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背后的陈氏家族，告诉你什么才是文化贵族！

在广纳中华文化之精粹的新编《辞海》中，陈门五杰的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和陈寅恪祖孙4人，同时享受到了“分立条目”的待遇——

陈宝箴（1831-1900年），晚清湖南新政的领军人物，湖南巡抚。

陈三立（1853-1937年），陈宝箴之子。清末“维新四公子”之一诗人。

陈衡恪（1876-1923年），陈三立之子，诗书篆刻俱佳。

陈寅恪（1890-1969年），陈三立之子，清华国学院著名的“四大导师”之一，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三百年来仅此一人”。

《辞海》将一门三代四人共列，这在中华百家姓中，实属罕见。再加上陈衡恪之子陈封怀，这五位闪耀中华的人物，祖孙四代，一脉相承，身上流淌着同样一份热血和情怀：

他们谱写了一段声名显赫的家族历史，谱写了一个四代精英的辉煌传奇，谱写了一份可歌可泣的家国情怀，人类群星闪耀时，义宁陈氏曾照亮过中华天空。

      1、风云父子

古有“吴头楚尾，粤户闽庭”之说，讲的便是赣鄱大地——江西。

清雍正八年（1730年），陈氏先祖由福建迁入江西义宁安居，经历棚民之家、耕读之家和官宦之家，经过近200年的文化积蓄，在贫瘠小镇中走出了陈氏家族第一位风云人物——陈宝箴。

1852年的乡试，21岁的陈宝箴中了举人，陈家人欣喜若狂，张灯结彩地庆贺，在亲朋好友的殷切期望中，陈宝箴走出了小镇，奔向辽阔远方。

未料几年时光，已是沧海桑田，太平天国和清王朝的战火席卷了大半个中国，陈宝箴毅然从军，参加了湘西地方组装义勇军“果健营”，当时“果健营”遭受翼王石达开的军队猛攻，义勇军拼命死守，眼看就要粮尽饷缺，这时陈宝箴站了出来：“我去筹备军饷！”

时值隆冬，寒风凛冽，去往永顺县求援的路上又山道崎岖，陈宝箴冒风顶雪走了几天，到达永顺县府时，他已是脸色发青，十分虚弱，在他极力求援下，“果健营”成功筹得粮食和衣被，终于抵御了太平军的攻击，而石达开见“果健营”久攻不下，遂悻悻而退。

陈宝箴的义举，受到了“两江总督”曾国藩的赏识，就像千里马遇见了伯乐，陈宝箴从此仕途无量，先后任浙江、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湖南巡抚，被誉为“海内奇士。”

任湖南巡抚时期，陈宝箴以富国强民为己任，建树颇多：文化上，变士习、开民智，他开创南学会、时务学堂，并刊行《湘学报》《湘报》；政治上，他肃清吏治，又知人善任，起用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人物；实业上，他设矿务局、铸币局、官钱局、工商局等；军事上，他裁汰旧式军营，引进西方军事化管理，设武备学堂。

在陈宝箴的主导下，湖南新兴事业蔚然而起，成为全国最有生气的省份。

1898年，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失败，维新派骨干陈宝箴遭到惩处：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尽管仕途终止，但陈宝箴所做的贡献不可磨灭，他是走在时代前沿的人，仕途之上勇于创新，敢于担当；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爱国为民、刚正不屈的坦荡情怀。

曾国藩赠诗：

“议事有陈同甫气，所居在黄山谷乡。 

万户春风为子寿，半瓶浊酒待君温。”

康有为赞道：

"师师陈义宁，抚楚救黎蒸。变法兴民权，新政百务兴。"

而陈宝箴“不为一己谋私利，但为万世开太平”的民族大义精神,深深影响了他的儿子陈三立。

陈三立，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并称“维新四公子”，他在诗赋方面造诣甚高，是近代同光体诗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有“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之誉。 

在陈宝箴主持各项维新举措时，陈三立遂侍左右，得其父言传身教，其为国为民之心更为浓烈。

1882年，礼部侍郎陈宝琛主持了一场乡试，批阅时，一份考卷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份考卷不以时下最流行的文体作答，而以散文体写就妙文，洋洋洒洒，一气呵成，陈宝琛读完惊叹：“才学过人。”于是破例将其录为举人，这名考生就是陈三立。

1889年，陈三立中进士，同父亲陈宝箴一起在朝为官，为维新运动四处奔走疾呼。1898年戊戌政变后，陈三立因“招引奸邪”之罪被革职不用，与父亲陈宝箴一起返回江西。 

此后政途之上再无陈三立，而文坛上冉冉升起一颗新星。

陈三立本就学问渊博，致力于诗词研究，早年就有“吏部诗名满海内”之誉，回乡之后，陈三立登高挥笔：“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

从此开始了《散原精舍诗集》的收集记录。一首《城北道上》尽情抒发闲适生活：

晶砾新驰道，晴霆叠马蹄。

屋阴衔柳浪，裾色润瓜畦。

诣客能相避，偷闲亦自迷。

归栖枝上鹊，为我尽情啼。

梁启超夸赞：“其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浓深俊微，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伦比。”

杨声昭评价：

“光宣诗坛，首称陈(三立)、郑(孝胃)。”

而陈三立也将自己对国家的一片赤诚，转化为对后代教育的呕心沥血。

1903年，陈三立办了一所家学，为了供课堂之用，陈三立果断决定：“将我的住宅让出办学。”；他更以远大的眼光聘请了外国教师，注重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还废除"八股文"和跪拜礼节，禁止死背课文及体罚学生，大开创新式学校的先例。

除了办学，陈三立还乐于伸张正义。1906年，义宁州大荒，不少饥民前往宜丰天宝买粮，而一些居心不良的富商诬称饥民是“匪徒抢劫”，挑起斗殴，杀死饥民57人。

幸存之人含泪控诉富商的恶行，诉状却被扣下不发，饥民无奈求助陈三立，陈三立顿时怒不可竭，代表饥民具陈上疏，这件事闹到了刑部，经过详查核实，冤案大白，主犯及当地知县最终得到严惩。

1937年"卢沟桥事变"，战火波及北平、天津，众人纷纷携家逃离，而陈三立却说道：“我决不逃难！”当时日军气焰嚣张，有人就说中国必败，陈三立听说后怒斥：“中国人岂狗彘耶？岂贴耳俯首，任人宰割？”当时，陈三立的好友郑孝胥投靠日本，辅佐溥仪建立伪满政权，陈三立痛骂郑“背叛中华，图功利”，当即与之断交。

后来北平沦陷，日军欲招陈三立，派人登门百般游说，陈三立始终回答如一：“不去！”为了表明立场，他绝食五日，忧愤而亡！

在朝，则挺身而出，匡扶社稷；

在野，仍伸张正义，办学育人；

山居，就“萧然物外，不染尘氛”；

爱国，则慷慨赴死，大义凛然，

视功名利禄如粪土，

陈三立是当之无愧的君子。

有一次，学生来拜访陈三立，询问如何增进学问，陈三立却说：“你们现在要学习的，是如何做人。”处世先立身，做事先做人，

陈三立不但以此来教育学生，也以此来教育自己的儿子，膝下五子，个个人杰：长子陈衡恪（即陈师曾），近现代著名画家、艺术教育家；  次子陈隆恪为著名诗人；三子陈寅恪为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四子陈方恪为著名编辑、诗人；幼子陈登恪为著名词人。其中又以长子陈衡恪和三子陈寅恪的成就为高。

    2、卓绝父子  

陈衡恪（又名陈师曾），是民国初年天才横溢的画家，美术家，艺术教育家。

6岁那年，陈师曾随祖父乘轿游西湖，见湖面荷花盛开，小小的陈师曾竟不知不觉在轿板上用手指画荷花。

回家后，陈宝箴给了陈师曾笔墨纸砚，让懵懂的陈师曾学习画画，陈师曾和绘画的缘分就从这时开始。

10岁以后，陈三立给儿子寻找老师，陈师曾师从尹和白学画花卉，和周大烈学文学，和范镇霖学汉隶、魏碑，和范当世学行书，打下坚实地功底。

民国初年，北京金石书画之风大盛，陈师曾的花鸟画脱颖而出，

他的画作取百家之长而别具一格：他画兰花，笔下的兰花仿佛在风中摇曳；他画竹子，干亭亭而叶潇潇，如见其动，如闻其声。

他画山水，不学时流而另辟蹊径。“必须学甲的也学乙的，取甲乙的好处，而自己造出一个丙来，才能卓然成家。”

他的成功之处，正是在于取百家之长而独成一体。

陈师曾秉承陈三立之风，认为画画与做人是分不开的。

文人画之要素：

第一人品，第二学问

第三才情，第四思想，

具此四者，乃能完善。”

陈师曾就以他坦荡热忱的为人、丰富深厚的学识，折服了许多近代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陈师曾年轻时交到的第一位好友是鲁迅，鲁迅在东京筹办《新生》杂志时，陈师曾积极支持和赞助。

在日留学期间，陈师曾又和美术学校的李叔同(弘一法师)成了好朋友，1916年9月，李叔同为陈师曾题其荷花小幅：“一花一叶，孤芳致洁；昏波不染，成就慧业。”他将自己的玩具、泥偶赠与陈师曾，陈师曾则将这些赠物画为一条幅，挂于自己的画室中，以示不忘旧友。

在陈师曾一生的交往中，他与齐白石的渊源最是为人称道。

1917年，55岁的齐白石避乡乱居于北京，以卖画和篆刻为生。当时，他画一个扇面的价格是银币两元，比一般画家便宜一半，依然无人问津。一天，陈师曾逛琉璃厂，见到齐白石所刻的印章，顿时激赏不已，齐白石又取出《借山图》请他观看，陈师曾更欣然赋诗一首，并劝齐白石“画吾自画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

而从此齐白石就把这句话作为终生的座右铭。

1922年，陈师曾赴日参加 “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在这次展览中，由他携去参展的齐白石的画作轰动中外，齐白石从此一举成名，终成一代大师。对二人的艺术交往，齐白石称：“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

1923年夏，陈师曾得知继母病危，不顾暑热驰归南京，亲奉汤药。不久继母病逝，他也因连日劳累染病不起。

梁启超在悼词中说：

“师曾之死，

其影响于中国艺术界者，殆甚于日本之大地震。

地其影响于中国艺术界者，殆甚于日本之大地震。

地震之所损失，不过物质，而此损失，乃为无可补偿之精神。”

吴昌硕的挽词则是：朽者不朽。

陈师曾为人真诚，严于律己，坦率待人，颇得其父陈三立君子之风，而陈师曾的这种人格又深刻影响了他的儿子——中国植物园创始人之一陈封怀，陈封怀在金陵大学时就读农科，师从著名植物学家陈焕镛，那时起，陈封怀就对植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33年的中国，虽然有新建的众多植物园，但在这当中，却没有一座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供植物研究的植物园。当时植物学家胡先骕下决心要办一座像样的植物园，陈封怀当即参与了寻觅植物园园址的计划中。

他骑着毛驴，冒雨迎风，在山道路上行进，功夫不负苦心人，几次寻觅后，研究所决定在庐山建立森林植物园，陈封怀便在庐山山上、山下忙碌开了。

第二年，陈封怀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潜心研究报春花科和菊科植物。

1936年，陈封怀学成归国，他放弃了留在大城市获得优厚待遇的机会，毅然回到阔别两年的庐山森林植物园，为植物园的建设和发展辛勤工作。

然而正当庐山森林植物园的建设蓬勃开展的时候，日本侵略军逼近了江西九江，植物园即将遭到毁灭性的冲击，庐山周围炮声隆隆，憾不动依然坚守在岗位上的陈封怀，在工人几番劝说下，陈封怀方含泪离开。

1946年，传来抗战胜利的消息，陈封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马上回到庐山，一眼看去，满目疮痍，断瓦残垣，曾经辛辛苦苦培育的珍贵植物损失殆尽，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在这样艰苦条件下，陈封怀毅然挑起了重建植物园的重担：没有房屋，就和职工一起住在简陋的茅草棚里，没有粮食，就将吃的大米一步一步背上山，没有蔬菜，自己动手种马铃薯和萝卜，条件虽苦，但陈封怀没有逃避艰苦和设法迁往大城市，而是与职工一道，毫无怨言。

非但如此，他还四处筹集资金，恢复和发展植物园；又将自己兼任中正大学教授的工资贴补职工生活，维持植物园支出。此时的陈封怀不仅要与艰难困苦的条件作斗争，还要与破坏植物园的行为进行斗争。

1948年秋，蒋介石想装饰自己和宋美龄的居所庐山别墅——美庐，底下的官员为讨好蒋介石、宋美龄，派了四个人到庐山植物园挖掘红枫。

陈封怀挺身而出，义正言辞说：“红枫不能挖，树木是植物园的，我有责任保护！”那几个挖红枫的人见陈封怀坚定不屈，只好讪讪而退。为这件事，当时的江西省省长王陵基特意“宴请”陈封怀，要他“割爱”，当时的庐山管理局局长为此威逼陈封怀，而他都丝毫不为所动。

还有一次，在解放庐山前夕，国民党军队的散兵在庐山大肆抢劫，并装作土匪绑架了陈封怀，要勒索钱财，幸而第二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登上庐山，陈封怀才得以获救，也使中国当时惟一的植物园保存下来。

陈封怀不但对植物园事事亲力亲为，更积极钻研报春花科植物。单发表的植物研究论文就不下20篇，又主编了多本植物学书籍，单单《庐山植物园栽培植物手册》一书就记载了1250余种栽培植物，此外，他还参与设计杭州植物园；主持建立南京中山植物园；领导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华南植物园的建园工作......

爱国之心一片赤诚，不为权贵摧眉折腰，呕心沥血成就著述，陈封怀一身坦荡，将家族传统的爱国情怀展现得淋漓尽致。

“陈门五杰”享誉中华，而其中最为出名的便是陈寅恪。

得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两代人的文学积淀，得长兄陈师曾以身作则树立榜样，陈寅恪厚积薄发，成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

他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我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梁启超曾这样评价陈寅恪：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著作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我国著名古典研究专家傅斯年这样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1925年，清华大学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迎来了四位导师，前三位学者无一不是文坛翘楚：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才学过人、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而最后一位让人大跌眼镜，无学位，无著作、无文凭的陈寅恪。

众人不禁议论纷纷：“他教得了我们吗？”梁启超笑笑，一语惊诧旁人：“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

终于，陈寅恪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里，没多久，他就成了轰动清华的人物。

据学生讲：

“陈先生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

“陈先生讲课时七八种语言信手拈来。”

“陈先生讲历史，引诗举史，从《连昌宫词》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就连文字出处都说的一字不差！”

没错，这就是博古通今，学问精深的陈寅恪，他有一套著名的讲课规定：

“四不讲：

前人讲过的，我不讲；

近人讲过的，我不讲；

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

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

我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若是陈寅恪胸无点墨，何来这般霸气冲天之说？他是做老师的一座高峰，“桃李满天下”对陈寅恪来说，当之无愧。他的学生中多得是如季羡林、蒋天枢等大师。

后来凡是陈寅恪的课，皆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也来听他的课：研究院主任吴宓教授风雨无阻、堂堂必到；每当陈寅恪讲《中国哲学史》，在教室的角落里总能看到哲学专家冯友兰的身影。

在清华校园里，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难问题，都可以向陈寅恪请教，而且一定能得到满意的答复。

大家称他为“活字典”、“活辞书”，在师生中享有“盖世奇才”的声誉，吴宓曾不无感慨地说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又因陈寅恪身出名门而学识过人，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盛名之下，陈寅恪始终朴素厚实，谦和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他气度不凡，威望服众。

1932年，清华大学举行新生入学考试，陈寅恪出了一篇国文试题——作文《梦游清华园记》，另一题为“对对子”，上联为“孙行者”。

结果“对对子”这一题，一半以上考生交了白卷，对出“胡适之”而获满分的考生，仅周祖谟（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一人。其余答“祖冲之”，“王引之”之类也尚可成对，凡答“唐三藏”“猪八戒”“沙和尚”等都不及格。

当时正是白话文运动蓬勃发展之时,因此有人在报上批评清华大学食古不化，不应出怪题“对对子”考学生。

陈寅恪有理有据地提出四条理由：

一、测试考生能否区分虚字和实字及其应用；

二、测试考生能否区分平仄声；

三、测试考生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

四、考察考生思想条理。

这番解释一经发表，“对对子风波”即告平息，陈寅恪的威望可见一斑。

在繁忙的教学中，陈寅恪仍致力于史学研究工作，掌握和精通日语、德语、英语、法语，涉猎梵语，希腊语，巴利语，藏文、蒙文、突厥回鹘文、吐货罗文（土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佉卢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伊朗文（应当是古波斯文）、希伯来文等20多种语言。

他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主张在“在史中求识”，“诗史互证”，研究涉及到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别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语言学、敦煌学等。

不幸的是，陈寅恪患上目疾，医生最后下了一份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双目失明对于一个执笔之人而言，不亚于晴天霹雳，而陈寅恪却在这样的情况下，由助手帮助，写成了80余万言的《柳如是传》，步步卓绝，字字啼血！而这些文字在当时绝不可能出版，明知道出版无期，他依然坚持完成，一如他留学期只要学问，不要学位那般天高云淡的风范。

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1929年6月3日，在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陈寅恪首先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这是一种极纯极高的境界，而先生恪守终生。他的学问、他的独立、他的气度、他的坚毅、他的认真，他当之无愧是民国文坛上那颗最耀眼的星。

 义宁陈氏家风流芳 

 独立精神今日犹存 

义宁陈氏在短短几十年间，衍生出“陈门五杰”这样举足轻重的人物，究其缘由，其实是家族门风的百年积淀。

陈寅恪先生曾说:“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家世信仰之至深且固。”陈氏先祖陈腾远奉行“重信义、轻财贿”，教育子孙要“立仁德之志，操君子之节”。

陈宝箴父亲陈伟琳，因率领民兵抵抗太平军操劳过度过世，临终遗言：“成德起自困窘，败身多因得志”。这些箴言，深刻影响了陈宝箴及其后世，勉励陈氏子弟重德，爱国，好学的美好品行，成为他们言行举止的标杆。

陈氏家族宣扬传承的，是清正廉洁、不求富贵利达之心的君子风范。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这样的官职乃是一方封疆大吏，若旁人必然锦衣玉食，而陈宝箴却安于清贫，粗茶淡饭，他还恪守祖训，拒绝别人的馈赠。

1895年初秋，湖北巡抚谭继洵生了重病，而陈宝箴恰会医术，就帮谭开继洵开了个方子，不久谭继洵痊愈。为了报答陈宝箴，谭继洵特意派人送来鱼翅一盒，银票五百两，但陈宝箴都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

在陈三立身上，也可见其父的清明风骨，他多次推拒高官厚禄。

帝师陈宝琛对陈三立的才学十分赞赏，欲推荐陈三立入宫给溥仪讲授古文，陈三立婉言谢绝了。1906年，湖南工商界追念陈宝箴父子推行新政的举措，奏请为陈宝箴塑铜像，为陈三立授官职,陈三立再次断然拒绝。

1907年，袁世凯向陈三立伸出了橄榄枝，委任陈三立为参政议员。陈三立马上摆手：“恐难胜任。”

陈寅恪遍游欧美，但在生活作风上十分节俭。有一次，在美国，一位洋人朋友知道陈寅恪即将返国，特地相赠一份名贵的礼物，陈寅恪以不便携带为由婉拒；陈寅恪不爱接受外人馈赠，甚至亲人之间也同样严以律己。

一年冬天特别寒冷，侄儿陈封怀见他穿衣单薄，便送了一件皮袄给他。陈寅恪虽收下了却一直没穿，不久后又将原物退还给侄儿。

陈师曾住在北京时，曾有一位叫潘馨航的先生，对陈衡恪的画十分钦慕。一次，他登门请陈师曾作画16方，定润金共计16元。

但潘先生拿到画后，认为定价太低，给了20元。陈师曾不愿多收，他说:"我的画论价或许不止卖这些钱，但润例既定，说按规定收取，我一文也不会多收你的"。

“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陈氏家族宣扬传承的，是一份舍生忘死、刚直不屈的家国情怀。

1895年，陈宝箴得知《马关条约》签订，悲愤交加，长叹:“无以为国矣！”后他不畏强权，屡为国事上疏，又大力推行新法，为国鞠躬尽瘁。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陈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为了维持统治，特意派人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陈寅恪办东方文学院，陈寅恪坚决拒绝。

第二年，日方仍不死心，又派人前来请陈寅恪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面对金钱和威胁，陈寅恪始终不为所动。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氏家族宣扬传承的，是一份坦荡直率、宁折不弯的铮铮风骨。

曾经陈宝箴因“王树汶案”蒙冤，有人诬称他“日营营于承审各官之门”，企图“弥缝掩饰”，陈宝箴抗疏力辩，不是为了官位的去留，他说：“一官进退轻如鸿毛，岂足道哉”，他争的是一个真相，是一份正义，是自身的气节！他绝不能缄默不言。

后经朝廷委派阎敬铭复查此案，证明陈宝箴所辩真实不虚，还了他一个清白。

如此胆识、气度、风义，为晚清官场所仅见。陈宝箴抗辩自雄的整个过程，让我们看到了义宁陈氏独立之精神。

文革时期，当陶铸成了党内走资派第三号人物时，陈寅恪被数次要求揭发陶铸，并暗示"揭发有功"，陈寅恪大义凛然说道:“我绝对不会靠揭发别人这种无耻行径来而换取廉价的宽大！”铮铮风骨，宁折不弯。

义宁陈氏留给后世的家训家风，已成为陈氏后人立身处世的行为准则，如今义宁陈氏后人仍活跃在中华舞台：陈寅恪的三个女儿，陈流求、陈小彭和陈美延，分别在医学、生物和化学领域有所建树；

陈云君，陈三立之孙，书画大家；

陈小从，陈隆恪之女，诗词家，著《吟雨轩诗文集》；

陈星照，陈登恪之子，北京市环境保护局任总工程师；

陈贻竹，陈封怀之子，中国科学院研究员

......

朱德裳在《三十年闻见录》中赞叹:“吾阅世数十年，所不愧清风亮节者，义宁陈氏足以当之。”是的，陈门子弟用他们坚毅的一生书写的:

是刚直耿介的君子之风，

是舍我其谁的英雄气魄，

是保境为国的民族大义，

是俯仰无愧于天地，行止无愧于人心的赤诚精神！

义宁陈氏，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