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光 | 院士忆高考——慕鸿鹄而高翔，奋斗足迹成就你我未来

交汇点讯 6月7日，1078万学子踏进高考考场，开始他们青春的一场洗礼，无论考试结果如何，对每个人来说，高考都将是最独特的一份人生回忆。

新华日报·科技周刊记者近日专访了三位两院院士，回忆高考时光，寄语莘莘学子，为大家传递一份关于梦想的力量，在他们看来，高考是人生的重要时刻，但不必是人生成败的分水岭，勤奋坚韧、厚积薄发，才是成就自我的重要变量。

黄维院士：莫忘勤学品质，永葆乐学初心

1978年，高考结束后的第二天。在读高中的黄维被化学老师关世杰有些神秘地叫到教研室，老师拿出当年的高考化学试题，将办公室门一关，让他“小试牛刀”。待老师半个多小时后回来，黄维已经将试卷写得满满当当。看完试卷后，老师兴奋地说道：“黄维，你答了个满分啊！”

其实不仅是化学这一门，自不到5岁上学起，黄维就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除了一年级时，可能是年龄太小，注意力不集中，成绩差强人意。小学二年级后，他就开启了年级第一名的“常胜”生涯，从未拿过第二名，外出参加语文、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各级、各科竞赛都能给学校捧回奖杯。

凭借着这样的好成绩，参加高考是不是没什么难度？黄维直白的陈述显得有点“凡尔赛”——“考北大或清华应该说是毫无悬念。”

尽管如此，高考的那年夏天依然给黄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79年7月7日，正值仲夏时分，天气酷热，黄维一早骑着自行车直奔设在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的考场。直至今天，他还记得第一门考的是语文，自己坐在教室左边最后一排的那个位置。由于天气过于炎热，开考后的半小时，黄维都一反常态地不在状态，“等我定下神来看题时，半个小时都已经过去了”。好在是“常胜学霸”，黄维倒也没有慌张，扫了下整张试卷，发现并没有太困难的题目，定了定神，打算先从作文做起。

黄维记得，这一年的高考作文是对一篇长文进行缩写，与常规的命题作文不太一样。他先打了不到一行底稿，有了大致思路后，就在那张8K纸大的考卷上落笔成章。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黄维的语文一科当年还是轻松考到了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名。其实，由于考前花了不少时间阅读中外名著、文学期刊以及提前修读一些大学课程，并没有全力以赴备考，他的高考总分不算太理想，但当年报考北大、清华还是比较轻松的。

黄维透露，自己当初最想读的是北大国际政治专业，但在志愿填报方面，黄维尊重并参考了父母的意见。黄维出生于医务工作者家庭，但父母并没有勉强黄维学医，“当时都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父母就希望我学理工科，我也为此放弃了自己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热爱。”黄维的第一志愿填报了北京大学化学、生物两个专业，第二志愿是清华大学化学、生物专业，第三志愿是南开大学化学、生物专业。出于对家人职业的尊重，他另外也填报了北医和第二军医大学等医科院校。这种志愿填报方式在今天看来显得缺乏梯度，但实际上是黄维走进科学领域的决心。黄维介绍，其实当年北大的物理、数学、生物等专业极其热门，身边落榜北大还能考上清华的大有人在，“主要还是看专业选择”。

放榜时分，呼和浩特市第十九中学公告墙上公布的高考录取榜上，“黄维 北京大学”一行字赫然在列。第二天，黄维就提前动身去了北京，从此开启了自己的学术生涯，与北大结下不解之缘。在未名湖畔、博雅塔下，他先后完成了本硕博的学业并留校任教，出任北大化学系党委副书记。他对北大的感情可以用“根正苗红、一往情深”来表达，他常常谈起，在北大学习工作的十四年，在他身上深深地刻上了民主的印记。回忆起当初踏入北大校门时的心情，黄维印象深刻：睽睽众目，殷殷期待，谆谆嘱托，宛如天之骄子；但他时刻警醒自己，不要忘记勤学好学的品质，始终保持乐学博学的初心。

忆起那年夏天，黄维院士坦承，包括高考在内的无数次考试，给自己最大的影响是赋予了自身足够多的自信，能够勇于挑战、不畏失败，敢于在科学技术重要领域做前沿引领、开拓创新的工作，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实现开道超车。

与漂亮的考试成绩相比，黄维更感恩自己所接受到的良好的教育。刚恢复高考制度的初期，“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尚未完全消散，“很多同学不读书、不学习。”黄维院士告诉记者，恢复高考后，学校十分重视人才培养，“每上十几个学时的课程，老师就会安排各类大考、小考。”至今，黄维都难忘那一张张油印试卷的墨香。

如果按照现在的标准，黄维院士也算是“超前学习”“自主学习”了。从小学开始，他就读起了各种大部头的人文社科名著，啃晦涩难懂的马列、哲学书籍，家附近的内蒙古图书馆、呼和浩特图书馆、新城区图书馆、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等，都有他沉浸其中的身影。但与一般“超前学习”不同的是，他并不是啃书本，而是自由地汲取各种知识，涉猎十分广泛。

读初中时，黄维院士还“自作主张”地把自己从自治区重点中学——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转学到了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十九中学。他的转学理由也很简单：“原来的学校管束得过于严格。”在这所非重点中学内，他也有幸遇到了多位北大、北师大等名校毕业的老师，受益终生。“我记得有四川大学数学系毕业、教我们数学课的赵蜀荣老师，画圆规整地都不需要借助任何工具。教化学课的关世杰老师，板书非常潇洒，学问也很好，后来我一心报考化学专业并能长期从事化学相关研究也是在他的影响和建议下……”黄维院士饶有兴致地回忆道，赵老师有时候发完一圈试卷后，发现他已经很快把题目做好了，老师“不得不”在黑板上给他不停地出几道附加题，保证学生能够“吃饱”，也让班上其他同学感到“吃不消”。

考取北大后，黄维院士也没有停止跨界学习的脚步，大学期间几乎每晚都到北大图书馆文史哲阅览室阅读各类报刊，宿舍床头都是国际政治、教育学、社会学等各类书籍。业界同行知道，除了在化学和先进材料领域的学术成就，他还开创了中国的柔性电子学科，被誉为“柔性电子学之父”，此外，黄维院士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高等教育学、管理科学工程、工商管理等领域颇有建树，甚至获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的支持，都归根于几十年的学习与积累。现在回顾起来，这些涉猎广泛的求知经历，不仅提高了自身的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也在不经意间地培养了发散性的思维方式，这对于创新能力的提高同样大有裨益。

在黄维院士看来，人生就是一场奔跑，重要的是在过程中不断的积累与成长，保持终身学习的能力，一步、两步的落后也并没有那么可怕。他说，自己的绝大部分中学同学并没有考上北大、清华这么好的大学，但相当多的同学都在各自领域取得了杰出成绩。比如一位同学，在高考中失利，只考取了师范学校，后来经过长期努力，多年前就已经成长为活跃在党政管理岗位、卓有建树的正厅级领导干部，同样为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工作后，黄维院士在参与人才招聘、研究生招生时，也常常“不拘一格降人才”，免去了很多分数的“硬杠杠”。比如在新加坡工作期间，他发现一些学生TOELF、GRE成绩不够、没有达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入学标准，但还是综合考虑学生的发展潜能，推荐破格录取。“分数固然重要，但能成就你的不是考试成绩，而是你自己的努力”。在黄维眼里，成就自我的变量唯有勤奋和坚韧。  

黄维院士常挂在嘴边的两句话，一是“勤能补拙”，二是“笨鸟先飞”。在黄维院士眼中，高考成绩的差异往往只是努力的深浅、起步的迟早和教育资源的多寡有别罢了。英雄不问出处，一流高校能培养优秀人才，普通大学的毕业生逆袭也不在少数，成功者的比例并没有太大差别。“比成绩、学校的帽子更重要的，是阳光的心态、健全的人格、开阔的眼界、思考的能力和奋斗的足迹，这将成就你们的未来。”

回忆起第一次踏进燕园，黄维院士与科技已经结缘四十余年。四十余年，是沧海桑田、光阴变迁；是国家崛起、伟大复兴；对于黄维院士来说，这是他“不负重托”“登攀科研”“披荆斩棘”的奋斗岁月。一路走来，他已经从刚刚扬帆启航的少年水手成长为前沿科技巨轮上的领头人，自始至终他一直保持着对科学地憧憬、对世界的热情。

看着新时代意气风发的莘莘学子，他说，“慕鸿鹄而高翔”。高考学子从激烈残酷的竞争中拼搏过来，每一位都是大国希望，每一位都将大有作为。进入人生新阶段，当志存高远，当坚持学习，深怀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力践报国之行，以祖国的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己任，要走出中国人自己的科技发展道路。

(黄维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亚太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西北工业大学柔性电子前沿科学中心首席科学家，有机电子与信息显示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芮筱亭院士：那个年代，高考曾改变一代人命运

“1977年恢复高考，改变了我们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命运，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以及中国的历史进程，全国570余万考生怀揣梦想冲向考场，其中仅有27余万人圆了大学梦。”回忆当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理工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芮筱亭说，有幸成为这千军万马过了独木桥的4.8%中的一员，迎着恢复高考的第一缕阳光，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重担，继往开来，与国家共命运、同呼吸。

“77级在上大学前，每个人的遭遇和生存状态各不相同，都有自己独特的高考故事和底层社会生存经历。”芮筱亭说，他是1974年毕业于江苏省盐城中学，然后进入工厂，师从技术级别最高的8级工张国强师傅，学习以修理柴油机为主的机械设备修理技术，经严师严格训练，很快练就了诸如手工制作齿轮、链轮等高难度绝技和柴油机、轮船修理等技术，解决了制约当时工厂发展的一系列设备加工与维修难题，因此学徒半年后即被任命为机修车间负责人。

“本以为自己未来将成为一位机修大师，直到1977年秋天，我母校江苏省盐城中学的谢浩楠老师通知我，国家已恢复高考，让我赶快回母校参加已开始多日的高考复习班，当时离高考仅有一个多月。” 芮筱亭怀着兴奋的心情，回到久别的母校投入高考复习。“当时师生久别重逢，感到无比亲切，老师们全力帮助我们复习迎考的情景我终生难忘。”

 芮筱亭顺利考入江苏师范学院（现苏州大学）物理系。他说，77级141位同学，应届考生为数不多，更多的是被耽误的、往年12届中学毕业生。同年级年龄跨度特别大，年龄最小者刚满16周岁，“老三届”同学却已过而立之年。中学时期的师生竟然变成了大学同窗。77级共有的这三点特征同时构成了有史以来大学校园空前绝后的奇特现象。

“我为我们大学一流的学习条件而感到幸运。”芮筱亭说，老师水平一流——老师们对物理世界的阐述精湛，对每个公式的教学推导、物理意义、使用条件、适用范围、注意事项讲授严谨准确，使我们真正懂得掌握科学知识基本原理的重要意义。陈友祺教授理论力学课，风趣生动的讲课风格和我与陈老师若干次讨教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师生情深谊长。“这些为我在攻读博士期间提出多体系统传递矩阵法奠定了重要研究基础，该方法被国际上称为‘芮方法’，目前在国际上已形成50多个重大工程应用研究方向，获多项国际和国家科技奖。”

“同学们尤其是老三届同学学风特别扎实，物理概念强，讨论问题时同学们丝毫不吝啬已掌握的知识，常常争论的面红耳赤。”芮筱亭回忆说，季德璜同学是他见过的最聪明的学者之一，大学期间与他无数次的讨论过程中，向他学到了大量解决问题的方法，成为自己惯于用排除法研究新知识，并取得成功的基础之一。

 芮筱亭说，同学们从不同地区、不同岗位经过高考的洗礼相聚在一起，分外珍惜彼此间的友情，互相关爱、包容和理解，相处得像家人一样；学校的教室宽阔敞亮，宿舍卫生整洁，食堂饭菜美味可口，校园绿树成荫，“不少同学为每天在环境优美的图书馆阅览室有限座位中争得一席之地而奔跑冲刺，大学四年后连百米赛跑的速度都得到大幅提高。”

“1982年初，我们作为恢复高考后首届大学毕业生，毕业后的分配受到社会各界广泛欢迎，同学们继续快速提高学识、提升能力、完善自我，努力使自己胜任国家大任。”芮筱亭说，30多年来77级许多人已成为学界、政界、商界的领军人物，成为国家的中流砥柱，为振兴中华作出了无愧于时代的贡献，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

“我们141人中产生了许多知名教育家、科学家、企业家、管理学家、诗人、书法家，其中包括 18位大学、中学校长，1位中国科学院院士，1位学术刊物主编，39位国内外高校教授，70位中学高级教师，19位国家公务员，24位活跃在国内外不同领域的精英。我们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包括中学生10万余人，本科生4万余人，硕士生2000余人，博士生500余人，博士后100余人。我们解决了数十项制约国家重大装备发展的国际理论与技术难题，取得了一系列的国际领先和国际先进的重大科学与技术成果，并在兵器、航空、航天、船舶、机械等行业得到广泛应用，推动了相关领域的重大技术进步，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产生了重要国际影响。”

“1977年的高考，恢复了社会公平、打破了出身论，使人们平等地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使整个社会形成了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尊重教育的氛围，重新引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芮筱亭自豪地说，77级勇敢面对机遇与挑战，荣获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和机会，那年冬天，高考如同黑夜里悄然升起的朝阳，照亮并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成为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青年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我国的人才、文化、知识、科技、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重生、崛起并迅速发展、强大。任何时代，个人的前途始终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时代造就了77级，国家选择了77级，77级为国家富强为民族振兴竭尽全力，对推动国家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无愧于国家的期盼。

（芮筱亭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理工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发射动力学家，兵器科学技术学科第一位科学院院士。）

缪昌文院士：拥有不随环境变化的品格，才有人生更多的机会

回顾来时路，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教授缪昌文深感，是高考给了自己深造的机遇，让他在大学期间遇到优秀的老师，拓宽了他的眼界和思路。

在上学期间，缪昌文从未争名夺利，却一直不曾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考试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这源自于他的启蒙老师——私塾先生出身的祖父对他的教诲。

从小，家中的《二十四史》、《论语》等古籍被缪昌文翻了个遍，一本《论语》更是背得滚瓜烂熟。缪昌文记得《论语·阳货》中有一句“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意为“真正的坚硬即使被打磨也不会变薄，真正的洁白受到污染也不会变黑”。缪昌文说，祖父取其中的“磨而不磷，涅而不缁”作为教导孩子们做人的准则。这句话也伴随他多年，是他做人的根本。

“我从未想过出人头地、争名夺利，我认为只要低调做人、踏实做事，机遇总会留给有准备的人。”缪昌文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也照亮了自己并不算平顺的求学之路。

1974年，因“文革”原因，缪昌文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分配给他的工作是担着扁担去挑粪。此前从未挑过扁担的他，几天劳动下来，扁担就磨破了肩膀，最后衣服和肩膀的血肉混在一起，疼痛难忍，但劳动不能停，艰苦的劳动，也让缪昌文更明白“一箪食一瓢饮皆来之不易”的道理。

1976年，曾有一次进修的机会摆在他眼前，令渴望学习的缪昌文心动不已。当时族中一位长辈找到他，希望他将这次机会让给另一位长辈。机会虽然难得，但儒家教育中的“孝”字让他选择了退让。没想到的是，这次放弃让缪昌文等来了1977年恢复高考的好机会。

顺利考入大学并不容易，因为当时在学校的物理课教的还是农用机械，化学课的主要内容则是农药和化肥。缪昌文只在1972年“教育回潮”期间才算真正接触过中学的内容。

好在由于成绩一直优异，老师们都很喜欢缪昌文。器重他的数学老师更让缪昌文借住在他家，他便利用这样的机会阅遍老师家的藏书，并接触到了大学的微积分。这不仅让缪昌文顺利通过了高考的数学考试，而且在大学学习高等数学时他也毫不费力。

在准备高考的过程中，最让缪昌文纠结的就是志愿填报。其实，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与祖父、父亲一样当一名教师，并将志愿锁定在老家附近的一所师范学院，“一来我的梦想和我祖父、父亲一般，做一名受人尊敬的教师，二来只要能读书，无论学什么我都愿意。”

但是，因成绩突出，中学校长反复劝他报考南京工学院。那时，南京工学院有“南方小清华”和“中国麻省理工学院”之称，缪昌文并没有自信能考上，只觉得离家不远的师范学院更适合自己，又将志愿进行了更改。

得知此事后，校长再次登门，找到他父亲，苦口婆心做工作。校长为学生前后奔走的这番好意都看在了他父亲的眼里，父亲不忍辜负，便劝他将第一志愿又改回南京工学院。

尽管缪昌文知道，第一志愿如果不被录取，后面的志愿几乎也没有了希望，最终还是抱着今年失败就来年再战的想法，填报了南京工学院。

7月的高考结束后，缪昌文又回到公社宣传队继续工作。一天，快要下班时，有人来单位办事时告诉他，邮局有封写着我名字的挂号信，他的第一反应是写错了，再一想，难道是大学录取通知书寄到了？缪昌文匆忙赶到邮局，但已错过了营业时间。第二天一早，缪昌文就等在了邮局门口。邮局一开门，他就迫不及待将信取出拆开，果然是录取通知书，而且是南京工学院的！

缪昌文回想，当时的激动之情难以言表，还真有点像范进中举。“那年，我们镇上共有12个人被大学录取，其中6人被重点院校录取，我是其中之一。知道我被录取，家里人都颇为自豪，甚至全村人都觉得骄傲。”

来到南京工学院，缪昌文笑称自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大城市南京的一切令他感到新奇，同时也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专注学业，也是当时大学生们唯一的念头。”缪昌文说，当时班里同学毕业时的各科成绩平均分没有低于4.5分的（5分制）。为了学好英语，大家将英语单词本裁剪成大小相等的长条，将英语单词和句型抄写在上面，再用皮筋将其扎起，并随身携带。走在路上的时候，就会随时拿出来背诵和朗读。曾经在中学没被重视的化学和物理，在大学则成为我专业中最重要的两门课，甚至衍化出很多分支课程。

学生认真，老师更刻苦。缪昌文从老师身上，也看到了祖父一直告诫他的做人道理。老师们不仅教学生知识，也以身作则，教学生如何做人做事。当时，毕竟刚刚恢复高考，很多老师也需要适应大学教师的岗位，如果不认真备课，很可能第二天就会被学生的问题难住。

在这些老师中，缪昌文印象最深的是教授材料学的孙伟老师（200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她本身的专业是结构学，进入南京工学院后成为材料学的教师，也是边教边学。

“不过，因为当时材料学的研究方向不明确，有些同学选择了改专业，但我没有。”缪昌文坚定地表示，他不后悔选择这个专业，就像他不后悔没有报考清华大学一样，尽管我后来得知自己的分数完全可以被清华大学录取。

本科毕业后，缪昌文被分配到了位于北京的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这里拥有良好的实验设备，可以让他将学校的基础理论一一实践。后来工作调整回江苏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在混凝土领域打拼多年后，缪昌文真切地深爱上了这个领域，并且钻研很深。

“一位老先生曾提到过，八小时出不了科学家。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即便是创新，也是在知识不断积累中的升华，没有基础的创新无异于空中楼阁。”缪昌文表示，就像孙伟院士，她如此热爱材料学，为了方便研究，在她70多岁时甚至与老伴一起搬入学校办公室，吃住在那里，只为节省路上的时间……

除了对学科的执着，时至今日，缪昌文依然觉得，最重要的是做人要好，不能有瑕疵。这是他对学生们提出的要求，就像当年祖父一直教导自己的“磨而不磷，涅而不缁”，做人要身正，要从小打好基础，拥有高尚的人格，不随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这样，不论做什么工作，因为身正与专注才能得到社会更多的认可，获得更多的机会。

（注：缪昌文，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教授、博导，校学术委员会主任，江苏省科协副主席，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理事长，江苏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高性能土木工程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杨频萍 王拓

编辑: 谢诗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