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江南文化之二｜江南文学早期与江南文化地理的建构

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江南文学，虽然还处于萌发期，但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初步建构了有关“江南”的总体印象。总的来看，萌发期的江南文学已勃发出多元、多样的创造活力，“江南才子”的文学个性和风格已初见端倪，并开始孕育和显露出江南文学特有的审美风格。

区域文化的形成，往往离不开它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江南是有名的水网地带，湖泊成群，河道纵横。虽然古代江南文化同属于中国农业文化性质，但由于这里有山明水秀的自然环境，有山峦、丘陵、平原、湖河荡泊等多种地貌，加之气候温润、雨水充沛的优越自然条件，便形成了古江南文化独特的生态个性。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虽没有“吴风”，但并不说明那时没有吴歌存在。其实吴越楚地区的民歌起源极早，可追溯到迄今所知我国最古老的原始歌谣《弹歌》。据《吴越春秋》卷九：“古者，人民朴质，饥食鸟兽，渴饮雾露……故歌曰‘断竹，续竹，飞土，逐宍’之谓也。”顾颉刚在谈到吴歌的源头问题时也具体指出，“它不会比《诗经》更迟”。

相传周公亶父之子泰伯、仲雍为避让君位，由中原来到当时被称为“荆蛮”之地的江南。他们带来的周族先进的文化和农业生产技术，化育了江南早期文明。之后，吴王寿梦的幼子季札曾出使鲁国“观于周乐”，对集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综合性的“乐”，作了全面而深刻的评论。春秋时代江南杰出的文化人，还有被孔子称为“文学”科代表的言偃（字子游）。弦歌教化是子游“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重视“乐”的陶冶感化作用，这种“乐教”就是今天所说的德育与美育。子游把先进的礼乐文化带到吴地，使夷蛮之民“文之以礼乐”、“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故而吴地人民赞誉他为“道启东南，文开吴会”的“南方夫子”。

秦汉时代，随着全国封建统一局面的出现及各地经济、文化交流的密切，促进了江南与外界的交往。进入到辞赋最兴盛的汉武帝时代，苏州籍辞赋家严忌、严助父子写下多篇辞赋，其中严忌哀伤屈原而“斐然作辞”的《哀时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佳作，“楚辞”这一名称在史书上的出现，也与这两位作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建安以后，文士的社会地位有了提高，文学的意义也得到更高的评价，并表现出文学的自觉精神。陆机可说是“自觉”地从事文学创造活动的第一人。他以南人的身份跻身于北方文坛，凭借自己的大才而被钟嵘《诗品》尊为西晋时期的“太康之英”。而同时代以思莼鲈而归乡的张翰，和东汉唱着《适吴诗》来吴的梁鸿一起，对江南乃至全国的隐逸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东晋，杨羲不仅是茅山上清派道教的第一代宗师，还以大量的道教诗歌表达了浪漫主义的“玄义”。 

在南朝文学中，吴歌值得注意。“吴吟”是江南吴地特有的一种歌唱形式。《乐府诗集·吴声歌曲》引《晋书·乐志》说：“吴声杂曲，并出江南，东晋以来，稍有增广。”南朝吴歌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后人写过不少拟作，而且唐代的五绝也是在其基础上形成的。

至此已可以看出，早期江南文学虽处于萌发期，但它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已占有特定的地位，同时它还为江南文学后来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对于这一源头部分，从江南文化地理建构看有几个特色值得总结：

首先，江南文学的开篇部分相当精彩。仅就收录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有名有姓的诗人、辞赋家、散文家和理论批评家来看，就多达百余人。南朝的陆、张、顾等姓诗人，几乎全有家族性的文学传承，“江南才子”的文学个性和风格已初见端倪。另外，江南文学一开始就显示了文艺理论批评的绝对优势，涌现了季札、言偃、陆机等批评大家，在全国均有重大影响。

其次，“江南”已作为文学地理现象，为中国文学增添了鲜亮的色彩。自汉以来，江南强烈地吸引着全国各地作家生动地描叙江南带有传奇色彩的人和事，如：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史记》中的《吴太伯世家》、《伍子胥列传》，班固《汉书》的《朱买臣列传》，越地作家赵曄的《吴越春秋》等名篇佳作就应运而生了。而左思使“洛阳纸贵”的《三都赋》之一的“吴都赋”，铺采摛文，描述古吴的历史、地理、风物和文化，首开了为江南名城（苏州）作赋的传统。

再次，江南文学审美风格开始孕育和显露。历史地看，阳刚尚武的传统来自古吴先民断发文身、尚武好斗的风俗民性，吴国专诸刺王僚之悲壮剧，战国时“操吴戈兮被犀甲”之名句等，又助推了阳刚风气成为地域性格之一端；尚文传统则源自子游的儒学南渐，而晋陆机进而透露出的清丽、清新、工巧、细腻的阴柔风格的因子，六朝的江左风流，又逐渐培育了江南人儒雅尚文的传统。这两个传统或起伏或并存地交织着，对后世江南文艺的审美观念影响至深。

江南文学史的源头部分还有待进一步发掘、整理和研究，但无疑江南文学早期是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第一页，它已成为江南文化的重要源头，孵育、深化了江南文化底蕴，并成为历代江南人不断汲取的宝贵精神源泉。

徐国源（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辑: 封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