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织造文化：亟待开发的宝库

苏州碑刻博物馆珍藏的《苏州织造局图碑》（1647年）、《苏州府约束踹匠碑》（1701年），反映了清代苏州织造业发展、布局等，是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物资料，对于研究整个江南地区的织造文化有很大的帮助。

《苏州织造局图》碑，清顺治四年（1647），吴宗润、吴德润篆额，宽80cm，高198cm。

半是国企半是“线人”的织造署

盛产生丝、精于织造的苏州自唐宋以降就成为国内的丝织中心。为满足宫廷需求，自元代起朝廷就在苏州设立织造局，明代由太监兼理织造，清廷吸取了前朝宦官当权的弊病，于顺治三年（1646）专设织造局，以工部侍郎总理织务。

康熙十三年（1674）织造局改为织造衙门，又称织造府或织造署，衙门设在带城桥东、明朝嘉定伯周奎故宅之上，再由内务府派郎官掌管，这是皇室内廷对织造府加强控制的开始，而这种控制的背后有着极强的政治色彩。

经过了裁撤“三藩”、收复台湾、平定西北边陲的康熙皇帝，对经济实力雄厚、文人士子云集的江南地区非常重视，安抚士绅、招揽民心是他的既定方针；了解舆情、掌握动态是他的重要手段，由内务府掌管的织造署由此成为康熙皇帝的线人与耳目，在整个长三角地区，江宁、苏州、杭州三个可以直接向皇帝“呈递密折”的织造，把包括降水、收成等在内的各类民生新闻源源不断地寄到紫禁城。

苏州织造署。||新华报业视觉中心记者 乐涛 摄

当然，为皇家督造、采办织物的织造署还是要担负起组织生产之职，从故宫的清室档案中可以轻易地查到江南三织造进呈给内廷的货品名录。不过，沈从文先生的一篇《逛厂甸》为江南三织造的工作业绩，提供了更直观的印象：“若到前外或东西四牌楼挂货铺及天桥旧货棚观光，……彩色鲜明花样文巧材质讲究的库缎、湖绸以及绫锦罗纱，千百匹堆积席上，五色缤纷，无人过问。（直到民国二十五六年，在东华门挂货铺中，乾隆宫纱就还只到二三元一区，大家买来作窗纱用。）”——让人叹惜的是，这篇文章所记事实正是1919年“五四”至1940年代的北京城内，数量惊人的内廷精工织物如何沦为廉价日用品的悲凉场景。

担任30年苏州织造的李煦不应被忽视

康熙三十二年(1693)三月，山东昌邑人李煦出任苏州织造，在此之前，身为皇家包衣的李煦已经在广东韶州和浙江宁波两个知府任上，有了切实的基层工作经验，是一个相当成熟、圆滑的能吏。

20世纪70年代，中华书局出版了从清宫档案中辑录而出的《李煦奏折》，这是研究康熙朝苏州经济、文化、民生的一个重要读本，而且正因为李煦负有前述“线人”密报的职责，所以，他在上报康熙的信息中，没有官场行文常见的报喜不报忧和避重就轻，基本上是据实记录，这就为今天苏州历史、文化的研究保存了许多真切的细节。

2011年，北京曹雪芹学会在其会刊《曹雪芹研究》上发表了在山东昌邑发现的李煦《虚白斋尺牍》复印件部分，这份宝贵的资料来自李煦堂弟、徐州知府姜焯（李煦之父李士桢原名姜士桢，被俘后过继给正白旗包衣佐领李西泉，更姓为李）的后人，1988年被当地文化人士经复印得以存世。《虚白斋尺牍》共2卷，书启316件，文2篇，是李煦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十月出任两淮巡盐御史，至康熙五十五年（1716）所写信札的部分汇集。从这些信札中可以看出，李煦为官颇重恩威并施之道，在应付盐商、查辑私盐、稳定盐价等方面，他都能游刃有余。在私人信件中反映出来的公务信息，若与“正史”互为对应，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面貌。

迷雾重重的红学线索有多少发端于织造署？

李煦任苏州织造30年，曹寅任江宁织造20年，李煦的妹妹嫁给了曹寅，曹寅的孙子曹雪芹写下了旷世巨著《红楼梦》，因此苏州织造署与红学、曹学就有了深深的关联。

苏州织造署。||新华报业视觉中心记者 乐涛 摄

由于资料的匮乏，曹雪芹详细的生年时间以及出生地至今都是个未解之谜。道光十四年（1834），画家费丹旭到苏州寓居拙政园时，就听老人传说，雪芹因为李煦的关系，曾在园中住过。冯其庸先生在《关于李煦》中也写道：“解放前我在苏州时，还听传说说雪芹是生在苏州织造府的，还曾到过拙政园，因为拙政园有一部分房子是曹寅任苏州织造时买的。后来归了李煦。”

因此，幼年曹雪芹是应该造访过苏州织造署，见识过李府“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鼎盛气派；而在短短数年中，整个家族又深深地卷进了争夺皇位的可怕漩涡中，并且以抄家为奴告终。———这些记忆都是促成他写下《红楼梦》的直接原因。

由于曹寅与李煦曾经轮流出任过两淮巡盐御史一职，李煦在《与李运司》信中对老妹丈曹寅作出了非常明白的评价：“其性情行事每多孩气。” 

姑苏晚报首席记者　李婷

编辑: 杨玉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