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中国人——戈公振的一张老照片

我是中国人——戈公振的一张老照片

讲述人：夏天（东台市博物馆文化志愿者）

每一件文物背后，都有一个好故事。

而故事的传播，让文物开始有温度。透过文物，是灼热的情感，是感同身受的历史体验。

都说，“有一种安全叫‘我是中国人’”。“有一种幸福叫‘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短短五个字的背后包含的是五千年文明的滋养，十三亿中国人的力量。今天让我透过东台市博物馆的一张老照片，给您讲述一位新闻事业的开拓者，一位普通中国人的故事。

这张照片由我国著名翻译家戈宝权先生捐赠，为国家一级文物。照片上方有“1929年欢迎上海新闻记者东北观察团照片”留影纪念。此次东北考察，戈公振受到了张学良的亲切接近。这张照片见证了我国历史性的新闻盛事，为戈公振再次至东北，揭露“9·18”日军侵华暴行提供了伏笔。照片时逢戈公振先生上海《申报》工作时期，从左往右第28位就是戈公振先生。

戈公振是江苏省东台市人，名绍发，生于1890年，1935年去世，享年仅45岁。是中国现代著名新闻学家、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新闻记者、中国新闻史学拓荒者。

戈公振先生从担任《东台日报》编辑工作开始，自学成才，在1929年担任《申报》总管理处设计部副主任兼摄影新闻社主任期间，以办报救国为宗旨。他把从国外学到的先进经验，运用到办报实践中，1930年5月，《申报》开始出版《星期画刊》。同年8月，戈公振在《生活》周刊发表《中国报界应有之觉悟》，主张各报协力合作，呼吁言论自由，发挥宗旨和特色，使报纸成为民众的喉舌。为申报的业务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戈公振先生从参加上海日报公会组织的东北视察团到“九·—八”事变后，以记者的身份，再次参加国际联盟派李顿调查团到上海和东北调查日本侵略真相的东北视察团。他作为由顾维钧率领的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参与了东北视察团调查的全过程。他知道去日本占领下的东北有危险，途经北京时写下遗书托堂弟戈绍龙交给妹妹戈绍怡，他说，“我誓死赴东北调查，一定要给广大读者有个真实的交代。”代表团一到沈阳，就受到日伪军的恫吓，威胁说：“所有中国方面的随员，均不准踏入‘满洲国’一步，否则予以拘捕，处以极刑。”但戈公振不顾个人危险，先后三次悄然进入沈阳城，甚至冒死到“九·一八”事变发生地点调查日军侵华真相。在他第三次夜进沈阳城时，被日伪军警发现后遭拘捕，经交涉后才得以释放。他回到上海后，特地为邹韬奋主编的《生恬周刊》撰写了《到东北调查后》一文，强烈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热情赞扬东北义勇军的抗日爱国行动，深得国人的好评。

“1929年欢迎上海新闻记者东北观察团照片”留存青史。演绎的是一段普通中国人通过新闻救国与启民艰辛历程。

戈公振先生英年早逝。临终前，他曾断断续续地对邹韬奋说：“在俄国有许多朋友劝我不要回国。……国势垂危如此，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爱国老人沈钧儒读了邹韬奋悼戈公振文后，挥笔写下了四首慷慨激昂的五言诗，在第三首诗写完后还准备写第四首诗时，竟悲痛得写不下去了，于是连续写了四句“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

这张照片隽藏于馆，铭刻在心、不仅仅是研究戈公振新闻事业，记载中国新闻界早期重大学术活动的实物佐证，更是体现了一名普通中国人的职业操守和拳拳爱国情。初心不忘，使命在肩。

编辑: 陈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