玩异宝，罗马艺术也由此传入建康。周边诸国，慑于其强大，纷纷遣使举帆前来。期间，史载有三十余国，百余批次来访建康。南亚的金刚指环、鹦鹉螺杯、印度佛像、象牙、犀角、珍珠、珊瑚、玳瑁、木棉、香料、檀香木等传入中国，而中国的瓷器、瓦当、铜镜、丝织品，典籍制度、艺术品、工艺、礼仪也在不断地输出海外。

春去秋来，时光流逝。金陵城在开放中滋养了容纳百川的气度，也植入了拥抱大海的血脉基因。

伴随长期的宋金战争，战火荼毒蔓延，国势日益倾颓。南宋初立，群臣皆议以建康为都，欲以此显示匡复中原之决心，可惜高宗无意北伐而定都于临安，又因迫于舆论只得定金陵为行都。

频繁的战争，一方面造成无数生灵涂炭，却也直接推动了沿江一带战船制造业的发展。金陵龙湾（即今南京龙江船厂所在地）因此成为官方重要的造船基地和停泊舰船的军用码头。据建康府制置司统计：“自淳祐九年以后，大略可考造船修船共三千五百伍拾只”。为了保护这些战船，江东转运使马光祖“即龙湾水次，度地三百余丈，创屋二百五十间，立闸启闭。而门其上，扁曰‘沿江大使司船寨’。寨成，众船以次藏泊”。

早在北宋时，先后两次任江宁知府的王安石，在登临石头城时曾写下著名的《桂枝香》。在这首怀古词中，他以其穿越时空的深邃目光，融入了对六朝兴亡、悲恨相续的无限感叹，传达出洞察现实的深切忧患——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一词成谶。100多年后，他的忧思成为现实。1279年，南宋小朝廷因无力阻止金兵挥戈南下，不得不率全军2000多艘海船及兵民20余万人，在崖山一带与蒙元水军500多艘战舰海上对峙，做决死一战。战后沉船千余，余舟八百，大臣陆秀夫身背宋朝最后一位小皇帝投海而亡。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石头城边一度喧嚣繁忙的宋代龙湾军港，不得不在滔滔东去的江水冲击下又一次荒芜沉寂了。

二

“俯视其下，则华夷舸舰泊者樯林，上下者如织梭之迷江。” 这是朱元璋在狮子山远眺沿江天堑舟船密布的壮观景象后写下的《阅江楼记》里的一句话，洋溢着君临天下的志得意满。

朱元璋自幼浪迹江、淮、滁、泗之间，在长期夺取政权的战争进程中，深知舟船水战在关键时刻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定都南京后，他设立专门机构，在宋、元时期的龙湾“都船厂”原址上，又复建起新的“龙江船厂”。在他眼中，这里兼具地势之要和风景之美：“宫城去大城西北将二十里，抵江干曰龙湾。有山蜿蜒如龙，连络如接翅飞鸿，号曰卢龙，趋江而饮水，末伏于平沙”（《阅江楼记》）。

大臣孙炎曾写有荡气回肠的《龙湾城》一诗，以此讴歌龙湾城的壮阔之美：“龙湾城，壮如铁，城下是长江，城头有明月。月色照人心不移，江水长流无尽时。”江水滔滔，月色如银，守城将士众志成城，气冲斗牛，这场景气势确实震撼人心。

然而，朱元璋这样的张扬激情却未能持续。洪武三年（1370），因“倭寇侵山东、浙江、福建滨海州县”，朱元璋下令“罢太仓黄渡市舶司”，随之而来的则是三十年的禁海锁国。

在历经权力更替的短暂阵痛之后，金陵城面向海洋开放的机遇又一次悄然而至。

永乐元年（1402）七月十七日，朱棣攻下南京。他以其防患于未然的深谋与睿智，打开了这座城市走向海洋的恢宏蓝图。

皇位初定的朱棣即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金陵“草场门”外一望无际的江边漫滩。这段延绵几十里长的漫滩，有着非比寻常的地势———它西临长江，东依秦淮，北出龙江关，紧靠三叉河，中间一马平川，在朱棣眼中是一块“宝地”。他在已有的龙湾船厂之外另辟蹊径，大手笔再建一个规模庞大的“宝船厂”。他将所造之船命名为“宝船”，既内蕴“下海取宝”“抚夷取宝”之意，又因船型艏艉高翘状如元宝，讨得人人口中吉言。

朱棣的目标宏阔远大，他要利用明朝先进的造船技术，建立起一支庞大的舰队，驶向蔚蓝的海洋。这一重大决策，显然出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多重考量：既有“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明史·郑和传》）”的直接原因，也有“跨越海外与诸番货（《瀛涯胜览》）”的贸易需求，更有借此“宣德化而柔远人”，向海外番国彰显自己文治武功等多重目的。这是朱棣为巩固其名不正的专制帝位，清除一切可能遗留政治隐患的战略抉择。

这是一次规模宏大的战略布局，极具风险和挑战，朱棣将此交给了“博辩机敏”的亲信郑和。

郑和本名马和，身材高大伟岸，“身长九尺，腰大十围，四岳俊而鼻小……眉目分明，耳白过面，齿如编贝，行如虎步，声音洪亮，姿貌才智，内侍中无与比者”（明袁忠彻《古今识鉴》）。相貌堂堂的郑和，还有着非比常人的坚毅与决断，内蕴着心怀高远、吐纳海天的航海家气度。 

赢得朱棣的信任，郑和靠的是机敏过人的胆识和勇往直前的忠诚。朱棣“靖难”起兵之初，朱允炆派50万大军包围北平，万分危急时刻，马和临危献计，以3万骑兵组成敢死队半夜长途奔袭敌统帅指挥部，实施“斩首行动”。经过浴血奋战奇袭成功，直逼围困大军溃败后退百里，彻底化解了北平之危，进而一举扭转战局。朱棣当上皇帝后不忘马和奇功，因当时敌指挥部驻扎在“郑村”，故而赐姓马和“郑”姓，从此马和改为“郑和”。

兴建宝船厂、建造举世无双的宝船，直至率着庞大的船队驶向遥远的西洋，郑和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热情、心血、忠诚和博识。统筹调度，事必躬亲，金陵城和宝船厂里留下了他奔走不息的身影，甘于忍辱负重，历经千难万险，他再次给朱棣创造了一个旷世“奇迹”。

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造船运动。宝船厂制造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各地征来的工匠有2万多人，各类杂役7万多人，为配合造船，在船厂的上游、中游、下游，还开挖了“上新河”“中新河”“下新河”。放眼望去，夹江和秦淮河上帆樯林立，市场喧嚣，人声鼎沸；船厂内斧、锯、凿的叮当之声，搬运木材的号子声，响彻云霄，昼夜不息。一艘艘巨大坚固的海船终于从这里造成并结集待航，其“舟楫之雄壮，才艺之巧妙，盖古所未有”。

放眼明朝，先后建置有60多家船厂，淮安清江船厂、太仓苏州造船厂都领有任务，而在沿江一带要数宝船厂和龙江造船厂的规模最大，造船技术最为先进，它代表了当时世界造船工业的最高水平，领先西方300多年。

1405年，郑和率领200多条船舰，近3万名官兵，开启了他的第一次远航。在茫茫的大海上，庞大的船队“云帆高涨，昼夜星驰，涉波狂澜，如履通衢”，率先在人类历史上实现了辉煌的洲际航行。

 “当世界变革序幕尚未揭开时，即15世纪上半叶，在地球的东方，在波涛万顷的中国海，直到非洲东岸的辽阔海域，呈现出一幅中国人海上称雄的图景，这一光辉灿烂的景象，就是郑和下西洋”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经历无数次风涛险浪,郑和船队一次次化险为夷。首航归来的郑和上书说，危险的航行多次受到天妃的庇护，恳请朱棣赐予天妃徽号，兴建天妃宫，朱棣准奏，赐御碑，遣官致祭。如果说意志和信念是远海航行高扬的风帆，那么天妃宫里的袅袅香火就是吹动那些船帆灵动的风。

郑和第二次下西洋归来，朱棣又下诏兴建了表彰郑和航海功绩的皇家寺院静海寺。

郑和最初的航程，仅限于亚洲。第四次航行时，他的航程一直延伸到非洲海岸。西方学者孟席斯研究显示，在郑和率领船队的第六次航行中，先后穿行了62个列岛，17000多个岛屿，并绘制了几万里的海岸线图，由此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史诗般的辉煌。

不过远航付出的代价同样是巨大的。1423年10月，在郑和率领的周满和洪保船队中，就损失了50艘船。其中，周保船队出海9000人，归来时仅有900人，其中四分之三的人死在途中或是被散布在全球的定居点，这仅仅是七次航海损失中的一部分。

郑和下西洋对海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古柯枝国王曾十分感激地对朱棣说：“何幸中国圣人之教，沾及于我。乃数岁以来，国内丰穰，居有屋庐，食有鱼鳖，衣足布帛。”贸易之外也时有冲突。印尼爪哇东、西王相争时，西王误杀我登岸交易士兵170人，郑和“方将兴师致讨”“西王闻之惧，遣使谢罪”，赔偿万两黄金。郑和从大局出发则“止兵不进”。郑和以自己的政治智慧，创造了一种和平合作与包容和谐的外交原则，不只赢得了海外诸国的广泛认同与赞许，也推动了东西方文明在浩瀚海洋上的交汇融通。

反对航海的政治非议骤然而起。1421年，北京紫禁城突然发生了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遭遇雷击被毁事件。有人趁机攻击下西洋是一大弊政，说这是天威震怒、上天之谴。还有人非议郑和有贪污之嫌，且拥兵自重。这些指责使得朱棣也不由得不对郑和的行为起疑。然而，“是时，西洋贡船络绎不绝，各国奇珍异宝，无不毕集”。高峰时，19国使者蜂拥而来，多达1200人来中国朝贡，盛况空前的局面使朱棣猛然醒悟。于是，他力排众议，继续支持郑和的航海事业。

更沉重的打击接踵而来。当郑和第六次完成美洲、澳洲等地环球航行之时，得知皇帝病重立即“中道返航”，可是待他归来时朱棣已病逝于榆木川。

下西洋需要坚实的财力支撑，加之航行中遭受巨大的船只损失和许多船员的死亡，故而一直被其他大臣视为朝中的重大弊政。太子朱高炽即位后，颁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罢西洋取宝船”：

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如已在福建、太仓等处安泊者，俱回南京，货物仍于内府库交收。诸番国有进贡使臣当回去者，拨人船护送前去。各处修造下番海船，悉皆停止……各处买办……悉皆停罢。官员人等，即起程回京，不许指此为由，科敛害民。

历经二十多年下西洋的宏阔远航，就这样突然罢停。

人声鼎沸、昼夜不息的船厂，即刻停止了喧嚣，数以千计的地图、海图，以及珍贵的《航海日志》《出使水程录》、《海外番国御疏》等资料一一被毁，庞大的舟师被即刻裁撤。一艘艘宝船停进宝船厂、龙江船厂的船坞中，任由风吹雨打，直至毁朽沉没，生机勃勃的厂库，终于“鞠为茂草”，一片荒芜。

面对这一切，郑和曾满怀忧切地提醒朱高炽：“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我国船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服异域，使其不敢觊觎南洋也。”然而，郑和极具战略眼光的建言，却未能赢得朱高炽的回应。

就在郑和绝望之时，继位不到一年的朱高炽突然病逝，由年轻的朱瞻基即位。在经历几年的海禁之后，他突然发现“外番贡使多不至”，海上也开始不平静了，他因此渐渐悟出了海洋的重要性。宝船停航九年后，朱瞻基再次下旨启用已经60岁的郑和，重建舟师，再下西洋。

老骥伏枥的郑和却没能将下西洋的辉煌持续下去。1433年，他在第七次航海的回程途中，病逝于印度半岛南部西海岸的古里，人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海葬。对于郑和而言，也许大海才是他人生的最好归属。

明宣宗颁旨在南京牛首山南麓的谷里修建郑和的“衣冠冢”。整个墓穴呈“回”字型，墓前台阶是四组七层二十八级，寓意郑和七下西洋，历时二十八载。

一个史诗般波澜壮阔的航海时代，伴随朱棣与郑和的先后离去而宣告结束，而金陵城则永远铭记了他们的旷世传奇。

标志着人类东西方大海通的时代为何会如此短暂？回溯历史不难发现，朱元璋和朱棣父子统治时期，是一个既开放强大而又极度专治的王朝，那种任意以扒皮萱草和廷杖夺取人尊严与生命的统治手段，对国民性有着不可言喻的深度摧残。显然，一个社会如果仅靠统治者个人的非凡魄力和宏阔的政治抱负，而没有一个民族心灵上的自由开放与精神上的刚健张扬，这样的辉煌必然是转瞬即逝的。

金陵城从此失去了与蔚蓝大海共振的心跳节律，而中国则进入了与世隔绝的漫漫长夜。

三

在华夏禁海锁国400多年之后，日渐羸弱的清王朝终于痛切地感受到来自海洋上的危险。

1840年，英国政府以林则徐虎门销烟等为借口派出远征军侵华。6月，英军舰船47艘、陆军4000人在海军少将懿律、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率领下，攻占定海，北上天津，后又攻占香港岛。此后，英军又攻陷厦门、定海（第二次攻陷）、镇海、宁波。

1842年7月21日，英军攻占京杭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镇江，封锁运河口，切断了与北方的商业联系。漕运被封，迫使道光皇帝不得不作出求和的决定。

于是，金陵城和静海寺再次走进历史聚焦的视野之中。

静海寺是朱棣为彰昭郑和“扬大明国力、使‘海外平服’”的丰功而敕建，寺名取“海晏河清，太平盛世”之意。

可是1842年的清王朝，却早已失去了“四海平静”。在英军的枪炮口下，清政府和英军先后四次在静海寺内议约。同年8月，双方终于在英军旗舰“康华丽”号上正式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清政府被迫向英国开放沿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并割让香港岛。

令人尤为齿寒的是，签订条约的中方代表耆英、伊里布，还在静海寺内杀猪宰羊，摆下酒宴，犒劳英军，并为守护军舰的英军送去酒食“慰劳”。

郑和在天之灵不会想到，400多年前他发出的“危险亦来自海上”的预言已然成真。当年为彰昭大明强大开放的皇家寺院静海寺，转眼却成了中华民族遭受屈辱的见证地。

失去海洋主导权的民族，必然会遭受外强的欺侮，这是历史一次次用鲜血凝聚成的铁律。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签订，彻底打碎了清王朝“天朝上国”的美梦。

一群中国的先行者们痛定思痛之后悄然觉醒。曾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在道光十八年（1838）受命钦差大臣赴广州禁烟，此时他已意识到有必要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林则徐广泛搜集世界各国资料，组织人力将英国人慕瑞的《地理大全》翻译成中文，取名为《四洲志》。后来林则徐被革职发配新疆伊犁戍边，他又把《四洲志》草稿及有关资料交给了好友魏源。魏源在南京的乌龙潭边，以此为基础编写了一部更为详细、全面介绍世界的巨著《海国图志》。这本意在让中国人“睁眼睛看世界”的书，在1843年出版后20年间，只卖出1000多册。这些中国先知们带血的呐喊，并未能警醒酣然沉睡中的南京城与大清朝廷，却在不经意间警醒了日本的知识精英，开启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序幕。

1865年，由徐寿、华蘅芳及徐寿儿子等人设计制造的第一艘机动轮船“黄鹄”号，在南京下关江面试航成功。《字林西报》自豪地称：

中国第一艘轮船，是显示中国人具有机器天才的惊人实例……它航行于扬子江，在不足十四小时逆水行二百二十五华里，回程顺行八小时，全部工具器材，连同雌雄螺丝、螺丝钉、活塞、气压计等，都是徐寿父子亲自监制，没有外洋模型及外人协助。

同治皇帝闻知专门御赐他“天下第一巧匠”匾额。然而，在西方工业革命浪潮的冲击下，这一媒体自嗨式的技术创新，实在挺不起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

19世纪70年代，中国的洋务运动蓬勃兴起，洋务运动家们开始创办中国的海防，出现了由沈葆桢、李鸿章负责的南洋海军和北洋海军。此后，因朝廷严敕和一些洋务大臣的身体力行，近代中国第一次出现了筹办海军学堂的高潮：

1887年，张之洞在广东创办了广东黄埔水师学堂；1888年，清廷在京师创办了昆明湖水师学堂；1889年，丁汝昌创办了威海水师学堂。在这样的热潮中，守护沪江地区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曾国荃于1890年上奏：“至水师学堂为操练人才之地，既经通饬沿海省份一律创办，南洋自当遵照办理。”

1890年9月(光绪十六年)，南京仪凤门内建起了一座江南水师学堂。借此，金陵古城似乎又一次燃起了走向海洋的憧憬。

江南水师学堂建筑面积达4790平方米，设有总办楼、英籍教学楼、轿厅、东西长廊等。学员入学不仅免收学费，还发放津贴费。不过此时的中国，不只缺少先进的炮舰建造技术，缺少能顺应近代海军需求的军事人才，更缺少熟悉各类军舰实战操作的高水平师资力量。

历史为人们记载了那离奇的一幕。1898年4月，18岁的鲁迅考入江南水师学堂的轮机班就读。招考的题目是“云从龙凤从虎论”，一个月后又进行了一次考试，题目是“问孟子曰，我四十不动心，又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平时用功，此心此气究如何区别，如何相通，请详言之”。这样的题目显然与打造近代海军的目标需求风马牛不相及。显而易见，依靠一帮旧式绿营武官是培养不出新型的海军人才的。同年11月，因不满该校的师资力量和乌烟瘴气的校风，年轻的鲁迅愤而退学。

不满的还有张之洞。1902年，张之洞再次署理两江总督一职。上任伊始，他就视察了两江麾下的南洋水师。但不习战阵已久的南洋水师现状却令张之洞忧心忡忡，在观看了充当练习舰上江南水师学堂学生的毕业操演后，张之洞十分不满：

令其演放大炮，手法生疏，草率拉火，不响遂不再拉火，空手作一拉之势而已；令其装配药弹演试炮准，则管带甚有难色。据云，数年来罕有装药实放。十分可骇……索阅出洋海图，则三年内仅寥寥数纸。

似此各项功课实际毫无，不知该学生等所练何事，所毕何业……虚糜经费，旷废岁月，贻误水师人才，实堪痛恨。

国势衰弱，即你使拼尽全力播下龙种，收获的也只能是跳蚤。清末虽然兴办了那么多的海军学堂，却并没有给人们赢得过一场海战胜利。

1909年，南洋水师学堂改为南洋海军学堂。1911年冬天，最后一届毕业生毕业。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江南水师学堂改为海军军官学校。此后，几经转改调整，最终于1925年停办。

1928年，国民政府在行政院军政部之下设立海军署； 1929年改为海军部。从此，那座具有巴洛克风格的门楼成了恒久的历史定格。

孙中山在其著名的《建国论》中曾感慨说：

郑和竟能于十四个月中造成六十四艘大舶，载运二万八千人巡游南洋，示威海外，为中国超前轶后之奇举。至今南洋犹有怀想当年三保之雄风遗烈者，可谓壮矣。

在外敌入侵、军阀混战、积贫积弱的民国时代，南京城早已失去了指向海洋应有的底气与激情怀想。

开放与封闭，强大与羸弱、辉煌与屈辱、豪迈与悲情，恒久地交汇在了这座绵延千年的城市记忆里……

春秋易代，转眼百年。如今在宝船厂遗址的四周，高楼矗立，商铺满目，人气升腾。在现代都市繁华的喧嚣声里，人们只能通过仅存的几条作塘遗址、考古发掘出的桅杆和纪念馆里模仿建造的宝船模型，去遥想当年大海上的惊涛骇浪。

7月11日，当年永乐皇帝颁令出海的日子，如今已法定为国家航海日。每年此时，牛首山南麓的郑和墓旁，依然可见络绎不绝的瞻仰人群，前往缅怀这位曾经引领过世界航海史的民族英雄。

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越来越临近百年崛起的伟大梦想。然而，回望南京城沧桑跌宕的历史，我们不能不对昔日郑和下西洋的辉煌梦魂牵绕，对鸦片战争以来遭受的民族屈辱刻骨铭心，对那些镌刻大海浪迹的历史遗存倍加珍惜。

我相信，人们从这座城市中听到的不只是潮打古城的历史回响，更有对走向未来的壮阔期待与深刻警示。

编辑: 冯圆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