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打响“江南文化”品牌，提升“一体化”发展势能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江南是文人笔下的美学意象，亦是国人心中重要的文化符号。绵延传承千年的江南文化，跨越古今，连通现代化城市与田园乡村。启航“十四五”，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它是长三角地区共同的文化资源和精神家园，是促使新时代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迈向高质量融合、高效率协同的文化基础。近日，新华传媒智库携手苏州石湖智库，邀请四位专家撰文，从文化品牌打造、示范区构建、红色基因挖掘和文旅产业开发等角度，为进一步做优做强江南文化，凝聚长三角文化共识，赋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献策建言。

理解江南文化秉性，谋求新时代更大发展

□ 曹毓民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就一直在探寻，何为“江南”？何处是江南？查看典籍，“江南”虽最早出现于先秦两汉时期，但仅指江河以南。西晋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后，东晋以建康（今南京）为都。自南北朝文学家庾信一篇情辞恳切的《哀江南赋》开始，“江南”慢慢有了文化的符号。历史学家李伯重认为，所谓“江南”，在“八府一州”，指的是明清时期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应天（江宁）、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从苏州府辖区划出来的太仓州。此统称为传统意义上的“江南”。随后，学界又衍生出“十府一州”之说。

那么，江南文化的秉性是什么？秉性，即天性，本性。明代散文家钟惺认为“三吴之水皆为园”，三吴之地，有水有园，有源远流长的文脉传承，水是江南文化的灵魂，是万物之源。江南文化的秉性就是在水文化的浸润下发展起来的包容性、内倾性和自省性。

所谓包容，与水有关。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自泰伯奔吴开始，以“吴”文化为典型代表的江南文化就开始了其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发展历程。泰伯、仲雍南奔，为当时“断发纹身、刀耕火种、饭稻羹鱼”的江南土著文明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完善的礼仪制度等。自此，“吴”开始成为这一地区的代称和简称，并且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绵延千年。泰伯是吴文化的始祖，而“吴”国的第二十四任君主阖闾大帝，则将吴文化推到了历史的顶峰。阖闾在位，任用楚国人伍子胥建造阖闾大城，为吴国拱卫了疆土；任用齐国人孙武子，为吴国锻造了一支战斗力无敌的军队。阖闾的开放善用之于吴国的兴起意义重大，吴国从此争霸四方。其后，勾吴文化作为江南文化的一部分，在三千多年里发展演变并大放异彩，成为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前不久刚结束的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江南一带的外来人口占比很大。以江苏第一人口大市苏州为例，其外来人口远超本地户籍人口，达到了700万。苏州已成为仅次于深圳的全国第二大移民城市。正是这些外来人口与苏州本地人民一起，创造了以“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园区经验”为代表的苏州“三大法宝”，实现了“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美好图景。

所谓内倾，主要是指江南烟水孕育了稻作文明。江南的先民们较早地在这方热土上开展种植和生产，地区内人口相对稳定，人们安居乐业，经济发达。这是一种崇尚自然、尊重自然的生态文明观，这是江南文化中所特有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存智慧。水是人类生存的命脉，同样也是一座城市建立、发展、繁荣的重要条件。《尚书·禹贡》记载“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太湖作为江南文明的缘起，为江南的大多数城市提供了丰沛的水源和文化资源。而大运河，作为人工开挖的河道，沟通了自然水系与江南城市间的联系。苏州城市“水陆双棋盘”的格局，其实就是自然与人工结合的产物，是先人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完美而生动地应用于城市规划的具体体现。归根结底，是顺应自然、因地制宜。正是这种先进的生态文明观，促成了江南的先民们最先发展农田水利，并利用自然优势，开创了“苏杭熟，天下足”的富庶与繁华。

所谓自省，是一种与水文化息息相关的智者文化。江南地区，自古通江达海。自春秋战国以来，江南运河与天然的江河湖海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水网系统，形成了四通八达的水运交通网络，奠定了水乡泽国的自然与人文生态。“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江南地区多产状元。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统计，明清两朝全国录取进士51681人，其中出自江南的进士达7877人，占全国总数的15.24%。记载显示，明清两代每七个进士中就有一个出自江南。正是这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优秀代表的古代江南文化基因，使得该地区的人民善于总结反思，进而不断涌现出大批思想家。他们敏锐多元的思想，与江南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成良性的互动，又进一步催生了江南近代工业的发达，也推动江南地区的协调发展。

总之，水是江南的魂。江南文化的秉性是建立在顺应自然、亲水善治基础上的包容性、内倾性和自省性的总和。新时代，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区与传统的江南地区大体吻合，长三角一体化的国家战略，让江南文化站上了新的历史舞台。认真审视、积极传承、创新应用江南文化的精髓，理解江南文化的秉性，定能为“十四五”期间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协同发展带来更大的机遇，创造更好的未来。

（作者为苏州市职业大学校长、研究员，江苏省社科联社科应用研究“大运河〈江苏段〉文旅融合发展”协同创新基地首席专家）

构建江南文化示范区，拓展一体化发展新空间

□ 刘士林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201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共同打造江南文化等区域特色文化品牌”。面向“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发展目标，以科学的理论研究和高水平规划为战略突破口，谋划和布局长三角江南文化示范区建设，构建江南文化引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新模式，对于开拓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新空间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江南文化传承创新正在走向自觉时代

近年来，长三角三省一市在整体传承和合力保护开发江南文化资源上形成共识并快速推进，标志着江南文化传承创新在长三角正在走向自觉时代。建议在认真研究和吸取过去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反思过去按照经济发展思路进行文化建设的误区，在新一轮江南文化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中，先行开展关于江南文化的范畴、范围、类型、内涵、历史价值等研究，为长三角江南文化发展提供“内在生产观念”和“实践操作原理”。在明确了概念内涵、外延边界、评价标准、发展模式等理论认识之后，再着手开展策划、规划、设计和建设。如此，既可以走出过去“先建设，后规划”或“无规划乱建设”的怪圈，还能够在江南文化自身发展规律和新时代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推进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和协同机制。

规划研究先行，重视示范区带动引领

基于长三角的雄厚物质基础和高质量发展需要，开展长三角江南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区总体发展规划的研究和编制工作非常必要。文化建设离不开经济基础。作为我国启动最早、城市化和国际化水平最高的城市群，长三角在经济、资本、产业和人才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先发优势。这些优势造就了长三角的“领头羊”和“排头兵”地位，但与此同时，该片区域建设用地不足、工业增长减速、出口风险增大、生态挑战加重等问题也日益突出。因此，研究和规划长三角江南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区，既有助于纠正由于过分强调人口、经济和交通等要素而导致的各种城市群发展后遗症，也对推进长三角经济与文化协调发展，以及中国其他城市群高质量建设起到一定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在城市形态上做好差异化的战略区分

在传承创新的意义上，江南文化在形态上主要可以划分为三类：一是以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合肥等为代表的都市文化；二是以扬州、常州、无锡、镇江、嘉兴、湖州、芜湖、黄山等为代表的城市文化；三是以明清江南市镇为代表的城镇文化。这三种形态不仅符合长三角不同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也比较完整地构成了一个城市群的文化层级关系。为防止长三角城市群在文化建设上重蹈重复规划建设和同质化竞争的覆辙，应在科学研究和论证基础上明确各自的江南文化定位，进而带动长三角新型城镇化建设走上生态、产业和文化融合发展之路。

贴合自然特质，突出文化主题和传统设计

在江南文化规划编制的过程中，一方面，要立足于三省一市各自的人文地理禀赋和历史人文资源，深入挖掘和发挥江南传统空间和文化特色优势；另一方面，还要努力传承优秀江南传统设计文化，让江南自然和文化特色与当代长三角城镇发展建设协调共生。为更好地做到这一点，建议在相关职能部门的具体指导下，依托相关高校成立“江南文化示范区研究中心”，集聚文化产业、文化旅游、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城乡规划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联合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提出专业化、建设性的政策建议。

长三角共建江南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区的有利条件众多。首先，长三角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区域文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长三角区域集聚着世界一流的文化人才和团队，他们在文化发展理念特别是在开放发展和国际化上拥有着独特的视野和优势。再次，江南文化是长三角共同的传统文化资源，也是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体系中均拥有良好口碑和无穷魅力的区域文化。共建江南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区，不仅有利于解决长三角城市群内部的文化冲突和矛盾，也有利于在中国和世界建设一个传统文化复兴示范区。最后，共建江南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区，契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的要求。以品质优雅的江南文化为文化资源，建立高品质的长三角城市文化，不仅可以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文化消费产品和服务，也有助于切实促进和引导长三角真正发展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苏州石湖智库咨询委员会主任）

挖掘苏州“最江南”的红色文化基因

□ 张 健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苏州市委市政府以“江南文化”品牌塑造和“苏州制造”为抓手，推进新时代苏州高质量发展的起始之年。作为“江南文化”的中心城市，苏州“最江南”文化的内涵和特质，不仅仅是“春来江水绿如蓝”的诗意画卷，更有着“敢为人先、勇于追求”的奋进精神，蕴藏着丰富的红色基因。启航新征程，认真挖掘苏州“最江南”的红色文化基因，赓续苏州红色血脉，对传承苏州千年江南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文化的挖掘和梳理是一个多方配合的过程，既需要高校学者和专家的主动作为，也始终离不开政府层面的积极引导。苏州的文化基因中，有很多红色、奋进、感人的红色元素。从早期吴国以开放包容的胸襟任用天下贤才，建阖闾大城、锻造当时强大的军队，到大运河的开凿及明清时期工商业的迅速崛起，再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苏州的第一个党组织——中共苏州独立支部的成立，以及改革开放以来苏州“三大法宝”的路径探索，红色文化中“坚韧、刚强、开拓、进取”的文化基因与江南文化相结合，共同成就了苏州当下发展的成绩。因此，着力构建“红色江南”文化品牌既是对江南文化品牌建设的助力，也是献礼建党百年的务实之举。从市委市政府层面出发，需要积极整合苏州现有十个板块中各红色基因传承工作主体的力量，系统挖掘、开发属于江南文化范畴内的红色文化资源。

其次，要从教育层面生动讲好江南文化中的红色基因故事。一方面，要从学术层面强化对江南文化中有关红色基因传承这一文脉的挖掘与整理工作。通过专家学者的文献整理和学术品牌打造，增强苏州红色文化在学术圈的可视度和影响力，进而构建“红色江南”文化品牌，以学术整理带动知识普及。另一方面，文化的认同和传承，离不开对青少年的认知培养。学校是青少年红色基因传承的主战场，优化校园的传承环境，了解江南文化优秀传统，熟知历史上曾经发生在江南地区的红色革命故事，对于青少年培养“知党史、感党恩、跟党走”的坚定初心和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情怀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建议在学校教学环节中尽可能多地引入红色文化，以思政带动文化普及，在实践课程中植入红色基因，增进青少年群体对党史国史的了解，引导新时代青少年传承富有苏州地域江南文化气质的红色革命文化，在学习与传承中形成深刻的历史思维、历史眼光与历史意识。

第三，从市民普及层面做好江南文化红色基因“最后一公里”宣讲。党史学习教育，不仅需要在党员中开展，还应该深入普通民众。“学史爱党”“学史爱国”是全中国人民的必修课。因此，结合江南文化进行红色基因的宣讲与挖掘，是充分优化社会层面传承环境的一种有效手段。一要积极发挥社区在江南文化红色基因宣讲活动建设中“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作用，积极在居民群众中开展苏州“红色江南”的宣传、普及工作。例如，借助具有江南风情的红歌及广场舞大赛、朗诵大赛、居民摄影大赛、故事会等形式，在各社区中推出以“红色江南建党百年”为主题的各种文娱活动，一方面打造和丰富居民美好生活，另一方面在潜移默化中唤醒那些经历过峥嵘岁月的居民的历史记忆，同时也为未经历过这段岁月的青年人种下革命的火种，让其深刻明白党和国家为了人民幸福、百姓安康曾经作出的努力和牺牲，从而让“红色江南”的故事深植每一位苏州市民的内心。二要优化网络传播环境。大数据时代，各种先进的数字化手段，都可以作为“红色江南”文化品牌宣传的辅助手段。因此，“红色江南”文化品牌的塑造，还需要贴合现代人的信息接收习惯，塑造优质的红色文化网络传播环境。

第四，从文旅融合层面打造苏州“红色江南”经典旅游路线。山温水暖的江南历史上曾是“断发文身”“尚武果敢”的地域。细细梳理，苏州旅游路线中，具有红色印记的路线资源是十分丰富的。以大运河苏州段为例，如20世纪20年代，苏州第一个党支部曾设在“运河十景”的平江古巷；工人罢工、城乡暴动往往爆发于运河两岸；中共苏州独立支部在运河阊门外谋划光复苏州。再如1939年5月初，新四军第一支队六团团长叶飞率700多名战士建立“江南抗日义勇军”夜袭浒墅关火车站，等等。因此，苏州完全可以紧扣这些红色资源，建设一批具有“红色江南”文化底蕴和色彩的国家级旅游景区和度假区，以及特色鲜明的国家级红色文化旅游休闲街区，打造一批“红色江南”特色研学、康养游路线，推出一批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红色教育“打卡点”，努力以“文化+党建”的特有方式擦亮区域性党建高地“金名片”。

（作者为苏州市职业大学副校长、研究员，苏州石湖智库理事长）

“五个共识”，构建江南运河文化建设新高地

□ 陈 璇

“忆江南”，又名“望江南”“梦江南”“江南好”“江南柳”，本是唐代的教坊曲名，后来被用作词牌。其中尤以唐代姑苏诗太守白居易的三首《忆江南》词最为出名。在古代，江南是田田可采的莲叶间的一笑一颦，是爱杀江南的酒旗边的奔放高歌，是脉脉斜晖中千帆过尽皆不是的万般纠结，更是斗酒百斛后醉卧南山的倜傥风流。新时代，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区与传统的江南地区大体吻合，长三角一体化的国家战略，让江南文化站上了新的历史平台，必定展示出新的活力。

开凿于先秦时期的江南运河，将江南的各个城市如明珠般串联起来，带来了江南的千载繁华。推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不仅将薪火相传活化千年文化资源资产，更是面向未来增强文化自信的战略选择。

形成“创新推动江南运河文化建设”的共识。江南运河，是中国大运河最早开凿的点段，沿线城镇众多，历史文化遗产形态丰富。运河沿线文化兼容并蓄、多元交融，融通贯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江南诸城镇应深入挖掘研究江南运河文化内涵，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为载体，推动江南运河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同时继承江南运河沿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充分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和时代价值。

形成“协同推进江南运河沿线城市共同发展”的共识。江南文化是长三角城市群的成长基因，以江南文化、大运河文化为共同纽带，长三角区域结成紧密的共同体，既有历史文化的渊源也有现实经济的基础，更有市民心理的引力。站在“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历史机遇期，江南运河沿线诸城市当建立协同机制，包括省际之间、省内不同地区与部门之间、政府与企业或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同等。强化顶层设计，科学规划、突出保护，统筹考虑“保护、传承、利用”三者之间的关系和工作重点，处理好大运河文化带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与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战略的协同对接问题，努力实现地区经济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等的有机协调。

形成“江南沿运河水路航道长效监管”的共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江南运河段是京杭大运河运输最为繁忙的点段。江南诸城市应加强江南运河段水路航道生态监管机制，将“清净运河水”作为推进江南运河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严格管控工业、船舶、生活、农业等污染排放，大力整治沿线城乡黑臭水体，努力保护江南运河生态系统。同时，提升沿线景观风貌，协同加强河湖管理和岸线整治，合理保护利用岸线资源，完善水利基础设施，统筹推进江南运河水资源管理，着力打造一批优良生态、优秀文化、悠久历史交相辉映的绿色长廊，让经济、生态、文化发展彼此相互促进，努力开创共赢局面，形成绿色发展新格局。

形成“科学保护江南运河沿线古村镇”的共识。古村镇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要载体。江南运河沿线的城镇要按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保护相关要求，对与运河文化密切相关的重点古村古镇进行科学的保护与展示，不过度开发、不过度人为造景，动态全景展示江南古村镇历史风貌和文化底蕴。按照建设“水韵江南”文化高地的目标和要求，彰显江南运河与江南诸城市间相伴相生的特色，着力打造以“江南诗画·水乡古镇”为特色的江南运河水乡文化高地。江南沿运河区域要抢抓国家文化公园试点机会，加快推进江南沿运河区域内大运河国家文化建设工作，积极探索具有江南区域特色的建设范例。坚持把弘扬运河文化与建设城市文化有机结合，推动沿运河名城名镇名村建设，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高品质试点建设带动江南运河沿线城乡高质量发展。

形成“合理布局江南运河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共识。江南各区域要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加快江南运河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推动江南运河资源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化，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提升一批文化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培育一批江南运河文化旅游风情小镇，建设一批乡村民俗、星级乡村旅游区，打造一批精品文旅线路。做大做强沿线文化产业，大力培育产业融合发展新业态。合理活化利用江南运河沿线工业遗产，因地制宜改造一批沿线老旧厂房，打造一批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支持开展文化体验、休闲旅游等特色经营活动，大力培育创意设计、科技研发等高附加值产业，全力打响“千年运河”国际文化旅游品牌。

概言之，新时代，江南运河文化建设要沿着“河为线，城为珠，线串珠，珠带面”的思路，构建江南运河文化建设的新高地，展示江南运河文化建设的新成果，开创运河文化建设的新样板。

（作者为苏州市职业大学石湖智库副秘书长，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苏州分院副院长）

编辑: 笪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