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新华日报 | 44年前，我抱着一棵大白菜当见面礼

文 | 刘丽明

几天前我到报社有事，偶遇王劭老师，我们多年不见，要坐下来说说话。

王劭老师说，我前几天才想到你的，想到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你还记得吗？

我有些茫然。 那是很多年前了，我在农村插队，给新华日报投稿，王劭老师是文艺处的编辑，他编发了我的处女作《在车上》。见面应该是在这之后的事，我不记得细节了。

王老师说：“当时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那天我看见个小姑娘，抱着颗大白菜进来了。我就奇怪，这是干什么来的？这时候你就说你是刘丽明。我想哦，我知道了，你是插队知青，从农村来的，难道你没有回家直接就到报社来了？后来你说，回过家了，这颗大白菜是送给我的。”

我听了惊笑，啊？我送礼送一颗大白菜啊？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我仿佛看见一个又土又夯的女孩子，跟自己认为的那个细腻敏感的形象完全是两码事。但是我逐渐认可了，不错，这是我干出来的事，我做事不是障碍重重就是有点夯，而且自我封闭自行其是。我不记得也对头，说明我当时对这件事的突兀程度丝毫没感觉。大白菜肯定不是我买的（我极少买菜），应该是我回城时农民送的，我背到南京，想想去见编辑老师要送点什么，就顺理成章地送去了。半懂半不懂的世故，也敢用来闯天下。我朋友常说，让人捏着把汗。

王老师继续说：“我当时很为难，心想这个大白菜这么重，不收吧，还得让小姑娘再扛回去，不忍心；收了吧，给钱怎么个给法？后来想，先收下，以后再找机会还这个人情。可是，一直到现在，都没法还，我想，这颗大白菜就算永远欠着了。”

44年过去了，王劭老师今年88岁，他说“永远欠着”那句话时，微笑中仿佛带着时间流水的粼粼波光，有宛如夕照般的温暖颜色。我有点难过，过了这么久，我才知道老师当初这一份体贴和理解，王劭老师是个诗人，也是个骄傲的人，我那么唐突，他却没有让我感到有一丝丝的不妥和羞惭。这大概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送的最“合适”的礼了。

那一次我是初生牛犊，因为第一篇速写一投便中，太顺，后来就没那么顺了，记得第二年发过一个整版的小说，发表前的修改过程很磨人——因为这篇《暴雨之后》，不像《在车上》那样，无意中被我抓到了一个文学因素，我那个时候尚没建立自己的语言，所以后来整整十年写不出东西。这段修改的曲折，在文字上只是为了契合当时的大环境，不重要，但是在经历上，它让我把之前侥幸越过的体验给补上了，我之前没有觉得新华日报高不可攀以致望而生畏，所以敢送大白菜，这下胆子小了，我最记得每次送改过的稿子去，一踏进中山路55号那栋老楼就紧张，那宽大的楼梯光线是暗的，我感觉每个台阶都是那么陌生，那么排斥我，我意志稍微不坚定一点就要撤退逃跑了。这个心理印迹直到我11年后应聘考进新华日报后，还会偶尔地反刍一下，我会在楼梯上确认并安抚自己，我真的是这个地方的人了，我再也不需要感到陌生了。

每次稿子通不过，我心里就空得撑不住，我压根就理解不了老师说的改法啊，那一刻我只想赶快躲到一个地方，放任自己崩溃。可是王劭老师有时偏偏送我下楼，直到大门口，这样我就需要强打精神多撑一会。颓丧之余唯一得到的精神支柱是，王老师又给了我一摞稿纸，那种每页300字，页面下端还印着新华日报字样的稿纸。我把稿纸称为精神支柱没有用错词，每当我因知青身份兼处事之笨受人轻视，需要挽救自尊时，就会有意无意地显摆这个稿纸，享受周围“乖乖，新华日报嘛”的吃惊表情，新华日报这个当时特别高大上的单位，其威力甚至可以通过稿纸向社会辐射出去，这样我顶着陌生感在暗沉的楼梯上艰难攀登的代价也算付得值了。

王劭老师总记得给我稿纸，是因为我第一次投稿是用练习本的纸写的，写得很密。王老师怕排字工人看不惯，就用稿纸替我抄了一份发排。可是他以前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件事。这次我跟薛颖旦聊投稿的事，她说她曾从王老师那里看过我第一次投稿的手迹。我们的前辈编辑啊，你们为底层的通讯员还做了多少默默无闻的工作？

1975年，王劭老师推荐我参加了三个月的新华日报通讯员学习班。那三个月是我整个插队八年间最明亮的日子，是人生的第一个小高峰。我的青春期几乎没有照片，只在那个时候由新华日报的摄影记者拍了几张。1976年我上调回城，进工厂，又过八年，新华日报招聘，经过了初试、复试和面试，1985年，我成为新华日报的编辑记者，直到退休。

王劭老师的记忆，弥补了我的自我认识。1973年，一颗大白菜几分钱？当王老师把这个让他踌躇半生的“欠账”交代给我时，他有没有想到，他还了我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这个隐喻就是：新华日报是我生存最艰难时期强大的支持系统，而我报之以日常的菜蔬——二十年编辑记者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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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车上

刘丽明

单季晚稻栽插结束后，我在县里开了两天会，今天坐早班车回公社。

车子里坐着各种各样的人，有的互相打着招呼，有的低声谈笑。一个梳小辫子的姑娘在喊：“喂，同志，这上面不能放东西，是公社医院的药。”我旁边一个穿工人服的青年说：“放在这上面吧，都是铁家伙，吃得住的。”说完又满意地添了一句：“这零件昨天下午才带来，农具厂的同志开夜工给修好了，我这开拖拉机的总算一天也没失业。”接着，又把他的拖拉机夸了一通。车子里真是笑语纷杂，热气腾腾。

车开了。忽然后面响起了一个大嗓门：“喂，同志。你到哪儿下？”我回头一看，见坐在我后两排的一个近四十岁的农村妇女，正向坐在她前面的一个男同志发问。

“我吗？到谢桥。”那男同志回答。

“噢，那我跟你讲，”那妇女说：“我到张庄。张庄是第一站，我俩换个位子好不好？”

“换位子干嘛？”

“靠近车门总好一点。”

“你怕下不去呀！”那男同志笑着站起来。大嗓门的妇女高兴地与他换了位子。还没坐稳，她又向坐在我旁边的拖拉机手办起换位子的交涉来了。“同志，我到张庄……”

“哈……”全车人都笑起来了。她那大嗓门和这种少有的举动，早已引起大家注意。

一位年长的农民说：“用不着换，笃定下得去的。”

她说：“不行。出去几天，心里惦记着队里，恨不能一步就到。”

拖拉机手问她：“你们张庄庄稼怎么样？”

“咳，我们张庄特别好，你知道我们今年麦子收多少？”

“不知道。”

那妇女得意地伸开五指，说：“亩产五百斤，怎么样？”

拖拉机手滑稽地伸了伸舌头，忙不迭地站起来说：“跟你换位子。你五百，我才四百，让你坐第一位。”又是一阵笑。那妇女也心满意足地在我旁边坐下了。

有人问她：“你不大坐车吧？”

她摆摆手，“张庄到县城十几里路，一抬脚就到。今天嘛，是为了赶早下田。”

“去县城干啥？”

“看女儿。她在县中上学，生病了。”提到她女儿，话又多了。“为了这个女儿上学，我跟她爹不知吵过多少回。他个死脑筋，硬说读书没有用，说什么城里高中生都下来种田，你这个农村的还想上去啊！”

“那你怎么说服他呢？”

“我老实不客气地顶他：要是读了书就不想种田，以后都识了字，都不想种田，大家都把嘴巴缝起来算了。”

“说得好。”我不禁也插了嘴。

她看看我说：“你是知识青年吧？”

我点点头。

“我们张庄也有知识青年。”

我笑了。又是“我们张庄”！我碰到不少社员，他们一开口总是谈自己的社、自己的队。我有时也听出，尽管他们那里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在他们的话语里，是那样乐观而自信，夸耀着队里的变化，队里的土地，队里的人。我往往被他们那种真挚的感情所动，也爱起他们的队来。

这位大嫂滔滔不绝地讲起张庄的知识青年。她说，有个叫玉华的女知识青年，劳动特别好，晚上还教夜校。有个叫李杰的，一开始劳动不够好，这几年变得很好，去年当上了生产队会计。还有一个当了农业技术员。说着，她又问起我来：“现在劳动习惯了吧，会栽秧吗？”

我说：“习惯了，也会栽秧。”

“农村比城里要苦点，但长了就习惯了。”

后面的拖拉机手问她：“你跟你丈夫的‘官司’后来怎样啦？”

“当然我胜利啰，知识青年全都撑我的腰。”

“对，还是你觉悟高。”拖拉机手佩服地说。

“我也不算高……”她忽然停下不说，两眼盯着窗外，转脸对我说：“你看那块早稻，肯定缺管理、缺肥……喏，这儿的就好了。刚才那块不知是什么队的。”

拖拉机手笑起来，“你要是坐我的拖拉机，我保证停下来，让你去问问那儿的队干部，为什么不把稻子管理好。”

旁边一个调皮鬼插嘴说：“那人家一定以为县里下来一位妇女干部呢！”

大家都笑了。

那位大嫂瞪起眼睛说：“管他们以为什么，我照管！”说完，自己忍不住也笑起来。她那爽朗的笑声，会使你觉得，她的热情足够关怀全世界。

车子颠簸着。我因为几天来很疲劳，给车子一颠，觉得头昏，胃里也翻腾得厉害，终于忍不住吐了。大嫂慌忙地站起来，嚷道：“哎呀，这怎么办？”

这时车子停了。张庄车站的检票员喊：“张庄到了，有下车的快下车。”

那位大嫂急急忙忙地下去了。车上一阵忙，下的下，上的上，忽然她又上来了，端来一碗开水叫我喝。我头昏得厉害，喝了开水，心里稍微安定了一些，道了谢，把头靠在窗上。她说：“我把碗送去。”又下去了……

车开了。清风吹到脸上，觉得好了一些。忽然，后面的拖拉机手惊叫起来：“咦，你怎么没下车？”

我一抬头，看见大嫂还站在我身边。“不好了，张庄过了！”

大嫂望了一眼窗外，说：“噢，我忘记了。”她弯下腰问我：“好点了吗？”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激动地点了点头。

拖拉机手叫驾驶员把车子停下了。“快下吧！”小伙子推推她，“喊了一路张庄，关键时刻倒把张庄忘了。”

“这地下吐的还没扫……”

“你下车吧，不用你扫。”

“好好好，那就再见了。”大嫂说着下了车。

我想再看看她，眼睛却蒙上了泪花。

编辑: 薛颖旦